六、福格特和“新莱茵报”

《SÎn　kumber　was　manecvalt》

本人声明，他在“主要著作”里“必须”（同上，第162页）“〈马克思之流〉”。但奇怪的是，他所谈的冲突，都是他从未经历过的，而他所经历过的冲突，却又是他从来不谈的。因此，我不得不把他的荒诞的故事同少许真情实况对照一下。如果翻阅一下“新莱茵报”合订本（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那就会发现，在1848年，除了唯一的一次例外，福格特的名字既未见于“新莱茵报”的社论中，也未见于该报的通讯中。他的名字只是出现在有关议会辩论的日常报道中，而且，法兰克福的这些报道的撰写人为了取悦于福格特先生，从来都不忘记认真地写上“他发表的演说”所博得的“掌声”。我们看到，当法兰克福议会右派拥有像那样的喜剧小丑和像那样的的联合力量时，左派却只好满足于福格特一个人扮演的单人滑稽剧。我们了解，他需要夸奖——

《that　important　fellow，

　　因此，我们就让这位法兰克福的通讯员去为所欲为。1848年9月中以后，报道的语气开始有了转变。

在辩论马尔摩停战协定中用夸张的革命空谈来煽动起义的福格特，在紧要关头却竭力阻挠接受那些由普芬斯特瓦得人民集会提出的并得到一部分极左派分子赞同的决议[424]。在街垒战失败，法兰克福变成一座兵营，并在9月19日宣布戒严之后，同是这个福格特却同意察哈里埃提出的关于赞同帝国内阁迄今采取的各项措施并向帝国军队表示感谢的建议。在登上讲台之前，甚至连也反对“”这些建议，他宣称：在这样的时刻进行这类辩论，是同议会的尊严不相容的。但是福格特费奈迭。为了惩罚这种做法，我在议会的报道中，在“福格特”这几个字上加了“空谈家”几个字，这是对法兰克福通讯员的一种言简意赅的暗示。

同年10月，福格特不仅不再在当时蛮横无礼、反动透顶的多数派面前玩弄一套把戏，——这是他自己的事情，——甚至不敢在（代表施潘道要塞的）10月10日代表大约40名议员提出的反对保卫国民议会法[425]的抗议书上签名。戚美尔曼说得很对，这一法律是对三月革命所争得的各项人民权利——集会、言论和出版等自由的一种极端无耻的侵犯。甚至也提出了类似的抗议。但。当他后来在建立中央三月同盟[426]期间又开始大摆架子时，他的名字终于在“新莱茵报”（1848年12月29日的一号）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了；这篇文章把三月同盟称做“反革命的不自觉的工具”，把它的纲领驳得体无完肤，而把福格特描绘成一位两面派人物的一半，另一半是。十多年以后，这两位“未来的大臣”看出了他们的血缘关系，便把当做他们团结的座右铭。

不仅是三月同盟后来的“发展”证明我们对它的估计是正确的。海得尔堡人民同盟、布勒斯劳民主同盟、耶拿民主同盟等等都轻蔑地拒绝了它那纠缠不休的拍马拉拢手段，而曾经加入该同盟的那些极左派代表人物于1849年4月20日发表的退盟声明，也都证明我们在1848年12月29日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然而，心平气和、宽宏大量的福格特却决心要用他的高尚情操使我们惭愧得无地自容，这一点可从下列一段引文中看出：

“‘。‘所谓帝国议会’的法兰克福的所谓‘三月同盟’，竟厚颜无耻地给寄来了如下一封石印的信件：

‘三月同盟决定编制一份我们支配的的名单，并分发给和我们有联系的一切同盟，以便在这些同盟的协助下，使上述报纸优先得到有关的公告。在把这份名单通知你们时，是整个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

