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泰霍夫的信

“人物”又从

《tristo　sacco　Che　merda　fa　di　quel，che　si　trangugia》. ［注：“把食物变成粪便的臭皮囊。”（但丁） ——编者注］

　　中取出了什么东西呢？

。

“我能用来评定这类〈即硫磺帮的〉勾当的最好方法，就是在这里引用一个人的信；这个人，凡是认识他的〈！〉，都说他是一个正派人；我所以敢于公布〈公布正派人呢，还是公布信？〉，因为这本来就是专供 于1850年8月底从瑞士移居伦敦。他的信是寄给前普鲁士中尉（他当时住在伯尔尼）“通知朋友们”的，即通知“”的成员们的；“集中”是一个十年前就宣告结束的秘密团体，由侨居瑞士的德国流亡者建立，成员极为复杂，其中有大批议会议员。泰霍夫是这个团体的成员，但福格特和他的朋友们并不是。那末，泰霍夫的信怎么会落到福格特手里，又是谁授权他公布的呢？

1860年4月17日，本人从澳大利亚写信告诉我说：

“无论如何，我从来没有理由授权

　　在泰霍夫这封信本应通知的“朋友们”中间，只有两位还在日内瓦。现在就让他们两位自己来说吧：

“［注：埃梅尔曼。——编者注］

［注：博伊斯特。——编者注］ ［注：拉尼克尔。——编者注］不是泰霍夫的信要通知的‘朋友们’之一；然而

　　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从上引的席利的信中留了一段话备用。这段话是这样的：

“我之所以不得不在这里提到这位 的信就是这样。

可见，是从席利的流亡者档案中探出［注：在德文中用的动词是《aufstiebern》，意思是“探出”、“仔细搜寻”，它同警探施梯伯〔Stieber〕的名字发音相似。——编者注］泰霍夫的信的。尽管席利从伦敦提出要求，但他没有把信寄回。于是“朋友”把信转交给“朋友”福格特，而“朋友”福格特则以他所固有的道德上的委婉宣称他有权公布这封信，因为福格特和也是“朋友们”呀。这样一来，谁写信“通知朋友们”，因而也就是写信给福格特和拉尼克尔这样的“朋友们”——arcades　ambo〔两个阿尔卡迪亚人〕、〔两个来自阿尔卡迪亚的人〕。［注：这是拜伦在其小说“唐璜”（第四首歌第九十三节）中曾经用过的味吉尔的话，意思是“两个坏蛋”；这一用语已成了普通用语。——编者注］

我很遗憾，这种别致的法学竟使我想起了遗忘差半、埋没已久的往事。但是拉尼克尔既然已经开了头，那我也就不得不奉陪了。

是1836年在巴黎成立的，最初用的是另一个名称。它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机构：一定数目的成员组成一个“支部”，同一城市的各支部组成一个“区部”，数目或多或少的区部组成一个“总区部”；整个组织由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委员会由所有区部的代表大会选出，但它有权自行补充其委员，也有权在紧急情况下任命自己的暂时继任者。中央委员会起初设在巴黎，从1840年到1848年初改设在伦敦。支部、区部的领导人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全是选举出来的。这种民主制度，固然完全不适用于一个策划阴谋的秘密团体，但至少同一个宣传团体的任务是不矛盾的。同盟的活动，首先是建立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这类协会至今还存在于瑞士、英国、比利时和美国，它们大部分是直接由同盟建立的，或者是由同盟以前的盟员创办的。因此，这类工人协会的组织到处都是一个样子。每星期当中规定一天讨论，一天社会娱乐（唱歌、朗诵等等）。到处都建立了协会的图书馆，而且，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开班给工人讲授基本知识。在这些公开的工人协会后面进行领导的同盟，既可以把协会用作进行公开宣传活动的极为方便的场所，另一方面，又可以从中吸收非常能干的成员来充实自己和发展自己。由于德国手工业者过着辗转奔波的生活，中央委员会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需要派遣特使。

