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凯里[170]

在美国——那里今天的社会矛盾远不如欧洲严重，欧洲的基础已经受到很大损害——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凯里。[171]而它的保守的资产阶级（从较新的英国学派的观点来看）对手是教授。使凯里的拥护者大为不快的是，威兰德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72]在新英格兰的多数学校里已经被当作课本了[173]。

凯里的主要功劳在于，他确实制造出自己独特的、直接在美国土壤上生长的、没有其他杂质的产品。他的学说简直是一种万能的东西，是纯粹。它力图证明，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似乎不是斗争和对抗的条件，而是联合和和谐的条件。（理论上很妙，而现代工厂城市在这方面提供的实践又怎样呢？）这些经济条件分为：

（1），即土地所有者的份额；

（2），即资本家的份额；

（3），即成品价值中的工人的份额；

如同我们看到的，凯里太高明了，他不仿效初出茅庐的费拉得尔菲亚的罗马后生[174]或者他们的前辈（如果您允许的话）海因岑，把阶级的存在同现有的特权和垄断联系起来，因而认为法国大革命无条件地即席创造了社会和谐，一劳永逸地拿到社会和谐的专利证。[175]相反，凯里为经济事实寻找经济原因，而且他当然不会越出表现得还不明显的、模糊不清的、正处于运动中的美国阶级关系的框框。因此，他只是证明，他把社会发展中的某种当作社会生活的。凯里学派同英国经济学家的论战是最有代表性的。凯里学派攻击这个资产阶级的古典代表、无产阶级的最顽强的反对者，认为他的著作似乎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总之是所有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敌人”的军火库。凯里学派象猛攻李嘉图那样狂热地攻击现代资产阶级欧洲的所有其他有威望的经济学者，谴责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传令官，说他们把社会分成几部分，为内战锻造武器，并无耻地证明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基础一定会在它们之间产生必然的、不断增长的对立。

法国人巴师夏是自由贸易的绝对拥护者；费拉得尔菲亚的罗马后生天真纯朴地跟着他象祈祷一样地重复“对自由贸易的祝福”。凯里本人作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开始了他的经济学家的生涯，而且曾经闹过非同寻常的笑话：例如，他因为资产阶级的法国倾向保护关税而把它同中国混为一谈。[176]他象所有的自由贸易拥护者必然做的那样，认为国家对有关私人工业管辖范围内的事务等等进行不适当的干涉是社会所有的不和谐的原因。在这一点上他是一个十足的美国佬，彻头彻尾的美国佬。今天凯里先生闷闷不乐，他同法国人一道，为了处于集中过程的英国大工业的破坏性影响而呻吟悲痛，在他看来，这种大工业会在社会中造成“不良原则”。[177]更不用提凯里在工业的破坏性影响中根本看不到、改造的因素，他毕竟是美国佬的气味太浓，不认为工业本身负有，这一点也许是他论断中唯一正确的结论。他认为英国人对其工业的影响负有个人责任，更不用说李嘉图又一次对英国负有责任。凯里陷入这种矛盾之后，不可避免地必定逐渐越来越倒向小资产阶级的[制度]，倒向曾经存在过的、但早就被排挤掉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宗法式同盟。

凯里及其拥护者的一切都决定于他们是美国佬，他们借口和——我们甚至可以设想——怀着一种善良的愿望和信念：他们在维护“人数最多的、最受苦的阶级”，他们在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西斯蒙第过去这样做，是为了摧毁和怀念；而他们今天这样做，是为了鼓吹保护关税。这样，实际上他们只是想用各种博爱的词句来人为地英国式的发展。这是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博爱的乌托邦式的竞争手法，这种竞争对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特殊现象。政治经济学的独创性的一面在这里表现得最出色。[178]