中央三月同盟理事会

‘新莱茵报’也被列入了随信附来的报纸，——据说这些报纸都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给三月同盟支配，三月同盟的拥护者都应当把‘有关的公告’优先供给这些报纸刊载，——加了。现在我们特作如下声明：我们报纸的版面从来没有提供给这个所谓三月同盟支配……因此，既然三月同盟也把我们的报纸列入确实把自己的版面提供给它支配的报纸的石印名单，并称为它的机关报之一，那末这简直是对‘新莱茵报’的诬蔑，是三月同盟的庸俗吹嘘……

对于财迷心窍、耽于竞争的爱国志士们关于收费的公告对报纸来说是的意义这个龌龊的意见，我们当然不打算回答。‘新莱茵报’在一切方面都始终和爱国志士们不同，而尤其和他们不同的是，它从来没有把政治运动看做投机勾当或收入来源。”[427]

在“新莱茵报”断然拒绝了福格特之流提出的收入来源之后不久，在这个中央商务同盟［注：这是发音近似的文字游戏：《Central-Märzverein》是“中央三月同盟”，《Central-Commerzverein》是“中央商务同盟”。——编者注］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泪流满面地说该报是“纯德国式争吵”的典范。在我们回答这种哭诉的那篇文章的结尾（“新莱茵报”第248号），我们把福格特叫做“一个在省的大学区的小饭馆中高喊的人和一名”[428]。诚然，在皇帝问题上，他当时（3月15日）还没有走上极端。可是我们一眼就看穿了福格特先生，因而能够把他未来的叛变活动——他本人对这种活动暂时也还是不清楚的，——看做既成事实。

不过，在这以后，我们就把福格特及其同伙交给那位年轻的、既有才智又有胆略的去摆布。施略费尔是3月初从匈牙利来到法兰克福的，从此以后就向我们报告帝国蛙池里的风波。

在这段时间里，福格特竟堕落到这步田地，——当然，这种情况与其说是“新莱茵报”造成的，不如说是他自己造成的，——以致敢于在1849年4月25日的会议上把他斥之为“”。

“新莱茵报”的一位编辑，由于参加爱北斐特起义而不得不逃亡[429]。一再想通过法律手续迫使我保持沉默的企图在陪审法庭上遭到失败，而政变内阁的机关报“新普鲁士报”[430]一再揭发“‘新莱茵报’的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注：秦波拉索峰是南美科迪勒拉山脉的最高峰之一。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意即粗卤无礼到了极点。——译者注］”，——“同这种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比较起来，1793年的‘通报’也要黯然失色”（见“新莱茵报”第299号）[431]，——在这以后，我本人也很快被驱逐出普鲁士了。这种“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在普鲁士的一个要塞城市里，在得胜的反革命势力企图用无耻的残暴态度来炫耀一番的时候，是完全适得其所的。

1849年5月19日，出版了“新莱茵报”的最后一号（用红色油墨印的一号）。在“新莱茵报”存在期间，福格特一直保持忍耐和沉默。一般说来，如果某个议员要表示抗议，总是用一种彬彬有礼的方式来表示的，——大致是这样：

“阁下！我对贵报提出的

　　“新莱茵报”停刊一个星期以后，福格特终于认为久已等待的机会已经到了，在议会不可侵犯这一面盾牌掩护下把长期积聚在他内心深处的“物质”转变为“力”[432]的时刻已经到了。“新莱茵报”的一位编辑，代替一位已故的西里西亚议员，进入“已处于分崩离析状态”的法兰克福议会。

要了解下面叙述的在1849年5月26日议会会议上出现的情景，就不应忘记：当时德勒斯顿的起义和莱茵省其他地区的局部发动已被镇压下去，巴登和普法尔茨正面临帝国的干涉，俄国的主力部队正开往匈牙利，最后，帝国内阁简单地宣布议会的一切决议无效。议事日程上有两篇“告德国人民书”：一篇是乌朗特根据多数派的意图草拟的，另一篇则出自三十人委员会中属于中间派的成员们之手。[433]会议主席是达姆斯塔德人［注：文字游戏：Reh〔雷〕是姓，《Reh》是“小鹿”。——编者注］，他后来成了兔子，并且也“脱离”了处于“土崩瓦解”状态的议会。我不妨来引证一下记圣保罗教堂里开会情况的官方速记记录（第229、228号）。[434]

