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勒瓦瑟尔（DE LA SARTHE）回忆录》摘要

[摘录]

“因此，今天被认为是几个过激的狂人的狂妄行为的东西，曾经是全体人民共同的情感，而且可以说是他们的生存方式！”（第21页）

　　拉斐德[131]。——第40页。

8月10日[132]。——第41页。

“在8月10日取代了一切权力机关的起义还在继续……这是积极的力量，它镇压了自由的敌人。”（第43页）

　　新的代表（山岳派）对内部分裂毫无所知——第50页。

“在我们开会期间，[国民公会的]新代表（占山岳派大多数）甚至不知道存在两个阵营，也不知道并非所有共和派都具有同样的感情和愿望。”（第51页）

　　丹东，——第56、57页。罗伯斯比尔、马拉，——第57、58页。[136]

“大多数吉伦特派并不是变节分子，但是，他们中间隐藏了变节分子。不，他们并不想要毁灭共和国，但是，他们的理论导致这个后果。”（第59页）吉伦特派是进攻的一方，山岳派起初处于守势。（同上）

　　丹东，——第60、61、62页。

根据丹东的提议通过的最初两项法令是：（1）“不能有未经人民批准的宪法［注：马克思摘录时译成德文。——编者注］”；（2）“国家保障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根据格雷哥里的提议，一致[通过]废除王权。

　　吉伦特派开始斗争。——第63页。

9月24日克尔森借口首都国民公会面临危险，提议从外省调进军队（第63页）。吉伦特派反对巴黎公社，因为它自8月10日起使他们的影响化为乌有；同时也反对丹东，因为他控制着执行委员会（第64页）。在国民公会召开以前，几乎所有的巴黎代表都加入了8月10日成立的巴黎公社（第63页）。

　　总之，显而易见，吉伦特派要为其失败、为其在8月10日开始的空位时期所扮演的可怜角色报仇。

奥尔良[公爵]约瑟夫·埃加利泰和让·保尔·马拉。——第64、65页。

“这样的人〈马拉〉，如果不是吉伦特派想从他身上追求毅力原则本身，因而夸大了他的作用，让他有机会至少是展示出标志着真正的信念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品质——镇定、坚毅、冷静和蔑视凌辱的话，这种人就连最微小的作用都起不了。”（第65页）

　　9月25日。巴巴鲁和雷贝基指责罗伯斯比尔。丹东鼓吹和解。——第66、67页。吉伦特派继续提出指责。维尼奥反对马拉。——第67页。

马拉，——第68、69页。[137]

冲突每天都在继续：“罗兰和丹东两位部长之间的分裂、对巴黎公社非法活动的指责、马拉的海报是这些无谓冲突的借口”（第69页）。看来胜利几乎总是偏向吉伦特派（第70页）。还未有效组织起来的多数人处在动摇不定的状态中。“因此，相当数量的坚决的共和派长期同右派一起投票，其中有菲力波、康邦、康巴塞雷斯等人。”（第70页）

　　斗争，罗兰的信等。——第70、71页。［注：见本卷第382—383页。——编者注］

发布解散巴黎公社的法令。——第73、74、75页。［注：见本卷第382—383页。——编者注］

“每天双方都怒气冲冲地互相指责：右派总是先发动攻击，援引国民公会开幕前的旧事，并且总是利用马拉给大会造成的反感来指摘整个山岳派。”（第78页，参看第79页）“……党派纠纷，它使人民推选出来的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他们应当全部地、充分地用来同法国的敌人作斗争的力量。”（第79页）

　　10月29日，罗兰、卢韦指控罗伯斯比尔。——第80页及以下各页。

“……他〈卢韦〉和巴巴鲁毫无疑问是他们党内仅有的实干家。”（第81页）

［注：见本卷第386—387页。——编者注］

　　12月16日比佐关于驱逐奥尔良[公爵]和他的儿子们的提议；卢韦和朗瑞奈支持了比佐。[139]