至于同盟本身的秘密学说，它经历了法、英两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它们的德国变种（例如魏特林的幻想）所经过的各种变化。从布伦奇里的报告[393]中可以看出，从1839年以来，除了社会问题以外，宗教问题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德国哲学从1839年到1846年这一时期内所经历的各个不同阶段，都在这些工人团体内部找到了极其热烈的追随者。这个团体的秘密形式起源于巴黎。同盟的主要目的是在德国工人中间进行宣传，这种目的要求它在后来也保持这种形式。我第一次逗留巴黎期间，经常同那里的同盟领导人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保持私人交往，但并没有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在布鲁塞尔（是基佐把我放逐到那里去的），我曾同恩格斯、威·沃尔弗等人成立了一个到目前还存在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394]。同时，我们还出版了一系列抨击性小册子，有的是铅印的，有的是石印的；我们在这些小册子里，对构成当时同盟的秘密学说的那种英、法两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这二者的杂拌儿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了代替这种杂拌儿，我们提出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研究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最后并用通俗的形式说明：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在我们的活动的影响下，伦敦中央委员会同我们建立了通讯联系，并在1846年年底派了一个中央委员、钟表匠（他后来以一个革命士兵在巴登战场上阵亡了）到布鲁塞尔来，邀请我们加入同盟。我们对这种建议有种种顾虑，但都被莫尔打消了，因为他通知说，中央委员会准备在伦敦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大会上，我们所坚持的各种批判的观点，将作为同盟的理论在正式的宣言中表现出来；他又说，可是为了同保守派分子和反对派分子作斗争，我们必须亲自参加大会，这就涉及到我们要加入同盟这样一个问题了。这样，我们就加入了同盟。代表大会举行了，参加大会的有来自瑞士、法国、比利时、德国和英国的同盟盟员，经过几个星期的激烈辩论以后，通过了由恩格斯和我起草的“共产党宣言”，该宣言于1848年初问世，后来又出版了英文、法文、丹麦文和意大利文的译本。二月革命爆发时，伦敦中央委员会委托我领导同盟。在德国革命时期，同盟的活动自行中断了，因为已有了更有效的途径来实现它的目的。1849年夏末，当我再次被赶出法国来到伦敦的时候，我发现那里残缺不全的中央委员会已经重整旗鼓，并且同恢复起来的德国各区部重新建立了联系。过了几个月，来到了伦敦，根据我的建议，他被吸收参加中央委员会。他是由介绍给我的，恩格斯曾担任他的副官参加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为了对同盟的历史作出全面的介绍，我还要指出：1850年9月15日，中央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分裂。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连同恩格斯和我，都决定把中央委员会的会址迁往科伦，该地早就是德国中部和南部的“总区部”的所在地；除了伦敦以外，科伦也是同盟的知识分子的最重要集中地。

我们同时退出了伦敦。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在维利希和沙佩尔领导下，成立了宗得崩德[395]，它不仅同工人教育协会保持联系，而且还同瑞士和法国恢复了从1848年起就已中断的关系。1852年11月12日，科伦案件的被告们被判罪。过了几天，根据我的提议，同盟宣告解散。一份关于同盟解散的文件（注明日期是1852年11月），我已经附在我对“国民报”的诉讼案的文件里。这份文件指出，同盟之所以解散，是因为从德国大肆逮捕以来，即从1851年春天以来，同大陆上的一切联系实际上都已经中断了；加之这种宣传团体也根本不合时宜了。过了几个月，即1853年初，维利希—沙佩尔的宗得崩德也寿终正寝了。

引起上述分裂的原则性原因，我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已经叙述过了，该书转载了1850年9月15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的摘要。而最直接的实际原因，则是想把同盟卷入德国民主主义流亡者的革命儿戏中去。对于政治形势的截然相反的估计，使分歧更加尖锐。我只举一个例子。譬如，维利希认为，普鲁士和奥地利在黑森选帝侯国和德意志联邦问题上的争执[396]会引起严重的冲突，并会给革命派造成进行实际干涉的机会。1850年11月10日，即同盟分裂以后不久，他发表了一个用这种精神拟成的宣言：“告各国民主主义者书”，这是由宗得崩德中央委员会以及法国、匈牙利和波兰的流亡者签署的。相反，恩格斯和我则主张（这一点可以在“新莱茵报评论”（1850年5—10月合刊，汉堡版第174、175页）上看到）：“……斗争的双方——奥地利和普鲁士就可以不流一滴血，和平地坐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397]里，但是，它们互相之间的无谓的嫉妒，它们与自己臣民之间的分歧以及它们对最高统治权的不满都不会因此就有任何减少。”[398]

由于他的个性（不过他无疑是一个能干的人），也由于当时（1850年）记忆犹新的伯桑松事件的影响，对于因意见对立而成为不可避免的、每天都在重复的冲突，是否能作出“公正的”判断，这可以根据下列文件得出结论。

