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到现在为止，总委员会都一直认为应当完全避免发表任何关于国际内部斗争的言论，而且也从来没有公开回答过两年多来国际某些会员对它进行的公开攻击。

但是，如果说，当问题还只局限于几个阴谋家玩弄诡计，有意力图在国际和某个从产生之日起就对国际抱敌视态度的团体［注：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编者注］之间制造混乱的时候，总委员会还可以继续保持沉默，那末现在，当欧洲反动派在这个团体所干的丑事中为自己找到了支柱，当国际经受着从它创立以来从未经受过的危机的时候，总委员会就不得不对所有这些阴谋作一个历史的概述。

总委员会在巴黎公社复灭后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资产阶级、各种报刊和欧洲各国政府正以公社的活动为借口来对巴黎的战败者大肆进行最卑鄙龌龊的诽谤的时候，公布了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2]，宣布自己拥护公社的一切活动。甚至工人阶级中有一部分人也不了解，遭到失败的是他们自己的事业。对于总委员会说来，这种情形的证明之一就是，它的两名委员，即公民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退出了总委员会，宣布他们完全不同意这个宣言。可以说，宣言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的公布为统一工人阶级对巴黎事件的观点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国际在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英国的大报刊中找到了非常强大的宣传手段，因为国际以这篇宣言迫使它们参加由于总委员会的不断反驳而继续进行下去的论战。[3]

公社流亡者大量来到伦敦，使总委员会变成了一个救济委员会，使它在八个多月中一直履行这个完全不属于它的一般责任范围的职能。[4]不言而喻，战败了的并遭到驱逐的公社社员不可能指望资产阶级的援助。至于工人阶级，关于援助的要求是在他们也很艰难的时刻提出来的。已经有大批流亡者来到瑞士和比利时，需要给他们以支援，或者帮助他们转移到伦敦去。在德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募集的钱都送到瑞士去了。在英国，以新堡事件[5]为决定关头的争取九小时工作日的紧张斗争既耗尽了工人个人缴纳的会费，也耗尽了工联的基金。这里顺便提一下，按照章程的规定，这些会费和基金也只能用于工会斗争的目的。然而，由于不倦的活动和通讯的结果，总委员会募集到了一笔为数不多的钱，每周加以分配。美国工人最广泛地响应了它的号召。在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的想像中，国际财务处拥有千百万巨款，要是总委员会能够把资产阶级的想像慷慨赠予国际财务处的这笔巨款变成现金，那就好了！

1871年5月以后，一批公社流亡者被吸收为总委员会委员，以代替由于战争而离职的法国代表。在加聘的委员中有的是国际的老会员，也有一些是以具有革命毅力而闻名的人，选举他们是表示对巴黎公社尊敬。

除了这一切事务而外，总委员会还要为自己召开的代表会议进行筹备工作。[6]

由于波拿巴政府对国际的残酷迫害，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规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一事已无法实现。总委员会就行使章程第四条赋予它的权利，于1870年7月12日发出通告，宣布在美因兹召开代表大会。[7]与此同时，它写信给各个联合会，建议把总委员会的驻在地从英国迁往任何别的国家，并要求就这个问题发给代表们以限权代表委托书；各联合会一致主张总委员会留在伦敦。[8]几天以后便爆发了普法战争，使得代表大会根本不可能召开。于是我们征询各联合会的意见，它们就授权我们根据局势的发展情况确定召开应届代表大会的日期。

当政治局势一有了可能，总委员会就依据1865年代表会议[9]和在每次代表大会期间就组织问题举行的秘密会议的先例，召开了秘密代表会议。因为当时的情况是：欧洲的反动派正在过自己的狂饮节；茹尔·法夫尔要求各国政府，甚至是英国政府把流亡者当做刑事犯引渡给他；杜弗尔向地主议会提出宣布国际为非法的法案[10]，后来马鲁又把这个法案的伪善的赝制品奉送给了比利时人；在瑞士有一个公社流亡者，由于被要求引渡而在联邦政府还没有作出决定之前就遭到了审前羁押；对国际会员的迫害成了博伊斯特和俾斯麦结成同盟的公开基础，而且维克多－艾曼努尔也赶忙表示赞同反对国际的协议的条款；西班牙政府完全听命于凡尔赛的刽子手，迫使驻在马德里的联合会委员会到葡萄牙去寻找避难所[11]；最后，团结自己的组织并接受各国政府向它提出的挑战已成为国际的首要任务，——在这样的时候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只能是把大陆的代表交到各国政府的手里。

所有同总委员会保持着经常联系的支部，都及时地被邀请参加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尽管不是公开的代表大会，但是它的筹备工作仍然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不言而喻，法国由于当时的处境不可能推选代表。在意大利，当时唯一已经组织起来的支部是那不勒斯支部；但它还没有选举代表就被武力驱散了。在奥地利和匈牙利，最积极的国际会员都被关进了监狱。在德国，一些最著名的国际会员被控叛国而遭到迫害，另一些会员则被关进了监狱，党的经费完全用来救济他们的家庭。[12]美国人把本应用来派遣代表团的经费用来支援流亡者，只给代表会议送来了一份关于国际在他们国内的状况的详细报告。[13]但是，所有的联合会都认为必须召开秘密代表会议以代替公开的代表大会。

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代表会议，在自己工作结束时曾责成总委员会公布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综合出一个总的组织条例，并用三种语言把它同修改和审订后的共同章程一起公布，执行关于以会费券代替会员卡的决议，改组在英国的国际[14]，以及筹措为完成这种种工作所必需的经费。

当代表会议的材料刚一公布，从巴黎到莫斯科，从伦敦到纽约的反动报刊就宣称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的决议[15]是图谋不轨，——“泰晤士报”指责它是“冷静预谋的卤莽行为”，——因此必须立即宣布国际为非法。另一方面，谴责了宗派主义的冒牌的支部的决议[16]，使国际上的警察得到了一个期待已久的借口，掀起一场似乎是捍卫受它保护的工人的自由自治而反对总委员会和代表会议的侮辱性专制的叫嚣。工人阶级感到自己受到总委员会如此“沉重的压迫”，以致总委员会不断从欧洲、美洲、澳洲，甚至从印度收到要求加入国际的申请书和关于成立新支部的通知书。

