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亲爱的拉萨尔：

我立即给你回信，不过写得很简短（但我希望能写清楚），因为两起诉讼的准备工作使我忙得不可开交。

1．。

你对诉讼的结局是无法判断的，因为第一，你不知道我手头有些什么样的文件，其次，你也不知道福格特的谰言是纯粹的捏造。但是，你应当一开始就赞成。第二起诉讼是我对伦敦报纸《》提起的，因为它曾转载和传播《》的文章。《》是伦敦一家日报（而这一点很重要），但它决不是一家报。在伦敦的日报中间，它的发行量。它专门受到的津贴，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乐意登载这类的肮脏东西的缘故。

《高尚意识的骑士》［注：：卡·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你一定会收到。

2．“庄严的姿态”只存在于你的想象中[462]。你给我的两封信，我已给恩格斯、沃尔弗和我妻子看了，而按照他们看法，信中可以感觉到由于福格特的卑劣小册子［注：：卡·福格特《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编者注］而产生的某种——既然三人成会［注：：拉丁谚语，原文是tres　faciunt　collegium，意思是三个人以上开会作出的决定可以有法律效力。——译者注］，看来这一点是无疑的。

我把这封便函［注：：见本卷第452—453页。——编者注］以及其他材料寄给你，是要让你看到，你会由于这类肮脏东西而如何大发雷霆，尽管便函并没有，而且它也绝不能同福格特的诽谤性谰言相比拟。

福格特控告我犯了。在你的几封来信中我看不出你对这个庸人感到丝毫的气忿，按照你的意见，我甚至应当向他公开道歉。如果福格特知道你同我的关系，而且手头有维斯的便函，那末，他就会把它当作“硫磺帮”[47]历史上的真实文件发表出来。你推测我已在某处公开提到（除了给的一封信[463]以外）布林德掌握的反对福格特的证据，这种推测是欠考虑的。福格特是，这一点我已从他的书［注：：卡·福格特《欧洲状况研究》。——编者注］中看得非常清楚。当维利希（泰霍夫只写了维利希在1850年私下对他说的话）于1853年在对我进行类似的诬蔑的时候，魏德迈、雅科比医生和克路斯在我获悉这件事以前，就已出来公开宣布所有这一切都是无耻的诽谤。[464]在德国，我当地的朋友没有一个人对这种闻所未闻的攻击表示过任何抗议，反而给我写来了家长式的训诚信。

因此，我把这个便函以及其他材料寄给你，使你设身处地想一想，或者更确切些说，使你对我所处的境地有一种正确的、热情多一些、空论少一些的看法，这是完全合适的。

我寄给你的维斯医生那封信的，而是原本（即从美国寄给的那个副本）。德朗克根本不知道这封便函。

至于说编造，那是谈不上的。[465]我在寄给那个收到维斯便函的人［注：：克路斯。——编者注］的私人信中，说你是我们党最能干的人物之一，也是我和恩格斯的亲密朋友。看来，那个收信人——，我不能说出他的姓名——曾把我的这封信拿给维斯看了，或者至少把这封信的内容转告过他。这就是维斯这件事的缘由。我现在没有而且跟维斯发生任何联系。过去他曾表示愿意为《》效劳，还寄来过一篇通讯，我把它扔进了字纸篓，没有给他任何答复。他在（在魏特林的报纸《工人共和国报》上）发表了半打的愚蠢文章。

我使用“”指控这个词［注：：见本卷第453页。——编者注］，只是把它同维斯的“”信相对照。现在我自己也觉得这个词太滑稽——要知道我是在匆忙中写的。

我不能不守信用说出杜塞尔多夫的那些人是［注：：见本卷第453页。——编者注］。但我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那就是没有同他们发生过联系。至于说工人，那与我亲身经受的来比，这种对你的忘恩负义只是一种儿戏。无论如何，不是这种人，也不是这种人里面的一个。（后者的名字我）给我写过一行你的话或你的事。[466]

同贝克尔［注：：海尔曼·贝克尔。——编者注］“发生过联系”。同盟［注：：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中央委员会被迁往科伦。最后的决定是在那里通过的。（这个同盟正象所有同它有关的事情一样已成为，同盟的文件除两三份外都在美国。）贝克尔是在科伦被吸收入同盟的。这样就同我有了联系。

如果现在你把所提到的事实与对它们的解释对照一下，那你就会明白你具有“不信任”的特殊才能。

至于说到我的不信任，那在公开活动的这十八年中，我只知道在件事情（你若能举出事实，我将感谢你）上，可以用某种理由责难我犯有这种精神上的毛病：

（a）我在《》上刊登过从巴黎寄来的对巴枯宁的告密。这是出自两个彼此毫不相干的来源。其中一个是我认识的一个波兰人［注：：艾韦贝克。——编者注］。另一个是。即使不登出来，这家通讯也会把它塞给报纸的编辑部的。提出指控，既有利于事业，也有利于巴枯宁。《新奥得报》发表的巴枯宁的反驳文章，我就转载了。科斯策尔斯基被巴枯宁派到科伦来向我转达决斗的挑战，当他看了之后，他深信我作为一个编辑刊登这项告密（作为通讯，未加评论），因此他写信给巴枯宁说，他不能再继续充当他的代表。科斯策尔斯基成了《新莱茵报》最好的、最可贵的朋友之一。我在《》曾公开发表一项恢复巴枯宁名誉的声明，我个人又同他在柏林言归于好（1848年8月），以后又在《》（1851年）上出面维护他。[467]

（b）在《》［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中，有些人，特别是、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受到了不公正的攻击，但是（迪茨在一封给沙佩尔的信中也这样）承认：我反对他们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他们干了许多蠢事，如果他们不被怀疑，那倒是怪事；那时维利希，准备不惜采取措施来，而且实际上也对我和我的朋友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最后：

“至于说我的，那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这样抱怨”［注：：见本卷第452页。——编者注］那句话，是对你以下这句话的反驳（我这里是凭记忆援引）：“对了解你的人说来，福格特的小册子是无损于你的……”我就是对这个安慰人的保证作出回答。

至于说“许多真理”的说法［注：：见本卷第452页。——编者注］，那我必须以后在伦敦再看看你的信。

我希望所有各点现在都说清楚了。

你的

还有一点。你劝我等到把福格特的书读完以后再“起诉”。但是，难道在《》上登载的摘录还不够吗？难道一个“一生中无可非议和清白无辜的”［注：：贺雷西《颂歌》第一册第二十二首颂歌。——编者注］人在这之后还能等待吗？

阿道夫·施塔尔是否知道《》［注：：《每日电讯》。——编者注］的通讯员？后者至少由于金克尔夫人的逝世而刊登了一些带有芬尼·列伐尔特气味的东西[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