“

致德国‘自救’武装协会主席——

：

我们谨向你这位由德国全体共和主义流亡者选出来的代表报告，我们已在南锡成立了一个德国流亡者纵队，名叫‘南锡德国纵队’。

组成这里的纵队的流亡者，一部分是以前维祖耳纵队的成员，一部分是曾参加伯桑松纵队的成员。他们离开伯桑松，纯粹是出于民主的考虑。

问题是维利希干什么事情，很少同纵队商量。因此，伯桑松纵队的基本规章根本不是经全队讨论而建立的，而是由维利希武断地提出的：未经纵队同意就执行了。

后来维利希发出的一系列命令，也向我们确凿地证明了他的独断专行；这些命令由耶拉契奇或文迪施格雷茨来发布倒是很合适的，而对一个共和主义者是完全不相称的。

维利希竟下令要从一个即将离队的名叫舍恩的队员的脚上脱下用纵队的储蓄给他买的一双新鞋，却不考虑这项储蓄也有舍恩的一份，因为它主要是靠每人每天从法国得到的10个苏的津贴里积累起来的……他想把鞋穿走。维利希却下令把它脱下来。

维利希因为一点小事情——譬如点名或操练时缺席啦、（晚间）迟到啦、口角啦，——竟纵队就把几个能干的队员从伯桑松赶走了，赶走时还对他们说，他们可以到非洲去，因为再不允许他们呆在法国；要是他们不去非洲，他就下令把他们驱逐出去，即驱逐到德国去，因为法国政府给了他处理这事的全权。后来有人向伯桑松省政府问起这件事情，得到的回答是此事并非属实。维利希几乎每天点名时都说：谁要是不乐意，愿意走就可以走，而且越快越好，可以到非洲去，等等。有一天，他甚至笼统地威胁说：谁不服从他的命令，那末，要是不到非洲去，就得送到德国去；为了这件事也向省政府提出了质问。由于每天都有这类威胁，许多人对伯桑松的生活感到厌烦了，因为在那里，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每天都有人叫他们滚蛋。他们说：要是我们愿意做奴隶，我们可以到俄国去，或者当初就根本不必在德国干一番什么事业。他们说，够了，要是在伯桑松再呆下去，就得同维利希大闹一塌，因此他们就走了。但是，因为当时哪儿也没有一个能够收容他们的纵队，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不能靠10个苏活命，所以，除了应募到非洲去以外，别无他途，他们也就这样办了。维利希就这样使30个正直的公民陷于绝望境地，由于他的过错，使祖国永远失去了这批力量。

其次，维利希竟非常不明智，因而在点名时总是夸奖他的旧部下，而贬低新来的人。这种做法经常引起纠葛。维利希有一次在点名时甚至说，普鲁士人在头脑、心灵和体格方面，或者如他所说的，在体力、德性和智力方面都比南德意志人强得多。南德意志人的特点却是善良，其实他想要说的是愚蠢，但他没有这个胆量。这样一来，维利希就把当时占大多数的南德意志人惹得恼怒不堪。最后，他还有下面这样一种极其粗暴的行为。

两个星期以前，第七连让一个被维利希亲自下令赶出兵营的名叫巴罗焦的队员再住一夜，这个连不顾维利希的禁令，把他留在连的驻地里，并且不让维利希的拥护者、狂热的裁缝们走近这个驻地。于是维利希就下令拿绳子，把这群造反的人绑起来。绳子真的拿来了，但是，要彻底执行这一命令，维利希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这就是他们离开的原因。

我们在这里写了这些事，并不是要控告维利希。维利希的品格和意图是好的，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尊重他，但是，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不能完全使我们满意。维利希的意图是善良的。然而他自以为是智慧和ultima　ratio〔最高理智〕的化身，他把每个即使在小事情上同他对立的人，都当做蠢才或者叛徒。总之，维利希除了自己的意见以外，不承认任何别的意见。他在精神上是一个贵族，也是一个暴君，如果他想干什么，那他是不择手段的。但是够了！我们现在已认清维利希了。我们知道他的长处和短处，因此我们就离开了伯桑松。此外，所有人在离开伯桑松的时候都说，他们离开维利希，但他们并不退出德国‘自救’武装协会。

维祖耳人也是如此……

最后，顺致崇高的敬意，并代表南锡纵队致兄弟般的敬礼和握手。

1848年11月13日由全体大会通过。

代表纵队并受纵队委托

现在回头来谈的信。就像别的爬虫一样，他的信的毒也在尾巴上，也就是在9月3日（1850年）的附笔中。那里谈到我的一位早逝的朋友同先生的决斗。1850年9月初，在安特卫普进行的那场决斗中，和法国人充当维利希的助手。在写给席梅尔普芬尼希“通知朋友们”的信中说：