资产阶级报刊的诬控和国际上的警察的怨恨，甚至在我们协会内部得到了同情的反应。表面上反对总委员会实际上是反对整个协会的阴谋，在协会内部制造出来了。在背后制造这些阴谋的总是——俄国人米哈伊尔·巴枯宁的产儿。巴枯宁从西伯利亚回来后便开始在赫尔岑的“钟声”报上宣传他多年实验的成果——泛斯拉夫主义和种族战争。[17]稍后，在旅居瑞士期间，他被选入为了同国际对抗而建立的和平和自由同盟[18]的领导委员会。由于这个资产阶级团体的处境越来越不妙，它的主席古·福格特先生依照巴枯宁的劝告向1868年9月在布鲁塞尔开会的国际代表大会建议与同盟缔结联盟。代表大会一致声明，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同盟追求的目的和国际是一样的，那末它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或者它别有所图，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缔结联盟。几天之后，在伯尔尼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上巴枯宁来了一个转变，他在会上提出了一个仓卒拼凑的纲领，这个纲领的科学价值，从“”这句话中就可以判断出来。[19]支持他的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于是他和同盟决裂，以便加入国际，企图用他的偶然的、被同盟否决了的纲领来代替国际的共同章程，用他的个人独裁来代替总委员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给自己制造了一个专门的工具——，并预谋把这个同盟变成国际中的国际。

巴枯宁在他旅居意大利期间结识的那些人中间，以及在一小群俄国流亡者中间找到了成立这个团体所必需的分子；他们替他当密使，替他在瑞士、法国和西班牙拉拢国际会员。但是，只是在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和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一再拒绝承认同盟以后，巴枯宁才决定把自己的新团体的章程提请总委员会批准，这个章程只不过是“莫名其妙的”伯尔尼纲领的精确的翻版。总委员会于1868年12月22日发出下述通告[20]作为回答：

约一个月以前，一些公民在日内瓦成立了一个名为的新的国际性团体的，这个团体宣布自己的“是根据伟大的原则研究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云云。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只是在1868年12月15日才得知由该发起委员会印发的纲领和章程。根据这两个文件，上述的同盟“完全溶化在国际中”，但同时又完全成立于该协会之外。根据发起者的章程，除了由日内瓦代表大会、洛桑代表大会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选出的总委员会之外，在日内瓦还将存在另外一个自己任命自己的总委员会。除了的地方组织之外，还将存在同盟的地方组织，后者将通过活动于的各个全国局之外的它们自己的民族局“”；这样，中央委员会就攫取了接纳加入的权利。此外，也将有一个孪生兄弟——，因为根据发起者的条例，在每年一次的工人代表大会期间，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部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代表团，“”。

鉴于：

既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内，又在该协会之外进行活动的第二个国际性组织的存在，必将使协会陷于瓦解；

任何地方的任何别的一伙人都可以仿效日内瓦发起小组的做法，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把负有别的特殊使命的其他国际性协会引到国际工人协会里来；

这样，国际工人协会很快就会变成任何民族和任何党派的阴谋家手中的玩物；

此外，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许可加入国际的只能是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支部（见章程第一条和第六条）；

国际工人协会的各个支部不得规定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相抵触的章程和组织条例（见组织条例第十二条）；

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组织条例只能由全协会的代表大会进行修改，但须有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赞成修改（见组织条例第十三条）；

这个问题在布鲁塞尔全协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反对的决议中已预先得到解决；

代表大会在这些决议中声明，没有任何理由存在，因为根据它不久前发表的声明，其宗旨和原则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宗旨和原则完全相同；

同盟发起小组的某些成员作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曾投票赞成这些决议；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在1868年12月22日的会议上一致决定：

（1）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章程中规定它同国际工人协会关系的所有条文一律宣布废除和无效。

（2）不接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支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

会议主席——乔·奥哲尔

几个月以后，同盟又写信给总委员会，问它是否承认同盟的原则：是还是否？如果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同盟就声明它准备溶化在国际各支部中。同盟收到的回答是下面这个1869年3月9日通告[21]：

根据我们的章程第一条，协会接受的一切工人团体。

由于每个国家工人阶级的各种队伍所处的发展条件不同，因此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也必然会各不相同。

但是，国际工人协会所确定的行动一致，由各个全国性支部的机关报刊所促进的思想交流，以及在全协会代表大会上进行的直接讨论，应当逐步导致一个共同的理论纲领的形成。

因此，并不属于总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研究这个纲领是不是如实地反映了无产阶级运动并不是我们的任务。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只是要了解，它同我们协会的即有没有什么相抵触的地方。在你们的纲领中，有一句话是不符合这个要求的。你们纲领的第二条写道：

“它〈同盟〉［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首先力求实现 ，照字面上理解，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拚命鼓吹的。——这是谬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也是的伟大目标。

但是，如果看一下这句话的上下文，那末这个地方似乎纯粹是一个被忽略的笔误。总委员会相信，你们不会拒绝从你们的纲领中删去这个可能引起如此危险的误解的词句的。我们协会根据自己的原则允许每个支部在不违背协会的总方向的情况下自由制定它的理论纲领。

因此，没有任何障碍会阻挡同盟各支部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

如果的问题最后决定了，那末，根据我们的条例，必须。

由于同盟同意了这些条件，被巴枯宁的纲领上的几个签名所蒙骗的总委员会接受了同盟加入国际，它以为，同盟已被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承认了，而实际上正好相反，后者始终避免和它打交道。同盟达到了它最近的目的：争得了派代表参加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权利。虽然巴枯宁的信徒采取了龌龊的手段，采取了除了这次而外在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从未有过的手段，但是巴枯宁的打算还是落空了，他本想使代表大会把总委员会的驻在地迁到日内瓦去并正式批准巴枯宁作为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点提出来的一种措施，即圣西门主义关于立即废除继承权的胡说。这就成了同盟对国际进行公开不断的战争的信号，这个战争不仅反对总委员会，而且也反对一切拒绝承认这个宗派集团的纲领、尤其是拒绝承认它关于完全放弃政治的学说的国际支部。

还在巴塞尔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当涅恰也夫来到日内瓦的时候，巴枯宁就和他建立了联系，并在俄国的大学生中间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体。他经常用各种“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把自己的本来面目掩盖起来，从而猎取了用卡利奥斯特罗时代的一切可能的欺骗和愚弄手段来维持的无限权力。这个团体的主要宣传方法是，从日内瓦用黄色信封给人寄信，信上盖着有“秘密革命委员会”等俄文字样的印记，从而使这些无辜的人受到俄国警察的怀疑。已公布的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报告，就是卑鄙地滥用名义的证明［注：不久即将公布涅恰也夫案件的摘要[22]。读者可以从中找到荒诞的，同时也是卑劣的准则的典范，而巴枯宁的朋友们却让国际对这些准则负责。］。

