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的逝世

（1883年5月12日）

在这件令人悲痛的事情发生后，我还接到一些表示哀悼的函电，这说明它引起了何等广泛的反响，而报道这些情况是我的责任。

3月20日，爱琳娜·马克思女士接到“每日新闻”编辑部转来的一份法文电报，电文如下：

“3月18日。伦敦‘每日新闻’编辑部。敬请转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者、已故的的挚友先生，请他代购花圈一个献在‘资本论’的不朽作者的灵柩前。题词如下：

‘献给劳动权利理论的维护者及实际的争取者。莫斯科农学院学生敬挽’

请恩格斯先生惠示地址及花圈价格，垫款即还。

莫斯科彼得罗夫学院学生”

电报当然没有赶上3月17日举行的葬礼。

其次，3月31日，我们的朋友从巴黎汇来工艺学院学生和俄国高等女校学生寄给他的124法郎50生丁（相当于4英镑18先令9辨士）。这笔钱也是用来购买献在卡尔·马克思墓前的花圈的。

再次，“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周报道说，敖德萨的大学生也要求以他们的名义买花圈献在马克思的墓前。

因为彼得堡大学生寄来的钱足够买三个花圈，我就冒昧地用这笔钱给莫斯科和敖德萨的大学生也各买了一个花圈[230]。制作题签在这里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是这几个花圈在下星期初总是可以献的，那时我就可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报告我收到的这笔钱的花费情况。

我们还收到通过这里的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自寄来的一个美丽的大花圈，上面写着：“献给卡尔·马克思。佐林根刀剪业工人敬挽。”当我们于3月24日去献这个花圈时，我们发现，“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献的花圈上的长条红绸带，不知被哪个渎神的人剪下偷走了。向管理处申诉也无济于事，但也许可以保证将来看管得好一些。

瑞士的一个斯拉夫协会[231]

“希望为纪念卡尔·马克思筹集一笔以马克思命名的国际特别基金，以便帮助伟大解放斗争中的受害者，并支援这一斗争”；

　　同时还寄来他们的第一批捐款。这笔钱现在保存在我这里。当然，这个倡议的命运首先取决于它能否博得赞同，所以我在这里说明一下。

为了用事实来驳斥报纸上的谣言，我想简单地谈一谈我们伟大的理论家和领袖患病和逝世的经过。

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经过三个疗程的治疗之后，他的慢性肝脏病已经几乎痊愈，只是慢性胃病和神经衰弱仍然使他感到痛苦，他常常头痛，而特别厉害的是接连不断的失眠。在夏季洗海水浴和避暑以后，这两种病没有怎么犯，只是过了年以后，又更严重地复发了。一般说来，慢性喉头炎，影响睡眠的咳嗽和慢性支气管炎已略略好些，但正是这些病症使他体力异常衰弱。在他妻子逝世前四五个星期，他突然患了由于支气管炎和刚得的肺炎所引起的严重的肋膜炎。当时病势非常危险，但是也顺利地过去了。随后，让他先到威特岛（1882年初），再到阿尔及尔去。一路上天气寒冷，他到阿尔及尔时，又患了肋膜炎。在通常的情况下，肋膜炎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但是，那年阿尔及尔的冬季和春季反常地寒冷多雨，4月，餐厅里还得不断地生火！这样一来，病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恶化了。