“他们〈即马克思及其拥护者〉抬出他们的骑士

　　对于这种荒谬绝伦的捏造，我已经在七年前出版的、上面引证过的抨击文章“”（1853年纽约版）中驳斥过了。

那时施拉姆还活着。他和维利希都住在美国。

当时维利希的助手巴特尔米还没有被绞死；施拉姆的一名助手、出色的波兰军官米斯科夫斯基还没有被烧死，而泰霍夫先生也还不会忘记他那封“通知朋友们”的通函。

在上述抨击文章中，载有我的朋友发的一封信，信的结尾说：

“[399]，我〈恩格斯〉似乎〈按照维利希的说法〉犯了罪，因为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不久，我和施拉姆一齐‘离开房间’，。以前，似乎是〈按照维利希的说法〉‘唆使’施拉姆，而现在为了多样化，又充当了这个角色。一个老练的用手枪有经验的普鲁士尉官同一个可能从来没有摸过手枪的商人之间的决斗，确实是一个把尉官‘扫掉’的顶好办法。朋友维利希不顾这一点，还到处诉说——口头上和书面上——似乎我们想枪杀他……施拉姆仅仅是被维利希的蛮横行为所激怒。他提出同维利希决斗，使我们都大吃一惊。在几分钟之前，大概施拉姆本人也不会料到事情有如此的变化。很难想像有比这更不由自主的行动……施拉姆只是应马克思的个人请求才离开〈会议室〉的，因为马克思希望不要再继续胡闹。

从我这方面来说，竟会成为这类愚蠢谣言的传播者是怎样出乎我的意料，可以从同一篇抨击文章的下面一段看出来：

“

　　泰霍夫在写给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通知朋友们”的信里所编造的东西，是转述了别人说过的话。后来在同盟分裂时站在维利希一边的，是掀起决斗一事的目击者，关于这件事他这样写信告诉我说：

“1860年9月27日于培德福德广场彼尔西街5号

亲爱的马克思：

关于施拉姆和维利希之间的丑事，奉告如下：

这件丑事是在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闹出来的，这是他们俩在讨论时偶然发生的一场激烈争论引起的。我记得很清楚，你本人曾使他们平静下来，要他们言归于好；而且，你就像我本人以及其他在场的中央委员一样，看来对这一突然爆发的冲突感到震惊。

祝好

你的

最后我还要提一下，施拉姆本人在决斗过了几个星期，即在1850年12月31日的一封信里，指责我。决斗前后，恩格斯和我对决斗一事曾公开向他表示不赞同，这使他当时很生气。他的这封信，以及我从他和米斯科夫斯基那里得到的有关那次决斗的其他文件，他的亲人们都可以查看。这些东西不宜公布。

1857年7月中，当康拉德·施拉姆从美国回到伦敦再来看我时，他这个年轻人的英俊而匀称的身体，已经被不治的肺结核病弄垮了，同时这种病就像光轮似地笼罩着他那别致而漂亮的头部。他以他固有的、从未失去的幽默，笑嘻嘻地首先把他自己的讣告给我看，这是他的一个饶舌的朋友听信了谣言而在纽约的一家德文报纸上发表的。经医生的劝告，施拉姆到泽稷岛的圣埃尔耶去了，恩格斯和我是在那里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施拉姆死于1858年1月16日。在安葬他的时候，圣埃尔耶的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和居住在那里的全体流亡者都到了。致悼词的是；他是英国最优秀的人民演说家之一，以前是知名的宪章派领袖，在施拉姆逗留伦敦期间，他们俩很要好。施拉姆不但生性热情、大胆、有如一团烈火，从不为日常生活忧虑，而且有辨别力，独创的见解，机灵的诙谐和天真的善良。他是我们党的泼息·霍士泼。

现在我们回头来谈先生的信。他到伦敦几天以后的一个夜晚，曾同恩格斯、施拉姆和我在我们接待他的一家酒店里有过长时间的rendez-vous〔会晤〕。他在1850年8月26日写给席梅尔普芬尼希“通知朋友们”的信里，叙述了这次rendz-vous。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在这以后，也许还见过他两三次，但都是非常短暂的。然而，他立刻就看透了我和我的朋友们，看透了我们的头脑、我们的五脏六腑，并背着我们连忙把对我们心理特征的描述寄到瑞士去，同时苦口婆心地嘱咐“朋友们”把它秘密复制出来，并且散发出去。