在此期间同盟开始同总委员会进行公开的论战，起初是在洛克尔出版的“进步报”[23]上，后来是在日内瓦的“平等报”[24]上（这是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关报，继巴枯宁之后还有几个同盟盟员混入了该报）。总委员会不屑于理睬巴枯宁的私人机关报“进步报”的攻讦，但是对于“平等报”的攻讦却不能置之不理，因为它认为，这些攻讦是得到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同意的。于是总委员会便于1870年1月1日公布了一份通告[25]，其中说：

“在1869年12月11日‘平等报’上我们读到这样一段话：

‘

　　总委员会无论在章程或条例中都找不到这样一条规定，即它必须同‘平等报’通信或辩论，或者‘回答’任何报纸提出的‘问题’。总委员会认为，只有设在日内瓦的联合会委员会才是瑞士罗曼语区各支部的代表者。如果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通过唯一合法的途径，即通过自己的书记向我们提出质问或指责，那末总委员会随时都准备回答它。但是，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既无权把自己的职责推卸给‘平等报’和‘进步报’的编辑，也无权让这两家报纸篡夺它的职责。一般地说，如果把总委员会同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委员会关于组织问题的来往信件公布出来，那就会使协会的总的利益遭到巨大的损害。的确，如果国际的其他机关报也仿效‘进步报’和‘平等报’，那末总委员会就不得不二者择其一：或者保持缄默而使自己在社会面前丧失威信，或者违反自己的职责而公开作答。‘平等报’和‘进步报’一起向巴黎‘劳动报’[26]，要它也来攻击总委员会。多么像个公共福利同盟[27]！”

然而，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还在看到这个通告之前就把同盟的拥护者从“平等报”编辑部清除出去了。

1870年1月1日的通告和1868年12月22日以及1869年3月9日的通告一样，得到了国际所有支部的赞同。

不言而喻，同盟没有履行它所接受的任何一个条件。它的所谓的支部仍对总委员会保持秘密。巴枯宁力图把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几个分散的小组，以及由于他的影响而脱离国际的那不勒斯支部，控制在他的个人领导之下。在意大利其他城市中，他同一些不是由工人而是由律师、新闻记者和其他资产阶级空论家组成的人数不多的小组保持着联系。在巴塞罗纳，他的影响由他的一些朋友在维护。在法国南部的一些城市中，同盟企图建立以里昂的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为领导的分立主义支部，关于这些支部以后还要谈到。简言之，一个国际性团体继续在国际内部进行活动。

同盟打算在1870年4月4日开幕的绍德封代表大会上实行决定性的打击——夺取瑞士罗曼语区各支部的领导权。

斗争是从关于同盟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权利问题开始的，日内瓦联合会和绍德封各支部的代表对这个权利持有异议。

虽然同盟的拥护者按照他们自己的计算只是联合会五分之一会员的代表，但他们重施巴塞尔的阴谋诡计，终于为自己保证了一两票的虚假多数。用他们自己机关报的话（见1870年5月7日“团结报”[28]）来说，这个多数只代表支部，可是仅仅日内瓦一地就有30个支部！表决的结果，罗曼语区代表大会分裂为两部分，这两部分都各自继续开会。同盟的信徒们以全联合会的合法代表者自居，把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会址迁往绍德封，并在纽沙特尔创办了自己的正式机关报“团结报”，由公民吉约姆主编。这位青年作家的专门使命，就是诬蔑可憎的“资产者”即日内瓦的“工厂”[29]工人，同罗曼语区联合会机关报“平等报”进行斗争，以及宣传完全放弃政治。有关这一主题的最有份量的文章的作者，在马赛是巴斯特利卡，在里昂是同盟的两大台柱：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

日内瓦的代表们回去以后，召开了自己支部的全体大会。大会不顾巴枯宁和他的朋友们的反对，赞同了代表们在绍德封代表大会上的行动。过后不久，巴枯宁和他的最积极的娄罗就被开除出旧罗曼语区联合会。

罗曼语区代表大会刚刚闭幕，绍德封的新委员会就写信要求总委员会进行干预，在信上签字的是书记弗·罗伯尔、主席昂利·舍瓦累（两个月以后，该委员会机关报“团结报”在7月9日指责舍瓦累进行）。总委员会研究了双方所提出的文件，于1870年6月28日决定，保留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原有的职权，并建议新的绍德封联合会委员会用一个地方性的名称。[30]绍德封的委员会对这个决定感到大失所望，于是便借口总委员会有而大叫大嚷，忘记了是它最先要求总委员会进行干预的。这个委员会顽强地企图篡夺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名称，从而使瑞士联合会卷入了一场纷争，这迫使总委员会同它断绝了任何正式关系。

在此以前不久，路易·波拿巴在色当率部投降。从四面八方传来了国际会员抗议继续进行战争的呼声。总委员会在9月9日的宣言中揭露了普鲁士的侵略计划，指出普鲁士的胜利对无产阶级的事业多么危险，并警告德国工人说，他们将首先成为这个胜利的牺牲品。[31]在英国，总委员会召开了，会上对英国宫廷的亲普倾向进行了反击。在德国，国际的工人会员举行了示威，要求承认共和国和“使法国获得光荣的和平”……

这时，热情洋溢的（纽沙特尔的）吉约姆的好战本性启发他想出了一个发表宣言的好主意，他在正式机关报“团结报”的附刊中，以团结为标题发表了一个宣言，要求组织瑞士志愿部队来同普鲁士人作战；至于吉约姆本人，毫无疑问，他的弃权论的信念妨碍他去打仗。[32]

里昂爆发了起义[33]。巴枯宁急忙赶到那里去，他在阿尔伯·里沙尔、加斯帕尔·勃朗和巴斯特利卡的支持下于9月28日搬进市政厅，但是在周围设置警卫，认为这是一种政治行动。正当他的关于的法令经过分娩的剧痛之后终于出世的时候，他便可耻地被几个国民自卫军兵士从那里赶走了。

1870年10月，总委员会鉴于它的法国委员缺位，便加聘了从布勒斯特来的流亡者公民保尔·罗班，他是同盟的最著名的拥护者之一，而且还是“平等报”上攻击总委员会的文章的作者。从这时起，罗班便在总委员会中不断执行绍德封委员会的半官方通讯员的职务。1871年3月14日，他建议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来解决瑞士冲突。总委员会预见到，重大的事件正在巴黎酝酿成熟，就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罗班一再提出这个问题，甚至建议总委员会对这个冲突作出最终决定。7月25日，总委员会决定把这个问题列为应由1871年9月召开的代表会议解决的问题之一。

