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26]

……［2］既然资产阶级灭亡的预感甚至已经渗透到德国资产者的意识之中，所以德国资产者就十分直率地自己承认这个“使人发愁的事实”：

“因此，把当代伴随工业而来的灾祸作为否定工业本身的理由，也是

　　真正使人发愁的是：在德国资产者还没有使工业发达起来以前，无产阶级已经存在，已经提出要求，已经令人生畏。至于无产者本身，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国库充实和国家强盛的时候，肯定会认为自己的状况差强人意。李斯特先生不过是说出了使资产者。我们还认为，使资产者十分发愁的是，他恰恰在工业的统治造成的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样一个不合适的时机，企图建立工业的统治。德国资产者是，他恰恰在到处涌现警察和货币的时候，企图提倡游侠风尚。

（3）妨碍德国资产者追求工业财富的一个巨大障碍（干扰），是他迄今信守的。这个“”民族怎么突然想到要在布匹、纱线、自动走锭精纺机、大量的工厂奴隶、机器的唯物主义、工厂主先生满满的钱袋中寻找人类的至善呢？德国资产者空虚的、浅薄的、伤感的唯心主义，包藏着最卑鄙、最龌龊的市侩精神，隐含着最怯懦的灵魂。这种唯心主义已经进入了使德国资产者必然不得不泄露其秘密的时代。但他又是以真正德国人的矫揉造作的方式、以唯心主义的基督教徒羞怯心理来泄露其秘密。他追求财富而又否认财富。他把无精神的唯物主义装扮成完全唯心主义的东西，然后才敢去猎取它。

李斯特体系的整个［……］［注：在手稿上,这里有三个字笔迹不清楚——编者注］理论部分，不过是以理想的词句掩盖坦率的经济学的工业唯物主义。他到处使事物维持原状，而对事物的表达却理想化了。我们将详细地考察这一点。正是这种空洞的唯心主义词句，使他能够无视那些阻止他的虔诚愿望实现的障碍，而沉溺于最荒谬的幻想之中（如果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首先乞求上层贵族、达官以及宗室同意赋予“工业以法律效力”，那么他们的情况会怎样呢？）。

德国资产者甚至在他是工业家的时候，也是信仰宗教的。他害怕谈他所渴求的恶的交换价值，而谈生产力；他害怕谈竞争，而谈国家生产力的国家联合；他害怕谈他的私利，而谈国家利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通过他们最初的（至少是在他们统治初期的）国民经济学的学术代言人，把财富奉为神明，并在学术上也无情地把一切献给财富，献给这个摩洛赫。如果人们看到的，一方面是这种坦率的古典的犬儒主义，另一方面是这个在经济学中卑视“正当人”的财富和了解高尚目的的李斯特先生把事物理想化、玩弄辞藻、夸夸其谈的手法，那么一定会发现“同样使人发愁的”是：现在已不再是发财的日子了。

李斯特先生总是用扬扬扬格[127]诗韵说话。他常常以运用既笨拙又噜苏的言词而自鸣得意；这种言词的核心就是不断重复地讲保护关税和“真正德国的”工厂，这种言词的浑水浊浪最后总是把他推到沙滩上。他常常是可捉摸的又是不可捉摸的。

想发财的德国理想化的庸人，当然必须首先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的财富理论，把财富说成是值得他去追求的东西。法国和英国的资产者已经看到即将实际消灭一贯被称为财富的那种东西的生命的风暴就要来临，而还没有取得这种恶的财富的德国资产者却试图对这种财富作新的“唯灵论的”解释。他为自己创造了一种与世俗的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学完全不同的“理想化的”经济学，以便向自己和世界证明他也想发财是有道理的。德国资产者是以创造一种夸大的、假理想化的国民经济学开始创造自己的财富的。

3．李斯特先生如何解释历史和如何对待斯密及其学派。

李斯特先生对贵族、宗室和官僚怎样卑躬屈膝，他也就怎样“大胆地”反对那无耻地泄露了财富的并使一切关于财富的性质、倾向和运动的幻想成为泡影的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首创者是斯密。李斯特先生把所有这些经济学家统统归到“学派”名下。既然德国资产者关心的是保护关税，那么对他来说，自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的全部发展当然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这种经济学的所有最杰出的代表都把竞争和自由贸易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作为前提条件。

这里，德国庸人以多种方式暴露出他的“民族”特点。

（1）他认为整个经济学不外是研究室中编造出来的体系。象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仅仅是这种运动在理论上的［3］表现。这当然是李斯特先生觉察不到的。德国式理论家。

（2）因为他自己的理论（著作）包藏有秘密目的，所以他觉得处处都有秘密目的。

李斯特先生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庸人，不去研究现实的历史，而是探求个人的秘密的恶的目的，并且由于他的狡猾，很善于发现（发掘）这些目的。他有过这一类伟大的发现：似乎亚当·斯密想用自己的理论欺骗世界，而且整个世界在伟大的李斯特先生把它从梦中唤醒之前都被斯密欺骗了。这倒有些象杜塞尔多夫的某法官硬说罗马的历史是中世纪的僧侣为了替罗马的统治辩护而捏造出来的。