泰霍夫下了一番功夫来研究我的“心”。我是宽宏大量的，不想在这方面学他的样。就像巴黎的浪漫女郎那样，当她的朋友一谈到政治时，她就说：《Ne　parlons　pas　morale》〔“咱们别谈道德吧”〕。

现在我们来谈一下8月26日的那封信的收信人、前普鲁士中尉。我并不认识这位先生，也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我可以根据两封信来说明他。我只做了摘要的的第一封信[402]，是我的朋友、前普鲁士中尉和师团学校教官寄给我的。信里说：

“有一次维利希派来这里〈即科伦〉一位名叫

　　在出现这类趣闻时，我还根本不认识施特芬，他是1853年才来到英国的。在下引的、写给后来被揭穿是法国警探的赫尔弗的信里，把自己的嘴脸刻划得更清楚了；是一个革命委员会的灵魂，这个革命委员会是席梅尔普芬尼希、叔尔茨、海弗纳尔以及当时的其他朋友们于1850年年底在巴黎成立的；赫尔弗也是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这两员大将的密友。

（1851年寄往巴黎）：

“这里〈即伦敦〉目前发生了如下事情……我们已就准备贷款〈金克尔贷款〉的基础一事，向那里〈向美国〉我们认识的每个有势力的人写了信，建议他们首先在，并且指出，德国、法国或者意大利的积极力量，都永远不会离开战场。〈难道历史没有任何日期吗？〉［注：马克思为了嘲笑席梅尔普芬尼希上面一句话的文法错误，在括弧里套用了他稍加改动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反动议员利希诺夫斯基公爵所说的一句话，这位公爵在一次会议上说：“对历史权利来说，是不存在任何日期的”（《Für　das　historische　Recht　gibt　es　kein　Datum　nicht》），就是说，他用了在德语上不许可的双重否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416页）席梅尔普芬尼希犯了同样的错误。——编者注］……。如果你把那些过分顽固的人置之不顾，他们就会作出让步，乐于接受向他们提出的种种条件。明天，我把料理妥当之后，就同卢格和豪格联系一下……〈即金克尔的革命贷款一事〉。

你的

席梅尔普芬尼希的这封信，被收进了在“西方先驱报”（1853年9月11日路易斯维耳出版）上发表的“揭露”中。席梅尔普芬尼希在“揭露”发表以前就在美国了，他从来没有否认过这封信的真实性。卢格的“揭露”成了“”这一文件的翻版。该文件是用辛凯尔迪在页边上的一些笔记和其他一些证件编成的；这些东西要不是法国警察当局从巴黎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和赫尔弗那里攫去的，就是从不来梅的杜朗牧师那里“探出”[aufgestiebert]的，要不然，就是在卢格的宣传协会同金克尔的流亡者协会之间进行“老鼠与青蛙之战”[403]的时候，由同室操戈的弟兄们自己泄漏给美国的德文报刊的。辛凯尔迪曾谈到席梅尔普芬尼希“警察在跟踪他”，因而匆忙地中断了为宣传金克尔革命贷款的主张所作的普鲁士之行；他在谈话时所用的讽刺口吻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同一“揭露”中，还有“巴黎委员会〈即赫尔弗、海弗纳尔、席梅尔普芬尼希等等〉驻伦敦的代表”的一封信，信里说：

“居留这里的流亡者昨天决定吸收布赫尔、弗兰克博士、维也纳的瑞茲和即将来此地的 1850年8月26日“通知朋友们”的信，是寄给这些“亲爱的人们”之一——先生的。首先他把我的一些见解通知这位“亲爱的人”，这些见解原是我细心隐瞒，而他在我们唯一的一次会晤时，借助所谓《in　vino　veritas》〔“酒醉吐真言”〕从我这里很快探出来的。

“我”，——泰霍夫先生对“通知朋友们”的席梅尔普芬尼希先生说，——“我……快结束时说，我 可见，泰雷夫虽然丝毫不我们的观点，但他还是把它们设想为不十分“荒唐”，可真是够宽宏大量、谦逊温和的了。

姑且不谈学术著作，他只要读一下他在后面称之为我的“无产者问答书”的“共产党宣言”，他就会看到题为“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这样详尽的一章，看到这一章的最后一节“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一节里写道：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虽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看到了统治着的社会本身中的破坏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注：法伦斯泰尔是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移民区；伊加利亚是卡贝给自己的理想国和后来他在美洲创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所起的名称。（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共产党宣言”1848年版第21、22页）[404]