同盟根本不愿意让代表会议调查它的阴谋，就在8月10日宣布，它从8月6日起已经解散[34]。但是9月15日它又重新出现了，并以的名称要求总委员会接受它。根据巴塞尔代表大会第五项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35]，总委员会如果不征求两年来一直肩负着同各宗派主义支部作斗争的重担的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就没有权利接受这一支部。此外，总委员会早先已经向英国基督教工人团体（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基督教青年会〕）宣布，国际不承认有神论支部。

8月6日，即同盟解散的那一天，绍德封的联合会委员会在重新提出同总委员会建立正式关系的要求并向总委员会声明，它将和过去一样不理睬6月28日的决议，对于日内瓦方面它继续认为自己是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而且认为“这个问题应由全协会代表大会来解决”。9月4日这个委员会又送来了一份抗议书，对代表会议的权能提出异议，尽管是它最先提出关于召开代表会议的问题的。代表会议本来也可以质问，在巴黎被围之前，绍德封的委员会曾请求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就瑞士冲突问题作出决议，而这个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究竟有什么权能呢？[36]但代表会议仅限于批准了总委员会1870年6月28日的决议（理由见1871年10月21日的日内瓦“平等报”[37]）。

一些逃到瑞士来避难的法国流亡者的出现，使同盟有了某些活跃。

日内瓦的国际会员为流亡者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他们从第一天起就保证给流亡者以援助，他们展开了广泛的鼓动工作，从而阻止了瑞士当局同意凡尔赛政府提出的引渡流亡者的要求。许多国际会员曾冒着巨大危险到法国去帮助逃亡者越过国境线。当日内瓦的工人们知道下述事实的时候，他们该是多么惊异呵！这就是，某些首领，如像贝·马隆［注：贝·马隆的朋友们三个月来喋喋不休地吹嘘他是，立即和同盟的先生们建立了联系，并在同盟前书记尼·茹柯夫斯基的帮助下企图在日内瓦，在罗曼语区联合会之外成立一个新的“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39]，这个支部在它的章程的第一条中声明说，它

“接受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但

　　换句话说，它保留同盟事业继续下去的充分自由。

1871年10月20日，马隆先生写信给总委员会，在信中这个新支部第三次请求接受它加入国际。根据巴塞尔代表大会的第五项决议，总委员会征求了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后者激烈反对总委员会承认这个“阴谋和纠纷”的新的“策源地”。为了不愿把贝·马隆和同盟前书记尼·茹柯夫斯基的意志强加于全联合会，总委员会是表现得够“权威的”。

由于“团结报”停刊了，同盟的新信徒们便创办了以安得列·莱奥女士为最高领导的“社会革命报”[40]，在此之前不久，她曾在和平同盟的洛桑代表大会上宣称：

“拉乌尔·里果和费雷是公社的两个穷凶极恶的人物，他们在此以前〈在人质被处死以前〉不断地要求——诚然，始终没有成功——采取血腥手段。”[41]

　　这家报纸从第一号起就急急忙忙同“费加罗报”、“高卢人报”、“巴黎报”[42]以及其他肮脏报纸站在一条线上，转载它们攻击总委员会的卑鄙言论。它认为甚至可以在国际内部也燃起民族仇恨的火焰的良机已经到了。用它的话来说，总委员会是一个德国的委员会，领导它的是一个具有俾斯麦气质的人［注：请看这个委员会的民族成分是怎样的：20个英国人，15个法国人，7个德国人（其中有5个是国际的创始人），2个瑞士人，2个匈牙利人，1个波兰人，1个比利时人，1个爱尔兰人，1个丹麦人和1个意大利人。］。

“社会革命报”在确信总委员会的某些委员不会拿他们“”来吹嘘之后，别无他法，于是只好抓住第二个口号，即欧洲警察当局放出来的口号，大肆宣扬总委员会的。

他们企图用来为这种幼稚胡说辩白的究竟是些什么事实呢？总委员会曾让同盟自然死亡，并依照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意见不让它复活。此外，总委员会曾向绍德封的委员会建议，要它取一个能使它和瑞士罗曼语区的绝大多数国际会员和睦相处的名称。

除了这些“权威主义的”行动之外，在1869年10月至1871年10月这个期间，总委员会还怎样行使了巴塞尔代表大会所赋予它的那些相当广泛的权力呢？

（1）1870年2月8日巴黎“实证主义无产者协会”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回答说，该协会的特别章程中，在涉及资本的那一部分所阐述的实证主义原则明显地同共同章程的导言相抵触，因而，应当抛弃这些原则，并且以“无产者”的资格而不是以“实证主义者”的资格加入国际，但是可以保留自由地使自己的理论观点和协会的共同原则协调起来的权利。这个支部在承认了这一决定的正确性后便加入了国际。

（2）在里昂，在1865年支部和不久前成立的、除了正直的工人而外还有同盟的代表阿尔伯·里沙尔和加斯帕尔·勃朗参加的支部之间发生了分裂。像在这种情况下常有的那样，在瑞士成立的仲裁法庭的决议没有被承认。1870年2月15日，新支部不仅要求总委员会根据巴塞尔代表大会的第七项决议就这一冲突作出决议，而且还给总委员会送了一份现成决议，建议它痛斥1865年支部的成员并将他们开除出国际。新支部建议总委员会在这个决议上签字，并一起寄给它。总委员会谴责了这种闻所未闻的举动，并要求提供相应的文件。1865年支部在回答这一质询时说，已呈交仲裁法庭的控告阿尔伯·里沙尔的文件被巴枯宁拿去了，他拒绝送回；由于这个缘故，它不能充分满足总委员会的希望。3月8日总委员会就这个问题作出的决议没有遭到任何一方的反对。

（3）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接受了非常可疑的分子加入自己的队伍，因此逐渐变成了一个由费里克斯·皮阿先生为所欲为地经营一切的特种股份公司。他利用这个支部来组织要求杀死路·波拿巴的败坏声誉的示威游行等等，并且以国际的名义在法国散布自己的荒诞的宣言。总委员会只是在协会各机关刊物上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皮阿先生不是国际的会员，国际不能对他的行为和狂妄行动负责。[43]于是法国人支部宣布，它既不承认总委员会，也不承认历届代表大会；它在伦敦的墙壁上张贴了许多标语，宣称除它而外整个国际是一个反对革命的团体。全民投票前夕，法国的国际会员被逮捕了，借口是他们参加阴谋活动。其实，所谓的阴谋活动是警察当局捏造出来的，而皮阿分子的宣言却把它说得好像真有其事。于是总委员会不得不在“马赛曲报”和“觉醒报”上发表它在1870年5月10日做出的决议，其中宣称，所谓的法国人支部已经有两年多不属于国际了，它的所作所为都是警察当局的走狗所干的勾当。[44]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在这两家报纸上发表的声明以及巴黎的国际会员在他们受审讯期间发表的声明，证实了采取这个步骤的必要性；两个声明都援引了总委员会的决议。法国人支部在战争初期就瓦解了，但是，正像同盟在瑞士一样，它又在伦敦出现了，而且找到了新的盟友并取了另外的名称。

