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163]

德国人逐渐把共产主义运动也弄得庸俗起来了。在这里，那些后生之辈和庸庸碌碌的人总认为自己能够用轻视前辈和空谈哲理的办法来掩饰自己的落后。共产主义刚在德国出现，就被一大批投机分子视为奇货可居。这些人以为，他们把在法英两国已经不足为奇的论点翻译成黑格尔逻辑的语言，并把这种新的智慧当作某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当作“真正的德国理论”献之于世，以便将来可以尽情地诬蔑目光短浅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拙劣的实践”和“可笑的”社会体系，就算是创造了奇迹。这种永远完备的德国理论极其幸运地有那么一点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味道，而且被柏林的某一个干瘪的教授列入了永恒范畴的模式，这种理论后来也许还参考过费尔巴哈的著作和几篇关于德国共产主义的文章以及施泰因先生关于法国社会主义的大作[164]。这种最劣等的德国理论[165]，按照施泰因先生的观点，毫无困难地给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了适当的解释，使它处于从属的地位，“”它，把它“”到永远完备的“德国理论”的“更高的发展阶段”。当然，这种理论不会想到去稍许熟悉一下要提高的对象本身，去看一下傅立叶、圣西门、欧文以及法国共产主义者的著作，——要使德国理论光辉地战胜外国人的可怜的挣扎，有了施泰因先生的贫乏的摘录就足够了。

针对不朽的德国理论的这种滑稽可笑的高傲态度，完全有必要向德国人指出他们从研究社会问题以来所有应该感谢外国人的地方。在德国人的著作中有些夸张的词句现在被吹嘘为真正的、纯粹的、德国的、理论上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夸张的词句中间还没有一种思想是从德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法国人或英国人在十年、二十年、甚至四十年前就说过的话——他们说得很好、很清楚、很动听，德国人最近一年来才终于知道一鳞半爪，并把这些话黑格尔化了，或者至多也只是落在人家后面重新发现了它，却又把它当作崭新的发现，用坏得多、抽象得多的形式公诸于世。我自己的作品也不例外。至于说德国人也有自己的东西，这只能是他们在表达这种思想时所用的讨厌的、抽象的、难以理解的拙劣形式。他们俨然是真正的理论家，认为法国人（对英国人他们还几乎一无所知）那里值得注意的东西，除的原则外，只是最坏、最抽象的东西，也就是未来社会的规划，即。而最好的一面，即——对社会问题作任何研究的真正基础与主要任务，他们却毫不介意地抛弃了。不用说，关于唯一做了些事情的德国人，这些聪明的理论家通常都是用轻蔑的口吻提一下，或者干脆就不提他。

我想向这些聪明的先生推荐傅立叶著作中不很长的篇章，他们可以把它做个榜样。的确，傅立叶没有从黑格尔的理论出发，因此，很遗憾，他不能认识绝对真理，甚至也不能得出绝对的社会主义。的确，由于这个缺点，很遗憾，傅立叶走入了歧途，采用了谢利叶方法来代替绝对的方法，因而产生了这样一些想法：海水变柠檬汁、北极和南极发出灵光、狮子改变兽性、行星交配。[166]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宁愿同乐观的傅立叶一起相信所有这些描述，而不相信那根本没有柠檬汁的绝对的精神王国，不相信有和无的同一以及永恒范畴的交配。法国人的无稽之谈至少使人愉快，而德国人的无稽之谈却令人丧气和抑郁。此外，傅立叶对现存的社会关系作了非常尖锐、非常机智和非常幽默的批判，所以他那也是建立在天才的宇宙观之上的关于宇宙的幻想是可以谅解的。

这里发表的片断是从傅立叶的遗著中找出来的，曾刊载于傅立叶派在1845年初发行的《法郎吉》杂志第1册［注：《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创刊第14年第1辑，八开本，1845年巴黎《法郎吉》出版社出版。傅立叶手稿集：论三种外在统一的大纲，第1—2月号第1—42页。］。我从中删去了有关傅立叶正面提出来的体系以及根本不会引起任何兴趣的那一部分。总之，要使外国社会主义者抱着一定宗旨写的著作能被不知道这一宗旨的读者所理解，我这种不受原文拘束的做法是完全必要的。这个片断绝对不是傅立叶著作中最有天才的作品，也不是他论述商业的最好的文章，但是，除魏特林外，德国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写出一篇哪怕能稍微和这篇草稿相提并论的文章。

为了使德国读者不浪费精力去阅读那本《法郎吉》杂志，我必须指出，该杂志纯粹是傅立叶派的投机把戏，杂志刊载的傅立叶手稿，价值很不相同。发行这一刊物的傅立叶派先生们已经成了德国式的妄自尊大的理论家，他们用神圣不可侵犯的、深奥的、抽象的、严肃的说教来代替他们的老师在揭露资本主义世界时所用的幽默。这使他们在法国受到应有的嘲笑，而在德国却得到尊重。他们在《法郎吉》第1册上所描绘的傅立叶主义的想象中的胜利会使运用绝对方法的教授欣喜若狂。

我现在就开始介绍《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一书所发表的一个题目。本片断的很大一部分也在该书中发表过。这里我只引述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167]

我们现在接触到文明时代最敏感的部位。发表反对当今的愚蠢行为、反对正在流行的幻想的议论，是一件不愉快的工作。

如今反对商业上的荒谬行为就象在十二世纪反对教皇和领主的专横一样，意味着要被开除教籍。如果必须对这两个危险的角色进行选择，那么我认为用严酷的真相去冒犯一个君主，要比触犯现在象暴君一样统治着文明时代甚至统治着君主们的重商主义精神，危险性要小些。

而且只要作一些粗浅的分析就可以证明，我们的商业制度正在腐蚀和瓦解着文明时代，并且在商业中也象在其他一切事务中一样，我们在不精确的科学的指导下正日益走入歧途。

关于商业的争论进行了近半个世纪，就已经出版了千百册书籍。可是这一争论的发起者没有看到商业机构是直接违反一切常识而组织起来的。它使整个社会从属于一个寄生的和不从事生产的代理人阶级，即商人。社会上［注：“社会上”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一切基本的阶级：所有者［注：不应忘记，傅立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农民、工场主甚至政府，都受治于一个非基本的、次要的阶级，受治于商人。商人本来应该是他们的属员，受他们雇用的代理人，可以更换的而且对他们负责的代理人，可是商人随心所欲地引导和阻碍流通的一切原动力。

关于与商业无关的其他谬误，舆论界和学术团体就比较容易商讨了。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哲学体系是危险的幻想，经验驳斥了我们有关完善化能力的高谈阔论，我们的自由学说与文明时代不相容，我们的德行是社会闹剧，我们的立法是迷宫。他们甚至嘲笑时髦的争论对象——意识形态[168]。但是商业上的信口雌黄及其关于商业来往、抗衡、平衡和保证的理论成了使一切都为之拜倒的圣约柜。可见，这才是我们必须打破的幻想。

首先必须指出，我们现在受人盲目崇拜的商业制度是与真理和正义对立的东西，因而也是与统一对立的东西。

很难向当代人讲清楚，他们认为是一切智慧的典范的行动不过是在他们全部政策上打上的愚昧无知的印记。我们且看人所共知的后果吧：海上垄断、国家垄断、国债增加、由纸币引起的接连不断的破产、在一切贸易关系中增长着的欺诈行为。现在我们可以非难［注：这里以及下面的引文中的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即的机构，可以非难这种真正的工业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社会上的［注：“社会上的”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可怕力量了。

为什么社会机体中的阶级最能得到“”［注：“真理的使徒们”一词的引号和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的庇护？为什么宣扬蔑视肮脏财富的学者如今一心吹捧追逐财富的阶级，即证券投机商和囤积居奇者阶级？过去哲学家异口同声地谴责过某些昧着良心硬说拿不是偷这种论点的团体。同样是这些哲学家，为什么现在却成了一个更不道德的阶级的辩护人？这个阶级宣称，做买卖不等于欺骗，蒙骗顾客同偷盗他是两码事，证券投机和囤积居奇绝不意味着掠夺生产阶级，总而言之，人只应该为了钱，而绝不应该为了荣誉去工作；——因为商人齐唱的迭句就是：“我们不为荣誉做生意。”［注：德国商人也有这句口头禅。］如果现代科学支持那些公开信奉这种原则的人所干的事，因而走入歧途，那又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呢？……

商业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具有不同的形式；既然商业是一切社会生活的枢纽，只要存在着社会状态，就有商业。一个民族从它开始进行交换时起就是社会的，就组成了一个社会。因此，商业在就已经存在了，那时它具有直接交换的形式。它在变成了间接交换。在商业方法的基础是垄断、规定的最高价格和政府的强行征集，而在则是个人竞争或者是欺骗性的和混乱的斗争。［注：恩格斯在这一段中用自己的话转述了傅立叶的《各个时期所用商业方法的序列》一览表的内容。——编者注］

关于不知道货币为何物的蒙昧人之间的直接交换，我们没有必要加以说明。一个人打猎碰到了好运气，他就拿一块兽肉去换另外一个人制造的箭，后者不打猎，但需要食物。这种办法还不是商业，而是交换。

第二种办法即间接交换，是原始的商业，它要通过中介人进行。。这种方法尽管很不好，尽管为恣意胡为留下很大的活动余地，它在下述三种情况下毕竟是非常有用的：

（1）在只有农业而没有工业的新开发地区；所有的殖民地在初期都处于这种状况。

（2）在人烟稀少的地区，如在西伯利亚和非洲的沙漠，一个商人不避酷暑严寒把必需品运到远方去，这个商人就是一个很有益的人。

（3）在受压迫和不自由的地区，在那里贝都英人掠夺商队，向商人勒索赎金，并且经常杀害商人；对于那些置危险于不顾而把用品运到远方去的商人应给予一切保护。如果这样的商人发了财，那也是他应得的。

在上述三种情况下，商人既不是证券投机商，也不是囤积居奇者。他们不是把供消费用的货物卖给一个又一个投机商；他们一到当地就在商场或者公共集市上把货物公开卖给消费者；他们是工业发展的促进者。他们希望赢利，这在文明世界是再公平不过的了；谁播下了种子，谁就应该收获。但是，商人很少满足于这样起作用，他们单独或者合伙施展诡计，以便阻碍商品流通，随即抬高物价。