罗兰的阴谋。——第88、89页。［注：见本卷第383—384页。——编者注］

“卢韦、罗兰、加代、佩蒂昂、让索内尽管对我们抱有成见，却是真正的、真诚的共和派。”（第90页）

　　关于吉伦特派——第90、91页。[140]

“妨碍国民公会工作的分歧，不久在执行委员会也开始感觉到了。塞尔旺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不得不辞去陆军部长的职位，因此，国民公会便根据罗兰的推荐，毫不犹疑地任命在内政部供职的公民帕希接任。新部长和他的保护者无论爱憎或观点都不相同。”（第91页）

　　丹东，——第143页及以下各页。［注：见本卷第387页。——编者注］

[提纲]

1792年8月10日空位时期开始。立法议会软弱无能，从中产生的内阁也软弱无能。政权转入人民会议和市参议会之手，它们是临时成立的行政管理中心，无政府状态的产物；它们应当成为人民运动的体现者，因为它们的权力也就是民意的权力（第44、45页）。

有影响的党派之间的分歧由此产生了。

一派希望恢复被8月10日事件推翻的秩序，并实施现行法律。内阁和立法议会的主要人物是这一派的领袖。

另一派则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它引起的那股热情的唯一推动力量，是替代现有组织的东西，是外部和内部的唯一对抗力量。这一派的代表在巴黎公社和几乎法国各地的市参议会中占优势，在内阁中拥有一票（丹东）（第45、46页）。

吉伦特派（前一派）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来同人民的潮流对抗。他们的理论在实践上仅限于发表演说和宣言，这些东西使他们彻底地脱离了大众，却丝毫无法影响事件的发展。

“这时，巴黎公社派出公民去守卫边界。信号炮每小时都在轰鸣，通报着共同的危险。所有的公民都在各区登记，准备去打敌人。”

　　这时，九月的日子[141]在激荡。

如果这个运动被镇压下去了，那么，整个社会生活也就窒息了（第46、47页）。

在外省，人们咒骂九月屠杀，但感谢那些支持起义狂以使军营充满公民士兵的人们。

人们鄙视吉伦特派，因为他们没有勇气调动公民同外国军队作战，完全不能有力地反击违法行为；吉伦特派诅咒违法行为，却利用它作为反诬自己强大对手的根据。

　　选举正是在这个疾风暴雨的时期进行的。

国民公会开幕时巴黎的起义运动还在继续；公社最有权威。

吉伦特派首先同山岳派闹分裂。新来的山岳派不想分裂，这一点从几乎一致推举佩蒂昂为国民公会主席一事中可以说明。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是这样从上一届议会［注：即立法议会。——编者注］有影响的成员中选出。几乎所有新来的代表对内部分歧都一无所知。罗伯斯比尔和佩蒂昂，丹东和加代同样受到他们的尊敬。

唯一在参加国民公会时有现成的办法和事先制订好的行动计划的党派（吉伦特派），在右边的席位上就座。他们离开了他们原先的（左边的）席位，成群地涌向右边的席位，从而向新来的坐在左边——传统上是爱国主义者坐的一边——的共和派宣战。

吉伦特派在立法议会中拥有多数，同时控制着雅各宾俱乐部。在8月10日事件时，他们认为法国在他们的掌握中。他们在召开国民公会时丝毫也没有想到可能形成一个不取决于他们的多数。但是，四十二天的空位时期使情况和选举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立法议会，因而也就是吉伦特派，在反对王室的斗争中表现出一定的劲头。一旦国家政权顺利地转入他们手中，他们便变得软弱无力、优柔寡断。他们没法制止8月10日迸发出来的那股洪流，他们是如此笨拙，竟用演说来抗拒潮流。他们蔑视公众舆论，无力制止混乱。他们自己使自己失去了可以支配的对事件因势利导的手段。当时雅各宾俱乐部是公众舆论的晴雨表。长期以来吉伦特派在这里发号施令。甚至在制宪议会解散前夕，他们还驱逐了拉梅特兄弟俩，把立宪派赶到斐扬派的不得人心的穹窿下。8月10日以后，他们也落到后头了；他们的声誉下降了。他们几乎全部离开了这个团体，可是，过去当这个团体还赞同他们的观点的时候，他们曾经大肆宣扬过它的功绩；而一旦它的想法跟他们不同，它在他们眼中便成为一窝叛乱者了。