在代表会议的最后几天，公社流亡者在伦敦成立了一个1871年法国人支部，大约有三十五个成员。总委员会的第一个“权威主义的”行动就是，公开揭露这个支部的书记古斯达夫·杜朗是法国警察当局的密探。[45]我们所掌握的文件表明，警察当局的企图是，首先使杜朗参加代表会议，然后使他钻进总委员会。由于新支部的章程规定它的会员“不接受要他们参加总委员会工作的任何委任，除非这种委任是由自己支部提出的”，因此公民泰斯和巴斯特利卡退出了总委员会。

10月17日，这个支部派了两名持有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会员到总委员会来；其中之一正好就是前炮兵委员会委员肖塔尔先生。总委员会在没有审查1871年支部的章程以前拒绝接受他们加入总委员会。［注：过了若干时候，有人打算硬要总委员会接受的那个肖塔尔被自己的支部驱逐了，因为他是梯也尔的警探。揭露他的正好是那些认为他最有资格做他们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的人。］在这里只要指出这个章程所引起的主要争论点就够了。

第二条规定：

“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员者，必须说明其生活来源，提供行为端正的保证”等等。

　　总委员会在1871年10月17日的决议[46]中建议删除“”一语。

总委员会声明说：“在可疑的情况下，支部可以把生活来源作为‘行为端正的保证’加以调查，尽管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例如对于流亡者、罢工工人等等，——没有生活来源完全可以作为他们行为端正的保证。但是，如果要求申请者把说明其生活来源作为加入国际的一般条件，那将是一种资产阶级式的新做法，是与共同章程的文字和精神相抵触的。”该支部回答说，

“共同章程规定支部应当对其成员的行为端正负责，因此也就承认支部有权要求

　　11月7日总委员会对这一点作了驳斥[47]：

“从这种观点出发，一个由teetotalers（戒酒协会会员）成立的国际支部就可以在自己的地方性章程中写上这样一条：‘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员者，必须宣誓决不饮用任何酒类。’一句话，支部能够在自己的地方性章程中规定出加入国际的最荒唐的和五花八门的条件，其借口是，通过这种办法它们才能确信自己会员的行为端正……1871年法国人支部补充说：‘罢工基金会是罢工工人的生活来源。’对于这种说法首先可以这样反驳：罢工基金会常常是虚构的……其次，英国官方的调查表明，大多数英国工人……有时由于罢工和失业，有时由于工资不足和付款日期逼近，以及其他许多原因，而不得不经常去典当、

　　他们章程的第十一条说：

“将派一个或几个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总委员会要求取消这一条，“因为国际的共同章程不承认支部有权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总委员会补充说：“共同章程只承认两种选举总委员会委员的方式：或者由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由总委员会加聘……”

确实曾建议伦敦的各个支部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而总委员会为了不违反共同章程，一向采取如下做法：预先它规定每一个支部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名额，并保留有根据这些代表能否胜任他们应担负的全面领导职务来决定接受或不接受这些代表的权利。这些代表之成为总委员会委员，不是由于他们是自己支部派出的代表，而是由于根据共同章程，总委员会有权加聘新的委员。在最近这次代表会议做出决议以前，伦敦委员会既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总委员会又是英国的中央委员会，因此它认为，除了委员会直接加聘的委员之外，再接受由相应的支部直接提名的委员是适当的。如果把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同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选举混为一谈，那是非常错误的，后者甚至不是一个像布鲁塞尔联合会委员会和马德里联合会委员会那样的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全国委员会。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只是由巴黎各支部的代表组成的……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是由共同章程规定的，它的成员除共同章程和条例所规定的委托书外，不能接受任何其他限权代表委托书……如果注意到前面的条款，那末非常清楚，第十一条的含义就只能是完全改变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并且违背共同章程第三条的规定而把总委员会变成伦敦各支部代表的会议，在这个会议里整个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将为各地方组织的影响所代替。最后，总委员会鉴于它的第一个义务就是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见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条例第一条），因此声明，“1871年法国人支部提出的关于共同章程中有关总委员会成员的条款应做根本改变的观点，同它所应当讨论的问题毫不相干”。

不过，总委员会声明说，它将按照接受伦敦其他支部的代表的同样条件接受该支部的两名代表。

1871年支部不满意这个回答，于12月14日发表了一个宣言[48]，在宣言上签字的有该支部的全体成员，其中也包括新书记，但这个新书记很快就被流亡者赶走了，因为他原来是个坏蛋。这个宣言宣布，拒绝攫取立法职能的总委员会犯了“最粗暴地歪曲社会思想”的罪行。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制定这个文件时所表现的正直性。

伦敦代表会议赞扬了德国工人在战争期间的行为。[49]非常明显，瑞士代表［注：尼·吴亭。——编者注］所提出的、受到比利时代表的支持并被一致通过的这个决议，仅仅是指德国的国际会员而言，他们由于自己在战争期间的反沙文主义的言行而遭到了监禁，而且直到现在还被关在监狱中。不仅如此，为了防止任何不怀好意的解释，总委员会的法国书记［注：奥·赛拉叶。——编者注］在“谁来了！”、“宪法报”、“激进报”、“解放报”、“欧洲”等报刊上发表的一封信[50]中刚刚解释了这个决议的真正涵义。然而过了一星期，即在1871年11月20日，1871年法国人支部的15名成员在“谁来了！”上面发表了一封充满了对德国工人的侮辱的“抗议书”，并宣布说，代表会议的决议无可争辩地证明“泛日耳曼主义思想”支配了总委员会。德国的所有封建的、自由主义的和警察的报刊都贪婪地抓住这个事件，企图向德国工人证明他们的国际主义夙愿是徒劳无益的。最后整个1871年支部完全支持11月20日的抗议书，把它附入自己的12月14日宣言。

为了证明“总委员会正在沿着权威主义的陡坡滚下去”，宣言引证说，“公布了共同章程的版本。”