但是，德国资产者完全知道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从道德上诽谤敌人，怀疑其心术不正，探查其行动的恶劣动机，一句话，使其、怀疑他的人格，李斯特先生正象他们一样，也怀疑起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家，散布有关他们的流言蜚语；德国的庸人在商业中并不忽视最微小的赢利和耍花招，李斯特先生正象他们一样，并不忽视在引文上耍花招，使其对自己有利，他也不忽视给自己的劣等货贴上他对手的商标，以便用赝品来败坏他的对手的产品名声，或者甚至臆造彻头彻尾的谎言，使他的竞争者信誉扫地。

我们从李斯特先生的活动方式中举几个例子。

大家知道，德国的僧侣们相信，他们只要向我们讲述伏尔泰在临终时放弃了他的学说这种荒谬的奇闻和谎话，就能够给启蒙运动以最沉重的致命打击。李斯特先生也把我们引到斯密临终的床前，告诉我们说：情况表明，斯密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主张自己的学说。还是让我们听一听李斯特先生自己说的话以及他对斯密的进一步评判吧。我们把他的话同他的智慧的来源对照一下。

李斯特先生把的经济学理解为一种失败的投机。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他对萨伊生平活动的全面论断。但是在这样做之前，还要举一个例子，说明他是怎样援引其他作者的话以及怎样在援引时加以歪曲，以便攻击他的对手。

可见，李斯特先生是如何歪曲他所援引的佩基奥的话，以便败坏萨伊先生的名誉。他对萨伊的生平的介绍也同样是歪曲了的。

关于萨伊，李斯特先生说道：

“萨伊最初是个商人，后来是工厂主，以后又是一个失意的政客。他从事政治经济学，就象有人在旧的行业干不下去的时候又去从事新的行业一样……对毁灭了自己工厂的大陆体系的憎恨，对把他逐出谘议院的大陆体系炮制者的憎恨，决定了他要拥护绝对自由贸易。”（第488、489页）

　　这样说来，萨伊之所以拥护自由贸易制，自己的工厂被大陆体系毁灭了！但是如果他在拥有工厂已经撰写了他的《论政治经济学》，情况会怎样呢？萨伊之所以拥护自由贸易制，是因为拿破仑把他逐出了谘议院[129]！但是如果他任的时候已经撰写了这本书，情况会怎样呢？按照李斯特先生的看法，萨伊是一个只把著书立说当作一个企业部门来看待的不走运的企业家；但是如果萨伊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在法国著作界有所作为，情况会怎样呢？

李斯特先生从哪里得到他的情报呢？来自为萨伊《政治经济学教程》所写的前言，即所写的《关于让·巴·萨伊生平和著作的历史评注》。这篇评注讲了些什么呢？它包含了同李斯特的全部说法正相反的东西。请看：

“让·巴·萨伊的经商的父亲［4］要他去从事商业。然而他的爱好却把他引向写作。他在1789年出版了一本主张出版自由的小册子。他从革命一开始就为米拉波出版的《普罗凡斯信使报》撰稿。他同时也在克拉维埃尔部长的办公室任职。他对‘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爱好以及他父亲的破产，促使他完全放弃商业，以从事科学活动作为自己的唯一职业。1794年，他成了《哲学、文艺和政治旬刊》的主编。1799年，拿破仑任命他为谘议院议员。他利用谘议院议员的公余时间来完成他的《论政治经济学》，该书于1803年出版。他所以被逐出谘议院，是因为他属于少数几个敢于发表反对意见的人。有人向他推荐财政部门的一个肥缺，但是他拒绝了，尽管他要抚养六个孩子，而且几乎没有财产……因为如果他不努力执行他认为对法国是极有害的制度，就不能履行向他推荐的那个职位的职责。于是他办了一所棉纺厂……”

　　如果说李斯特先生在这里对让·巴·萨伊的诽谤是借助于歪曲，那么他对让·巴·萨伊的兄弟路易·萨伊的赞扬也是这样。为了证明具有李斯特的观点，他把路易·萨伊的一段话歪曲了。

李斯特先生在他的著作第484页上说道：

“按照他〈路易·萨伊〉的意见，国民财富并不在于物质财物和这些财物的交换价值，而在于

　　按照李斯特先生的说法，下面是路易·萨伊自己的话：

可见，萨伊说的不是生产的能力，而是享用的能力，是一个国家的“收入”所提供的能力。日益增长的生产力同整个国家的特别是各个阶级的收入之间的不相称，恰恰产生出与李斯特先生最敌对的理论，例如西斯蒙第和舍尔比利埃的理论。

现在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李斯特先生在评论“学派”时的无知。他这样谈论李嘉图（李斯特论生产力）：

“一般地说，这个学派自亚当·斯密以来，在对地租性质的研究方面是令人遗憾的。李嘉图和继他之后的穆勒、麦克库洛赫以及其他人都有这样的看法：地租是对土地所固有的自然生产能力的报酬。李嘉图根据这个看法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因为他只是着眼于英国的情况，所以产生了错误的看法，似乎英国农田和牧场向来就是这样一些由于所谓的自然生产能力而在今天应支付如此丰厚地租的农田和牧场。”（第360页） 说：

“如果构成地租的剩余产品是一种利益，那么，每年新制造的机器比旧机器生产效率要小一些便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这会使全国制造的商品具有更大的价值，而且要向那些占有生产效率最大的机器的人缴纳租金。”“可使用的土地的生产力越是降低，地租就越是提高得快。凡是由于农业改良而无需相应地增加劳动量就可以增加产品，从而使地租增长得十分缓慢的国家，财富就增长。”（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35年巴黎版第1卷［第77和80—82页］）