［注：“，当他们取得默契，将商品囤积起来，借口这种人为的暖乏来抬高商品价格，总之，当他们用投机手段盘剥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不是充当这两者的简单的、公开的中介人的时候，。我们在乡村和城市的小集市上还能看到那种公开的中介活动。谁要是买一百只牛犊或公羊，他对二十个农民来说就是一个有益的中间商人，否则这些农民要花费整个整个的劳动日把牛羊送到城里的市场上去。如果这个商人一到市场上就公开摆出他的牲畜来卖，那么他就是为消费者服务了。可是如果他用天晓得什么鬼花招串通别的“商业朋友”［注：“商业朋友”一词的引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把四分之三的公羊藏起来，对肉商们说，公羊很缺，因而他只能供给少数几位，在这种借口下把公羊的售价提高一半，使买主感到恐慌，然后把藏起来的公羊一只一只牵出来，借着事先散布的恐慌情绪，按照抬高了的价格把公羊卖出去，从而向消费者勒索到一大笔钱——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流通，不再是公开地、不施诡计地提供商品了。这是复杂的流通，它的变化无穷的手段制造出我们商业制度的三十六种独特的罪恶，并且同合法的垄断势均力敌。如果人们施用奸计霸占所有的产品，使产品涨价，那就等于说施展诡计所攫取的要比垄断以武力手段攫取的还要多。

我不准备多谈野蛮人的方法。这种方法包括规定最高价格、强行征集和垄断，这些现象到了文明时代也还是很普遍的。我曾经在别的地方讲过，各个时期的各种行动方式有重迭相同的地方，所以不必对文明时代兼有发展的较高阶段和较低阶段的个别特征而感到惊奇。可见我们的文明时代的商业机构是各个时期的特征的混合物，不过在这个混合物中，文明阶段的特征占统治地位，而这些特征比野蛮时代的特征更令人鄙弃，因为我们的商业无非是在法律的伪装下有组织的合法的强盗经济，投机商人和中间商人可以因此联合起来，造成各种生活资料的人为涨价，既掠夺生产者，也掠夺消费者，从而迅速积累起五千万可耻的财产，而这些财产的占有者还抱怨说，人们不保护商业，商人无法生存，人们无所事事，假如商人不能再赚到五千万以上，国家就要衰落了！

这时，一门新的［注：“新的”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科学教导我们，应该给予这些人充分的自由。人们告诉我们，让这些商人去干吧，如果没有这种自由，本来赚五千万的囤积居奇者或许只能赚到一百万，他那个体面的家庭就不得不靠五万法郎的年金度日了。

神啊！请防止这种情况吧！ ［注：这是味吉尔的史诗《亚尼雅士之歌》第三卷中的一行诗。——编者注］

对商业的蔑视——所有的人生来就有的蔑视，除了几个从商业的勒索和诈骗中得到好处的沿海的经商部族以外，在一切值得尊敬的民族中都是很普遍的。靠商业获利的雅典人、泰尔人和迦太基人不可能嘲笑商业；任何人都不会嘲讽自己的生财之道。金融家绝不会嘲笑这种艺术：怎样在账单上加几个圈儿，或者让敌人把账簿拿走，而自己把钱箱放到保险的地方，虽然还要说是敌人把钱箱也拿走了。

实际上，无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一切可敬的阶级都把商业当作嘲笑的对象。诚实的土地所有者靠着自己丰富的经验、辛劳和努力来经营自己的土地，才勉强使自己微薄的收入略有增加，人们怎么能尊敬一种完全为人唾弃的职业、怎么能尊敬这样一些满口谎言并以这种恶劣的手法赚取百万钱财的人呢？

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一门被称为经济学的新科学把买卖人、证券投机商、囤积居奇者、高利贷者和破产者、垄断者和商业的寄生虫捧到了荣誉的顶峰。负债日益加重，总是想方设法借钱的政府不得不掩饰自己的蔑视，宽容这个掌管文明时代的钱箱并在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幌子下榨取它们全部财富的商人吸血鬼阶级。商业要搞运输、供给和分配，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它做起来却象一个仆人那样：他每年提供的实际工作值一千法郎，而他从他的主人那里偷走一万法郎，相当于他提供的价值的十倍。

一个年轻的败家子每星期都要到犹太人那里去让他剥削自己。败家子内心里很蔑视这个犹太人，但又总是十分客气地问候他。现代的政府就象这种败家子一样，满怀明显的蔑视同商业签定了一个停战协定，而商业呢，它越是善于同被它掠夺的工场主结合在一起，它就越得势。在这种商业混合物中发现了新教条的苗圃、各种制度的宝库的经济学家，把道德连同他们对真理的梦想全部抛弃了，以便把他们的宠儿，证券投机商和破产者扶上宝座。接着所有的学者都争着降格以求；起初科学允许那班“商业朋友”［注：“商业朋友”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同它平起平坐——伏尔泰为一个英国商人写了一部悲剧［注：弗·伏尔泰的《扎伊拉》（作者献给自己的崇拜者兼保护人，英国大商人埃弗拉德·福克纳的一部悲剧）。——编者注］。如今，哪位学者想写一部悲剧献给证券投机商，那就会引起他们哄堂大笑！证券投机摘下了假面具，它不再需要学者的谄媚，它要秘密地！我们不是也看到了吗，在亚琛会议上，两位银行家[169]不来就什么也决定不了。

任凭经济学的体系怎样赞扬商业的金牛犊，都不能消除各民族对商业的天生的蔑视。商业仍旧为贵族、僧侣、所有者、官吏、律师、学者所蔑视，为艺术家、士兵以及任何受人尊重的阶级所蔑视。它徒劳无益地一再通过诡辩向他们证明：必须尊重从事证券投机的吸血鬼，但是对这类暴发户天生的藐视仍然很普遍。每个人都屈从于鸿运亨通的教条，但是每个人内心里都照样蔑视这条商业九头蛇，它对此倒不在意，而且继续搞它的掠夺。

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纪发表的著作揭露了这么多的人的罪行，甚至连那些仅仅在1815年存在了一个月的联邦主义者[170]的罪行也不例外；为什么这个世纪在它收集的罪行中既不放过国王的也不放过教皇的罪行，却丝毫没有想到公布商人的罪行？作家们异口同声地抱怨说，他们缺乏材料。为了向他们证明这种材料多得很，我想只系统地分析一下文明时代商业的罪行（三十六种）［注：括号里的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之一。我们的充满了个人竞争、混战和欺诈的商业具有的这三十六种令人鄙弃的特征，有如下述：

［注：在傅立叶著作中这个一览表放在引言部分《问题的提法》（有些条目是恩格斯意译的；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枢纽：中介所有权与农业的解体：

（1）商业的两重性。

（2）价值的任意规定。

（3）欺骗的自由。

（4）不团结，缺乏连带责任［注：“缺乏连带责任”一词易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5）资本的侵吞和转移。

（6）。

（7）。

（8）。

（9）不合理的干预。

（10）破坏性的政策。

（11）（反作用、反应）。

（12）。

（13）财政混乱。

（14）。

（15）蒙昧主义。

（16）。

（17）（accaparement）。

（18）。

（19）。

（20）。

（21）工业彩票（冒险投机）。

（22）间接的集团垄断。

（23）。

（24）异国的或。

（25）。

（26）、等级的。

（27）无根据的［注：“无根据的”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挑拨离间。

（28）损失。

（29）。

（30）健康的损坏。

（31）。

（32）。

（33）海盗行为。

（34）规定最高价格和征集。

（35）。

（36）。

在这三十六种特征中，我只准备详细地分析一种特征，即破产。在这样做以前，我还要对其他几种特征略作说明。

（

我们这个世纪虽然有这么多关于工业运动的理论，但总是不善于区别流通和阻塞。它把间歇的流通和连续的流通，简单的流通和复杂的流通混为一谈。还是论我们撇开这些枯燥的差别吧，事实将会说话，并将成为我们的、与经济学原则截然相反的原则基础。

各国政府和人民一致认为，应当判处赝币制造者以死刑，不管他伪造的是货币，还是国家有价证券。对于银行券和硬币的伪造者也应处以死刑。这是非常明智的预防措施。？

商人签发的每张期票都包含有赝币的萌芽，因为很难确定这张期票是否真会得到支付。每个行将破产的人都使自己的期票涌进流通，而且根本不打算支付它们。他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在制造和推行赝币。

人们会反驳说，任何其他人都享有这样的特权，一个所有者也能象一个商人那样把期票投入流通。

并不是这样。一个所有者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有一种权利是人们不能行使的，那么它就是虚幻的权利。人民在宪法上享有主权就是明证，尽管规定了这种冠冕堂皇的特权，如果平民的口袋里一个苏也没有，那他就连一顿午饭也吃不上。诚然，从对于主权的要求到对于一顿午饭的要求之间相距甚远。有许多权利就是这样存在于纸上而不存在于实际中，赋予这样的权利就是侮辱那些连最起码的权利都没有的人。

让所有者发行期票就是这种情况。他有权发行期票就象平民有权要求主权一样。但是享有权利和行使权利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如果所有者签发期票，他不提供保证就找不到愿意接受他的期票的人；而且人们就会象对待一个发行赝币的人一样对待他。人们就会要他用完全没有债务的不动产作抵押，此外还要加上高额利息。有这些代价，人们才肯接受他的期票，在这种保证下，他的期票就成了有真实价值的货币，而不是象旧货商的期票那样的伪币，旧货商借助于“商业朋友”的称号，想方设法使他在没有百分之一的保证金，没有一万法郎作为一百万法郎的保证的情况下，把这一百万“可靠的”期票投入流通。

政府被大大地愚弄了，它自己不去利用这种能力，却保证商人［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投机商”。——编者注］去利用！一个拥有一万法郎保证金的商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发行总计为一百万的期票。他这样做是得到赞助和许可的。他有权把这一大批票据投入流通，而法律不能过问他的资本是怎样安排的、他拥有多少保证金。就国库来说，如果它拿出一千万保证金，就肯定能按这个比例发行价值十亿的有价证券。可是，如果一个政府尝试这样做时不征询公众的意见，不向他们说明动机，那么这个政府将眼看着自己丧失信用、使国家遭受政治动乱；而政府只不过做了同样的事，只不过利用了许许多多阴谋家利用过的特权而已。这些阴谋家往往拿不出这种保证金的百分之一，而且不能经营他们的生意。

