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一章资本的循环过程

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 · 50

［1］第二册［2］第一章（1）资本的形态变化流通的第一形态［注：这里为了表示400镑不变资本等等，将用“400镑ｃ”等等这样的符号，因为它比第一册上使用的符号“或600镑，比如说它是2000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货币表现，其中只有400花费在纺纱过程本身中，而200是剩余劳动。因此，如果每磅棉纱卖1先令6便士，或者，如果8000磅棉纱卖600镑，那么它们便是按自己的价值出售。实际上，如果资本家把1磅卖16+（1/5）便士，或把8000磅卖540镑，那么他便是向买者送了1/10的礼，相当于800磅棉纱，或者说比商品的价值便宜1/10销售商品。剩余价值是商品价值的一部分。因此，如果商品按其价值出售，那么同时也就是实现了剩余价值。已取得商品形式的（在这种情况下是棉纱）、已成为现实的200天无酬劳动，通过出卖棉纱不过取得货币形式。［注：第1册第178页及以下各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38—247页］。］由于商品转化为货币对商品的单个卖者来说是一个困难的和充满危险的过程，这种混乱就巩固下来了。对于大量生产、因而必须大量出售的资本家来说，随着营业规模的扩大，危险也增加起来。如果他原先没有占有整个工人大军的剩余产品，那他现在就不需要出卖这种产品。而他恰恰相反，用他出卖这种产品所花费的劳动来解释对他人劳动产品的占有。不生产商品而只是盗窃商品的比耳·赛克斯还可以更加天花乱坠地谈论出售商品的危险。　　“海盗相残，一事无成”[5]。　　假定我们的资本家不得不以590镑销售他那8000磅棉纱。虽然他生产了60镑剩余价值，但是他只实现50镑剩余价值。他的剩余产品的六分之一，即133+（1/3）磅，只不过是为他的伙伴致富而纺的。你们，不是为了你们自己[6]。反之，如果他能够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例如卖610镑，那么，他虽然只生产了60镑的剩余价值，但他实现了70镑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七分之一，即10镑，不是在他的生产领域中生长出来的，而可能是在邻人的生产领域中生长出来的。但是他亲手在赫斯贝里德姊妹的圣园里摘下了这些流通的金苹果，所以他认为做出了纯粹是海格立斯式的业绩[7]。在这两种情况下，在单个资本家生产的剩余价值和他出卖商品所实现的剩余价值之间出现了量的差别。在这种不正当交易的时候，不仅是剩余价值，甚至一部分资本价值也可能不付等价物而更换所有者。在那些得到资本价值的人的手里，这一部分不断形成剩余价值。由于市场变化无常，这种变化实际上只是改变已有的价值的分配，结果，剩余价值的来源就变得不清楚了，资本家本人最后再也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了［注：西斯蒙第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资本家把“让渡”利润和“生产”利润混淆起来，还在他很久以前，詹姆斯·斯图亚特[8]就研究了这个问题。但是在第3册里[9]我们将会看到，无论是剩余价值的还是商品价格的表现形式都会发生变化（到目前为止，即便是公正的理论家也还是不了解的），因此，事情表现成另外的样子，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发生混乱是不可避免的，这同实践家有利害关系。］。［注：“消费掉”（verzehrt）这个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有更多的劳动力转入流动状态，也就是在进行这一过程时花费的劳动多于构成劳动力价值，从而构成它的价格或它的用货币支付的价值的劳动。因此，资本价值生涯中的这第二个阶段是它的生产消费，即生产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发生单纯形式上的形态变化，即货币和商品互相换位，价值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的第一个阶段相比，这第二个阶段包含着资本价值的实际形态变化，即双重的形态变化。一方面，发生了物质的形态变化。创造出新产品，创造出劳动过程熄灭在其中的一个成果。这种产品在实物形式上与在商品市场上购买的形成产品的各要素是不同的。例如，虽然小麦本身作为形成产品的要素加入小麦的生产，但是在生产小麦时形成产品的各要素中，不仅有小麦，而且还有肥料、机器等等，最后，还有劳动力。因此，即便是在产品本身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同样一些产品的生产资料中的情况下，它的实物形式也跟生产它的Ｘ种要素的实物形式不同。但是，第二，除了这种物质形态变化即作为劳动过程来看的生产过程的结果以外，资本价值发生了价值变化，这种变化是从价值形成过程来看的生产过程的结果。资本价值创造出超过以货币形式预付在购买商品——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上的价值的余额，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之前并不存在，它只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加到商品上的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注：“进行”（verläuft）这个词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商品一旦进入消费，它便退出流通。