　　按照李嘉图的学说，地租决不是土地固有的自然生产能力的结果，相反，它是土地的越来越的结果，是文明和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结果。他认为，只要还有无限量的最肥沃的土地可供使用，就不会有任何地租。因此，地租是由人口同可以使用的土地数量的比例关系决定的。

李斯特先生所以要歪曲作为英国整个反谷物法同盟和美国各自由州抗租运动的理论基础的李嘉图学说（假定他对这个学说的了解比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多一些），那是因为这个学说表明：“自由的、强大的、富有的资产者”是多么不乐意“勤奋地”为增加“地租”以及从蜂房里向他们［地主］输送蜂蜜而工作。李嘉图的地租学说无非是工业资产者为反对地主而进行的生死斗争在经济学上的表现。

关于李嘉图，李斯特先生还进一步教训我们说：

“现在交换价值的理论已经落到如此软弱无力的地步……以致李嘉图……敢说：‘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土地的产品在地主、租地农场主和工人之间应如何分配的规律’。”（第493页）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对这一点作必要的考察。

　　［5］李斯特先生在他评论西斯蒙第时无耻到了极点。

如果李斯特先生从道德上怀疑斯密和萨伊，那么他只能从西斯蒙第的缺陷上来解释西斯蒙第先生的理论。他说：

“西斯蒙第先生用肉眼把所有红色的东西都看成黑色的，他在政治经济学问题上的精神眼光似乎也带有同样的缺陷。”（第ⅩⅩⅨ页）

　　为了充分说明这种解释卑劣之至，必须了解李斯特先生是从哪里引出他的意见来的。西

斯蒙第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谈到罗马近郊平原的毁灭时说：

“罗马近郊平原的丰富色彩……在我们眼前甚至完全消失了，对我们的眼睛来说，红色光线已经不存在了。”（1838年布鲁塞尔翻印本［第2卷］第6页）

　　西斯蒙第解释说，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吸引所有其他旅客到罗马去的魅力”被破坏了，他“因此要更加睁大眼睛去观察罗马近郊平原的居民的真正可怜的状况”。

如果说西斯蒙第先生看不到在李斯特先生眼中出现的神奇般地照亮着整个（工厂）工业上空的红霞，那么他却看到了这些工厂屋顶（屋脊）上的［注：德文原文为：“roter　Hahn”，字面上是“红公鸡”，意思是“火灾”。马克思在这里作了文字游戏。——译者注］。以后我们会有机会来［考察］李斯特的这个论断：

“西斯蒙第先生在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方面的著作没有任何价值。”［第ⅩⅩⅨ页］

　　如果说李斯特先生从斯密个人的功名心（第476页）和隐蔽的英国市侩精神来解释斯密体系，从复仇心和作为一种行业来解释萨伊体系，那么他在对待西斯蒙第方面却堕落到如此地步，以致要从西斯蒙第生理结构的缺陷上来解释西斯蒙第体系。

李斯特先生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不管他如何自吹自擂，他提出的不是在他之前很久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其中不仅有禁止性关税制度的维护者，甚至也有李斯特先生所臆造的“学派”的作家；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那么它的实际出发点，它的实际学派就是“市民社会”，而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只有幻想和理想化的词句（语言）才是属于李斯特先生的。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向读者详细地证明这一点，而且必须要求他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一枯燥的工作上。读者将由此确信：德国资产者是事后登上舞台的，他不可能把英国人和法国人详尽阐发的国民经济学再向前推进，正象后者大概也不能对德国哲学运动作出什么新的贡献一样。德国资产者只能给法国和英国的现实添上自己的幻想和空话。但是，既然他不能使国民经济学得到新的发展，那就更不能在实践方面把迄今为止几乎已经在以往的社会基础上充分发展了的工业再向前推进。

5．因此，我们的批判限于李斯特这本书的理论部分，而且也只限于他的主要的发现。

李斯特先生想要证明的主要原理是什么呢？让我们探究一下他想要达到的目的。

（1）资产者希望国家实行保护关税，以便攫取政权和财富。但是，既然［在德国］不象在英国和法国那样，他不掌握国家政权，因而不能随意支配它，而是不得不诉诸请求，他就必须向国家——他试图按照自己的利益调整国家的行动方式（活动）——表明，他对国家的要求是他向国家作出的，而实际上他要求国家作出。因此，德国资产者通过李斯特先生向国家证明，他的理论同所有其他理论的区别在于，他允许国家干预和调整工业，他对国家的经济知识有高超见解，只是请求国家让他的智慧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当然是带有条件的：这一智慧只限于提供“强有力的”保护关税。他要求国家按他的利益行事，可是他却把这种要求说成是对国家的承认，即承认国家有权干预市民社会的领域。

（2）资产者想，想赚钱，但是他同时必须同德国大众一直信守的唯心主义相一致，并且同自己的信仰相一致。因此他表明，他猎取的不是非精神的物质财富，不是恶的有限的，而是，无限的。当然，这种精神本质会导致以下情况：“市民”借此机会把世俗的交换价值装满自己的口袋。