只要看一看新版的章程就会晓得，在附录中摘录了新版章程的每一个条文所根据的文献，这些摘录可以证实它们和原本是一致的！[51]至于“版本”这几个字，那末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曾决定，“共同章程和条例的文本将由总委员会予以公布”（见“1866年9月3日至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工人代表大会”第27页注释[52]）。

不言而喻，1871年支部同日内瓦和纽沙特尔的分裂分子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它的一个成员沙兰——他在反对总委员会的斗争中表现出了他在保卫巴黎公社时都从未表现过的那种坚毅精神——完全出乎意外地被贝·马隆恢复了名誉，而后者还在不久前给一位总委员会委员的信中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指责。不过，1871年法国人支部还没有来得及发表自己的宣言，在它的队伍中就爆发了内战。首先，泰斯、阿夫里阿耳和卡梅利纳退出了支部。此后，它分裂成了几个小集团，其中之一的领导人是比埃尔·韦济尼埃先生，他曾因为诽谤瓦尔兰等人而被开除出总委员会，后来又被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所选举的比利时委员会驱逐出国际。这些小集团中的另一个是由贝·朗德克创立的，他只是由于9月4日警察局长比埃特里的突然逃跑才摆脱了

“他忠诚履行的义务——不再在法国从事

　　另一方面，伦敦的法国流亡者的基本群众成立了一个与总委员会完全一致行动的支部。

躲在纽沙特尔联合会委员会背后的同盟的先生们，企图再一次更大规模地破坏国际的组织，于1871年11月12日在桑维耳耶召开了自己支部的代表大会。——教师吉约姆在给他的朋友罗班的两封信中还在7月就威胁总委员会说，如果它拒绝承认他们“对日内瓦匪徒们的态度”是正确的，他就要发起这种破坏运动。

桑维耳耶代表大会由16名代表组成，自命代表9个支部，其中也包括设在日内瓦的新的“宣传和革命社会主义行动支部”。

这十六个人一开始就发出了一项无政府主义的指令，宣布解散罗曼语区联合会。联合会也赶忙把同盟分子的“自治”还给了他们，把他们从所有支部中赶了出去。不过，总委员会应当承认，他们还有一点健全理性的，因为他们接受了伦敦代表会义给他们取的汝拉联合会这个名称[54]。

随后，十六人代表大会就来着手“改组国际”了，它向国际工人协会的所有联合会发出了一个反对代表会议和总委员会的通告。

通告的作者首先责难总委员会在1871年没有召开代表大会而召开了代表会议。从上面的解释中可以看出，这些攻击是直接针对着整个国际的，因为国际一致同意召开代表会议，顺便指出，在这次会议上同盟也理所当然地派出了代表，即公民罗班和巴斯特利卡。

总委员会在每次代表大会上都有自己的代表；例如，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就有6名，而十六人断言：

“代表会议的多数是在总委员会的6名有表决权的代表的操纵下事先拼凑好的”。

　　事实上在参加代表会议的总委员会的代表中，法国流亡者是巴黎公社的代表，而它的英国和瑞士委员参加会议的机会非常少，这从将要提交给下一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就可以看出。有一位总委员会代表的代表资格证是一个全国性联合会发出的，另一位总委员会委员的代表资格证，正如一封寄给代表会议的信所表明的，由于报上登载了他死亡［注：指马克思。——编者注］的消息而没有送来。剩下的只有1名代表。由此可见，单单是比利时的代表名额和总委员会的代表名额相较，就是六与一之比。

国际上的警察由于想让古斯达夫·杜朗参加代表会议的企图未能得逞，便伤心地抱怨说，召开“秘密”代表会议是违反共同章程的。它还不大熟悉我们的共同条例，还不知道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会议是。

然而，警察当局的抱怨引起了在桑维耳耶的十六人的共鸣，他们叫嚷道：

“除此以外，代表会议还决定，总委员会可以自行规定召开下次代表大会或者

　　十六人不想了解，国际通过这个决议只是为了在各国政府面前证明自己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它将不顾任何迫害，用这种或那种方式举行自己的全协会的大会。

1871年12月2日举行了日内瓦各支部全体大会，公民马隆和勒弗朗塞在会上受到了冷遇，他们建议赞同十六人在桑维耳耶通过的决议，并谴责总委员会和拒绝承认代表会议。[55]——代表会议决定，“代表会议不准备发表的决议，通讯书记通知”。

这个完全符合共同章程和条例的决议，被贝·马隆及其伙伴们篡改成：

“代表会议的

　　此外，他们还责难总委员会“违反了”，因为它拒绝把那些唯一的目的是要在国际被禁止的国家内改组国际的决议“”，即拒绝把它们交到警察手里。

其次，公民马隆和勒弗朗塞还抱怨说，

“代表会议侵犯了思想自由和表达思想的自由……因为它授权总委员会揭露和拒绝承认支部和联合会的任何机关报，如果这些机关报讨论协会赖以建立的原则，或者讨论支部和联合会的相互利益，或者讨论整个协会的共同利益”（见10月21日“平等报”）。

　　10月21日的“平等报”引用的是什么呢？是代表会议的决议，在决议中代表会议“预先声明：如果自称为国际机关报的任何报刊效法‘进步报’和‘团结报’，在它们的篇幅内当着资产阶级公众讨论那些只应在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以及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或者在联合会代表大会或全协会代表大会讨论组织问题的秘密会议上予以讨论的问题，那末总委员会今后有责任一概予以公开揭露和拒绝承认”[56]。

为了给贝·马隆的既酸又甜的抱怨一个应有的评价，必须注意到，这个决议一下子永远地打消了某些新闻记者的企图；他们渴望取代国际的极其重要的委员会，并在国际中起到名士派新闻记者在资产阶级世界中所起的那种作用。正是由于这种企图，盟员才当着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公开用一种和罗曼语区联合会完全敌对的精神来编辑联合会的正式机关报“平等报”。

其实，即使没有伦敦代表会议，总委员会也可以“公开揭露和拒绝承认”记者们滥用职权的行为，因为巴塞尔代表大会曾规定（第二项决议）：

“各支部应立即将一切含有攻击协会的言论的出版物寄给总委员会”。

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在其1871年12月20日的宣言（12月24日“平等报”）中说：“很明显，通过这一点并不是为了使总委员会把含有攻击协会的言论的出版物保存在自己的档案中，而是为了使它能够回答，如果有必要，甚至消灭诽谤和恶毒攻击的有害行为。同样也很明显，这一点一般和所有出版物都有关，如果我们不愿对资产阶级报纸的攻击避而不答，那末我们就更应该通过我们的中央代表机关，即通过总委员会拒绝承认那些在我们协会名义的掩盖下对我们进行攻击的出版物。”