资本价值的情况则不同。资本价值的生产消费，或它在流通领域以外发挥职能，即在生产领域内发挥职能，构成资本价值循环的特殊生命阶段。因此，只有当资本价值在生产上被消费，从流通领域回到生产领域，在这里无论在实物形式上还是在价值量上都发生了实际形态变化以后，第二个行为，卖，才会补充第一个相反的行为，买。［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67—177页。——编者注］），是对买的行为进行补充的那个卖的行为的必然结果。由于购买商品，货币投入流通，而商品则退出流通。由于随后补充的卖，商品又投入流通，而货币则退出流通，或投入流通的货币从流通中流回到它们的出发点。货币向它们的出发点的回流（或者说，资本价值再转化为它最初的货币形式），是对购买商品进行补充的出卖商品的必然结果。这一运动无论如何不会由于购买商品之后和重新出卖商品之前所发生的停顿而改变，在停顿时期，买来的商品由于进行生产消费或通过生产过程，既改变了自己的实物形式，也改变了自己的价值。商品买来以后都要重新出卖，而不管它的实物形式或它的价值怎样变化。因此，货币一定会发生向它们的出发点的回流，或者说，商品形式再转化为最初的货币形式。至于除此之外流回的货币数额多于最初预付的数额，它增加了剩余价值量，现在要解释这一点是很简单的。如果说资本家作为卖者从流通中得到的货币多于他作为买者投入流通的货币，那只是由于他再投入流通的商品Ｗ′比通过买从流通中取出的商品Ｗ具有更大的价值。归根到底，他从流通中得到的货币所以多于最初投入流通的货币，只是因为他作为卖者投入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大于他作为买者从流通中取出的商品的价值。［注：甚至托·图克在他的其他方面值得赞扬的《价格史》中，也表现得活象这样一位军事史家，他的主角在各次战役中总是战败，但总是“健康地”战斗，直到不能不说他挨了一顿好打为止。在书的正文中，对于采取商业危机这种特殊形式的危机有所暗示。相反，如果生产者自己把商品托人代售或进行长期赊卖，直到最后他才不得不调整出售或进行清算（象1847年那样），那么当然很明显，生产不是“健康的”，但是，恰好在这时人们也同样声称，“商业”或“生意”是健康的。[10]］（1）货币资本［注：参看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69、17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176—177页］］。［注：“现有货币总量〈金，银行券和银行信贷〉的一部分总是处在把它们当作资本来用的人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是货币资本。”（约·莱勒《货币和道德》1852年伦敦版第7、8页）可见，在莱勒先生看来，货币资本（money　capital）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职能形式之一，是和生息资本没有区别的，等等。但是英国人在谈到“monied　capital”〔“货币的资本”〕的时候，在这里使用了和“monied　capital”〔“货币资本”〕不同的说法，不过只有前一种说法可以用来表示生息资本，等等。但是这种讨厌的暗语，以及交易所的野蛮观念，从皮特的反雅各宾政府时期起就已特别广泛地深入到政治经济学中。科贝特从十九世纪初起，就在他的《政治纪事报》上同由此造成的语言上和意思上的歪曲作斗争。他早在他的《语法》一书中就告诫遇到这种问题的青年人说，不要理睬使用复数“money”的人。[11]］［（2）生产资本］［注：“实际上，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34页］］。由于活劳动力加到劳动过程的物的要素上，价值即过去的、物化的死劳动变为“资本，变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变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好象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开始去‘劳动’”（第1册第161页［注：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五场《莱比锡的欧北和酒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21页）。——编者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是剥削劳动力的过程。“生产资本”这个术语很好地反映了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劳动生产率变为劳动要素的生产率，创造价值的活动变为现有的、已存在的价值的主动性，活劳动变为死劳动的血液。工人从属于劳动产品，创造价值的力量从属于这个价值本身，发挥职能的劳动力作为一部分预付资本价值借以存在和发挥职能的简单形式而存在，而另一部分预付资本价值由劳动的物的要素和现成的价值构成，——所有这一切是以资本家（资本的人格化）对工人的强制和统治关系（或在这方面的表现）为媒介的，正象货币转化为商品等等是以资本家的买或卖的行为为媒介一样。作为这样的关系，资本是生产的，因为它不仅总是把剩余劳动转入流动状态，而且还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形式，正是通过这些形式把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转入流动状态。至于生产资本，这里应当指出，资本价值在这一职能上拥有它在流通领域中所不能得到的潜力。