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兰盖

[438]《民法论》1767年伦敦版。

按照我的写作计划，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著作家都不包括在历史的评论之内。这种历史的评论不过是要指出，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行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在考察剩余价值时，我把布里索、葛德文等等这样的十八世纪著作家，以及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放在一边了。至于我在这个评论中以后要说到的少数几个社会主义著作家[114]，他们不是本身站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便是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去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斗争。

然而兰盖并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反对他同时代的启蒙运动者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想，反对资产阶级刚刚开始的统治，他的抨击半是认真半是嘲弄地采取反动的外观。他维护亚洲的专制主义，反对文明的欧洲形式的专制主义，他捍卫奴隶制，反对雇佣劳动。

第一卷。他的一句反对孟德斯鸠的话：

“法律的精神就是所有权”[115]

就表明了他的见解的深刻。

兰盖碰到的和他对立的唯一的一批政治经济学家，是重农学派。

兰盖证明，富人占有一切生产条件；这是，而最简单形式的生产条件是自然要素本身。

“在我们的各个文明国家里，一切自然要素都成了奴隶。”（第188页）

　　要取得这些被富人占有的财宝的一部分，必须用增加富人财富的繁重劳动来购买这一部分。

“这样，整个被俘虏的自然，就不再向自己的儿女提供容易得到的维持生命的源泉了。自然的恩赐必须以辛苦的努力为代价，自然的赐予必须以顽强的劳动来取得。”

　　（这里，在“自然的赐予”这个词上，露出了重农学派的见解。）

“

　　“社会”本身——人生活在社会中，而不是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人——是所有权、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的法律以及由所有权必然产生的奴隶制的根源。

一方面是土地耕种者和牧人过着和平的、孤立的生活。另一方面，还有“猎人，他们习惯于靠屠杀取得生活资料，习惯于成群结队，以便于围猎他们吃的野兽和瓜分猎物”。（第279页）“正是在猎人当中出现了最初的社会标志。”（第278页）“

　　贫困迫使丧失生产条件的工人为生活而劳动，去增加别人的财富。

“只是因为没有别的活路，我们的短工才不得不耕种土地而自己享受不到它的果实，我们的石匠才不得不修建房屋而自己不能居住。贫穷把他们赶到市场上，等待主人开恩购买他们。

　　第二卷。

“因此，问题不是要弄清奴隶制是否同自然本身有矛盾，而是要弄清奴隶制是否同社会的本性有矛盾……奴隶制是同社会的存在分不开的。”（第256页）“社会和市民的受奴役同时产生。”（第257页）“终身奴隶制是社会的不可毁灭的基础。”（第347页）

　　兰盖说，这里所说的“仆人”不是指仆役等等。

“城市和乡村住满了另一种仆人，他们人数更多、更有用、更勤劳，他们被称为《journaliers》（短工），‘

　　（这是兰盖的说法，他提的还不是资本家）（第468页）

“人们说，他们没有主人……但这是明显的滥用词句。他们没有主人，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有一个主人，而且是一切主人中最可怕、最专制的主人，这就是

　　兰盖就工人问题向法国启蒙运动者们大声疾呼：

“难道你们没有看见，这一大群羊的驯服，直率地说，绝对顺从，创造了牧人的财富吗？……请相信我，为了他〈牧人〉的利益，为了你们的利益，甚至为了它们〈羊〉自己的利益，还是让它们抱定它们历来的信念：相信一只向它们吠叫的狗要比所有的羊加在一起都强大吧。让它们一看见狗的影子就不知所以地逃跑吧。大家都可以由此得到好处……你们可以更容易地把它们赶去剪毛。它们可以更容易地避免被狼吃掉的危险。[441]诚然，它们避免这种危险，只是为了给人当食物。但是，自从它们一进入畜栏，它们的命运就已注定如此了。在谈论把它们从畜栏引出去以前，你们应当先把畜栏即社会砸毁。”（第512—513页）[Ⅹ—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