有人会回答说，这些阴谋家善于向愚人游说，骗取他们的信任；因此，提出如下的商业原则：欺骗和掠夺好心人和轻信者的技巧应受到一切保护，而且这种保护应当只给予商人，政府不得受惠。我并不主张允许商人和政府使用这种高明的技巧，而是相反，必须禁止商人和执政者这样做。

由此可见，商人具有（第十二种特征）的能力——这同制造赝币是同样的罪行，如果其他类型的骗子犯了这种罪就会被送上绞刑架，——可是文明人的商业制度却使这种（第三种特征）合法化并加以保护。

对于制造赝币的责难也象对于其他罪状的责难一样，有人可能会这样回答：为了实现流通，就必须有商人；如果给这些代理人戴上脚镣手铐，生意就没法做了；那时国家就会破坏社会信贷，使它的全部工业受到毁灭性的威胁。

商业确实具有这样的特性：。只要一个行政措施妨碍商业施展阴谋诡计，商业就会紧缩信贷，使流通瘫痪，而国家本来想消除一种痛疾，结果却染上了新症。这种效果在一览表中称为反应（第十一种特征）。

人们借口上述危险而奉行这样的原则：让商人去干吧，他们的充分自由是流通的保证。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原则，因为恰恰是这种充分自由制造了补种阻碍流通的诡计，如：证券投机、囤积居奇、破产等等。由此产生两种特征：

（7）供应源泉的人为阻塞。

（8）引起萧条的过剩。

我们来看一看这两种特征对于流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商业并不满足于把商品从生产者手中交到消费者手中，它阴谋通过囤积居奇和证券投机人为地造成那些不太充裕的生活资料涨价。1807年，由于证券投机，糖的价格在五月份突然涨到五法郎，而同样的糖在七月份就跌到两法郎，尽管没有增加一点儿新的供应。人们用假消息挫败了证券投机，就使糖又回到它的实际价值，并且排除了阴谋诡计和人为的害怕停止供应的恐慌情绪。这种阴谋诡计和人为的恐慌情绪每天都在某种生活资料上捣鬼，在并不真正缺货的情况下它稀有物品。1812年，当收获有了保障，囤积居奇者的希望落空时，人们突然看到大量的谷物和面粉从他们的仓库中运出来。可见，只要把这些粮食加以合理的分配，就根本不会缺粮，根本不会有闹饥荒的危险。不过商业具有的特性是：早危险发生，在看到有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时就停止供应、中断流通、制造恐慌情绪和人为的饥荒。

在过剩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那时商业会人为地造成对过剩的恐惧，阻塞供应。在第一种情况下，商业积极地活动，囤积和预购粮食；在第二种情况下，它消极地活动，不进货，把物价压低到使农民连成本都收不回的程度。这就是第八种特征：引起萧条的过剩。

商业回答说：当它预见到无利可图时，就不需要进货；它不会糊涂到去囤积根本不可能涨价的谷物，它可以把它的资本更有利地投到那些通过囤积很容易变得更加稀少从而使自己获利的商品上。

我认为，这就是在只是空谈相互保证的社会制度下推行的方便而惬意的原则。因此，商业，只要它愿意，就可以摆脱为社会机体服务的义务。商业这样做就象一支军队，人们允许它在有危险的时候拒绝战斗，在履行职责时可以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国家的利益。我们的商业政策就是这样，它把所有的义务都规定得如此片面。［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下面还有两段话，恩格斯没有摘录。——编者注］

1820年，各省的谷物价格下跌到三法郎以下，而在这些省份，谷物价格只有到四法郎才抵得上成本。如果法国商业象它在适应双方利益的互惠制度下应当做的那样，为三千万人预先备办六个月的粮食，谷价下跌的情况就不会发生了。这批从流通中抽出来保存在仓库里的储备粮将维持其余谷物的价格，农民也不会因为他的产品贬值和滞销而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了。可是我们的商业制度起着恰恰相反的作用，它加重了由于过剩而产生的压力和由于饥荒所造成的灾难，因而在这两方面都造成破坏性的后果。

我选择第八种特征即引起萧条的过剩来表明现存的商业方法本身就具有消极的罪恶和积极的罪恶，它经常由于不介入，由于玩忽一项对它来说是很容易履行的职责而犯罪。因为如果在一次饥荒中需用五亿法郎来收购粮食，那么这笔钱马上就能筹到手。可是如果要把这笔钱用于预防措施：在过剩的时候增加库存，那就连五百塔勒［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埃巨”。——编者注］也收集不起来。在社会机体和商业机体之间缔结的契约中，既没有互惠也没有保证。商业机体只为它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不为社会的利益服务，所以，它所使用的大量资本是。我在一览表中把这种偷盗列为第五个特征：“资本的转移”。

因此，商业的两个方面对社会机体都没有最起码的义务，社会机体被捆住手脚，听凭米诺托的摆布，并且保证这个怪物有处置资本和生活资料的专制权力。是啊，专制权力，人们针对专制主义的高谈阔论如此之多，却一直没有发现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即这个文明世界的真正总督！［注：这段话是恩格斯把傅立叶的原文删节后意译的。——编者注］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文明机构保证商人犯了制造赝币罪而完全不受处罚，其他阶级犯了这种罪就被判处死刑；商人不受处罚是借口他们似乎帮助了流通，其实他们是积极地利用供应源泉的人为阻塞，消极地利用引起萧条的过剩来拒绝对流通提供帮助。

除了后果具有这种欺骗性外，还要加上毫无原则。经济学家承认，他们的科学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原则。准许象商人这一类如此腐败的代理人享有充分的自由，这可真是登峰造极的无原则。

所有这一切的后果就是商业运动断断续续地在各种各样的痉挛状态，意外现象和越轨行为中进行，正象人们在当今的商业机构中天天可以看到的一样，这个商业机构只能造成既缺乏有规则的分阶段也没有均衡和保证的时断时续的流通。

这种混乱产生了一个滑稽可笑的结果：人民敢于谴责政府在金融方面滥用职权，却毫无勇气谴责商业滥用职权。罗银行券和阿西涅币[171]双双破产就是明证。破产不是突如其来的，人们很早就察觉它们会来临；只要及时作出部分牺牲就可免受损失。但是尽管有这些可以减轻罪行的情况，公众还是不予宽恕。他们理所当然地宣布罗银行券和阿西涅币是赝币、是武力的掠夺。

为什么同一些公众能平心静气地容忍商人发行伪币，却不允许政府这样做，哪怕政府十分谨慎地通过缓慢的贬值这种使纸币持有者有可能脱身的办法来准备破产也不允许。有价证券的持有者是没有逃脱破产的可能性的。破产象闪电一样向他们袭来。有些人今天入睡时拥有三十万法郎，明天早晨醒来时就会因破产而剩下不到十万法郎了。国民公会仿效这种手法实行了三分之一公债值[172]。人们不厌其烦地谴责国民公会，说它的这种行动是货真价实的偷盗。可是他们却让每个商人有权进行更令人恼火的掠夺，在一次破产中窃取他所得的三分之二，而国民公会却侵吞自己从未得到的三分之二款项。如果把商业的罪行同其他罪行相比，甚至同重大的政治的丑行［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后面有“例如国民公会的丑行”一语。——编者注］相比，前者是多么令人气愤！

以下的详细论述将证明，现代政治把商业交给完全自由的、不受任何义务约束的商人，是把狼引入羊圈并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偷盗。

现在让我们比较详细地谈谈破产。

当犯罪变得十分频繁时，人们就会习以为常，并且成为犯罪行为的麻木不仁的目击者。[173]在意大利或西班牙，人们极其冷漠地目睹刺客杀死他要谋刺的受害者而逃进教堂，在那里逍遥法外。在意大利可以看到父亲为了使孩子的音色完美而阉割和残害自己的孩子，“和平之神”的仆人却鼓励这种残忍行为，以便得到唱诗班的好歌手。这种罪恶行径如果发生在其他文明民族，就会引起他们的愤怒，——然而这些民族［注：傅立叶指出这些民族是“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英国人”。——编者注］同样有其他令人愤慨的习俗，这些习俗一定会使意大利人情绪激愤。

在文明时代，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在习俗和见解上尚且如此不同，那么一个社会时代同另一个社会时代在习俗和见解上又该多么不同啊！在文明时代可以容忍的罪恶，在比较不完善的社会阶段会多么令人憎恶啊！几乎无法相信，自称秩序井然的国家竟能一度容忍象破产这样可恶的事情。［注：最后这句话是恩格斯节译的。——编者注］

破产是前所未有的最巧妙的和最无耻的骗局。它保证每个商人有能力从公众身上窃取相当于他的财产或信用的一定数额，因此，一个富人能够说：我从1808年开业经商；我打算在1810年的某一天窃取不管是谁的数百万钱财。

让我们把暂时的偶然现象即法兰西新法典[174]及其惩罚破产的意图撇开不谈。既然人们对这种意图的结果意见不一，并且已经有办法回避新法典，我们想在这里首先让实践来作出判断，暂时把到目前为止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我们论证的基础，并且考察由哲学体系和原则引起的混乱：让商人有充分的自由，却不要求他们每一个人对慎重、正直和支付能力作出任何保证。

由此可见，除了其他舞弊行为外，破产是比拦路抢劫还要可恶得多的抢劫。可是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并且安之若素，以致只要投机者只偷盗一半，也会承认这是。

我们来详细地描绘一下这种在古代很少有人知道的英雄行为。这种英雄行为自那时以来已经发扬光大。它使分析者有可能考察一系列的发展阶段，这些发展阶段将为我们的完善化能力的进步提供证据。