［6］2．既然资产者现在希望主要靠“保护关税”来发财；既然只要不再是英国人而是德国资产者自己对，而且剥削得甚至比外国人对他们的剥削，保护关税才能使他发财；既然保护关税要求从消费者方面（主要是行将被机器排挤掉的工人，所有取得固定收入的人，例如官吏、地租所得者等）牺牲交换价值；因此，工业资产者不得不表明：他们决不是追求物质财富，他们所想的无非是为了精神本质而牺牲交换价值，牺牲物质财富。因此，说到底，问题只是在于，在于，在于基督教的。甲作了牺牲，而乙把牺牲品装入自己的口袋，这是纯粹偶然的事情。德国资产者太无私了，连偶然与这种连接在一起的私利也在所不计。但是，如果出现了一个阶级，德国资产者认为自己的解放需要得到这个阶级的允许，而这个阶级同这种精神的理论却不能相容，那么这种理论必然被抛弃，而且与学派[130]相反，起作用的恰恰是交换价值的理论。

（3）既然资产阶级的整个愿望实质上在于使工厂制度达到“英国的”繁荣程度，使工业主义成为社会的调节者，即引起社会的解体，所以资产者不得不表明，他关心的仅仅是一切社会生产的和谐，是社会的组织。他通过保护关税限制对外贸易，他断言农业通过工厂工业将迅速达到它的高度繁荣。因此，社会组织总括起来就是工厂。工厂是社会的组织者。工厂所造成的竞争制度是最好的社会联合。工厂制度所创造的社会组织是。

当然，资产阶级有理由把它的利益一般地设想为同一的利益，正象作为同它的狼伙伴有同一的（同样的）利益一样，而不管一只狼即不是其他狼在猛抓猎物时的利益有多么大。

（6）最后，李斯特先生的理论的特点以及整个德国资产阶级的特点是：他们为了维护他们的剥削愿望而不得不到处求助于“社会主义的”词句，从而全力维护早已遭到驳斥的骗局。我们将在各个相应的地方指出，李斯特先生的词句，如果从中作出结论的话，还是的呢！当然，我们决不是指责有那么一个李斯特先生和他的德国资产阶级玩弄共产主义，然而这种共产主义向我们提供了关于“善良的”、“唯心主义的”资产者内心虚弱、欺蒙诈骗和无耻伪善的新证明。它向我们证明，这种唯心主义实际上不过是某种可厌的唯物主义的无耻的、无思想的伪装而已。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的资产阶级以谎言开始，而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在他们到了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为自己的存在辩解的地步以后正是以这种谎言告终的。

（7）既然李斯特先生把迄今为止的所谓世界主义的国民经济学同他的国民政治经济学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是建立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后者是建立在生产力的基础上，我们必须从这种学说谈起。此外，既然生产力的联合应该体现国家的统一，我们也要在考察上述的区别之前先考察有关这种联合的学说。这两种学说形成了与政治经济学不同的国民经济学的基础。

李斯特先生大概永远也不会想到，现实的社会组织是无精神的唯物主义，个人唯灵主义，个人主义。他永远也想不到，国民经济学家只是给这一社会制度提供相应的理论表现。否则，他就应该把矛头指向现在的，而不是指向国民经济学家。他抱怨国民经济学家在表现绝望的现实时没有加以美化。因此，他企图到处原封不动地保持这个现实，只是在表现它时有所改变罢了。他从未批判过现实社会。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对这个社会的理论表现进行批判，指责说它所表现的是事物而不是事物的幻象。

工厂变成了一位女神，工业力的女神。

工厂主就是这种力的祭司。

（1）李斯特先生关于“生产力”的学说限于以下主要几点：

（ａ）财富的

　　（2）李斯特先生囿于旧经济学的经济偏见已经到了如此地步——我们将看到，他比“学派”的其他经济学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把“物质财富”和“交换价值”完全等同起来。但是，交换价值完全不以“物质财富”的特殊性质为转移。它既不以物质财富的质量为转移，也不以物质财富的数量为转移。当物质财富的数量增加的时候，交换价值就降低，尽管物质财富在增加以前和增加以后对人类的需要处于同样的关系。交换价值同质量没有关系。最有用的东西，例如知识，是没有交换价值的。因此，李斯特先生应该看到，把物质财富变为交换价值是现存社会制度的结果，是发达的私有制社会的结果。就是和。相反，李斯特先生竟如此天真地认为，借助交换价值的理论，

“人们可以确定价值、资本、利润、工资、地租的概念，把它们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思索是什么东西能够影响它们的涨落等等，而这样做无需考虑国家的政治状况”（第211页）。

　　因此，无需考虑“生产力的理论”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人们就可以“确定”所有这一切。借助这些来确定什么呢？现实。那么例如借助工资确定什么呢？工人的生活。借助于工资可以进一步确定，工人是资本的奴隶，是一种“”，一种交换价值；这种交换价值的高低，提高或降低，取决于竞争，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借助于工资可以确定，他的活动不是他的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而无宁说是把他的力量售卖给资本，把他的片面发展的能力让渡（售卖）[132]给资本，一句话，他的活动就是“”。请忘记这一点吧。“”是私有财产的活生生的基础，作为创造私有财产的源泉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无非是劳动。如果要给私有财产以致命的打击，那就不仅必须把它当作，而且也必须把它当作，当作来攻击。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因此，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当然，这种废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而决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的时候，才能成为现实。因此，一种“劳动组织”就是一种矛盾。能够获得劳动的最好的组织，就是现在的组织，就是自由竞争，就是所有它先前的似乎是“社会的”组织的解体。