除了资本价值从流通领域中获得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外，资本价值在这里把不是劳动产品、因而不是价值的自然物和自然力加在自己身上，同样也把生产过程本身的组织中所产生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加在自己身上（第1册第6章ｂ［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35—670页。——编者注］）。［注：同上，第201—237页。——编者注］），我们记得，生产资料一方面构成劳动过程的物的因素，构成不变资本的物质形态；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从这一过程是价值增殖过程来说——在对正在起作用的劳动力的关系上是作为吸收劳动的手段发挥职能的。　　“生产资本是以某种方式和工业结合在一起、处在增殖过程中的东西”（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第35页），那就只能意味着：生产资本是处在劳动过程中的生产资料。但是，这种蠢话并不象想象的那样天真。这种混乱是要把下列东西偷运进来：承认来自自然界的生产资料是资本，从而承认来自自然界的劳动过程是资本主义的，也就是说，所谓来自自然界的工人引起资本家的出现。如果事先假定工人是雇佣工人，从而也事先假定有资本家，那么这样说就更容易了。在这种情况下，小心谨慎的和字斟句酌的“思想家”，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可能说明“生产资本”这种说法严格地讲只是形象的说法，因为严格地讲，只有劳动，而非生产资料，才是生产的。资本的生产性是词藻华丽的说法吗？穆勒先生可以同样宣称奴隶制和农奴制的生产性是词藻华丽的说法！但是，如果他真相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论断，把生产资本只理解为生产资料，那么他的批评就依然停留在幼稚的水平上。他应当这样讲：首先，“资本”这个词在这里是生产资料的多余的简单的名称。因此，应当打倒它！经过这样剪裁以后，问题就不是关于生产资料是不是生产资本，而是生产资料是不是生产的问题了。穆勒先生达到这一点以后，就面临着接触科学问题的危险，即：产品生产过程中或价值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是不是生产的？他没有谈这一点，而是企图向自己和别人解释说，生产资料，例如皮革、松香和锥子这样一些东西，实际上只有在人们借助于它们才能劳动的情况下，才充当生产资料，即充当劳动材料或劳动资料。他还能够作出深思熟虑的结论说，谷物和［9］肉如果不是被吃掉，便不是消费品。难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被列入七大贤人之中[12]！为了进行比较，我们不妨看看梅克伦堡的地主冯·杜能的说法： “如果我们回头来看看我们最初研究时曾经指出的：（1）资本本身是死的，只是由于人的活动才有用；（2）资本本身不过是人的劳动的产物……那么似乎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人怎么会落入他自己的产物——资本——的统治下，并且从属于这个产物；然而，因为实际上情况确实如此，所以不禁要问：工人作为资本的创造者，怎么会由资本的主人变为资本的奴隶呢？”（冯·杜能《孤立国家》1863年罗斯托克版［第2部］第2编第5、6页）杜能在这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错误前提出发的，即认为生产资料一开始就是资本，因此资本成了工人的主人。他不可能懂得，物，生产资料，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才能变成资本。因此，他不应当问工人怎样会落入资本的统治下，而是应当问生产资料即已经存在的价值由于什么原因才变成资本？不过，尽管问题的表述是错误的，问题的解决几乎是可笑的，但是提出问题本身就向我们表明，为什么冯·杜能在德国教授们编的经济著作中总是一个“孤独的思想家”。使他成为这个社会里的孤独的人的，不是捷尔洛夫这个名字[13]，而是思维方式。［9］［（3）商品资本］资本的形态变化：［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21—634页。——编者注］，工人不断以雇佣工人的身分出现在商品市场上，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把他不断地以这种身分抛向市场。可见，流通的形式［注：杜林博士在对本著作第一卷所作的评论中指出，我太眷恋于黑格尔逻辑的骨架，即使是在流通的形式中，我也暴露出黑格尔的推理形式[14]。我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很简单。黑格尔是我的老师，自认为已经和这位著名思想家决裂的那些自作聪明的模仿者们的废话，我感到简直是可笑的。但是，我敢于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我的老师，剥去他的辩证法的神秘外壳，从而在本质上改变它，如此等等。］。［注：例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里的收获实际上是值得花费气力的；让肤浅的理论家们和虚伪的哲学家们去尽情地嘲笑和鄙视吧：明晃晃的金子，耀眼的银子——这便是财富，……只有这个世界才有这样美丽的东西；现在财运亨通的商人——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国家——都可以骄傲地在自己的储钱匣上写下这样的箴言：‘谁不怀好意就让他丢脸！’[15]。”（厄内斯特·赛德《金银条块和外汇》1868年伦敦版第534页）这位为眷恋金银而苦恼的厄内斯特·赛德先生，既不是“肤浅的理论家”，也不是严肃的理论家，而是处在一切理论之外和之下。