　　最后一句话把的伊加利亚——或者如泰霍夫所说的“幸福马厩”，——直截了当地称为“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

恩格斯和我的观点，在我们同泰霍夫会晤前许多年就已公开发表了，而他根本不知道这些观点，这充分说明了他的谬误。我们且举几个例子，让自己来说明自己：

“他〈马克思〉嘲笑那些跟在他后面死板地重复他的无产者问答书的蠢材，也嘲笑维利希式的共产主义者，就像嘲笑资产者那样。他唯一尊重的人就是贵族，但这是真正的、知道自己身价的贵族。

　　因此，泰霍夫就“设想”我编写了一本“无产者问答书”。他指的是“宣言”，其中批判了，如果泰霍夫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讥笑了”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和批判的空想主义。不过，这种“讥笑”却不像他所“设想”的那样轻而易举，而是需要花一番力气的，这一点，他可以从我那部反对蒲鲁东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405]里看出来。泰霍夫还“设想”我“剪裁了”“体系”，哪儿的话，我甚至在直接为工人们写的“宣言”里，也抛弃了体系，而代之以“批判地了解实际社会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406]。但是，这样一种“了解”，既不能跟在别人后面死板地重复，也不能像做一条子弹带那样来“剪裁”。泰霍夫所“设想”的、并背地我的对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相互关系的那种看法，是天真得出奇的。

我“尊重”贵族；“嘲笑”资产阶级；我给无产者“剪裁了一套体系”，以便通过他们来“剥夺”贵族的“统治”。在“宣言”的第一章，即题为“资产者和无产者”（见“共产党宣言”第11页）[407]的一章里，详细地阐明了：经济，从而这样或那样形式的政治统治，无论对现代无产阶级的生存来说，或者对创造“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来说，都是基本的条件。“一般说来，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见1850年1月“新莱茵报评论”第15页）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所制约的。只有，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地位，这种存在地位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又是它所能用以达到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基，并且为铺平它地基。”[408]因此，我在同一“评论”里宣称，没有英国参加的任何无产阶级运动，都是“杯水之浪”[409]。早在1845年，恩格斯就已在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410]里发挥了同样的观点。因而，在那些还只不过是应该“剥夺”大陆意义上的贵族（泰霍夫正是这样理解“贵族”的）的“统治”的国家里，在我看来，还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前提，也就是还没有全国规模的。

特别是，我对德国工人对待资产阶级运动的态度的看法，泰霍夫可以在“宣言”里看到非常明确的阐述。“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等等。（“宣言”第23页）[411]当我被控“造反”而站在科伦资产阶级陪审法庭上的时候，我用同样的精神宣称：“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可是已不再有了。它的发展就在于这些阶级的斗争，可是这些阶级却联合起来反对等级及其天赋王权。”（“。2月由科伦陪审法庭审理”1849年版第59页）[412]

自由资产阶级从1688年到1848年向无产阶级发出的号召，不外是“体系和词句的剪裁”，以便通过它的力量来剥夺贵族的统治。因此，泰霍夫先生从我的秘密理论中抽出来的最本质的东西，不就是！Tant　de　bruit　pour　une　omelette！〔煎鸡蛋引起了多么大的喧闹！〕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泰霍夫毕竟知道，“马克思”不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所以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得到一种印象：马克思的全部活动的目的，是建立他的个人统治”。“我的全部活动”，——把我同泰霍夫先生的唯一一次谈话说得多么客气啊！

其次，泰霍夫在写给由席梅尔普芬尼希“通知朋友们”的信里还透露说，我曾谈了下面这样一种骇人听闻的看法：

“可怜的欧洲是否要毁灭（如果没有社会革命，这是

　　我同泰霍夫的谈话是在1850年8月底进行的。在1850年2月号“新莱茵报评论”上，也就是泰霍夫从我这里打听出这个秘密前八个月，我曾向德国读者揭示了下面一件事情：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

　　旧欧洲“将要毁灭”，美国第二天就会登上宝座之类的话，都只是泰霍夫先生说的。我当时对美国最近的将来认识得如何清楚，可以从同一号“评论”的下面一段看出来：“这里不久就会发生，即使英国资本大量投入这类企业，这一次仍然会成为整个这种投机的中心，而像1836年一样会首先遭到破产。”（“评论”1850年5—10月合刊第149页）[414]我在1850年给美国作的这种预测，已由1857年的商业大危机完全证实了。关于“旧欧洲”，我描绘了它在经济上的蓬勃发展以后，倒是这样写的：“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地，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同上，第153页）[415]

