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恩格斯

亲爱的弗雷德：

代表大会好在今天要闭幕了，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在星期四以前它还没有怎么败坏自己的名誉。但仍然要时刻担心发生丢脸的事，因为比利时人占绝大多数。托伦先生和其他巴黎人想把总委员会迁往布鲁塞尔。他们对伦敦十分忌妒。在日内瓦（1866年）和洛桑（1867年）发表过教条式演说反对工联等的蒲鲁东派的“勇敢的比利时人”和法国人[150]，现在是它们最狂热的拥护者，这是一大进步。“勇敢的比利时人”尽管爱说大话，但对什么也不关心。例如，《每日新闻》通讯员在偶然碰上荣克和斯特普尼之前，就白费了三天工夫去找我们的临时会议大厅。事实上，会议厅事先并没有租下来，而“勇敢的比利时人”却要伦敦总委员会负担费用（包括他们的二百五十个与会者的费用），但他们和法国人尚欠伦敦总委员会约三千法郎。现在这笔费用将靠代表们的私人捐款来抵补。

我的处境十分困难。劳拉从你走后就病了，我妻子不得已向她借了十英镑来应付紧急开支，因为我们已身无分文了。

荷兰［注：菲力浦斯家。——编者注］没有任何消息，因此我应当把这种沉默看作是有意的。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才好。

顺便说一下，我们把“罪犯”一词改为“蒙难者”［注：看来是指马克思的著作《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中编辑的改动。——编者注］，这是很恰当的。

派肖去是用穆尔的钱［注：见本卷136页。——编者注］，肖回来后，穆尔就会得到收据。

祝好。

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