　　于是，吉伦特派从国民公会开始活动起就采取了敌对立场。

“所有多少以刚毅和爱国精神著称的新代表一来到就被吸收进受公社巨大影响的雅各宾俱乐部。这些代表坐在左边的席位；单是这个举动就足以使吉伦特派坐到右边的席位上去了。雅各宾派[……]成了他们的敌人[……]——因此，他们把他们的新对手也叫做雅各宾派[……]起初，他们只是敌视巴黎公社和巴黎的代表，后来，他们的仇视扩及所有坐在雅各宾派通常坐的那一边的、狂热的共和派。因此，在开会之初，国民公会并没有分裂，它是由结成一体的共和派组成的，他们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被一种共同的感情团结起来。只是在其内部产生了一个沽名钓誉的集团，它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大会，并且准备进行一场战争，为其自尊心受到的创伤复仇，也为了泄私愤。”

　　大多数吉伦特派并不是变节分子，但是，他们中间隐藏了变节分子。他们并不想要毁灭共和国，但是，他们的理论导致这个后果。因此，国民公会中为数不多的保皇党人便趋附他们。他们是进攻的一方，山岳派很久都处于守势，吉伦特派不能为共同事业而牺牲自己的自尊心（第47—59页）。

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开幕。主席：佩蒂昂。丹东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和解的演说。如果未经基层议会的多数票通过，任何宪法都不能存在。财产不受侵犯的宣言应作为法令颁布。丹东的两项提案成为法令（国民公会颁布的首批法令）。丹东在演说中认为，人民的骚动是一种必要的、但是暂时的现象；如今应让位于国民公会的合法权力，过火行为应当停止。

根据格雷哥里的提议，一致通过废除王权。

从国民公会首次会议可以看出，山岳派为了秩序和自由的利益而谋求普遍和解。吉伦特派则立即露出了复仇的渴望。

9月24日。克尔森借口首都[国民公会]面临危险，提议从外省调进相当数量的军队。这是吉伦特派的首次宣战，他们极其痛恨巴黎的代表，因为巴黎公社的行动和丹东在执行委员会的控制权使作为立法议会成员的吉伦特派的影响化为乌有。

让·保尔·马拉和约瑟夫·埃加利泰给吉伦特派提供了攻击山岳派的借口，一方面攻击该派嗜血成性和煽动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攻击它贪图虚荣和保皇主义。

9月24日间接指责巴黎公社力图建立专政。

9月25日。雷贝基和巴巴鲁把罗伯斯比尔称为独裁者的候选人。丹东再次鼓吹和解，为巴黎公社辩护，说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在立法议会领导力量薄弱时是必要的；现在应恢复法治。吉伦特派不听从丹东的劝告，他们老是诉诸过去，以便不断从中寻找指控的材料。

维尼奥和布瓦洛攻击马拉。马拉勇敢反击。大会转入讨论当前的问题。但是，已开始的敌对行动在继续。

“在等待决定性事件以及罗兰和丹东之间的分裂到来期间，虚构的巴黎公社违法活动和马拉的海报是这些无谓冲突的借口。看来，胜利几乎总是偏向吉伦特派。在这些最初的冲突发生时，多数人还没有组织起来；他们还处在动摇不定的状态中；相当数量的坚决的共和派长期同右派一起投票，其中有菲力波、康邦、康巴塞雷斯等人。”