（1）幼稚的破产。

（2）冒险的破产。

（3）悄悄的破产。

（4）死后的破产。

（5）糊涂人的破产。

（6）狂想的破产。

（7）无原则的破产。

（8）友爱的破产。

（9）体面的破产。

（10）风流的破产。

（11）善意的破产。

（12）有情意的破产。

（13）富裕的破产。

（14）世界主义的破产。

（15）充满希望的破产。

（16）先验的破产。

（17）渐进的破产。

（18）连续发射的破产。

（19）密集队形的破产。

（20）纵深队形的破产。

（21）散兵队形的破产。

（22）大规模的破产。

（23）大型的破产。

（24）阿梯拉式的破产。

（25）有补偿的破产。

（26）别具一格的破产。

（27）得寸进尺的破产。

（28）虔诚的破产。

（29）出于幻想的破产。

（30）衰朽者的破产。

（31）受压抑的破产。

（32）蠢猪似的破产。

（33）骗子手的破产。

（34）恶棍的破产。

（35）溜之大吉的破产。

（36）令人发笑的破产。

在一个十分腐败、十分贪婪的世纪里，如果有人想以教育者的口吻来反对已被认可的罪恶即反对破产，就会遭到众人的嘲笑。聪明得多的做法是随声附和流行的论调，观察社会罪恶的有趣的方面。因此，我将证明：破产是骗局，是比它的帮凶和庇护者所认为的还要可笑得多的骗局，这些人认为破产这种商业上的掠夺行为无非是可笑的小事。

在恶行中如同在德行中一样，一切都是相对的。甚至强盗对于正义和荣誉也有他们的定义。因此破产者承认在他们之间卑鄙行为有其原则和有程度差别，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打算把这一点作为我进行分类的依据。按照通常的规则，我把他们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包含轻松的优雅的色调；第二部分具有动人的崇高的性质；第三部分是不太显著的平凡的一类。右翼开始行进。

（1）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的破产，他初次进入商业生涯，不知深浅，没有准备好策略就轻举妄动，宣告破产。公证人很容易把这种事办妥。他把这种事说成是青年人的愚蠢行为，而且说：青年人期待着你们宽容，债权人先生［注：“债权人先生”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丑事变成了公众的笑料，因为这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的破产总是夹杂着有趣的事件，例如受骗的高利贷者，被愚弄的悭吝人［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被愚弄的阿巴公”（阿巴公是莫里哀的喜剧《悭吝人》中的主人公）。——编者注］等等。

这类破产者敢于冒险干出大量的卑鄙勾当，侵占商品，不光彩的借贷，盗窃亲属、朋友、邻人，这一切都被同伙用下述理由洗刷得一干二净，这个同伙向怒气冲冲的债权人说：“您能怎么样，他是一个不懂行的孩子，对年轻人的事不必深究了，他会逐渐在行的。”

这些幼稚的破产者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嘲笑。在商业中人们喜欢嘲笑。人们批评骗子，但更乐于嘲笑受骗者。如果一个破产者有嘲笑者站在他这一边，他一定会看到他的大多数债权人立即投降，并很快达成协议。

（2），这是一些凭运气来决定要么债务加倍要么债务勾销的初试身手者的破产，他们恣意妄为，疯狂地投机经营，挥霍巨款，装扮成大人物，以便迅速得到临时信贷并巧妙地通过某些暗中的牺牲保全这笔信贷。这些冒险家一干起来，就连连失策，最后往往是逃之夭夭。人们把事情谅解为草率从事，并且很容易调解，因为它同前一种破产一样提供笑料。

这些冒险家在法国屡见不鲜，在这里荣膺投机家之名。他们最有把握的赌博是这样来加速终局的到来，在他们栽跟头的时候，人们还以为他们的事业刚刚开始，每一个为他们的第一笔生意提供信贷的人还以为：他在第一年不至于马上垮台呢。

（3），暗中破产，是指陷入困境的债务人建议达成“小小的协议”，或者打百分之二十五的折扣，或者把商品提价百分之二十五来抵偿。中间人向债权人指出，这样做对他们是很有利的，因为如果对某个债务人施加压力，迫使他破产，那么至少要损失百分之五十。

在商业中人们十分坚持这种比较计算法。有这样一批骗子，他们在窃取了您百分之三十的钱财之后，还要向您证明，您占了许多便宜，因为他们不是骗走了百分之五十。另外一些骗子还声称不得不忍受严重的损失，因为他们在您身上只赚取了百分之四十，本来是应该赚取百分之六十的。这种看来可笑的计算方法在商业中到处得到承认。它使暗中破产获得了完全的成功。人们还证明，这种百分之二十五的小折扣同由于破产所要损失的百分之五十相比，显然是一笔纯利润。债权人被这种论证的力量所动摇，同意了这个“小小的协议”。原来应该得到四千法郎的人，现在得到三千法郎，而且这绝不能叫作破产。

（4）是在主人公死后宣布的破产；死亡成了为死者辩解的口实，说死者希望重振他的事业，如果他还活着，他肯定会体面地做到这一点。因此人们称赞他那高尚的品质，深切同情他那可怜的孤儿。债权人哪里还肯打扰一个泪眼汪汪的寡妇呢！另外，如果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子，那这样做就是一种残忍行为！在此期间，这个寡妇依靠几个知己的帮助，在查封前就弄走了大量财物。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死者身上，说他没有时间来料理他的事业，再说死者也不能死而复生，揭穿这区区谎言。如果亏空是百分之二十五，很可能就把它抬高到百分之五十，而要这么干是不费什么事的。此外，既然破产百分之五十的人还算是诚实的，尤其是这涉及到非常值得尊敬的死者的罪责，而诋毁死者的名声是不得人心的，那么，只宣告破产百分之二十五该是多么愚蠢啊！

上述四类破产是虚构的无罪。现在我们来看看真正的无罪的破产。如果因为十分之九的破产者都是无赖，就侮辱所有的破产者，这是不公道的。我将举出三个真正可以原谅的类型。我们只应该谴责那些罪恶太多的人；因此我们先从这类同行中找出几个诚实的人，自从革命［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复兴”。——编者注］以来这伙人已经多得不可胜数，以致在有些城市人们不再问谁破产了，而是问谁破产。

（5）是不幸者的破产。他一文钱也没有拿，把一切都交给债权人，老老实实地任凭债权人处置。其他破产者嘲笑他，说他是傻瓜［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若克里斯”（若克里斯在莫里哀的喜剧《斯加纳列尔》中是傻瓜的形象）。——译者注］，认为他至少应该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实际上，这样一个正直的人同我们这个讲求完善化能力的世纪是不相称的。

（6）是绝望者的破产，他认为自己受了侮辱，有时竟开枪自杀或投水自尽。这就是说在十九世纪做一个老实人，尤其是在商业上做一个老实人，简直不合时宜！

尽管如此，我必须愉快地说，在商业界还会遇到这样的人物，但这是非常少有的，［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卷。——编者注］。谁都能预卜他们的命运，因为谁都知道，十个搞商业的骗子九个会走运，而十个老实人就有九个会破产。

（7）是头脑简单的人的破产，他听任司法干预，听任它作出侮辱自己和把自己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裁决，不象许多机灵的人那样善于体面地有利地摆脱困境。——这三种诚实的骑士根本不能和那些高贵的同行相提并论，我只是粗略地提一下。我们还是来谈谈更能赢得行家赞赏的那一类人吧。

人们为什么不可以象受到其他许多邪恶者的诱惑那样受到破产者的诱惑呢？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那些充满魔力和赢得人心的家伙。

（8），节约的破产是谄媚者的破产，他只希望他的债权人幸福，如果不得已而使他们破费，就会觉得难过，他迫使他们同意打百分之五十的折扣，以免吞没一切的司法从中干预。他使债权人明白，他要把他们当朋友看待，他珍视他们的利益。他深切感谢他们向他表示的好意，他一想到还得让他们负担诉讼费就心里不安。于是这些花言巧语和其他的阴谋诡计诱惑了一些人，也使另一些人由于害怕吞没一切的司法而作出让步。

（9）是那些在上流社会中深孚众望、直到最后一刻还能够保住家庭体面的人的破产。因为他们完全是规矩人，所以他们有一大批保护者，如果他们掠夺的不超过百分之六十，那就很容易达成协议，特别是如果利用家里的夫人和女儿当恳求者，再加上决心运用桑切斯的办法[176]：当她们去洽谈重要事务时，让她们披着薄如蝉翼的披肩，那就更容易达成协议。

（10）是漂亮妇女的破产。对此抱怨是不体面的，对女性要有所照顾。一个漂亮的妇女作买卖，破产了［注：“作买卖，破产了”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窃取了您一千塔勒［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埃巨”。——编者注］；如果您使她烦恼不安，这只证明您不懂人情世故。她有权痛斥那些倔强的人。我曾听到这样一位太太谈起一个债权人，她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据说，他还有怨气，说实在的，我劝他去抱怨自己那五十个金路易吧，我该向他赊取加倍的钱才好呢！”他和这位太太过从相当亲密，她有权说他忘恩负义。

（11），这显然是使债权人占便宜的破产。这是怎样做到的呢？只要破产者窃取的不多，只窃取百分之四十，并且对余下的作出保证，十分可靠的保证。这被看成是幸运的事，以致公证人都向聚在一起的债权人祝贺，祝贺他们做了一桩极好的买卖，赢得了幸福之神的“真正的善意”。一万法郎只损失四千，收回六千，这是真正的利益。对商业还不习惯的人是不会珍惜这种善意的，他想全部索回他的一万法郎，并且认为，有人偷了他四千法郎。这是多么不体面的态度啊！一个人从您那儿只拿走了百分之四十的折扣，而且在其他方面象对待朋友那样对待您，却硬说他偷了您的财产！

（12）发生在这样一些人身上，他们向您说些动人心弦的话，对债权人大谈其同情心和美德，以致债权人如果不马上让步，如果认为替这样的好人——这些人十分热爱被他们侵吞了钱财的债权人——承担义务并不是幸福，那就成为野蛮人了。这一类人付出的是动听的理由和谄媚的赞词，他们抓住债权人的同情心，同他只谈论他的和他们的美德。在谈话结束时，债权人就会感到关系大大改善了，并且发现自己有许多美德，这些美德足以抵偿被侵吞的钱数。他少了几千法郎，却多了一些美德，这对好心肠的人说来是一笔纯利润。

有一天，这些演员之一对我说：“我对于这些先生们非常抱歉，他们都是十分善良、十分可敬的人。”好心的小伙子为了表示他的敬意，在第一次交易中就利用期票掠夺他们，这是他给他们的礼物和表示欢迎的意思。他提走这笔钱是为了同他们结识，一个月后他破产了。对这些先生来说，用一万法郎换取他的［注：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是何等的快事啊！