因此，如果工资能够按照价值理论来“确定”，如果由此“确定”说，人本身就是一种交换价值，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是一种无需考虑“国家的政治状况”就可以规定的，那么这不过是证明：国家的这些绝大多数人无需考虑“政治状况”；政治状况对他们来说是纯粹的；那种实际上沦为肮脏的唯物主义、使国家的大多数人变为“商品”、变为“交换价值”、使他们屈服于整个交换价值的物质条件的学说，当它在别的国家面前蔑视恶的“交换价值”的“唯物主义”而自己似乎只关心“生产力”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无耻的伪善和唯心主义的粉饰（欺诈）；除此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另外，如果无需考虑国家的“政治状况”就可以“确定”资本、地租等的关系，那么这不过是证明：工业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在他们的活动中，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是受利润、受交换价值所支配，而不是受对“政治状况”和“生产力”的考虑所支配；他们关于文明和生产力的空谈，只不过是对狭隘的利己主义倾向的粉饰；除此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资产者说：当然，交换价值的理论在国内不应受到破坏，国家的大多数人仍然应该只是一种“交换价值”，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必须自找买主，它不是被卖，而是自己把自己卖了。对你们无产者来说，甚至在彼此都是作为交换价值看待的我们资产者之间，普遍的买卖[133]的规律也是适用的。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我们就必须不让这一规律起作用。我们作为一个国家，不能把自己售卖给其他国家。既然国家的大多数人“无需考虑国家的政治状况”就服从于买卖的规律，上述原理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德国资产者不愿意由英国资产者采用我们剥削你们德国无产者以及我们之间相互剥削的方式来剥削我们。我们自己不愿意牺牲于我们要你们为之牺牲的交换价值的规律。我们在国外不愿意再承认我们在国内所承认的那些经济规律。”

［8］那么，德国庸人想要干什么呢？他想在国内成为，剥削者，而又不想在国外被剥削。他在国外自我吹嘘为“国家”并且说：“我不屈服于竞争的规律，这有损于我的民族尊严；我作为国家，是一个超越买卖之上的存在物。”

工人的民族性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民族性，而是。他的政府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政府，而是。他的领空不是法国的、不是德国的、不是英国的领空，而是。[134]他的领土不是法国的、不是英国的、不是德国的领土，而是若干英尺。在国内，货币是工业家的祖国。因此，德国庸人想使竞争规律、交换价值规律、买卖的规律在他的国门之外丧失自己的力量！只有当承认资产阶级社会的力量符合，符合他的阶级利益的时候，他才愿意承认它！他不想成为他要别人、而他自己在国内也为之牺牲的那种力量的牺牲品！在国外他想表明自己是而且被人看成是同他在国内的身分和行为不同的另一个人！他想保存而又要消除它的一个！我们将向他证明：在国内自我售卖的必然结果就是在国外售卖；竞争在国内使他有力量，但它不能阻止他在国外变得软弱无力；在国内他使国家屈服于资产阶级社会，但是在国外这个国家不能保护他免受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

不管单个资产者同其他资产者进行多么激烈的斗争，资产者作为是有共同利益的；这种共同性，正象它在国内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一样，在国外是针对其他国家的资产者的。这就是资产者所谓的他的。

（2）当然，也可以从与肮脏的买卖利益的观点——现今不仅单个的商人，单个的工厂主，而且工业和商业的国家，也是从肮脏的买卖利益来看待工业的——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待工业。工业可以被看作是大作坊，在这里人第一次占有他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使自己对象化，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的条件。如果这样看待工业，那就了当前工业从事活动的、工业所处的；那就处身于工业时代之中，而是在它；那就不是按照工业目前对来说是什么，而是按照现在的人对来说是什么，即历史地说他是什么来看待工业；所认识的就不是本身，不是它现在的，倒不如说是工业意识不到的并违反工业的意志而存在于工业中的力量，这种力量工业并为人的生存奠定基础。（主张每个民族自身都经历这种发展，正象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经历法国的政治发展或德国的哲学发展一样，是荒谬的观点。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而它们的世界历史意义，也象这些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样，便以此而告结束。）

对工业的这种估价同时也就是承认废除工业的时刻已经到了，或者说，消除人类不得不作为奴隶来发展自己能力的那种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时刻已经到了。因为一旦人们不再把工业看作买卖利益而是看作人的发展，就会把人而不是把买卖利益当作原则，并向工业中只有同工业本身相矛盾才能发展的东西提供与应该发展的东西相适应的基础。

但是有个可怜虫仍然停留在现有制度之内，他只想把现有制度提高到自己国内还没有达到的高度，并以忌妒的目光盯着另一个已经达到这一高度的国家，难道这样的可怜虫有权在工业中看到买卖利益以外的其他什么东西吗？他能说他关心的仅仅是人的能力的发展和人对自然力的占有吗？这是，正如奴隶监工夸耀他在自己的奴隶头上挥舞皮鞭，是为了让这些奴隶乐于锻炼他们的一样。德国庸人就是奴隶监工，他挥舞着保护关税的皮鞭以便向自己的民族灌输“工业教育”的精神，并且教它运用自己的肌肉力。