事实上，欧洲的历史只是从1857—1858年的危机以后才又带有一种尖锐的、也可以说是革命的性质。事实上，恰好是在1849年至1859年这一反动时期，工商业在大陆上得到了前所未闻的大幅度的发展，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物质基础也随之加强了。事实上，在那个时期，“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都被经济关系碰得粉碎了。

把我们谈话中认真的东西理解成玩笑，于是对玩笑就更加认真了。他带着一个参加葬仪的人所有的那种极其严肃的表情，开导他的“通知朋友们”的那位：

“

　　关于“兵老爷们”判变的一套老生常谈，甚至泰霍夫本人也不会认为是我的独创思想。独创之处显然在于要求随时准备好“匕首和毒药”。泰霍夫难道当时不知道，真正革命的政府，例如Comité　de　salut　public[416]曾给“兵老爷们”准备好了虽然能奏奇功异效但喜剧性较小的手段吗？匕首和毒药至多能适用于威尼斯的寡头政治。如果泰霍夫把自己写的信再细看一遍，他就会从“匕首和毒药”这些字眼里看出讽刺来。的同谋者、著名的波拿巴派mouchard〔〕，在“现代评论”（1860年巴黎版第8期第528页，在他的“福格特先生的诉讼等等”一文中）上译载了泰霍夫的信中的上引的一段，并加了如下按语：

《Marx　n’aime　pas　beaucoup　voir　des　officiers　dans　sa　bande．Les　officiers　sont　trop　dangereux　dans　les　révolutions.

　　照的叙述，可怜的泰霍夫被我准备好的“匕首和毒药”吓得魂不附体，以致他立刻躲开，乘船回瑞士去了。而帝国的福格特用黑体字转载“匕首和毒药”这一处，用以吓唬德国的庸人。然而，同是这个丑角在他所谓的“”里却写道：

“

　　附带提一下：西班牙和英国的有关1807年至1814年这一时期的历史材料，早已驳倒了法国人杜撰出来的关于毒药的神话。但对空谈政治的人来说，这类神说当然还是原封不动地存在着的。

最后，我来谈谈泰霍夫信中的“流言蜚语”，并且举一些例子来证明他在历史上的公正态度：

“首先谈的是他们同我们之间，即瑞士同伦敦之间的竞争。

　　泰霍夫这里谈的瑞士竞争团体就是上面已经提到过的“”，泰霍夫作为这个团体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我们的。它的中央委员会设在苏黎世，领导该团体的主席是一位律师，1848年曾任某个小议会的副议长，1849年曾是德意志某临时邦政府的委员［注：契尔奈尔。——编者注］。来到苏黎世，在那里，这位律师先生把一份类似公证的协议交给他这个伦敦同盟的成员，叫他“通知”我。协议的全文如下：

“鉴于有必要把所有真正革命的人士联合起来，同时，尽管不是革命中央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都能无条件地同意伦敦提出的纲领（1848年的“宣言”），但全都承认下一次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因此，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和‘革命集中’之间已达成了如下协议：

　　从还在我手中的这份文件里可以看出：这里谈的并不是“在同一范围”（无产阶级）内的两个秘密团体，而是在内的和具有的两个团体的联盟。其次，还可以看出：“革命集中”除了实现它本身的目的以外，还表示愿意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某种分支。

这个建议被拒绝了，因为接受这种建议是与同盟的“原则”性不相容的。

“接着轮到了

　　首先，让我们来核对一下事实：当时“评论”还没有停刊，三个月以后还出了一期新的合刊，也没有失去莱茵省的，这一点，我的老朋友——前普鲁士炮兵中尉、当时法兰克福“新德意志报”[417]的编辑能给以证明，因为他当时费心地替我们收报费。此外，只听说过恩格斯和我的写作活动的泰霍夫，至少也该读过他本人批评过的我们对金克尔的辩护词所作的批评。他给瑞士“亲爱的人们”的秘密通知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什么要向他们“揭露”我们早在五个月以前就已向读者揭露了的东西呢？上述的批评这样指出：

“我们早已料到，我们在我们党的面前揭露‘被俘的’金克尔的这篇辩护词，会惹起所有温情的伪善者和民主主义清谈家的普遍愤懑。这一点我们是毫不在乎的。我们的任务是无情的批判……为了坚持我们的这种立场，