我信守诺言；我答应描述一群诱惑者。在所有这一类真正友爱的破产者中间，看到的不外是友谊、善意、好风度和温情。如果说这一类破产是为了猎取人心，那么其他类别的破产则引起人们的惊叹，展现出振奋的精神和超凡的品质，表现自己的英雄。

现在我们来研究商业精神的伟大发展，研究那些能证明本世纪在走向复兴和完善化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的大规模活动。破产在这里施展它的才能，并且按照广泛的计划进行活动，对于这些计划的叙述将证明下述原则的英明：让商人去干吧，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靠欺骗和掠夺来实现自己的崇高计划吧。

（13），这是具有商业天才的高级投机家的破产。银行家多朗特拥有两百万法郎[177]，他希望尽快地不择手段地弄到四百万至五百万法郎的财产。他倚仗自己那笔尽人皆知的资本，得到了价值八百万法郎的期票、商品等信贷。因此，他可以用一千万法郎的资金进行投机。他从事高级的投机活动，即买卖商品和国家有价证券。到年底时，他也许没有使自己的二百万翻一番，而是损失了二百万，您以为他破产了——绝对没有，他依然得到四百万，就好象他买卖做得不错似的，因为他手里有他早先得到的八百万，而且他借助“诚实的”破产来处理，可以将借贷的半数在几年内付清。这样一来，他在失去了自己的二百万以后，又重新拥有了从公众那儿掠夺来的四百万。多妙啊，这样的商业自由！现在您该明白为什么天天都听说某商人自从破产以来过得很好！

破产者的另一种可能是：多朗特在侵吞了四百万后，不是作为幸运的骗子，而是作为不幸的商人，完全保持了自己的荣誉和社会的尊敬。我们来说明一下这种情况。

多朗特在考虑自己的破产时，就已经控制了舆论。他在城里的宴会和乡间的游乐为自己争取到热情的拥护者。纨袴子弟支持他，漂亮的女子为他的不幸——在今天不幸是破产的同义语——而惋惜。人们称赞他的高贵的、应该有更好的命运的品质。按照他的辩护人的说法，他几乎比被他掠夺了财产的那些人还要倒霉。全部过失都推到政治事件，糟糕的环境以及其他一些如善于制止愤怒的债权人进攻的公证人所常用的空洞词句上。在第一次风波过后，多朗特就派出几个调停人，及时送几笔钱，很快就钳制住舆论，以致谁敢反对多朗特，就说谁无人性。此外，那些被他窃取了大笔钱财的人都远隔一、二百英里，在汉堡或阿姆斯特丹，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已经平静下来，这些人已经无关大局，他们在远方的怨言影响不了巴黎的舆论。再说，多朗特也只是让他们损失了一半，而习惯认为，只窃取半数的人，与其说他有罪，倒不如说他不幸，因此，多朗特在公众眼里一开始就是个一清二白的人。一个月以后，公众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其他更为轰动、损失达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破产事件上。这位只窃取了半数的多朗特又显赫起来了；而且事情已经过去，人们早已忘怀。多朗特的家又慢慢开始接待大家，他的厨师又重新施展他那左右人的食欲的故伎，某些对不幸无动于衷并且对上流社会也不照顾的怒气冲冲的债权人的叫喊，由于无人重视也销声匿迹了。

这样，多朗特和他的同伙窃取公众数百万钱财的活动不到半年就结束了，许多家庭破落了，其财产却到了他们手里，诚实的商人遭到了破产，破产把这些商人化为同样的骗子。破产是唯一象瘟疫一样蔓延并使诚实的人陷入骗子一样可耻地位的社会犯罪行为。诚实的商人尝够了二十个无赖破产的苦头，最后也不得不停止自己的支付。

由此可见，所有破产的骗子中有十分之九把自己说成是遭遇不幸的诚实的人，并且同声喊道：与其责备我们，还不如可怜我们。如果听信他们的话，他们全都成了小小的圣人了，正如那些被罚做苦工的人硬说他们根本没有做过坏事一样。

为此，自由贸易的拥护者提出采用惩罚性的法律和法庭。真行啊！用法庭对付那些一下子就盗窃数百万金钱的人！顺便讲一下，俗语说：绞死小偷，放走大盗［注：“放走大盗”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这在商业中可不适用，因为甚至最小的破产都可以在商人的庇护下逃避司法追究。

（14）。这是商业天才和哲学天才的联盟。一个破产者在掠夺了一个国家后，又在其他一些国家接连制造破产，他就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了。这是一种可靠的投机。他初到一个国家时是个陌生人，如有必要就象犹太人做的那样，改名换姓，他凭借上次破产时积聚的资金马上就得到了信贷。现代政治有一个可笑的想法，就是把工业产品全盘交给那些和自己的祖国没有固定联系、没有大地产可依恋的人管理，他们作为世界主义者可以倚仗准备在巴黎、伦敦、汉堡、的里雅斯特、那不勒斯和加迪斯接连制造的六次破产进行投机。我将在连续发射的破产那一节中描述这种破产，这种破产以一个世界主义者作为它搞机动行动的中心人物。

（15）。这种破产是在革命［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复兴”。——编者注］以后才出现的，只有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过去，年轻人进入商界没有这样早，他们不到三十岁根本当不了经理。现在，他们十八岁就经营管理一个商店，二十岁就可以制造第一次破产，这次破产使他们有理由对继续制造破产抱很大希望。在他们中间有人不到三十岁就已经制造了三次破产，并且不只一次侵吞了他们同伙的数以百计的塔勒。当人们看到他们时，会说：“他太年轻，不配享有这样的荣誉，不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年轻人的世纪里。”

（16）需要有广泛的计划，宏伟的精神，三十到四十个伙计的办事处，大量的船只，在世界各国有广泛的联系，然后是突然的垮台和可怕的崩溃，其反响遍及世界各地，出现一片倒闭的混乱现象，商人依靠这种混乱得到的油水可以维持十年之久。这是商业天才大放异彩的做法。这种做法至少要使四分之三的人受到损失，因为在这样巨大的场面中一切都必须是大规模的。

（17）是投机者的破产。他机智地布置自己的活动，可以经历七次到八次连续的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走的道路必定不同于只筹划一两次破产的人所走的道路。

原则是：

（1）第一次破产时只宜适度地掠夺。掠夺百分之五十就够了。不应该一开始就马上激怒人家，如果初次行动就因大肆掠夺而失去了信用，要搞第二次破产就很困难了。

（2）第二次破产时只宜掠夺很少很少，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以便证明破产者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他的做法已经比较灵活和比较谨慎，等他从第二次打击中恢复过来，他就会变成一个完美的商人，一个值得尊敬的“商业朋友”。

（3）在第三次破产时则要大量掠夺，至少掠夺百分之八十，并且为自己表白：这不是寻常的亏空，而是由意外事件引起的亏空。借口一些紧急的情况来为亏空开脱，强调在第二次破产时自己行为良好，以便证明过失全在于意外事件。

（4）在第四次破产时只掠夺百分之五十，以便证明他是一个谨慎的人，如果不是环境所迫，他知道怎么安分守己。

（5）在第五次破产时可以掠夺到百分之六十了，因为公众对此已经习惯了；在舆论对此已经习惯的情况下，多百分之十或少百分之十是无损于这类投机的，因为人们知道，制造了四次破产的人，也会制造第五次和第六次破产。我就看到他们中的一个人，在第四次破产后，因为戴着象征虔诚和善行的天主教神父的帽子而被人们取笑；他并不感到困惑，而是准备第五次破产。

至于第六次和第七次破产那就任意而为了。人们制造这类破产只是在接近老年或者踌躇满志的时候。人们最容易原谅第六次破产，人老了，改也难了，没有人再感到惊奇了。不过人们对政府却有些议论，说它不想保护商业，说它是使诚实的商人遭受小小的损失的原因。

如果我在这里举出破产时所用的几个原则，人们是不会惊奇的。

这是一种崭新的艺术，就象它所由产生的经济学一样，它还没有固定的原则，甚至还没有一套系统的术语。因此在渐进的破产中只给前面四个等级命名。

完成第一次破产者只称“骑士”［注：“骑士”以及下面的“王子”、“国王”和“皇帝”等词的引号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第二次破产时称“王子”，

第三次破产时封为“国王”，

第四次破产时则称“皇帝”。

第五、第六和第七级在商业界还没有命名。一个真正的“商业朋友”应该上升到最高的第八音阶。为了做一个“和谐”的破产者，他必须完成七次平均损失为百分之五十的“诚实的破产”，然后制造一次加强的，十足的破产作为一系列破产的中心，同时允许至少掠夺百分之八十，以补偿其他几次破产由于只作适度掠夺而遭到的损失。以前各次破产掠夺百分之五十，的确是诚实的定率，是人们无权非难的一笔微簿的收入，因为这是宣布破产时人们能够接受的定额，也就是如同买点心和乘马车的价格一样的固定价格。

我们在这一节里要研究一些大规模的机动行动，它们要求不同的破产者为了商业的利益和崇高真理的胜利而协同动作。这些集体的机动给我们提供了四个善于机动行动者的类型。

（18）。这种破产通常是由反击引起的，由一个波及一个的、一连串破产引起的。我将描述一个中间类型的、资产阶级型的破产，因为这种类型是广大读者最容易理解的。我们将找前面未作解释的那个世界主义行家来充当连续发射的机动行动的中心人物。

犹太人伊斯加里约带着十万法郎［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利弗尔”，——编者注］资本来到法国[178]，这些钱是他在第一次破产时赚到的。他在一个城市里开业经商，在那里有六家受人尊敬和有信用的商号是他的对手。为了夺走他们的主顾和声誉，伊斯加里约马上开始按成本出售他的商品，这是招徕顾客的可靠手段。不久，他的竞争者就以非常藐视的态度责备他，他对他们的埋怨付之一笑，并且一不做二不休，继续按成本抛售他所有的商品。

于是人们欢呼：竞争万岁！犹太人万岁！哲学和博爱万岁！自从伊斯加里约到来后一切商品都便宜了，公众对他的对手说：“正是你们，先生们，才是真正的犹太人，你们赚钱总想多多益善，唯独伊斯加里约是一个诚实的人，他有适当的利润就满足了，因为他不象你们那样生活挥霍无度。”老商号都说伊斯加里约是一个伪装的骗子手，他早晚要跳出来的，但是白费力气。公众反而指责他们忌妒他和诽谤他，并且越来越倒向这个以色列人。