学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教益的例子，说明人们如果把工业违反自己意志而无意识地创造的归功于现代工业，把二者即把同工业无意识地并违反自己意志而造成的、一旦废除了工业就能成为人类的力量、人的威力的那种混淆起来，将会造成怎样的结果。这样做，正象资产者想把工业创造出无产阶级，创造出由无产阶级所体现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力量归功于自己一样，是荒谬的。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唤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工业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对工业的关系完全一样。今天，这些力量仍然是资产者的奴隶，资产者无非把它们看作是实现他的自私的（肮脏的）利润欲的工具（承担者）；明天，它们将砸碎自身的锁链，表明自己是会把资产者连同只有肮脏外壳（资产者把这个外壳看成是工业的本质）的工业一起炸毁的人类发展的承担者，这时人类的核心也就赢得了足够的力量来炸毁这个外壳并以它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来。明天，这些力量将炸毁资产者用以把它们同人分开并因此把它们从一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变为（歪曲为）社会桎梏的那种锁链。

圣西门学派狂热赞美工业的生产力。它把工业唤起的力量同工业本身即同工业给这种力量所提供的目前的生存条件混为一谈了。当然，我们决不能把圣西门主义者同李斯特这个人或德国庸人等量齐观。打破工业的羁绊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摆脱工业力量现在借以活动的那种条件、那种金钱的锁链，并考察这种力量本身。这是向人发出的第一个号召：把他们的工业从买卖中解放出来，把目前的工业理解为一个过渡时期。圣西门主义者并于这种解释，他们继续前进，向交换价值、当前的社会组织、私有制进攻。他们提出以联合代替竞争。但是，他们原先的错误惩罚了他们。上述那种混淆不仅使他们陷入幻想，把卑鄙龌龊的资产者看作牧师，而且也使他们［9］在最初的外部斗争之后又回到旧的幻想（旧的混淆）之中，不过现在是虚伪的，因为他们所混淆的两种力量的对立恰好在斗争中表面化了。他们对工业生产力的赞美成了对资产阶级的赞美。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迪韦里埃先生、杜诺瓦耶先生使自己和资产阶级在整个欧洲面前受辱——后来，历史抛到他们面前的臭蛋被资产阶级魔术变成了金蛋——，因为三个人中的第一个人仍然保留旧的词句，不过赋予它们以现代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容，第二个人本身就是从事批发生意的，并且经售法国报刊，而第三个人则成为对现状的最狂热的辩护士，其无耻程度（无人性）超过了所有以前的英国的和法国的经济学家。——德国资产者和李斯特先生以和开始，而圣西门学派则以此告终。

（3）英国工业对世界的专制，就是工业对世界的统治。英国所以能统治我们，是因为工业统治了我们。我们自己只有在国内摆脱了工业的统治，才能在外部事务中摆脱英国的统治。我们只有在国内克服了竞争，才能结束英国在竞争领域里的统治。英国之所以控制我们，是因为我们使工业成为控制我们的力量。

工业社会制度对于资产者是最好的世界，是发展他作为资产者的“能力”以及剥削人和开发自然的能力的最适宜的制度，谁会对这种表示怀疑呢？凡是现在被称为“善”的东西——个人的或社会的善的东西——都有利于资产者，谁会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呢？政权是他致富的一种手段，甚至科学和精神娱乐也是他的奴隶，谁会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呢？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美好的……谁会对此表示怀疑呢？在他看来，一切都变成致富的手段，变成“致富的生产力”，谁会对这些表示怀疑呢？

（4）现代经济学是从竞争的社会制度出发的。自由劳动，即间接的自我出卖的奴隶制是它的原则。它最初的原理是分工和机器。象现代国民经济学自己所承认的，分工和机器只有在工厂中才能达到自己的最高发展。因此，现代国民经济学是从工厂即从它的创造性的原则出发的。它以现在的社会条件为前提。因此，它就不需要详谈工业力[135]。

如果“学派”没有把生产力理论同交换价值理论即没有把二者进行“”[136]，那么这是因为这样分开是一种任意的抽象，是因为这样分开是不可能的而且必然停留于一般词句。

（5）“财富的原因同财富本身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同财富本身相比，创造财富的力量是无比重要的。”［李斯特，前引书，第20页］

　　生产力表现为一种无限高于交换价值的本质。这种力量要求具有内在本质的地位，交换价值要求具有暂时现象的地位。这种力量表现为无限的，交换价值表现为有限的；前者表现为非物质的，后者表现为物质的；我们在李斯特先生那里看到了所有这些对立。因此，力量的超感觉世界便代替了交换价值的物质世界。如果说国家为交换价值而牺牲、人为物而牺牲的卑鄙性十分明显，那么与此相反，力量则表现为独立的精神本质——幽灵，表现为纯粹的人格化，即上帝，人们也就完全有理由要求德国人为幽灵牺牲恶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货币，似乎总是外在目的；可是生产力似乎是由我自己的本性中产生的目的，即目的本身。因此，我以交换价值的形式牺牲了的东西，是某种外在于我的东西，我以生产力的形式赢得的东西，是我的自我获得物。——是这样的：有人以词句为满足，或者象一个理想化的德国人那样，不为隐藏在夸张词句后面的肮脏现实而烦恼。

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也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

在现代制度下，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等等，等等。如果一种职业的单调使你更有能力从事这项职业，那么单调就是一种生产力。

