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140]

在7月4日出版的“协和”杂志上，德国工厂主联盟企图向我证明，它的“博学之士”在鉴别文字商品方面，就像它自己在伪造商品方面一样，都非常在行。

关于国际的成立宣言中引用的格莱斯顿在1863年4月16日发表的预算演说中的那个地方，工厂主们的机关刊物（第10期）声明道：

“”

　　这样一来，它就是宣布说，这句话从形式和内容来看都是我的产品。不仅如此，它还非常确切地知道，我是编造这句话的。

“协和”说：“这样一个事实，即格莱斯顿断言过……，……”。我从在成立宣言出版的“兑换论”一书中找出了这一句话，从而彻底揭穿了这家工厂主机关刊物所撒的弥天大谎［注：见本卷第97—101页。——编者注］。在此以后，如它自己所说的，它从伦敦函购了这本它过去未曾见过的书，并相信了这个事实。它现在用什么谎言来自圆其说呢？请听：

“我们说马克思给格莱斯顿的演说增添了那句可疑的话，这无论在形式上或者在实质上都并没有断言，

　　显然，这里发生了工厂主的理性所固有的那种概念混淆的情形。例如，有一个奸诈的工厂主同他的同行们谈妥，向他们推销一批縧带，声称每盘縧带有三十埃勒［注：埃勒（Ｅｌｌｅ）是德国旧长度单位。——译者注］，而实际上只有二十埃勒，这样一来，他事实上十埃勒，而这正是因为他“”。增添的縧带是这样，那末增添的句子为什么就不能是这样呢？亚当·斯密说：“绝大多数人的智能，必然会以他们的日常事务为出发点，并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141]，工厂主的智能自然也是这样。

通过“人民国家报”我不仅用从“兑换论”上摘录下来的引文，而且也用我的“资本论”一书中涉及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的那些篇幅丰富了工厂主机关刊物的科学知识。现在这家机关刊物企图依靠我向它提供的材料来证明：有争论的那个地方我不是从“伦敦报纸”上，而是从“兑换论”中摘录下来的。这种证明手法是工厂主逻辑的新范例。

我告诉工厂主的杂志说，“兑换论”第134页上引证的话和我引证的话完全一样。而该杂志却发现，我引证的话和“兑换论”第134页上引证的话完全一样。

往下竟说！

“马克思对于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评论，在这本书中也已经有了。”

　　这纯粹是撒谎。在“资本论”第639页上我是把我的评论同格莱斯顿演说中的一句话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贫极已经缩小。”关于这一点我曾指出：“多么卑鄙的诡辩！工人阶级仍然是‘穷’的，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已变得‘不那么穷’了，这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贫极没有缩小，这也就是说，贫极由于富极增大而增大了。”[142]这些“评论”在“兑换论”中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

“……评论，在这本书中也已经有了，

　　这样一来，“而且”我也引证了莫里哀，并给“协和”的“博学之士”提供了一个机会，好让他们查明来源并向公众宣布说，这段引文是从“兑换论”上摘录下来的！实际上在“资本论”第640页注105中我直截了当地说，“兑换论”的作者“”“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最后它说：

“同样，在这本书的第135页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引用的London　Orphan　Asylum〔伦敦孤儿院〕的关于生活资料涨价的材料，但是，马克思为了证明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没有指出引自这本书，而是指出材料的出处（见“资本论”第640页注104）”。

　　“协和”非常聪明地忘记告诉自己的读者，“这本书”没有提供。这家杂志想证明什么呢？它想证明，我从“这本书”中抄袭了格蒙斯顿的演说中的一个地方，而不知道这篇演说的出处；它是怎样来证明的呢？这样来证明的：说我确实从这本书中摘了一段引文，可是抛开这本书而根据原来的出处加以核对！

关于我从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1870年11月）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中摘下来的引文，“协和”指出：

“比斯利教授的这篇文章谈的都是国际的历史，而且，如作者本人大声宣布的，是根据

　　比斯利教授说道：

“对协会的成就，谁的贡献也没有像卡尔·马克思博士的贡献那样大。我认为，就熟悉欧洲各国产业运动的历史和统计而言，是没有人能同他相比的。我在这篇文中所利用的资料在很大程度上（largely）要归功于他的帮助。”[143]

　　我向比斯利教授提供的全部材料，只是同国际的历史有关，没有一个字提到成立宣言的内容，因为宣言一出版他就知道了。上面引述的他的意见在这方面很少引起什么怀疑，以致“星期六评论”在批评他的那篇文章[144]时非常明显地暗示说，就是成立宣言的作者。［注：比斯利教授曾写信给我，提醒我注意这种quid　pro　quo［偷梁换柱的手法］。］

“协和”断言，比斯利教授不是从格莱斯顿的演说中引用那个可疑的地方，而只是指出“”。我们来看一看事实。

比斯利教授说：

“宣言大概是保卫工人利益而反对资产阶级的一篇最有力和最辉煌的文件。还从来没有人能用短短12页的篇幅作出这样的阐述。我愿意在文章中大量摘引宣言中的话。”

　　他提到宣言中引用过的“蓝皮书的令人恐怖的统计”之后继续说：

“宣言从这个令人恐怖的统计转过来谈到关于所得税的官方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国内应课税的收入八年来增加了20％；‘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