这个强盗打的是这样的算盘：用按成本出售商品的办法，他损失的只是他的资本的利息，就算每年一万法郎吧，但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重要的销售市场，在这些海港城市获得了大主顾的称号并且在如期付款的条件下得到了巨额信贷。这个诡计一直搞了两年，在此期间伊斯加里约虽然大量出售商品，但分文未赚。他的机动行动无人知道，因为犹太人只使用犹太人当伙计，这些人是一切国家的暗藏的敌人，他们从来不会泄露“自家人”所策划的欺骗行为。

当一切都成熟到可以展开活动的时候，伊斯加里约就利用他的全部信贷在各海港城市发出大批定货单，赊购了总数达五十万至六十万法郎的商品。他把他的商品运往国外，同时廉价出售他的全部库存货物。当所有商品都被变成现金时，善良的伊斯加里约就带着他的公事包销声匿迹，回到了德国，在那里，赊购的商品已经先期运到，他就赶快卖掉商品，结果，他离开法国时比他刚到法国时富裕了三倍，他拥有四十万法郎，他又前往伦敦或利沃诺，以便策划第三次破产。

现在面纱一下子掉了下来，在遭到伊斯加里约突然打击的那个城市里，人们清醒过来了。他们认识到，让犹太人，让那些无所牵挂的流浪汉经营商业是多么危险啊！不过伊斯加里约的这次破产只是讽刺剧的第一幕。让我们来研究连续发射的破产。

这个以色列人有六个竞争者。我们称他们为Ａ、Ｂ、Ｃ、Ｄ、Ｅ、Ｆ。

Ａ长期以来陷入困境，他已经没有财产，只靠他的好名声支撑着。但是这个以色列人的到来夺走了他所有的顾客，这种竞争他只能对付一年。Ａ对于这种保护流浪汉的新哲学体系还不甚了解，认为自己不得不在伊斯加里约的策略面前低头并且。

Ｂ经受这种打击的时间比较长；他早就看出犹太人的骗局，他期待着这场风暴赶快过去，以便把骗子手伊斯加里约夺走的顾客再夺回来。但是在这个期间他受到国外的一个破产的牵连，这就加速了他的垮台。他以为能够支撑两年，然而在十五个月后却不得不。

Ｃ同一家外国商号合伙，这家商号让第二个伊斯加里约（这种人每个城市都有）弄得破产了；Ｃ由于他的伙伴破产而受到连累，Ｃ为了支持同希伯来的恶棍竞争而作出长达十八个月之久的牺牲以后，也认为自己不得不。

Ｄ貌似老实，实际并不老实。他虽然二十个月来身受犹太人竞争之苦，但还有资金来维持。不过，由于犹太人加到他头上的损失使他很恼火，他只好跟着干起那不乏先例的罪恶勾当。他看到，他的同行中有三个人已经开步走了，他将作为一个同盟的第四个人在真不幸或假不幸的借口下加入他们的行列。因此，对二十个月来反对伊斯加里约的斗争感到厌倦的Ｄ，除了就再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Ｅ贷给他的四个相继破产的伙伴巨额款项。他相信他们都有支付能力，而在伊斯加里约的机动行动毁掉他们的事业之前，他们确实也是有支付能力的。Ｅ被这四家商号的破产搞得精光，另外，他自己再也没有主顾了，所有的公众都跑到按成本价格抛售商品的伊斯加里约那里去了。Ｅ看到他的资金完了，他的信用毁了，人们向他逼债，而且他已经无力清偿债务，终于。

Ｆ拥有充足的资金，但是由于上述五个人的破产使人们推断他即将成为后继者，于是他在各海港城市便失去了信用。此外，还有几个达成了协议的破产者现在削价出售商品，以便能够在最初的支付期限还款。为了加速销售，他们削价十分之一，仍能赚回十分之四，因为他们是按损失百分之五十达成协议的。这可把Ｆ完全压垮了，他走投无路，只有象他的竞争者一样，。

由此可见，一个流浪汉或一个犹太人的开业足以使一个大城市的整个商业界解体，使最诚实的人去犯罪；因为任何破产或多或少总是一种犯罪行为，虽然往往还用些冠冕堂皇的借口如我所描述的上述六种破产的借口来加以辩解，而所有这些借口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事情的真相是每一个人都贪婪地抓住不受惩罚的盗窃机会。

有时连续发射的破产还会以跳射的形式在远方发生作用，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席卷十二家商号。这些商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一家主要的商号破产就会引起所有同它有利害关系的附属商号垮台，就象一列铅制的小兵［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就象一排用纸牌搭成的房子。——编者注］在为首的一个受到打击时会发生的情形一样。这是在一些大的机动行动中值得注意的重大配合，这种在远方发作的跳射无论如何应当在比较精确的分类中构成一个特别的种类。

（19）需要一个有利的环境来进行辩解以及使大多数商人敢于作决定命运的跳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相互支持，以多取胜，就象一个团那样，组成密集队形，以便用刺刀为自己开辟道路。这样，当有利时机一到，破产者就集合起队伍，每天在交易所宣布几起破产，他们这样迅速地接连宣告破产，以致舆论被弄得晕头转向，而鉴于事态严重也就容易达成协议。在伦敦可以定期看到这类破产，巴黎在1800年也对密集队形的破产作了一次十分漂亮的尝试，它使很多“商业朋友”十分幸运地获得了成功。

（20）是指彼此相关的一系列破产，但是每隔三个月才爆发一次。纵深队形的破产同天天相继宣告破产的密集队形的破产不同，它必须在内部彼此取得一致意见，以便轮番宣告破产，即在前一个破产者刚刚达成协议时宣告破产。例如，Ａ破产后三个月达成了协议，这时Ｂ必须立即宣告破产，因为调停人现在认为公众思想上有准备并且会说：“这件事同Ａ的事是一样的，前者必定引出后者，因此应该作出同样的安排”。同样，Ｃ在三个月后宣告破产，然后是Ｄ，Ｅ，Ｆ，Ｇ；如果他们的行动配合得好并且保持一定的间隔，那么他们全都可以达成同样的协议。如果指挥得当，纵深队形是一种十分可靠的机动行动，但是它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唯独破产的天才能够确定什么时机采取这种机动行动。

（21）是由一些小骗子开始的，他们发起一场大运动，而且就在自己的小商业中到处制造小型破产。由此可见，经营将是困难的，运动将白热化，过了不久人们就确实听到重炮轰鸣，长期以来引起人们注意的数以百万计的破产爆发了。最后，运动以后卫散兵即小城市零售商、食品杂货商的破产而告结束。

什么！这样恼人的事情还不够，那你们能给我们举出比上述一连串的情形更糟糕的事吗？

我举出的只是最诚实的人。现在我们来研究下降的即可恶的［注：“可恶的”一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一翼，在这里我们列举的破产者都按远大的计划行动，但是忽视道德方法，从而损害了高贵的同业公会的声誉。

（22）波及社会上的一切阶级直到十足的小人物、仆人以及把自己有限的积蓄存放在伪善者那里的其他人。破产迅速地掠夺数以百计的地主、小资产阶级和善良的人们。整个城市都卷进去了。一般说来，这类破产对社会上不从事商业的阶层打击特别大，而且严重伤害同业公会，因为这类破产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引起一些对行为规矩的商界人士不以为然的看法。

（23）是某个不知名的暴发户制造的破产，他既无资金又无信用，却成功地投身于大事业，并且在那里制造了象身居高位和实力雄厚的银行家们所制造的那样巨大的破产。人们普遍要问：这么一个无赖怎么能够建立那样多的联系并且搞出这样有油水的破产。

这种人同前一种人不同，他是从另一条道路达到了同样的目的，即唤起舆论来反对商人的阴谋诡计，反对给这些买卖人以充分自由的荒谬法律。

（24）把破产者的荣誉捧上了天，使一个国家被蹂躏得象遭到汪达尔人的整个军队洗劫一样。在这种类型的破产中可以举出1810年奥尔良城一个名叫Ｔ的外行人所搞的一次高明的破产。这个家伙以一千六百万的亏空宣告破产，这笔钱如此巧妙地分摊给不幸的奥尔良城，以致这个城市一下子就垮了。市民的各阶层都遭到洗劫。难民一直逃到里昂，传出消息说：奥尔良完了，我们全都被毁了，Ｔ把一切都推入了深渊。他根据详细的报告实施自己的计划，他诱骗掠夺各阶级，从富有的资本家直到贫穷的仆人，后者一辈子就攒了几个塔勒［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埃巨”。——编者注］存在商人那里，却让这个商人在漂亮原则的掩护下拐骗了。这个原则就是：让商人去干吧，他们最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

这是什么样的强盗行为啊！仅仅在商业的英雄业绩这一个方面就有多少罪行啊！说仅仅这一个方面，是因为应当看到破产只不过是这种欺骗性商业的第三十一种特征。科学借口商人最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而要求给商业以充分的自由。的确，商人对这一点是太清楚了，然而他们对国家和工业的利益所在却太不清楚了。因此，科学是用它那给商人以绝对自由的理论来愚弄我们。

现在我们由叙述伟大的英雄业绩转入叙述比较一般的成绩。破产并不象中心的三个种类一样全都是伟大的。不过我们在左翼也还可以举出一批值得注意的色调温和的破产者，这些富有资产阶级的优点和缺点的人将使我们在看了这么多光采夺目的丰功伟绩之后一饱眼福。我们还将看到一些能使读者兴奋的种类，特别是最后一类即败坏破产者团体声誉的伪善的伙伴。让我们从比较严肃的色调开始。

（25）。实行这种破产，是为了使自己在一次不幸事件中的损失得到补偿。例如，一个投机者今天由于诉讼失败，花掉了十万法郎，于是他第二天宣告破产，而这却给他带来了二十万法郎。这样，他非但没有损失掉诉讼费，反而赚了钱。商业的这种使自己在不利事件中的损失得到补偿的能力，是它的绝妙的特性之一。他懂得利用任何陆上和海上的［注：“陆上和海上的”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灾难来为自己谋利益的艺术。一个船主如果遇到船只失事，他第二天就可以利用一次成功的破产使他的境况再次好转。这样的破产会无可非议地达到目的，因为公证人会说：这不是他的过错，事情迫使他这样干的，与其指责他，不如可怜他。