　　泰霍夫说我们在“败坏”革命的petits　grands　hommes〔小伟人〕的“名誉”。然而，他并不是从福格特先生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败坏名誉”的。相反地，他所指的是我们从披上革命狼皮的羊身上撕掉那种刺眼外皮所采取的行动；我们这样就预先使这些羊免遭普罗凡斯的著名抒情诗人的那种命运，原来这位诗人披上狼皮去打猎，猎犬真以为是一只狼，就把他撕得粉碎了。

泰霍夫特别举出恩格斯的著作“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1850年3月“评论”第70—78页）[419]中偶尔对将军所作的评论做例子，来说明我们进行一种不光彩的攻击。

那末，不妨把恩格斯的有案可查的批评跟那些议论同一位将军的心怀叵测的废话比较一下，这类废话是我们同泰霍夫见面大约一年以后，由泰霍夫、金克尔、维利希、席梅尔普芬尼希、叔尔茨、亨·伯·奥本海姆、爱德华·梅因等人领导的伦敦流亡者协会印出来的，而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济格尔赞同卢格的鼓动者协会，而不赞同金克尔的流亡者协会。

，“巴尔的摩通讯员”，这在当时仿佛是金克尔的“通报”[420]，在一篇题为“”的文章里对作了如下的评论：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把其余一切人都看做‘

　　为了公正起见，我们也不妨听一下卢格的鼓动者协会通过它的发言人是怎么说的。陶森瑙在伦敦写的“致泽登施提克尔公民”的公开信中，提到了由金克尔、泰霍夫等人领导的流亡者协会以及其他问题：

“……他们表示相信，为了革命的利益，把所有人都团结起来，是一种爱国义务和一件迫切事情。德国鼓动者协会赞同这种想法，而且它的会员们在多次试图团结金克尔及其拥护者的过程中已证实了这一点。可是，政治合作的任何基础看来刚刚形成，它就消失了，新的失望随着旧的失望而至。恣意破坏以往的协议，在谅解的假面具下坚持单方面的利益，为了获得多数而进行有系统的欺骗，一些不知名的大人物以有组织才能的党领导人的姿态出现，强迫接受一个秘密财政委员会的企图，以及形形色色不可告人的鬼蜮伎俩，不成熟的政治家们老是想在放逐中通过这类东西来左右祖国的命运，可是，一碰到革命的火焰，这类沽名钓誉的盘算就化为灰烬了……金克尔的拥护者公开和正式地攻击我们；

　　其次，有人指责金克尔，说他所募集的款项是“只”供“一个集团”使用的，“他在这儿〈伦敦〉和在美国的全部行动都证明这一点”，由“金克尔本人所提出的多数保证人”也证明这一点。

可是结尾却说：

“我们既没有

　　这就是鼓动者协会和流亡者协会的民主主义英雄们三年当中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开展的一种“创作活动”，后来由戈克建立的新旧大陆革命同盟也参加了这种活动。（见附录6）

可是，流亡者在美国报刊上闹无谓纠纷，是由埃尔斯的两个议员齐茨和律斯勒之间的一场纸上比武开始的。

这里还有一个事实，它能说明泰霍夫的“亲爱的人们”的特性。

席梅尔普芬尼希这位泰霍夫的“通知朋友们”一信的收信人，他在1850年底同赫尔弗、海弗纳尔、戈克以及其他人（后来卡·叔尔茨也参加了）一起，在巴黎建立了（如前所述）一个所谓的革命委员会。

几年以前，有人把该委员会当时的一个委员写给这里一个政治流亡者的一封信转交给我，由我随意处理。这封信还保存在我这里。

信里有这样的话：

“叔尔茨和席梅尔普芬尼希把持了整个委员会。被当做陪审员那样吸收进来作为列席的其他人物，只不过是为了装装样子而已。这两位先生当时希望很快就能让已完全被他们攫为己有的金克尔去主持德国的事务。特别使他们感到深恶痛绝的是卢格的嘲讽以及马克思的批评和魔鬼般的活动。这两位先生有一次同他们的列席者会面时，妙趣横生地给我们把马克思描绘一番，并且使我们对来自马克思方面的恶魔般的危险产生了夸大的看法……叔尔茨一席梅尔普芬尼希提出了无耻透顶的诽谤都被抬出来

　　无论如何，海弗纳尔的小品文同泰霍夫的信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尽管它们二者都不能同媲美。不应当把这一“劳斯之歌”同卡蒙斯的“卢茲之歌”混为一谈。相反地，最初的“”是的一部英勇而滑稽的史诗[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