马克思离开阿尔及尔后就上蒙特卡罗（摩纳哥）去，由于途中气候寒冷潮湿，到那里的时候，他第三次得了肋膜炎，但病势较轻。那里的天气也老是很坏，好像坏天气是他从非洲带去似的。这样，他在那里不仅没有恢复健康，反而又得同新的疾病作斗争。初夏，他去阿尔让台他女儿龙格夫人那里，用附近恩吉安的硫矿泉水浴来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尽管夏季多雨，治疗还是有进展，虽然进展较慢，医生对此颇感满意。后来医生又要他到日内瓦湖畔的斐维去疗养；在那里他的健康状况大有起色，医生虽然没有允许他回伦敦，不过还是允许他到英国南部海滨去过冬。马克思终于又决定在这里恢复自己的工作。9月他回到伦敦，那时他看来是健康的，常常同我一起爬上汉普斯泰特荒阜（比他的住宅大约高300英尺）而并没有感到什么不适。11月浓雾降临的时候，大家让他到威特岛南部的文特诺尔去。但是，那里的气候又是多雨多雾，结果又难免伤风咳嗽等等，总之，不能在新鲜空气中作健身运动，整日蛰居室内，反而损害了他的健康。就在那时，龙格夫人去世了，次日（1月12日），马克思回到伦敦，他的支气管炎发作了。不久，又并发了喉头炎，使他几乎什么东西都不能下咽。他以坚忍精神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宁愿喝一升牛奶（这是他生平最厌恶的东西）而不吃某些硬的食物。2月间又发现了肺脓肿。15个月来他已经服用过各种药品，现在，药物对他的身体已经失去效用，只能使他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眼看他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可是病一般说来还是比较顺利地在好转。支气管炎已几乎痊愈，咽食物也比较容易了。医生表示大有希望。但是那天下午两三点钟（这是最适宜于探望他的时间），我意外地发现他全家人都在掉眼泪：他很不好，看来要完了。他们告诉我，那天早晨他胃口还很好，喝了葡萄酒、牛奶和汤。在马克思家40年、从小抚育他所有孩子的忠实的老琳蘅·德穆特，上楼到他的房间去，但立刻转回来说：“快去看一看，他快睡着了”。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了。卡尔·马克思是坐在安乐椅上去世的，没有比这样的死再安祥的了。

现在，在结束本文的时候，谈一个好消息：

“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目前这样的手稿是否适宜于发表，我还不能断定，——手稿有大开纸1000多页。但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形式”，已在1867—1870年整理完毕。稍后的整理工作已经开始，并有大量评论性的摘录材料，特别是关于俄国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材料；这些摘录大概有很多可以利用。

他亲口指定他的幼女爱琳娜和我为他在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

1883年4月28日于伦敦

收到阿尔让台社会民主党人赠送的、题词写在红色绸带上的美丽的花圈。碰巧找到了一个人，就顺便把花圈带来了。向墓地献这个花圈时，发现佐林根送来的花圈上的红色绸带又被人偷走了。

当时和赠送的三个花圈已经做好。为了不使绸带被偷，我们不得已把绸带的两边稍微剪破一点，使这些绸带不能再作别的用处。昨天献了这些花圈。一场大雨把爱尔福特的花结淋得不能再作其他用处了，因此没有被人偷走。

这三个花圈每个价值1英镑1先令8辨士，共值3英镑5先令。因此，汇给我的4英镑18先令9辨士，剩下了1英镑13先令9辨士，我把这些钱寄给了彼·拉甫罗夫，让他按照赠送者的意见处理。

这位伟大人物的去世使一些无耻之徒得到了一个替自己拼凑政治资本、著作资本甚至金钱的好机会。我在这里只举几个应当让大家知道的例子。其他很多属于私人通信的材料也就不必谈了。

纽约中央劳动联合会[232]书记菲力浦·范－派顿写给我的信（今年4月2日）说：

“不久以前举行了纪念卡尔·马克思的游行，一切派别在这次游行中都联合起来，向已故的思想家表示敬意，这时，

　　我在4月18日回了一封信，我在这里把这封回信译成德文[233]：

“你在4月2日问我，卡尔·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对约翰·莫斯特抱什么态度。我的答复是简短而明确的。

　　上面谈了美国，下面谈意大利。

大约两年以前，有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即曼都亚的先生，把他的一本关于地租的书[237]寄给了马克思，并且附了一封德文信，在信中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和崇拜者。他同马克思有一段时间还通过信。1882年夏天他来到伦敦，到我那里去了两次。他第二次到我那里时，我曾经就他在当时出版的一本小册子[238]中责备马克思有意篡改引文这件事，郑重地向他提出了意见。

现在，这个从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智慧的人，在“新文选”[239]上写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并且恬不知耻地把文章的清样寄给我，称我是“自己最尊敬的朋友”（！！）。他无耻在哪里，下面我的复信的译文可以表明（我的信是用他的祖国语言写的，因为他的德文比我的意大利文还差）：

“我收到了您关于卡尔·马克思的文章。您当然可以随便对他的学说进行您的最苛刻的批评，而完全不懂这个学说。您可以全凭臆想写出马克思的传略。但是，诽谤我的亡友的品德，您是没有权利的，而且我也永远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做。

　　暂时就写这些。

1883年5月12日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