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亲爱的拉萨尔：

我仍然想知道，我的第二封信[478]是不是又没有寄到。我知道，你回信是准时的，因此我认为你迟迟没有音信是由于某种偶然事故造成的。

自从我上次给你写那封信以来，我的健康状况又有好转，虽然我的眼睛仍然很痛。可是社会条件却恶化了。我接到了出版商断然拒绝印刷我的《政治经济学》的通知；我的反蒲鲁东的手稿在德国漫游了整整一年，同样也找不到栖身之地[479]；最后，财政危机达到了尖锐的程度，只有现今在纽约和伦敦所感觉到的商业危机才能与之相比。可惜我甚至连象商人先生们那样宣布自己破产的可能性都没有。波拿巴先生在冒险举行政变时就处于类似的境地。

讲到这位波拿巴先生，我认为最好是把巴黎一位朋友［注：莱茵哈特。——编者注］寄给我的一封信摘要告诉你；他是个大怀疑论者，对于人民不大看得起。现在请你听听吧：

“总的说来，巴黎公众的情绪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果说这种情绪还没有超出绝望的程度，那末这种绝望的确已经感觉出来了，而且具有更阴暗更普遍的性质。中下等阶级当中产生这种情绪的主要原因是，当他们为了希望商业好转而牺牲了其他一切想法的时候，商业尽管有初步良好的征兆，但还根本活跃不起来，因而工作也没有保障。此外，多数不大成熟的、难以看清问题的工人，由于拿破仑的命令，开始逐渐地懂得，总统绝不会去维护共和国，而这些工人对共和国比对他们有着长期痛苦体验的君主政体抱有更大的希望。在有产者看来，总统没收奥尔良王室的财产对他很不利，因为这毕竟是官方行为的一个严酷的例证。甚至象富尔德、莫尔尼、杜班这类人都不愿支持这一措施，这自然是出于他们的私利；这一点尤其惹人注意，因为他们的丑恶的往事或多或少为人所知。关于已被解散的国民议会议长杜班，在这期间人们自然已经获悉他最近的出色的行为：12月2日早晨，他同波拿巴商定，扣压下巴黎大主教的一封信，这个大主教在信中建议议员们在巴黎圣母院集会，声称他愿意站在教堂大门口，把他们作为人民主权的代表加以保护，使之不受篡政者士兵的侵犯。这就可能使整个事态发生另一种转变，况且，与此同时最高法院也已经开庭，已经准备对政变提出抗议。 ［注：双关语：这句话同时有两个意思：“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和“这是鹰的最初的盗窃”（这句俏皮话和上面提到的日拉丹夫人的话，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中使用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226—227页）。——编者注］。艾米尔·德·日拉丹由于他夫人的这句话而被驱逐。人们认为雷缪扎也是由于类似的原因而被驱逐的。听说有一天雷缪扎到内务部去（莫尔尼委派年青的莱昂在该部担任办公厅主任）；莱昂看到雷缪扎时傲慢地问他的名字，雷缪扎回答说：‘先生，我家的人都从父亲姓，所以叫我雷缪扎。’这个年青的莱昂大约在同一个时间在阿姆发生过另一场争吵，这件事情是：当他在那里把放逐的正式通知书交给勒夫洛将军时，勒夫洛将军把他赶出门外，并喊道：‘你这个坏蛋，竟敢把关于放逐我的事情通知我？’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政府即使在最狭隘的‘规矩人’的心目中能受到多少尊敬。我个人认识的一位夫人是受拿破仑的监护的，她从儿童时代起就同他非常接近，12月2日以后同他断绝了一切交往，并且说，他和他的一伙是盗贼和杀人犯的政府。——真正的金融巨头固然还在支持拿破仑，认为他是现时政权的唯一可能的体现者和现存社会的最后堡垒，但是他的措施大大地损害了他们对他的政体能够继续存在的信念，以致很快他们又把自己的钱存放起来，交易所的不景气和商业的非常有限的上升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拥护总统的，除了受他特别庇护的坏蛋和军队之外，实际上只是那些跟他最有利害关系的人。但是，由于多次撤换奥尔良派军官，在军队中也产生了某种不满和动荡的情绪，而这一点严重地损害着军队的力量。听说总统本人内心也极为不安和郁郁不欢。事实上，在这种极不稳定的形势下，只要除掉他的可怜的躯体，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一切重新陷于混乱。未必会有人试图反抗。在这一方面，富有经验的基佐讲的一句话很值得注意，基佐一听到政变成功的消息，就说：‘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

　　这就是我的朋友所写的。

这里的一件最重要事情是，以得比伯爵（斯坦利勋爵）为首的托利党人取代辉格党人组阁了。这个事件好极了。英国只有托利党人执政才能前进。辉格党人对各个方面都充当中间人，并使一切死气沉沉。此外，商业危机越来越逼近，它的最初的征候在这里已经到处可见。事情正在发展。如能勉强度过这个过渡时期，就算不错了。邮件发送时间到了。就此搁笔。

祝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