一个同样被夺去了存款的地主对此反驳说：如果冰雹、洪水毁了我的庄稼，而我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我就得不到补偿。——真是妙论！难道地主不知道，在目前情况下他们是一个依赖他人的阶级即依赖于非生产者、依赖于被称为商人的阶级吗？这些商人用自己的魔爪攫取了所有的工业品，靠大众的花费来赚钱，就象一支雇佣军，在没有敌人可掠夺时，便搜刮自己的朋友和善良的人们。商人就是这样，，他的座右铭是：我不是为了荣誉去工作，我必须多少捞一点。每个商人都想捞一把，如果有人以为借助诉讼或其他办法可以从他身上捞一把，那么他自有对策，这就是利用有补偿的破产从别人身上捞回来。

（26）。这是聪明人的破产，他预见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拿出一部分钱应付风暴和制服难对付的人。如果他想在破产中赚二十万法郎，他就窃取三十万法郎，拿出三分之一来派用场，即送礼等等，他懂得如何安抚大喊大叫的人并使司法机关不起作用；这儿送一笔钱，那儿送一笔钱，自己的事情也就畅行无阻。结果破产给他招来了许多朋友，这些人都尝过一点甜头，都说他是一个精通业务的规矩人。

（27）。这种破产表演的是剧情发展越来越有趣的多幕滑稽戏。起初把事情说成是小小的困难，即资金周转不灵，因此要求打百分之三十的折扣，以免垮台。债权人有点坐立不安了，就悄悄地进行交涉，因为有人提醒他们事情也许还会恶化，必须支持某某人。但是过了三个月这个人又不行了。他再一次到债权人那里去，弄得债权人又为他的破产担心；他承认事情比预想的更坏，必须同意打百分之五十的折扣。有几个债权人发火了，事情纠缠不清了，于是便宣告破产，而条件却如此之好，不是损失百分之五十，而是损失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并且余款可以过几年才还清。而所以能这样容易地达成协议，是因为债权人受人巧妙地摆布，逐渐习惯了最初是百分之三十，后来是百分之五十，最后是百分之七十的损失，他们已疲于争斗，只好签字了事，在这件可恶的事情上彻底认输，虽然最初言明只损失百分之三十。这种方法并不是最坏的，可以推荐给那些恪守原则的投机家。

（28）。这是从事各种宗教慈善事业、在举行宗教游行时手持华盖饰带[179]的圣徒的破产。他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信贷和存款人，并能秘密地组织大规模的破产。我见过这一类破产，损失达百分之九十。这种破产的优点在于破产者能得到相当多的人原谅：咳，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要说他在商业上不走运，那是因为他不关心尘世的财富。——这种虔诚被用来促成妥协，虔诚的使徒通过妥协保住了一大笔尘世的财富，再加上对另一个世界的财富的希望。

在每一种职业中都可以发现一些无知的人，他们不按规章办事，用最好的材料做出最差的活。破产者当中也有这样一些蠢人，他们只会把黄金变成铜，在别人能进行出色交易的地方，他们却非常愚蠢地陷入破产。这里略述四种破产，因为这一类真正诚实的破产没什么意思。我举这一类例子只是为了保持分析的完整性。

（29）。这是上当受骗者的破产，这些人受花言巧语的引诱去从事商业，他们不懂商业的狡猾奸诈，当然象扑灯蛾一样，落得个自取灭亡的下场。1789年以来，可以看到许多根本不必卷进这场混战的大财主，怎样在混战中白白地丢掉了一大笔遗产，以丧失财产和荣誉的破产而告终。关于这一点必须指出：只有诚实的人才会在破产中失去荣誉，而懂得商业的伟大原则的骗子手则善于利用自己的破产来获得财产和荣誉。但是处于商业这个马蜂窝里的大人先生们还想按照诚实的方法办事，他们遭到阴谋家的包围和戏弄，必然以出于幻想的破产而告终。许多小财主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受商业狂的引诱，抛弃了自己的田园，卖掉了自己的小片地产，到城里去开一家小店铺，走向他们的不可避免的破产。

（30）。这是至死还想手持武器的不可救药者的破产。有不少本应退休的人，他们因年龄所累，办事糊涂，不了解最新成果，在衰朽之年失去了慢慢积累起来的财产，并且顽固地坚持干下去直到不断重复的失败造成无法避免的破产。一个人年已八旬，独身，拥有二百万法郎，这对一个老光棍来说真是绰绰有余，但是他在应该退休思过之年还要顽固地继续从事商业这一行。应该怎样称呼这个人呢？如果这样一个人破产了并且在八十高龄时失去了自己的富足的财产，那可真是一个商业狂。这样的人就是衰朽的破产者，他是这一节的典型人物，对每一类破产我都举了一个典型人物［注：在傅立叶的原稿中有这些典型人物的名字。］，以免人们说我夸大其词。此外，在每一个城市里都能发现许多这样的高龄狂人，因为他们坚持继续搞商业，应当落得不光彩的下场。现在，一切都是精挑细选的，在商业中如同在战争中一样，需要的是对新战术训练有素的年轻人；如果破产在年轻人看来不过是逢场作戏，那么对在二十年以前就应该考虑退休的富裕的老年人说来，就无疑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了。

（31）。这是激烈的竞争者的破产，他们故意走向破产，他们破产是为了从对手身上争夺一点利润。可以看到他们中间许多人常常作亏本生意，希望对手先于他们而破产，于是自己便成为战场上的获胜者。特别是在运输公司和象波克城[180]那样的纺织品集市上充满着这种混战，其结果是“受压者”被迫宣告破产。

（32）。这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的破产。他不按原则进行活动，使妻子儿女和自己一起破产，而且还落入司法机关的魔爪，遭到“商业朋友”的歧视，因为他们只尊重遵守原则的富裕的破产者。对于使妻子儿女同自己一起破产的人，商业上有一句行话：“这是一头十足的蠢猪。”假如他制造了一次有油水的破产，那么人们将称他是一个机灵的小伙子，头脑聪明的人。

我把那些使可尊敬的破产者团体遭到公众歧视的人称为伪善的伙伴。这种人有的令人愤慨，有的则令人发笑。我没有把那些盗窃数百万钱财的先验的破产者归入这一类，因为他们始终受人尊敬，不会损害团体的名声。在文明时代，大盗从来不受人歧视，而小偷倒是真正要处以绞刑的。既然他们激起舆论反对欺诈行为和小的破产，他们就不配加入团体，而只配得到伪善的伙伴的称号。

（33）。这是一些小无赖制造的破产，他们在破产时尽干一些令人十分讨厌的小偷小摸行为，以致邻人说应该对他们判处绞刑。如果掠夺十万塔勒，人们倒不会这样说了，可是偷窃一百塔勒就会使人想到绞刑，不过这种想法对骗子手来说并不危险，因为破产者团体是不允许触动自己的同伙的。否则，司法机关会很快认为自己有权从追究小偷到追究大盗，而这对于那些按照伟大原则办事并且在一次“诚实”的破产以后在上流社会已占有地位的人将会是很麻烦的事。

（34）。这是除了使用卑鄙的无赖手腕还使用巧妙诡计者的破产，例如他先自盗，然后再运用动之以情的策略。

小商人斯嘉本[181]制造了一次只有四万法郎［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这里和下面均用“利弗尔”。——编者注］的可怜的破产；他占有了三万法郎作为这一行动的利润，然后把余下的一万法郎交给债权人。如果有人问他为何亏空三万法郎，他就会说：他不善于象大商人那样记账，说他遭到了“不幸”。你们也许以为斯嘉本会受到惩罚，因为他是一个只盗窃三万法郎的小偷。——债权人难道不知道，如果司法机关插手，他会把其余的一万法郎当作一顿早餐吃掉？所以即使丢掉这一万法郎，也丝毫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想把斯嘉本判处绞刑，那也许得再拿出一万法郎，而且还不知道行不行。因此收下这不多的一万法郎，总比损失一万法郎，甚至还得花费这么多的钱要好些。斯嘉本通过他的公证人提出这种理由，。而债权人又何必对斯嘉本发火呢？他们中的一些人想学习他的崇高榜样，另一些人的经历已经超过了他。正象狼不会互相残杀一样，斯嘉本不久就找到了一批人签字同意他的建议，另外一些人由于害怕司法机关干涉也签了字，还有一些人是死硬派，他们说：哪怕牺牲一切也要把坏蛋送去做苦工。于是斯嘉本就指使自己的妻子儿女以他们所擅长的哭诉去博得这些人的怜悯。这样斯嘉本和他的公证人在几天之内就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签字，那些拒绝签字、现在已用不着的人却受到了揶揄。人们拿这些人的愤怒来取乐，斯嘉本则报之以讨好话和深鞠躬，而且在第一次破产顺利结束后已经考虑新的破产了。

（35）。这种破产多为大城市的一些小租赁人所采用，他们在付款期临近时就在夜幕的掩护下携带着自己的可怜的家当悄悄地溜走了。这种形式的破产在里昂的丝织工中极为常见。此外还必须把那些追逐时髦的男女计算在内，他们在餐厅、服装店和鞋店订购最好的物品，价钱在所不计，因为一旦债权人开始变得使他们烦恼，他们就存心以花言巧语相报，并且溜走了事。

这种形式的破产是很可笑的，使团体遭受不良影响。人们在指责这种人欺骗了二十个小店主时，也容易习惯于指责那种由于宣告破产而使二十个家庭遭殃的规矩人。为了不损害诚实破产的“商业朋友”应有的尊严，必须压制这种批评的自由。

（36）。这是小零售商的破产，这种人也象那些地位高势力大的银行家一样以最合适的形式来制造破产，而付给自己的债权人的数额不超过百分之五。里昂就有一个因扮演滑稽角色非常出色而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制造了这样的破产，他按照通例愿给自己的债权人提供百分之三的数额。有些债权人很愤怒，要法警去找他，但是他却象在舞台上演《律师巴特兰》一剧时所做的那样愚弄司法机关，而所有的公众都站在他一边。他的破产是一出非常滑稽的、有许多精彩场面的喜剧。债权人很想破口大骂，而公众却象嘲笑《律师巴特兰》中的吉约姆那样嘲笑他们。