如果说职业权威，即伦敦的《经济学家》、《金融市场评论》等等，依然吹嘘大厚本的汇编著作，那么这是由于厄内斯特·赛德先生（他自己承认是英国式的德国商人）悄悄地从现代德国《商人算术》教科书中剽窃了一切矛盾的观点。这些教科书的特点是包罗万象，主要观点论述得明确，删掉了无用的细微末节，因而比令人厌恶的、充满了伦巴特街精神的英国《汇兑通》要好[16]。］［12］［注：英国少数受过高深教育的银行家之一赛·贝利，对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理解得多么差，他有多少理由批评李嘉图，可以由他说的一句话得到证明：“价值是同时存在的各商品之间的比例，因为只有这样的商品能够互相交换。”（同上［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1825年伦敦版第72页］；这是从麦克劳德和其他的人那里抄来的）应当相信，价值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会使这类幼稚观点无法存在。］。［12］流通的第二形态：　　Ｐ—ＣK—Ｐ。［注：老米拉波一字不差地说：“从世界产生的时候起，曾有过三大发现赋予政治社会以重大意义……其中第一是文字的发明……第二是货币的发明……第三是《经济表》，头两项发明的结果同时也是它们的完成”。［维·里·米拉波《农业哲学或一般的农业政治经济学》1764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卷第52页］无论关于《经济表》，还是关于重农学派，康替龙都可以说：“此事我有大功。”[18]］。［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21—634页。——编者注］），它的形态表现在第Ⅱ点上：［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35—671页。——编者注］）。这是正常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形态。［注：在商品为订货而生产并在交货时才进行支付的情况下，货币在形式上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那么，应该资本化的剩余产品就不是转化为货币，而是转化为债务要求权，转化为对等价物的所有权，买者可能已经拥有这种等价物，也可能买者还只是期望得到它。正象过去的货币贮藏一样，这里的债务要求权或所有权的积攒，都同时伴随着积累过程。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这种积累形式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作为资本积聚的形式之一无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生怎样的反作用，它本身并不构成真正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的环节。流通的第三形态：　为Ｗ′ △Ｗ—△Ｇ—ｍ（剩余产品——货币——商品，消费资料）　和或者说，分解为属于简单商品流通的剩余产品的流通和资本循环，只有资本循环的一部分形成［注：因为Ｗ′—Ｇ′—Ｗ—Ｐ—Ｗ从总产品（总价值）开始，也就是包括剩余产品（剩余价值）在内，所以这里很清楚，（我们撇开对外贸易，起初不应当注意它）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只有当剩余产品中必须进入生产的部分已包含着追加生产资本的物质要素时，才可能实现，因为当年的生产是它下一年生产的前提，或者，因为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一年当中（剩余产品在它可作为追加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上同时和简单再生产过程一起立即被生产出来）。（生产率可以只增加资本的物质，而不提高它的价值；不过它为增加价值创造了追加的量。）］。因此，如果把形态Ⅲ单纯看作资本价值的循环，即把包括在其中的资本价值的循环［注：马克思勾掉了居维叶的名字，写上了拉马克的名字。——编者注］的著作中得到了证实。循环的三种形态［19］（2）流通时间［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77—189页。——编者注］），货币和商品在自己的流通中既不形成价值，也不形成剩余价值，而只是改变自己的价值形式。因此，资本的流通时间是它的价值增殖过程中断的时间。［20］（3）流通费用［注：当商品生产还处在原始的萌芽状态的时候，赶集的时间——买和卖的时间——是商品生产者工作之余的休息。对于古罗马和中世纪的农民来说，集市同时是节日。］资本家可以在市场上竭尽全力地活动，但是他的这种劳动既不能创造产品，也不能创造价值，也不能创造剩余价值。他在资本再生产过程中执行必要的职能，不过是非生产职能，因为再生产过程本身包括非生产过程。［注：如果某一个人的服务为他自己提供的价值成了这个人生产某种价值的标志，那么，也许加尼耳就有充分理由可以说，姘妇比农民全家人更具有生产性得多，而且说实在的，实际上只有所谓的非生产工人才是生产的[20]。知识渊博的经济学家可能还会补充说，姘妇实际上——如果不是直接地，那么至少间接地——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工厂主除了自己的令人讨厌的“那一口子”以外，还必须养一个使他生活“更加快活的”伴侣，在这样的环境下，总是会刺激他更加精力充沛地去经营生产过程，加紧榨取“劳动力”。］。［注：下面到本段止被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2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51页注12）。