　　9月29日。选出的松姆省代表罗兰向国民公会声明，他准备辞去内政部长的职务。右派表示惋惜。比佐提出挽留罗兰的议案，菲力波提议此挽留亦适用于丹东。丹东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样的议案有损国民公会的尊严，唯一能够使罗兰留任的方法是宣布他的当选无效。吉伦特派坚持[比佐]的提案。瓦拉泽宣称，罗兰的名字对他是神圣的。卢韦、巴巴鲁则对罗兰赞不绝口。这一次，反对比佐提案的有中间派的代表巴雷尔、拉克鲁瓦、蒂里奥，他们不属于右派，过去却常常使右派获得多数。

9月30日。罗兰写信给国民公会，表示愿意留任部长。他在信中极力吹嘘自己，教训他的对手，间接指责丹东。对丹东和巴黎公社的一切指责，根据的都是国民公会召开前的事实，并且证明了被击败的一派对获胜的一派的仇恨。

右派每天都在攻击巴黎公社；巴黎代表则为公社辩护。后来终于发布了解散这个革命政权机构的命令，要求它提出总结报告。出现了新的争论点。公社警戒委员会宣布他们截获了清楚说明王室叛变阴谋的重要文件，而且，某些代表的名誉将受到损害。该委员会要求不要将这些文件取走，并让它在利用这些文件的适当时机到来以前继续行使职能[……]吉伦特派把这看作是巴黎公社的[委员会]想无止境地继续其活动的公开愿望，山岳派则认为对方是一些热衷于扼杀真理的人。每一派都从各自的成见出发进行辩论[……]最后，这些文件转交到一个由二十五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其中既无巴黎公社的成员，也无巴黎的代表，也无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代表。

　　既没有发现反对巴黎公社的事，也没有发现反对吉伦特派的事。甚至约瑟夫·德洛奈（吉伦特派）代表的报告实质上也是有利于巴黎公社的。

“每天双方都怒气冲冲地互相指责：右派总是先发动攻击，援引国民公会开幕前的旧事[……]当左派代表要发言时，言论自由总是受到压制。罗伯斯比尔被一阵阵嘘叫声和辱骂声赶下讲台。”

　　马拉靠自己的顽强意志才得以进行答辩。

直到此时，右派经常获得多数。一到事关原则问题、恢复秩序、执行法律时，山岳派便同右派一起投票。

罗兰在致国民公会的报告中一再说，在空位时期所犯的罪行尚未受到惩治；他是借此间接指责罗伯斯比尔、丹东和巴黎的代表。

罗兰由于丹东在委员会中占优势、压倒了他而怒火中烧。

10月29日。罗兰向国民公会提出一份报告，再次点了罗伯斯比尔的名。罗伯斯比尔站在讲台上进行辩护，但由于吉伦特派起哄以及主席加代老是打断他，不得不停止发言。

卢韦攻击罗伯斯比尔。

11月5日。罗伯斯比尔答辩。

“各方面都要求转而讨论当前的问题；甚至维尼奥、加代、佩蒂昂也支持这一点。赞同卢韦的只剩下萨尔、巴巴鲁、朗瑞奈、拉里维埃尔……几乎一致通过转入讨论当前问题。巴巴鲁仍然要求发言以支持指责[……]后来，他下到栏杆前，想作为一个请愿人，甚至作为一个被告来发言。这个难堪的场面持续相当久，结果象通常那样，不了了之，——大会没有通过任何决定。”（第60—83页）

　　12月16日。根据蒂里奥的提议，宣布共和国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比佐提出驱逐奥尔良公爵和他的儿子们的议案；卢韦和朗瑞奈附议。吉伦特派通过这种方法搞了大大削减国民议会代表名额的初步尝试。其实，吉伦特派同奥尔良公爵的亲信们——杜木里埃、西耶里、比朗、瓦朗斯——交谊甚笃。