我已经约略阐述了所有这些破产的定义。但是我列举的也是挂一漏万，只能把它看作一个轮廓，每个人都可以对遗漏的特征加以补充［注：恩格斯把傅立叶著作中这一段话的开头和末尾加以改写。——编者注］。其中有许多是值得注意的。前几天巴黎报纸还报道了一个名叫Ｙ的人所搞的一次十分出色的破产，他只用一万法郎就办起了一个被吹得天花乱坠的机构。它好象是叫商业振兴所或者别的什么响亮的名称，他利用这块招牌从几个呆头呆脑的人那儿弄来了百万法郎，这笔钱他照例以一次成功的破产相报。总之，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所收集的破产种类的数目增加一倍。

［注：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是：《关于破产的结论》。——编者注］

如果考虑到破产仅仅是商业的三十六种特征之一，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毫不留情地对待社会一切阶级的罪行甚至还公布国王和教皇的罪行的世纪里，这个如此可怕的罪恶之源即商业机构还未得到剖析。

人们在阅读这本有关商人的劣迹恶行录时，立刻就会问道：这个自称为崇高真理之友的世纪怎么能借口商业是必不可少的而真心诚意地热衷于骗人的商业呢？因此人们似乎只得忍受我们就商业的罪行之一即破产所列举的那些欺骗盗窃行为了。

不过我们还是把有关破产的话说完吧。

俗语说：司法机关只绞死小偷，这在商业上已被证明是谎话。破产，哪怕是最小的破产都可以在商人自己的庇护下逃脱司法追究。这在最后一类（伪善的伙伴）［注：括号内的话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即小破产者中可以看到。

要想举出几个狡猾的破产者受惩罚的例子，那是枉费心机；一百人中有九十九个人都成功，如果第一百个人失败，那这个人一定是个不善于玩弄阴谋的傻瓜；因为现在这种做法已经非常保险，以致老一套的谨慎的措施早就被人遗忘了。从前破产者都逃往特里扬，列日或卡鲁日，但是自1789年复兴时期以来这种习惯已经被抛弃了。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在家里制造破产。人们可以不动声色地策划，而当破产发生时，他们就到乡间亲友家里去呆上一个月，在这期间公证人会把一切事情安排好。几个星期后他们又重新露面，公众对这些事情早就习以为常，视同儿戏，称之为“分娩”，并且若无其事地说：“某某刚生完孩子，又抛头露面了。”

我曾经指出，破产是唯一象瘟疫一样蔓延并硬把诚实的人拉上无赖汉道路的社会犯罪行为。如果除破产之外再加上证券交易和许多其他罪恶行径，那就会发现我的下述论断是正确的：文明时代的人从来没有象他们从事商业以来那样干过这么多政治上的蠢事。只梦想平衡和保证的哲学家从来没想到要为社会机体争取到象政府——颇有预见地——要求其国库代理人所提出的那种保证！君主采用缴纳保证金和坚决惩罚胆敢挥霍或盗用公款者的办法来保证收税官的忠诚可靠。因此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事：收税官把税款攫为己有，却上书政府说什么“由于时世艰难，境况险恶，种种不幸事件，等等，一句话，我已破产，没有偿债能力，或者随便怎样说都行。您的金库应有一千万，我付给您一半，五百万，五年内付清。望您对可怜的税收员遭遇的不幸给予同情；请继续信用我，为您掌管金库，否则我现在要付给您的那一半也无力支付。如果您保留我的职务和收入，我将尽力忠实地履行我的职责，也就是说，当金库再度充实时，我将以第二次破产来报答您”。

所有破产者上书的内容简单说来就是这样。收税官之所以不效法这个榜样，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任何哲学学说都不能使他们免受惩罚，而破产者却能在下列原则的庇护下逃避惩罚：给商人以充分自由，不要求他们保证不搞阴谋诡计。

傅立叶写的就是这些。《法郎吉》第2册刊载的这篇文章的续文包括证券交易、囤积居奇（accaparement）和寄生现象等三章，这几章大部分都已经在《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182]一书中发表。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由于前面摘录的片断已经完全足以达到我的目的，所以我的摘录也就到此为止。

让那些热中于在无底的［注：双关语：德文“grundlos”，既有“无底的”意思，又有“没有根基的”、“空洞的”意思。——编者注］理论的“茫茫大海”中乘风破浪而且首先致力于钓取“社会主义”的“”的德国学者先生们学一学店员傅立叶的榜样吧！傅立叶不是一个哲学家，他对哲学是深恶痛绝的，所以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对它百般嘲笑，而且在这方面谈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德国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家”注意。不错，他们会反驳我，说傅立叶同样是“抽象的”，他靠自己的谢利叶方法构思神和世界，而且并不逊于黑格尔，但是这救不了他们。傅立叶的毕竟是天才的奇想不能用来为干瘪的德国理论的枯燥无味的所谓发展进行辩护。傅立叶是在正确地认识了过去和现在之后才有了对未来的构思，德国的理论却是首先随意地整理一下过去的历史，然后又随意地指点未来应该走向何方。例如，可以把傅立叶所提出的社会发展的几个时代（蒙昧时代、宗法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及其特征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作一番比较。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历尽千辛万苦才为自己开辟了一条穿过历史迷宫的道路，终于不顾有四个世界帝国[183]这一事实而勉强建立起一个三分法的外貌；至于黑格尔之后的那些构思，就更不必谈了。因为黑格尔的构思毕竟还有某种内容，虽然是被颠倒了的，黑格尔之后的一些体系的发明家的构思就没有任何内容了。

现在该是德国人真正停止夸耀自己做事切实认真的时候了。他们非但可以从几份贫乏的材料中给你作出随便什么样的结论，而且还可以把这种结论和世界史联系起来。他们可以根据最初从第三手材料中得到的事实向你证明，事情是这样，而不会是别的，虽然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事情是否就是这样。在德国，哪一个论述社会问题的人不对傅立叶评论几句从而最彻底地暴露了德国人做事切实认真啊！其中就有一个凯泽尔先生[184]，他立刻利用“罗·施泰因的杰作”搞起世界史的构思，这种构思唯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它所依据的全部事实都是杜撰的。至于傅立叶，德国的理论至少已经有二十次确定了他在“绝对观念发展中的地位”——每一次确定的地位都不相同，而且德国的理论每一次实质上都以施泰因先生或其他不太可靠的文件为根据。也正因为这样，德国的“绝对的社会主义”内容贫乏透顶。稍微谈谈近来大家称为“人性”的东西，稍微谈谈这种人性或者不如说是兽性的“实现”，按照蒲鲁东那样——而这是来自第三手或第四手材料——稍微谈谈财产，稍微为无产阶级悲叹几声，稍微谈谈劳动组织，多少组织几个改善下层阶级人民状况的可怜团体[185]，而实际上对于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会却茫然无知，这就是这种“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的理论没有党性、“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有人却想用这些无聊的东西使德国走向革命、推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

要是我们德国那些半共产主义的和十足共产主义的讲师们花功夫看一下傅立叶的主要著作（这些著作倒是和任何一本德文书一样容易买到），他们将会在那里找到多么丰富的材料来构思并达到其他目的！他们将会在那里找到多少新思想——即使在目前对德国来说也还是新的思想！但是直到现在，这些好好先生除了对无产阶级的处境外，还未能对当前的社会提出任何责难，而且即使是无产阶级的处境，他们能够说的也不太多。当然，无产阶级的处境是主要问题，但是对当今社会的批判就仅限于此吗？傅立叶，除了他的后期著作以外，几乎没有接触到这一问题；他提供了这样的证明，一个人即使不接触这个问题，也可以承认现存社会完全应该受到谴责，一个人仅仅通过批判资产阶级，也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内部的相互关系而不涉及它对无产阶级的态度，就可以得出必须改造社会的结论。到目前为止，对这方面进行批判的只有傅立叶一人。傅立叶毫不容情地揭穿上流社会的虚伪，揭穿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以及他们整个生活方式的无聊；他嘲笑他们的哲学，嘲笑他们为使日趋完善的完善化能力臻于完善和为追求最高真理而作的努力。傅立叶嘲笑他们的“纯洁的道德”，嘲笑他们的划一的社会制度；他把他们的实践，把遭到他的精辟批判的和气的商业，把他们的并非享乐的放纵的享乐，把被他们当作婚姻关系的组成部分的通奸以及普遍的混乱同这种社会制度作了对比。这就是在德国还完全没有谈论过的现存社会的各个方面。的确，人们有时谈论恋爱自由、妇女地位、妇女解放，但是有什么结果呢？说几句杂乱无章的空话，捧出几个女学者，表现出一些歇斯底里，对德国人的家庭不和抱怨几句——连个杂种都没生出来！

德国人首先必须熟悉国外的社会运动，熟悉这个运动的实践和文献，——近八十年来英法两国的全部历史即英国的工业和法国的革命都属于这个运动的实践，——然后他们必须在实践方面和文献方面做出象他们的邻国所做的那么多的事情，，才可以提出象各民族的功绩大小这类无关痛痒的问题。但是到那时，这种诡辩式的争论已经没有听众了。

而现在对德国人来说，最好是首先了解一下国外所获得的成就。所有以前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书，毫无例外地都。这种简短的叙述至多只能评论一些著作，根本无法介绍这些著作本身。这些著作有一部分已成了稀有的珍本，在德国很难弄到，有一部分篇幅过于庞大，有一部分杂有许多仅仅具有历史的和文献的意义并且在1845年已经引不起德国读者兴趣的材料。这些著作的宝贵内容即使在今天对德国也还是新鲜的，为了使它们容易理解起见，我们必须象法国人那样从事编选工作，法国人对待来自国外的一切材料要比我们实际得多。经过这样编选的国外重要的社会主义文献最近即将开始出版。一些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包括能够同样流畅地写出具有独到见解的作品的最优秀的活动家，也参加了这一工作[186]。可以预期，这一工作将给高明的德国理论家指出，他们的一切高见都已经陈旧了，在莱茵河和拉芒什海峡的彼岸，这些问题早已争出一个孰是孰非来了。他们只有知道了在他们已经做过些什么，才能表明能够做些什么。

布鲁塞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