　　比斯利教授把“”这几个字放在引号外面，当做自己说的话，这一点恰好成了“协和”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他……只是从成立宣言的引文中才知道格莱斯顿的演说的！只有德国工厂主联盟的一个伦敦同行才知道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这正如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收入在150英镑以下的人，在英国免缴所得税”（见“协和”第10期和第27期）一样。但是英国税务人员念念不忘的一个思想是，只有收入英镑的人才免征所得税。

关于成立宣言中那个有争论的地方，工厂主的杂志写道：

“”我从1863年4月17日“”引了一段话来证明情况恰恰相反。我用英文和德文在“人民国家报”上引用了这段话，因为格莱斯顿断言他“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的话”，——这样的断语需要加以评论。我援引威克菲尔德的话指出，《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这个语句在德文中没有确切的词来表达——意味着“确实有钱的人”，有产阶级中“真正富裕的部分”。威克菲尔德甚至直接把真正的中等阶级叫做《the uneasy class》，德文与此近似的说法是，“不太富裕的阶级”［注：《The　middle　or　uneasy　class》［“中等阶级或不太富裕的阶级”］（“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1卷第185页[145]）。］。

工厂主的作风正派的机关刊物不仅对我的解释只字不提。它给我引用的那段话加上“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话到此为止”这几个字，想让它的读者了解，它引的话是我的译文，而事实上它和我的译文不同，它不是把《classes　who　are　in　easy　circumstances》译成“富裕的阶级”，而是译成“阶级”。它还使它的读者充分了解到，虽然占有财产始终被看成是有产阶级的所有组成部分的“优良条件”，但是它们并不全都是“”。然而就是按照“协和”杂志对我引用那段话的翻译，格莱斯顿先生也把他所描绘的资本主义财富的增加形容为“”，并指出，这里他“注意到劳动人民的状况”；在结尾时他说道，这种“”。可见，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博学之士”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报道中强加给格莱斯顿先生的那句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正好就是我在成立宣言中强加给他的那句话，在这之后，他就自己捶着自己高贵的胸膛大声疾呼道：

“但是，

　　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博学之士”显然知道得很清楚，他应当把什么呈献给广大的读者！

我已经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指出，“协和”企图使自己的读者相信，好像我在成立宣言中没有引用格莱斯顿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提高的话，然而恰恰相反，我在那里特别强调指出这种讲法同官方确定的事实之间的明显的矛盾。这家工厂主机关刊物在其7月4日的回答中又重施了这个故技。

它说道：“马克思引证‘泰晤士报’的话到此为止，我们继续往下引证。”

为了反驳它，其实我只要引证有争论的地方就够了，但是，我们且来看看“往下”是什么吧。

格莱斯顿对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作了一番歌颂之后，就转过来谈工人阶级。他根本没有说，工人阶级从“”中获得了自己的一份。

相反地；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格莱斯顿接下去说了这样的话：

“但是

　　在格莱斯顿先生之前，他的所有前任在自己的预算演说中除了描写资本家财富增长的情景以外，总要“”加上几句关于工人阶级状况有了改善的自鸣得意的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指责他所有的前任撒了谎，因为千年王国只是在自由贸易法实施以后才来到的。但是，这里问题并不在于格莱斯顿用来安慰和庆贺自己的理由是否正确。这里说的只是，照格莱斯顿的观点，所谓工人阶级状况“异乎寻常的”改善跟“财富和实力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点是根本不矛盾的。相反，资本的辩护人——而格莱斯顿先生是它的报酬最优厚的辩护人之一——的正统学说正是认为，工人们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使自己的剥削者。

使工厂主机关刊物无耻的庸俗或庸俗的无耻达到顶点的一件事，就是它断言，“‘泰晤士报’的报道只是以比较扼要的形式叙述了汉萨德速记记录中的话。”［注：看来工厂主的报纸真的以为，伦敦的各家大报在它们关于议会的报道中没有利用速记材料。］我们把这两个报道对照一下吧：

一	二

我让读者自己去把汉萨德版中的这种夸张的、混乱的、带有一大堆保留条件的、Circumlocution　Office〔繁文缛礼局〕［注：这是狄更斯的小说“小杜丽”中的用语。——编者注］的文体和“泰晤士报”上的报道比较一下。

这里只要确定下述事实，即“泰晤士报”报道中有一句话——“”——在汉萨德版中一部分被歪曲了，一部分被删掉了。这些傲慢的“含义确切的话”，凡是听过这次演说的人没有一个人会漏过去的。例如：

由此可见，格莱斯顿事后在汉萨德的半官方的出版物中隐瞒了他于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中的下面这句话——“”。因此“协和”在它的伦敦同行送来的摘要中找不到这句话，于是就嚷叫道：

“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

　　如果“协和”现在教导我说，照批评的“”，引用议会演说时应当以官方伪造的演说为根据，而不是以演讲人真正发表的演说为根据，那是毫不奇怪的。这种“惯例”事实上只符合“普遍的”柏林“文明”和德国工厂主联盟那种狭隘的普鲁士忠顺臣民的见识。由于没有时间，我不得不从此永远停止同联盟的愉快来往，但是，在告别的时候我还有一个难题要向它的“博学之士”请教一下。什么人在什么文章中向对手——按其地位说来至少和“协和”相当——说过下面这句有分量的话：《Asinus　manebis　in　secula　seculorum》〔“你永远永远是一头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