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法律顾问维贝尔

柏林

尊敬的先生：

上星期我写信给柏林的一个朋友［注：：费舍。——编者注］，请他给我介绍一位律师，以便进行我必须对柏林《》提起的。[9]今天我收到了回信，我的朋友在信中指出，您，法律顾问先生，是柏林最著名的律师。

因此我冒昧请您在这个诽谤案件中当我的律师，案件的详细情节我下面再谈。

如果我随信附上的十五塔勒不够的话，那就请，我将立即把所需之款寄上。

附上我的委托书，希望有这个文件就行了。

我恳请您向法院起诉，以便不错过，并且务请用通知我，您是否将采取必要的步骤。

同时我在伦敦这里对《》提起诽谤诉讼，因为该报用英文转载了《》的诽谤文章。

致最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见背面）

我在这封信中提到的《》的文章刊登在该报第37号（1860年1月22日，）和第41号（1860年1月25日，星期三）。这两篇文章都是社论。我在以后的通信中还有机会向您阐述这两篇文章中贯穿的精神。至于我在下面，是我要提起诽谤诉讼的依据，而且我认为从法律上看这是最重要的几点，即：

（1）在第41号（的标题是《怎样伪造激进传单》）第3栏末尾写道：

“布林德在《总汇报》上两次断然声明，他不是〈传单《警告》的〉作者，而且他这样说不是为福格特辩解，他并不同意福格特，而是反对马克思—李卜克内西—比斯康普……他〈布林德〉显然不是亲马克思派的成员。我们觉得，使他变成伪造成

　　可见，他们在这里直接指控我以别人的名义“”。其次：由于《》在这同一篇文章（见同一栏，往上一些）中向自己的读者叙述，我给《》寄去“”，费格勒在证词中说，“他根据以前的手稿认得布林德的笔迹，他在霍林格尔印刷所亲自排了传单的第一部分，霍林格尔本人排了第二部分”[422]，所以《》在上面援引的那段话中不仅荒谬地指控传单，为了欺骗而使传单具有布林德“”的形式，而且还干脆武断地说，我给《》寄去一份文件。为了使自己的诽谤癖达到完美的境界，该报继续写道：

“11月2日霍林格尔就此发表声明说：断言传单是在他的印刷所印刷的或者传单的作者是布林德，这是恶意的臆造，在他那里工作了十一个月的排字工人维耶可以证实这个声明。总是随机应变的马克思在11月15日的《总汇报》上回答说：‘霍林格尔的声明简直可笑。霍林格尔知道他印刷传单不标明印刷地点是正式破坏了英国的法律。’ 把上面援引的那些侮辱我的话，《国民报》在这里不提我在1859年11月21日《》附刊上刊登的一篇声明［注：：卡·马克思《致〈总汇报〉编辑部的声明》。——编者注］中在法学家看来，特别是在英国法学家看来最重要的部分。我附上《》的剪报，并给您标出我的声明中《》省略不提的一些地方。

按照一切法律惯例，《》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它所提出的侮辱我的指控是。但是我将寄给您证据，证明它的指控是。您会看到，根据英国的法律，只要，我甚至能够现在就以“秘密勾结”反对我的罪名把布林德先生送去服苦役。

（2）在《》第37号标题为《》的社论第二栏里，一字不差有这样一段话：

“福格特在第136页及以下各页上说：在1849年的流亡者中间，有一群人以

　　我将给您寄去证据，证明在这里把两个根本不同的团体混为一谈，这两个团体同我有过联系，也没有建立过这样的联系。［注：：见本卷第467—469页。——编者注］但是我认为这不重要。是后面的一段话，我要用这段话来作为诽谤诉讼的点依据，现将这段话照抄如下：

“硫磺帮〈据称它在我的领导之下〉的主要职业之一是向德国寄去了不是一封信，而是几百封信，威胁说，要把他们参与革命的各种行动揭露出来，如果不把规定的款额限期交到指定地点的话

　　让《》对它指控我的这种极端卑鄙行为提出证据，它向法院交出，甚至不要交出信，而只要它交出能证明这种卑鄙敲诈行为的哪怕——关于这，如果不能证明是出自之手，至少也要证明是出自曾经同我有过某种联系的之手。该报紧接着上面引证的地方写道：

“根据‘谁要不是无条件地站在我们一边，他就是反对我们’这个原则，任何反对

　　《》当然不难在“反动报刊的”中指出哪怕是我或者我的朋友写的，并且包含着对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的“”。

完全正确，——而且这是事实，——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写过一首讽刺诗［注：：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诗笺一）》。——编者注］反对金克尔先生的[201]和他在；起初他把这首诗刊登在我的朋友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杂志［注：：《革命》。——编者注］上，后来刊登在《》［注：：《知识界晨报》。——编者注］上。这当然不是“”。其实是所谓民主主义流亡者（德国的）用关于我的最愚蠢的谣言塞满了德国报刊。在我认为需要予以答复的一次，我给一家报纸寄去一篇反驳文章，它却刊登。[423]

我在被迫流亡后只为一家德国报纸写过东西，这就是《》。该报大约从1855年1月初到7月发表过我的通讯，在这些通讯中我一次也没有，而且流亡者。

至于说到《》上李卜克内西的通讯，它们完全与我无关，这些通讯同样字也没有提到流亡者，顺便说一下，这些通讯（我是指它们的内容）使他获得很大的荣誉。关于这点我将较详细地告诉您。［注：：见本卷第463页。——编者注］

我，对我说来自然是个趣闻。

（3）在上面援引的《》第41号上《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一文中，它指控“无产者的党”——称我是这个党的领袖，因而也就是指控——于1852年在瑞士搞过“大量制造假钞票的极端可耻的密谋，等等”，并且指控它于1859年也玩弄过类似的“伎俩”，因此德意志各邦“在缔结维拉弗兰卡和约以后”似乎不得不向瑞士“联邦委员会”［注：：瑞士政府的名称。——编者注］提出质问。

以后我将较详细地来谈这样一个问题：我同这一切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我完全停止任何宣传鼓动，并且早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时期（1851—1852年）我就我所在的共产主义团体[44]，我没有加入任何或者团体。《》在这一点上也是诽谤，这从下述情况可以看出：它从的材料中，通过科伦律师揭露了那个似乎于1852年在瑞士作为活动过的家伙，施梯伯本人也不能不承认，这个家伙从1850年起就同我处于敌对的关系。必要时我将提出证据，证明这个家伙（，他的真名是克列美尔）没有，甚至也没有同我有过联系。

（4）提起诽谤诉讼的最后一点，应该根据第41号《怎样伪造激进传单》一文第二栏中的这样一句话：

“天知道，

　　如果把这句话同两篇社论的总的精神联系起来看，——这两篇社论把我描绘成是与秘密警察、反动分子以及以揭发革命活动来威胁和敲诈勒索的同流合污的人，——那就是暗指我用卑鄙无耻的手段为《人民报》弄钱。让《》为这种诽谤提出证据。我将把我为《人民报》弄钱的事实告诉您，如有必要，也把察贝尔先生所怀疑的我的经济情况整个告诉您；这些事实可以证明，《国民报》上的卑鄙的诽谤是完全与事实。

请您在回信中同时指出，有哪几点您还需要我作补充说明。

又及：为了使这封信不致延误寄发时间，将迟一些（明天）寄给您，但是如果来得及的话，今天晚上就另函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