难道资产者、工厂主关心工人发展他们的一切才能，发挥他们的生产能力，使他们象人一样从事活动因而同时发展人的本性吗？

我们让英国工厂制度的，尤尔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实际上，机器体系的每一项改进的经常目的和倾向，就是使人的劳动成为完全多余的，或者以这种方式降低它的价格：用妇女和儿童的工业代替成年男工的工业，或者用粗工（非熟练工）的劳动代替熟练工匠的劳动。”（《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第1卷第34页）“人类天性的弱点如此之大，以致工人越熟练，就越任性，越难驾驭，因而也就越不能适应

“财富的原因同财富本身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李斯特，前引书，第201页］

　　但是，如果说结果和原因不同，那么结果的性质难道不应该已经包含在原因之中了吗？原因应该已经带有后来由结果所显示出来的规定性。李斯特先生的哲学就只知道原因和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把人贬低为一种创造财富的“”，这就是对人的绝妙的赞扬！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资产者还可以把这种力量同其他的生产力——牲畜、机器——进行比较。如果经过比较，说明人是不适宜的，那么以人为承担者的力量必然被以牲畜或机器为承担者的力量所代替，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人仍然享有（具有）“生产力”这一角色的荣誉。

如果我把人说成是“交换价值”，那么这个说法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意思：社会条件把人变成了“物”。如果我把人当作“生产力”来对待，那么我就是用别的主体代替了真正的主体，我就是用另一个人代替了他，而他现在只是作为财富的原因而存在。

整个人类社会只是成为创造财富的机器。

原因决不能高于，结果仅仅是公开原因。

李斯特先生装腔作势，似乎他不顾恶的交换价值，处处为了生产力本身而关心生产力。

我们通过下述情况已经得到关于现代“生产力”的本质的一些启示：在现代制度下，生产力不仅在于它也许使人的劳动更有效或者使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更富于成效，而且它同样还在于使劳动更加便宜或者使劳动对工人来说。因此，生产力从一开始就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这同样地提高了［注：手稿第9印张第4页到此结束。第10—21印张的内容看来应包括第2章的结束部分和第3章的开头部分，但均散失。——编者注］……

……［22］地租消失。谷物涨价必然要削减工业家先生们的利润，——李嘉图相当明智地料定，工资不可能再压低了。

因此，由于谷物价格的提高而发生的利润的降低和工资的提高——因为任凭谷物怎样贵，工人总得消费一定数量的谷物；工人的名义工资随着谷物价格的提高而增长，但工资实际上没有增加，甚至实际上还下降了——也提高了工业家的生产费用，从而为他的积累和竞争带来了困难，一句话，削弱了国家的。因此，为了公共的利益必须通过某种方式以地租的形式落入土地所有者的口袋并对国家的生产力造成很大损害（）的恶的“交换价值”——通过谷物的自由贸易、通过把一切赋税转嫁于地租，或者通过国家完全占有地租即地产（做出这个结论的还有穆勒、希尔迪奇、舍尔比利埃等人）。

当然，李斯特先生不敢把工业生产力的这个对土地所有权来说是可怕的结论告诉德国土地贵族。因此，他把揭示出这样令人不快的真理的李嘉图大骂一顿，而且借他的口说出相反的即重农主义者的观点——地租不过是土地的自然生产力的证明，这样就歪曲了李嘉图的观点。

因此，李斯特对高等贵族不敢继续玩弄“生产力”的皮影戏。他企图用“交换价值”引诱这些贵族，所以他诬蔑李嘉图学派，说李嘉图既没有从生产力的观点来判断地租，也没有从现代大工厂制度的观点来判断生产力。

这样，李斯特先生就是双料的说谎者。然而，我们在这一点上应该对李斯特先生持公正的态度。在维尔腾堡的一家大工厂（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是克希林），维尔腾堡国王［注：指维尔腾堡国王威廉一世。——编者注］自己就有大量投资。特别是在维尔腾堡的工厂，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巴登的工厂，土地贵族通过掌握股票而起重要的作用。因此，贵族在这里不是作为土地所有者，而是作为资产者和工厂主本身，用金钱在“工业力”上入股以及……

……［24］产生了整整一代的“生产的持续性和不间断性”——伪装的共产主义者李斯特也同样阐明了这一点——，因此，这种“生产的持续性和不间断性”留给工业家先生们的留给一代人的遗产（例如见布雷[137]）。

在英国，只有通过使租地农场主破产以及使农业工人陷于爱尔兰式的贫困（沦为真正的乞丐），才能保证地主（土地所有者）的高额地租。尽管有各种谷物法，尽管地租所得者本身常常被迫让租地农场主免缴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地租，所有这一切还是发生了。从1815年以来，曾经通过了三种不同的谷物法，以便提高租地农场主的地位和鼓励他们。在这个时期内，曾经设置了五个议会委员会，以便证实存在着农业的贫困状态并查明它的原因。一方面，租地农场主尽管对农业工人进行高度剥削并且最大限度地压低农业工人的工资，他们还是不断地遭到破产；另一方面，土地所有者常常被迫放弃一部分地租。这本身就证明，甚至在英国——不管它的全部工厂工业——也没有产生高额地租。因为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如果一部分生产费用由于契约和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关系，没有落入租地农场主的口袋，而是落入地租所得者的口袋，这种现象是不能被看作地租的。如果土地所有者自己耕种他的土地，那么他会十分谨慎，不把经营资本的通常利润的一部分列入“地租”项下。