　　我们顺便指出，资本主义报刊中的利维坦——“泰晤士报”、在里昂出版的自由资产阶级报纸“进步报”以及极端反动的报纸“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在攻击代表会议时所用词句同公民马隆和勒弗朗塞所用的词句几乎一模一样。

十六人通告起初反对召开代表会议，然后反对它的成员和所谓秘密性质，接着又攻击它的决议本身。

它首先断定巴塞尔代表大会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因为它

“授予总委员会接受或者拒绝接受支部加入国际和将国际的支部暂时开除的权利”，

　　然后，通告又将下述罪行加在代表会议身上：

“这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各种决议……其倾向是要把国际这个各自治支部的自由联合变成一个完全服从总委员会的、服从纪律的支部的教阶制的和权威主义的组织，总委员会可以任意地拒绝接纳它们或者让它们停止活动！！”

　　接着，通告又提到似乎“歪曲了总委员会职能的”巴塞尔代表大会。

十六人通告的所有这些反对意见可以归结如下：1871年的代表会议要对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负责，而总委员会的过错在于它遵守了规定它必须执行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的章程。

事实上，对代表会议的这些攻击的真正原因带有更隐秘的性质。首先，代表会议的决议防止了在瑞士的的先生们的阴谋。此外，在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与比利时的一部分地区，同盟的首领们在之间制造了明显的混乱，并且异常顽强地来保持这种混乱。

代表会议在它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和关于宗派主义支部的两个决议中注意到了这种蓄意制造的混乱。第一个决议粉碎了巴枯宁纲领中所鼓吹的放弃政治的论调，它在自己的以共同章程、洛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其他先例为依据的引言部分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证［注：下面就是代表会议 　　“鉴于，

［注：最近在报刊上出现的警察当局对

　　“一个有权〈！〉统治与自己相同的人而仍旧不失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总委员会成了阴谋的策源地”。

　　按照十六人的意见，国际的共同章程单单是因为它授予总委员会加聘新委员的权利这一点就应受到严厉的指责。他们说，享有这一权力的 　　“总委员会今后会加聘一大批这样的人，他们会根本改变总委员会的大多数及其意向”。

　　显然，他们认为只要一成为总委员会委员就不仅会丧失

　　“五年来一直是

　　但随后又立即声明： 　　“

　　事实上总委员会的成员是经常变动的，尽管有些创始人继续留任，就像在比利时、罗曼语区和其他联合会委员会内一样。

　　“一种仿佛是自愿让位给总委员会的地步”。

　　按照他们的意见，总委员会的“正常作用”应当归结为“简单的通讯统计局”的作用。他们从章程的被歪曲了的译文中摘引了几条来证实这种说法。

　　“总委员会是各种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的

　　然后又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总委员会应当如何行动。在这些例子当中有一个对总委员会的指示，这个指示要求总委员会 　　“在需要立刻采取实际措施时，例如在发生国际冲突时，使加入协会的团体能同时和一致行动”。

　　这一条继续说道： 　　“在一切适当的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种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

　　此外，章程还规定了总委员会在筹备和召开代表大会工作中的作用，并委托它拟订应提交代表大会审查的具体问题。在最初的章程中各组织的独立活动同整个协会的统一行动是没有抵触的，因此第六条规定： 　　“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总委员会的活动将更有成效……国际的会员应该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由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

　　日内瓦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第一个决议（第一条）声称： 　　“总委员会

　　这一决议使总委员会从一开始起所处的那种地位，即协会的执行机关的地位合法化了。在没有其他的“被自愿承认的权威”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道义上的“权威”，要执行决议是很困难的。同时日内瓦代表大会委托总委员会公布“章程的正式的和必须遵行的文本”。

　　“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订自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但其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首先我们要指出，这里丝毫也没有提到可以有特殊的原则宣言，或是某个支部除国际的一切组织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之外可以自己承担特殊的任务。这里所说的只是支部使共同章程和条例适合于“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权利。

［注：奥地利。——编者注］的国际会员则要求总委员会只承认那些由它直接指派的全权代表或他们自己建立的支部。他们提出这个要求时所持的理由是，必须用这种办法来摆脱挑衅分子，后者大肆叫嚷要赶紧建立按其激进主义来说是前所未见的支部。另一方面，在所谓反权威主义的支部中只要一发生冲突，它们就毫不犹豫地向总委员会呼吁，甚至要求总委员会对它们的敌人实行最严厉的制裁，在里昂冲突期间所发生的情形就是那样的。就在不久以前，在代表会议已经闭幕后，都灵工人联合会决定宣布自己为国际的支部。在这个联合会发生分裂后，少数派建立了无产者解放社。[60]这个团体加入国际后一开始就通过了一个有利于汝拉人的决议。它的“无产者报”上充满了对任何权威主义都表示深恶痛绝的词句。它的书记［注：卡·特尔察吉。——编者注］在缴纳该团体的会费的时候警告总委员会说，旧联合会大概也会缴纳会费。往下他写道： 　　“你们大概在‘无产者报’上读到过，无产者解放社……曾经声明……拒绝支持假装工人来建立

　　他还请求总委员会 　　“将这一决议通知所有的支部，并且不要接受10生丁的会费，如果有人向它交纳这种会费的话”。［注：这似乎是当时无产者解放社的观点，该团体的代表者是它的通讯书记，巴枯宁的一个朋友。事实上这个支部的意图完全不是这样。这个团体因这位极端背信弃义的代表贪污基金以及和都灵警察局长有交情而将其驱逐之后，作了解释，消除了它和总委员会之间的误会。］

　　总委员会和国际的所有组织一样，有义务进行宣传。它依靠自己的宣言和通过它在北美、德国和法国的许多城市中为国际的第一批组织奠定了基础的代表来履行这个义务。

　　“联合会委员会应向总委员会每三个月提出一次有关所属各支部的

　　最后，使十六人大发雷霆的巴塞尔代表大会，只是使那些在协会发展进程中在组织工作方面形成的关系固定下来。如果它过分扩大了总委员会的权力范围，那末这究竟是谁的过失呢？难道不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巴枯宁、施维茨格贝耳、弗·罗伯尔、吉约姆和同盟的其他代表们的过失吗？他们不是已经开始责备自己“盲目信任”伦敦的总委员会了吗？

　　“四、每一个想加入国际的新支部或团体，必须立即将其申请通知总委员会”