问题在于，我们在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中看到，后者如何越来越被排挤到威尼斯、热那亚和荷兰的地位上。而这些国家在失去了贸易上的垄断地位以后，都不得不把自己的资本作为有息贷款借出去。热那亚和威尼斯曾经促使荷兰的地位提高，荷兰曾经供给英国以资本，而现在英国对美利坚合众国也不得不完全这样做。只是现在这种变革在各方面都比以前的规模要大得多。英国的情况同这些国家不同的是，在后者那里贸易垄断是首要的因素，破坏这一点并不难，而英国除了贸易垄断还有工业垄断，这种垄断就其性质来说是比较坚固的。然而，另一方面，英国资产阶级的资本达到了非常饱和的程度，以致它不得不在两大洲修建铁路，向柏林的瓦斯照明、波尔多的葡萄园、俄国的工场和美国的轮船投资。所有这一切为人们提供了材料，来最有趣地观察英国的集中的资本[Centralkapital]所具有的吸引力如何不可避免地得到那种重新把英国的集中的资本驱赶到世界各个角落的离心力作为补充。如果革命爆发——就会发现英国人已经为欧洲大陆无偿地创造了一切交通手段和供生产用的机器；美国不期待革命；它用保守资产阶级的办法来进行结算，有时通过破产来清算自己的英国债务。这就是它迅速发迹的秘密之一，一种类似铁路惨祸和轮船失事的合乎规律的现象。正是这种丝毫无所顾忌、正是这种最疯狂的生产虚假繁荣，使在其他情况下决不会产生的成千上万的人有可能出现，同时又无情地借助蒸汽机使大批大批的人过早死亡。一种东西只是另一种东西的补充。——这就是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个性胜利”的注释！[179]

，虽然他不象愚蠢的海因岑那样把阶级的存在同政治特权和垄断的存在联系起来，但是他想证明，经济条件——地租（地产）、利润（资本）和工资（雇佣劳动）——不是斗争和对立的条件，而是联合与和谐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508—509页）。——第201页。

[176]指凯里的书《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民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年]纽约版，第194—210、213—220、228、230页及其他各页。——第201页。

[177]马克思在这里是指凯里的书《国内外的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存在的原因及其消灭的办法》1853年费拉得尔菲亚版。同年在伦敦出版铅印版。凯里在这本书里（第203—204页）引用了1853年2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马克思的文章《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73—574页）。马克思由于凯里把书寄给了他，才读到了这本书，并且在1853年6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该书作了简短的评论，其主要论点在这篇草稿里都重复谈到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269—270页）。

克路斯接下去在马克思的文章中加上这样一句话：“如果他知道了德国的黄口小儿认为大资本的威力象雪崩一样的骤然增长形成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分散精神和个体精神的雪团，他会非常吃惊”。——第201页。

[178]克路斯接下去写了这么一段话：“因为甚至凯里学派也完全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所以，如果我们要求颓废的国家活动家和《新英格兰报》初出茅庐的国家经济学家对此哪怕有一般的理解，那当然是完全不公正的，因为他们整个身子淹没在资产阶级粪坑里，远远不能理解他们自己已背熟的那个流派的历史意义。”——第202页。

[179]克路斯接下去为批判凯里及其追随者写了这么一段话：“当然，所有这些事实，对于‘清醒地惧怕棍棒和智慧低下的’费拉得尔菲亚的罗马后生来说，都是不可理解的。他们从某家保守的杂志中吸取了高见，似乎今天拉弗尔的女工挣的钱比三十年前多两倍。根据这一高见，那时的女工每周只有四天半能吃上饭，最多也只有用遮羞布遮挡自己裸露的身体。一个只是最近三十年才出现的城市，有二百个勉强过着枯燥而平静生活的居民，现在发展成了工业城，居民有三万六千人；今天这些居民的大约三分之一是女工（拉弗尔的居民八分之五是女人，只有八分之三是男人，但是我们认为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实际上要严重得多），她们靠每周三美元的平均工资勉强度日，也就是说，她们的工资围绕这个平均价格上下波动，顺利的时候能够往储蓄银行存上一分尼，当生意完全停顿，或者工作日缩减一半时，再把这一分尼花掉；这些女工的大部分不是由于民主法令，而是由于环境所迫而注定过着独身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准许猎取职位的‘民主主义’候选人看的，即使他们能够看到也不准许看。

当然，在美国这里，我们不能否定有‘个人的机会平等，有的人（即费拉得尔菲亚的罗马人）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到’；黄金狂热相当长期地起着罗马民主委员的作用，而机会的平等已在新奥尔良显示出来。但是后生先生，平等的机会是资产阶级视野之外的东西，只有那位知道现代工人全部问题的改革家[卡·马克思。——编者注］，才能不囿于任何偏见而以比较宽阔的眼光来掌握它。”——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