十六、十七世纪甚至十八世纪前期和中期的作者，仍然把英国的谷物出口看作是英国财富的主要来源。旧有的英国工业——它的主要部门是羊毛工业，次要部门是对大都由羊毛工业部门本身提供的原料进行加工的部门——完全农业。它的主要原料是英国的农产品。因此不言而喻，它也促进了农业。后来，当真正的工厂制度兴起的时候，实行谷物关税的必要性很快就被感觉到了。不过，这些税徒有其名而已。迅速增加的人口，大量尚待开垦的肥沃土地以及科学发明，最初当然也提高了农业的水平。反拿破仑战争对英国农业特别有利，它给英国农业建立了一种正式的禁止性关税制度。但是，1815年便暴露出农业“生产力”实际上提高得多么少。地主和租地农场主普遍大喊大叫，于是便颁布了现在的谷物法[138]。现代工厂工业的本质在于：首先由于工业主要加工外国的原料，并且以外贸为基础，工业就同国内基地相脱离〔entfremden〕。它的本质也在于，使人口同私有制下的土地开垦不成比例地增长。它的本质还在于：如果它引起谷物法的颁行，就象它以往一直在欧洲所造成的那样，那它是通过高额地租并通过用工厂方法经营地产把农民变成最贫穷的无产者的。相反，如果它成功地阻止了谷物法的颁行，那么它就通过使自己最必需的生活资料依赖于贸易而使大量的土地闲置起来，使谷物价格服从于外部的偶然情况，使国家完全外化，并且就破坏了作为独立的财产的来源。破坏土地所有权作为独立的财产的来源，是英国反谷物法同盟和北美抗租运动[139]的目的，因为是在经济上的表现。因此，托利党人一直关注着英国在生活资料方面例如依赖的危险。

土地的开垦一经达到一定的程度，大工厂工业——当然，这里不包括象北美这样一些还有大量土地可供开垦而保护关税一点也不能增加土地数量的国家，——肯定就具有土地生产力的倾向，正如从另一方面说，用工厂方法经营农业，就具有排挤人和把全部土地（当然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变成牧场从而用牲畜取代人的倾向。

李嘉图的地租学说简单归结如下：

丝毫不能促进土地的生产率提高。相反，地租的提高是土地生产力下降的证明。地租正是由可开垦的土地同人口以及同文明程度的比例关系决定的。谷物价格是由基于人口的需要而开垦（耕种）的最贫瘠的土地的生产费用决定的。如果人们不得不耕种质量较差的土地，或者收益虽少也不得不把资本投入这种土地，那么拥有最肥沃的土地的人会把他的产品卖得和耕种最差的土地的人的产品一样贵。他把最差的土地和最好的土地的生产费用的差额装进自己的腰包。因此，耕种的土地越不肥沃，或者说投入同一土地的第二、第三份资本的生产性越小（收益越少），一句话，土地的相对生产能力越降低，地租就越提高。如果想使土地普遍肥沃［注：编号手稿最后一页的原文至此结束。——编者注］……

拿破仑时代的海关副督察的《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是李斯特先生剽窃过的一部作品。在李斯特的书中没有一个基本思想不是费里埃的著作已经说过而且是说得比较好的。

费里埃是拿破仑的官员。他维护大陆体系[140]。他谈的不是，而是。他决没有写过关于一切民族的或国内的词句。当然，他也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词句。我们将从他这本书中作些简短的摘要，以便向读者说明李斯特的高超见解的秘密来源。如果李斯特先生歪曲是为了能够使他成为自己的同盟者，那么相反地，他到处剽窃费里埃的话，却没有一个地方引证费里埃的话。他企图把读者引入歧途。

我们已经引证了费里埃对斯密的评论。费里埃更加坦率地表示赞成旧的禁止性关税制度。

“国家有节约和浪费之别，但国家是浪费还是节约，只能从该国同

“斯密确定的国家节约的原则，是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分为根据的……这一区分实质上是错误的。根本就没有非生产劳动。”（同上，第141页）

　　由此可见，费里埃是把货币具有的同货币的区分开来的。且不谈他把生产资料都称作财富。总之，再也没有什么比把费里埃对货币的与货币的的区分应用于一切资本更容易的事了。

但是，费里埃走得还更远，他总是以禁止性关税制度确保国家的为理由，为这一制度辩护：

“因此，只要禁止性关税制度有助于国家获得满足自己需要的

“政府对商业和工厂的赞助是否应该优先于农业？这个问题仍然是政府和著作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一个问题。”（第73页）

　　费里埃先生象李斯特一样，注意工商业城市与纯消费城市的区别（第91页）；但是他至少是很忠实的，以致在这样做的时候，引证了斯密本人的话。他引证李斯特先生如此喜爱的[141]以及斯密在评论这一条约时的尖刻意见（第159页）。我们已经看到，他对斯密的评论一般说来同李斯特的评论几乎是一字不差的。并见论，第186页及其他各页。

费里埃同李斯特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大陆体系）而写作，后者是为渺小的、愚蠢的资产阶级而写作。

读者将会同意：李斯特先生的一切都概括地包含在摘自费里埃的引文中。如果再加上李斯特先生从费里埃以来的国民经济学发展中借来的词句，那么属于他所有的东西就只剩下空谈生产力的空洞的——以及追求统治权的德国资产者的［……］［注：在手稿上，这里有一个字笔迹不清楚。——编者注］伪善。

写于184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