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
| 伦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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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
从您的信中可以看出,您不仅表现“不安”,而且开始有些疑虑,因为您把您常用的《My dear Sir》改成了《Dear Sir》[注:亲昵程度略有不同的两种称呼,对于比较亲密的朋友用《My dear Sir》。——编者注]。
至于我本人,我认为“不安”的心情对于保持科学的和客观的,并不特别适宜[285]。
可惜,我不能满足您的愿望。我遍访了大陆上的所有朋友,但是在任何人那里都没有找到哪怕一两篇用意大利文和法文发表的关于我那本书[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的为数众多的评论和摘录。普鲁士战争大大妨碍了该书法文本的出版。不论是英文的译本,还是英文的评论都没有见到过。两年以前,我的朋友弗·恩格斯寄给《双周评论》一篇对《资本论》的非常详细的分析[注:弗·恩格斯《卡·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 〈双周评论〉作》。——编者注],但是被退回了,退稿上注明:“这对于《评论》的英国读者来说学术性太强了。”[286]
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宣言。如果不算我曾奉寄的《法兰西内战》和《华施贝恩先生》[注:卡·马克思 《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编者注]两篇宣言的话,总委员会从1870年9月以来,除了我这次寄去的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外,再没有发表任何宣言。除了法国和普鲁士警察机关以名义发表的、如我在《真理报》(巴黎)上指出纯系捏造[注:卡·马克思 《致 〈真理报〉编辑》。——编者注]的宣言以外,在最近期间,没有发表过任何文件。《泰晤士报》上刊载的所谓宣言[287],正如上星期六的那期《观察家》正确指出的,是
“法文本的被歪曲了的译文,而法文本本身就很不准确……它不是来自国际工人协会,而是来自它的某些瑞士成员”。
忠实于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