［注：约翰大公。——编者注］ 这个议会把大公——帝国摄政王叫做人民叛徒

　　会议继续进行。哈根和察哈里埃发表了长篇演说，一个赞成多数派的告人民书，另一个反对。最后站起来的是

［注：马克思嘲笑福格特用错了动词形态。——编者注］〉，因为那些不再相信本国人民，并在决定关头背叛人民事业的人已同议会分道扬镳了！先生们，

　　他所说的——都是垃圾［注：这里套用了乌朗特所写的诗“歌手的诅咒”中的一行（原诗是：“他所说的——都是鞭策”）。——编者注］。

对告人民书只字未提。主席一再要求他守秩序，他之所以掀起这一场轩然大波，是因为他宣布，并且要求议会宣布他们是。但是，这位“大公——帝国摄政”、这“老朽的哈布斯堡”（）和“”，对于福格特来说，都是“”。他同福格尔魏德的瓦尔特一齐歌唱：

des　fürsten　milte　ûz　ôsterrîche

　　福格特是不是那时就已经同约翰大公有了“科学关系”，像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见“主要著作”，文件，第25页。）

十年以后，同是这个福格特在他的“研究”里（第27页）说：

“无论如何，下列事实是肯定无疑的：就像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首领们低估了

　　在同一次会议上，曾通过济克马林根的议员维尔特转告，要同他用手枪进行决斗，可是当上述的福格特决定为了国家的福利要保下自己的人皮时［注：科贝斯第一在我们已经提过的雅科布·费奈迭写的抨击性小册子里叙述说：“在圣保罗教堂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即在加布里埃尔·里谢尔发表了关于皇帝的演说以后受到加格恩的拥抱的那次会议上，当卡尔·福格特用一种讥笑人的慷慨激昂的神情大喊大叫地去拥抱议员戚美尔曼时，我向他喊道：‘别耍这一套顽童的鬼把戏了。’于是，福格特认为必须用挑衅性的骂人话来侮辱我一顿；可是当我要求他决斗时，他却通过一位朋友的长期斡旋，厚着脸皮收回了对我的侮辱。”（同上，第21、22页）］，沃尔弗就以体罚来威胁他。但是，当沃尔弗从圣保罗教堂走出来，看见大胆查理由两位妇人左右陪伴着的时候，他不禁捧腹大笑起来，并让他听天由命去了。虽然沃尔弗也是一只有狼牙和狼心的狼，可是他在女性面前却成了一只羔羊。他所采取的唯一的、而且是不痛不痒的报复手段，就是发表在“新莱茵报评论”（1850年4月号第73页）上的一篇题为“”的文章，该文在谈到前帝国摄政时说：

“在这些危急的日子里，中央三月同盟的成员们表现得异常勤奋。他们在离开法兰克福之前，就向各地的三月同盟以及德国人民号召说：‘同胞们！敲十一点钟了！’他们又从斯图加特发布了一篇呼吁建立国民军的‘告德国人民书’，——然而，中央三月同盟时钟的指针却停在老地方，或者时钟上的刻度Ⅻ就像夫赖堡大教堂时钟上的刻度一样被弄掉了。总之，告人民书里又说：‘同胞们！敲十一点钟了！’啊，如果这个钟点早一些敲响，至少在那时，即在中央三月同盟的英雄［注：福格特后来为他的纽伦堡的功绩辩解说，因为“他本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葬送法兰克尼亚革命时[435]敲响，那该多好；啊，如果它向你们敲，而且敲穿你们的脑袋，那该多好！……摄政政府在夫赖堡政府大厦内设了办公室。

　　沃尔弗没有学格莱纳的样。他并没有在“评论”“出版之后”“马上就动身到美国去”，而是又在瑞士呆了一年之久，等待州官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