部长们效忠吉伦特派的公开表现。

“当卢韦发言指责罗伯斯比尔时，国民公会决定公布指责和辩护的发言。罗兰下令广泛散发卢韦的发言，并加上‘根据国民公会决议刊印’字样，可是规定罗伯斯比尔的发言只发给国民公会的成员。这样一来，在广大群众中势必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作出了某种不赞成罗伯斯比尔的决定。在驱逐波旁家族的法令上又采取了这种欺诈作法。在确认法令被通过的记录宣读以前，即法令条文按照通常的规定由大多数批准以前，罗兰已下令迅速把它刊印出来并发给八十四个省；与此同时，对于推迟就菲力浦－埃加利泰的命运作出决定一事却没有那样公布。因此，人们可能以为，奥尔良公爵的亲信们第二天以突然的行动取消了针对他的法令。”

　　妨碍国民公会工作的分歧，不久在执行委员会里也开始感觉到了。由于塞尔旺因病辞职，国民公会根据罗兰的推荐任命在内政部供职的帕希接替他。帕希希望做个独立的人，而且，他同雅各宾派经常有来往。帕希是一个很好的爱国者，但是一个糟糕的陆军部长。吉伦特派指责他变节，从而加剧了长期以来对罗兰的指责。

阿西涅。有关举行宗教仪式的法律（参看第93页）。粮食法令（见勒瓦瑟尔的演说，第94页及以下各页）。[142]

在通过食品法令以后不久便进行了关于审判路易十六的辩论。这事又引起一场激烈争论。

1793年1月底。也象此次大会开始时那样，毫无根据地表现出敌意。但是，大会情绪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山岳派从防守转入进攻。党派斗争白热化。

“人们感到，从此以后，只要两派中的一派没有被完全消灭，就不可能着手组织什么共和国。

　　对吉伦特派的阴谋、蛮不讲理和沽名钓誉感到厌烦的沼泽派，常常同山岳派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罗兰的辞职被接受。

1月28日。比佐就一个记者被捕事件发言指责社会保安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的除吉伦特派外还有山岳派的塔利安、沙博、巴齐尔），并要求解散它。

“吉伦特派有一个习惯：宁可断送机构，也不让它在对方手中兴旺发达。”（第84—103页）

　　3月8日。杜木里埃统率的军队在比利时失利引起强烈的愤慨。派出委员到巴黎各区以及各省去号召公民拿起武器。

3月9日。委员们送来报告。纷纷要求保证防止国内搞阴谋。通过了成立特别法庭审判一切卖国贼、阴谋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并不许上诉的法令。首都大骚动。戈尔萨斯印刷所被捣毁，他被迫逃亡。人民情绪如此激昂以致要求国民公会颁布一项法令，命令面包师返回面包房，邮政官员恢复发送电报。

3月10日。关于组织革命法庭的辩论。

巴黎大骚动。国民公会晚上9时举行会议。右边的席位几乎全部空着。午夜过后，聚集在爱丽舍园的人群的情绪具有暴动性质。人们闯入雅各宾俱乐部和科德尔俱乐部，号召起义反对国民公会。这些建议遭到了山岳派的拒绝。[143]

3月11日。关于革命法庭的法令。

3月12日。马拉反对3月10日事件。

3月13日。吉伦特派就3月10日事件发出怨言并进行攻击。

“巴黎3月10日的骚动是各个党派引起的，因为所有的党派都参与鼓动人民的情绪，他们煽动这种情绪，是要把人民推向极端。3月10日的那些场面就是这种过分激动的必然产物。出席会议的只有山岳派，它在几个小时内使具有威胁性的骚动平息下来。帕希和桑泰尔[……]由于热心工作而受到赞扬。马拉和杜布瓦－德克朗塞使两个俱乐部——雅各宾俱乐部和科德尔俱乐部情绪安定下来，说服他们放弃了他们那阴暗的计划。马拉第一个站出来反对3月10日骚乱的倡导者；他敦促通过一个指责首倡者之一美国人富尼埃的法令。拉苏尔斯——一个狂热的吉伦特派——在3月12日的会议上大受赞扬。最后[……]不顾通常对‘人民之友’所表现的可憎的偏见[……]一致通过了对一个右派代表（正是此人在这次会上侮辱了马拉）进行谴责的决议并记录在案。”[第122—123页]