　　对于在联合会组织之外成立的地方性独立团体来说，这些条文只是证实了从国际产生时起就规定下来的做法，保持这种做法对于国际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然而有人竟把这种做法加以概括并不加区别地运用于一切新成立的支部或团体，这就走得太远了。这几项决议的确给了总委员会干预联合会内部生活的权利，但总委员会从来没有在这种意义上运用过它们。总委员会肯定说，十六人举不出任何一件事实来说明总委员会什么时候曾干预了准备参加已存在的组织或联合会的新支部的事务。　　我们在上面所援引的决议和新成立的支部有关；而下面的决议则和已被承认的支部有关： 　　“六、总委员会也有权将国际的支部暂时开除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

　　这两条在万不得已时是必需的，但迄今为止总委员会从未使用过它们。以上所作的历史概述证明，总委员会一次都没有采取过暂时开除支部的手段，遇到冲突时它只是以双方都承认的仲裁者的身分进行活动。

五

　　“为了把工人阶级变成人类的新利益的真正代表”——必须使它的组织“遵循应当获得胜利的那种思想。用彻底研究社会生活现象的办法从我们时代的要求中，从人类深心的愿望中

　　这样一来，自治的工人支部突然变成了

　　“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社会主义少数派，脱离了这个同盟”，打算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承担起研究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的

　　这就是从纲领中“ 　　“这个倡议……将给欧洲和美洲的真诚的社会主义民主派提供一个找到共同语言和确立［注：同盟的先生们不断地指责总委员会召开秘密代表会议的做法，而当时召开公开的代表大会就是一种最大的叛卖行为或愚蠢行为。这些不顾条件主张喧嚣和公开的人，违反我们章程的规定，在国际内部组织了一个真正的秘密团体，其目的在于反对国际本身和使国际的对什么都不怀疑的支部服从最高祭司——巴枯宁的领导。 。

　　除了这种“理论使命”之外，向国际推荐的这个新组织还有自己的实践方面。 　　十六人通告说：“未来社会应当只是国际将具有的组织形式的普遍化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设法使这个组织尽可能地接近我们的理想。”

　　换言之，正像中世纪的寺院显示出一幅天堂生活的情景一样，国际也应当成为新耶路撒冷的原型。这个新耶路撒冷的“萌芽”已在同盟的内部形成了。自然，如果巴黎公社社员了解到公社是“未来人类社会的萌芽”，那他们一定不会遭到失败，他们一定会把纪律和武器——这些只有当不再有战争的时候才应当消失的东西——抛得一干二净！

六

　　他们的正式机关报“社会革命报”（11月16日）宣称：“阅读它能够使人

　　报告一开始就说，它认为普法战争和法兰西内战“这些可怕的事件对国际各支部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

　　“比恩的

　　这就是所谓自治的支部同自己的联合会委员会的

　　“

　　这个团体处于

　　“

　　然后是 　　“采取了明智的办法：

　　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派遣两名代表参加十六人代表大会。

　　“

　　显然，其唯一目的是要派遣两名代表参加十六人代表大会。 　　“

　　然后是两个支部——

　　“

　　其原因如下： 　　“穆蒂埃支部的活动由于保存了民俗的工人居民的

　　于是，这个报告事实上 　　“使人

　　他们应当再补充一下这个报告，加上一句话：绍德封——他们的委员会的最初驻在地——的工人始终拒绝同他们发生任何关系。不久以前在1872年1月18日的大会上，这些工人用下述一致行动回答了十六人通告，这就是他们批准了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以及1871年5月罗曼语区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个决议说： 　　“将巴枯宁、吉约姆和他们的信徒永远赶出国际。”

　　既然所谓的桑维耳耶代表大会，按照它的参加者的说法，“在国际内部引起了一场战争，一场公开的战争”，那末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难道还需要做只字片语的补充吗？

　　“最后，比较重要的是，比利时各支部在其12月24日和25日举行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一致作出了和桑维耳耶代表大会的决议相符合的、关于必须立即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的决定。”

　　必须指出，比利时代表大会通过了完全相反的决议。它责成将于6以后举行的下次比利时代表大会制定新的共同章程的草案，以便提交国际

七

帝国和新法兰西。人民和青年向法国人的良心的呼吁

　　“我们是组织了法国无产阶级大军的人……我们是国际在法国的最有影响的领袖［注：在1872年2月15日的“平等报”（出版于日内瓦）上，在“

，我们幸而没有被枪杀，我们来到这里，是要在他们（！’

　　于是从“侵略第三”的秘密经费中获得犒赏的阿尔伯·里沙尔先生和加斯帕尔·勃朗先生就担负了替他恢复名誉的专门任务。

　　“我们思想的自然发展进程使我们成为帝国的拥护者”。

　　这就是一定会使他们在 　　他们声明说：“革命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共产主义已在德国和英国，首先是在德国确立起来了。顺便说一句，正是在德国，共产主义老早就认真地在制定，以便随后在整个国际中推广。

　　这里我们不是已经听到最伟大的祭司长［注：米·巴枯宁。——编者注］的声音了吗？——自从同盟产生以来他就以一个俄国人的资格承担了代表各 　　“德国的和俾斯麦的智者们企图把倒退运动强加给国际”。

　　但是，国际的真正传统幸而保存下来了，——阿尔伯·里沙尔先生和加斯帕尔·勃朗先生没有被枪杀！因而，他们的个人的“工作”就是给法国中部和南部的国际“指出新的方向”——其方法是企图建立波拿巴主义的支部，单因这一点就已是“自治的”支部。

　　“不仅将迅速消除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将迅速消除在群众的革命组织中获得反映的实现这些理论的企图”。总而言之，利用伟大的“支部自治原则”，这一原则“构成国际的真正力量……特别是在

　　这些先生把赌注押在国际的无政府状态上。 ［注：在关于杜弗尔法的报告中，地主议会议员萨卡兹首先攻击国际的“组织”。他憎恨这一组织。他在指出了“这个可怕的协会的前进运动”以后，接着说：“这个协会摈弃了……在它以前的宗派的秘密活动。它的组织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断地成立和改变。由于这一组织的强大……它的活动和影响的范围愈来愈扩大了。这种影响正在渗入一切国家。“然后，萨卡兹对这个组织作了“简短的描述”，末了他说：“这一广泛组织的计划……在其英明的统一性上就是这样。它的力量在于它的意向本身中。它的力量也在于它的为共同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广大信徒中，最后，在于促使他们行动起来的不可抗拒的动因中。”］，

　　　　　　　　总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