　　公安委员会刚刚成立时，其成员大多是吉伦特派。

3月10日过后不几天，吉伦特派便竭力把责任推到山岳派身上。

“急风暴雨式的会议已成为国民公会的家常便饭。吵吵嚷嚷的场面[……]旁听席上的听众常常卷入这类使会议中断的吵闹。吉伦特派于是开始大叫大嚷，说他们在巴黎已感到不安全；他们向外省的军队求援。山岳派方面则指责对方鼓吹内战。日日夜夜就在这种可悲的辩论中消逝了。”[第127页]

　　这个事件引起了重大后果。代表间的党派冲突被赋予了诉讼形式。对马拉的审讯成为5月31日事件的前奏。[144]

3月18日。杜木里埃在涅尔文登近郊失败。他给执行委员会的信件包含对国民公会的侮辱（丹东对杜木里埃的意见，第133页）[145]。吉伦特派则对他的粗暴无礼的信件喝采。

3月29日。杜木里埃的又一封来信引起极其强烈的不满。命令杜木里埃出席国民公会的决定。杜木里埃叛变。

4月3日。拉苏尔斯竟敢宣布丹东是杜木里埃的同伙（第137页）。丹东向吉伦特派宣战。丹东的演说获得巨大的效果。在这之前，丹东一直谋求大会的两派和解。

“尽管他身居山岳之巅，但在一定程度上是沼泽派的领袖。他经常责怪山岳派狂热，反对罗伯斯比尔猜疑；他公开谋求吉伦特派支持山岳派，以便通力拯救共同事业，而不是同吉伦特派交战。就在拉苏尔斯攻击他的前几天，丹东还在同右派主要领袖磋商；他们达成协议要一致行动并且只考虑同外国人和贵族作斗争。整个山岳派都爱丹东，但是多数人认为，他打算使山岳派同吉伦特派结盟是错估了形势。”[第143页]

　　吉伦特派在问题涉及党派纠纷时，例如在讨论控告马拉、三月骚乱、各区的请愿、十二人委员会[147]等问题时总是得到多数。山岳派则在涉及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即在关于最高限价、革命征兵所需的资金、特别法庭、强制公债等等问题上得到多数。

在辩论最高限价问题时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当杜科站在讲台上谴责那些拟议的措施并把长裤汉同中产阶级对立起来时，从一处旁听席上发出了可怕的喧嚣声。加代要求把国民公会的会议移到凡尔赛去举行。右派大声表示赞同。勒瓦瑟尔建议坚持议事规则并撤销旁听席。右派反对。菲力波、丹东、拉克鲁瓦徒劳无益地要求大会考虑它的尊严，考虑它的迫切责任。他们徒劳无益地呼吁不要因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中断对重大问题的讨论。吉伦特派势必发泄一通才会冷静下来。热烈的辩论。对巴黎政权的攻击。以外省要报复相威胁。

就这样，在问题涉及导致人民起义的利益的时刻，响起了内战的警钟。有人想挑动人民的两个阶级互相残杀。山岳派同人民群众的党派并肩前进，在人民群众中有的是强劲的双手、坚毅精神和矢忠矢诚[第152—153页]。

　　万第的叛乱变成了真正的内战。需要招收新兵，需要新的国家开支。丹东、德穆兰、菲力波、库通寻找取得这一切的方法。唯一可能满足迫切需要的手段是将国家财产投入流通。向有多余资金的公民发行强制公债（参看第161页及以后各页）。

吉伦特派谴责山岳派的措施，但是他们从没有提出别的什么计划来同它们抗衡。他们根本没有干什么事。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底—1844年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