某些文字上的出入，是由于恩格斯在辞句上作了修改，或者是为使俄译文更确切而作的修改。——编者注］。在中世纪，只有在修道院的农业中才有簿记。但是，我们知道（第1册第342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96页。——编者注］），在远古的印度公社中，已经有一个农业记账员。在那里，簿记已经独立为一个公社官员的专职。这种分工节约了时间、劳力和用在簿记方面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开支，但是，生产和记载生产的簿记，终究是两回事，正象给船装货和装货单是两回事一样。充当记账员的那一部分公社劳动力，是从农业中抽出来的，他执行职能所需的各种费用，不是由他自己的劳动来补偿，而是由公社产品的扣除来补偿的。只要作些适当的修改，资本家的会计员的情况，就和印度公社的会计员的情况相同［注：就象簿记的表现形式发生变化而它的职能性质很少变化一样，会计本身在下述问题上的变化，例如在办公费，从而会计处，会计员的工资等等是否算作投资这样的问题上的变化，同样是很少的。资本家只有用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才能支付会计员的报酬，尽管在开始经营的时候，他必须预付这些；如果他把这些算作投资，ｍ∶ｃ这一比例就会变小。房屋等等、基本设备是工厂的附属物，是它的官僚部分；它们列入资本的支出，但是这部分投资不生产剩余价值。］。［注：魁奈。］。在个人的范围内，对于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来说，它们以本来的面目表现出来：表现为他的生产职能的中断和价值的牺牲，这些价值既不加入他的个人消费，也不加入它的生产消费。同一些非生产费用无论集中在大的社会范围内，还是集中在资本家手里，都表现为资本的支出，一部分用于流通代理人的工资，一部分用于补偿他们的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注：部分地说，例如，即使资本家的流通代理人预先为自己约定从利润中取得一定的利息，而不是工资，流通费用的表现形式中也不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不过资本家所采取的计算方法丝毫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对于这些比较频繁或不频繁但不断重复支出的非生产费用，并非由预付资本来补偿，而是由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来补偿，非生产费用是剩余价值的扣除。开始营业的资本家预付这些非生产费用，正如同他对自己个人的消费进行预付一样。但是预付的形式并没有使这些非生产费用拥有补偿自身的能力，正如同没有使这些消费费用拥有补偿自身的能力一样。如果资本家把非生产费用看成是自行增殖的资本价值的组成部分，那么他就是把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算作资本的补偿。价值产品中被他算入资本价值项目的那一部分，他是用剩余价值来冲销的。［注：如果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在当前的条件下社会财富的一切分配都通过商品流通来实现，那是不正确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是少数人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拥有所有权。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就它再生产和集中这种所有权这一点来说创造这种所有权。这种生产作为媒介直接促成的事情，是社会产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尽管剩余价值本身在各种工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等等之间的进一步分配以流通过程为前提，但是分配本身不是仅由买和卖这两个行为构成的商品流通的环节。］。但是资本主义生产不仅造成特殊的、只是它所固有的费用，而且大大地增加它和其他社会生产方式共同的费用，尽管这些费用表现的形式不同。储备的形成他说：“在社会的原始状态中，没有任何分工，几乎不发生交换，每一个人为自己谋得一切东西。在这种状态中，没有必要为了维持社会经济生活而积累或储存储备。” 可见，储备以分工为前提。 “一旦彻底实行分工”，储备便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每个人都必须出卖他生产的商品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但是 “按照事物的本性，储备的形成必须在分工以前”。［注：第2卷，序论。［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新版四卷集，1843年伦敦版第2卷第249页］］可见，分工以储备为前提。［注：威·罗雪尔先生直到现在仍然深信，如果不是命运预先决定资本家的存在，社会就几乎难以维持下去[22]。］，来源于亚当·斯密，他显然把储备的历史形式，它的商品形式即商品储备，同真正的储备混为一谈了。这种情况看起来就象把贮藏货币同它们的银行储备基金形式混为一谈一样。［注：“从野蛮人传到希腊人和罗马人口中的词σειρós　σιρós，Sirus，就是“粮窖”。瓦罗在《论农业》（Ⅰ，57）……中说：“有些人在地下，在山洞里有粮仓，称作σειρovs，在卡帕多基亚和色雷斯就是如此”。后来普林尼也说（18，30）：“但是，最好是象在卡帕多基亚和色雷斯那样，保存在称作粮食地仓的地窖里”[23]。库尔齐乌斯（7，4，24），在谈到巴克特里亚人时写道：“……野蛮人把粮仓叫作西尔，他们把粮仓掩蔽起来，只有挖掘谷仓的人才能找到，他们把自己的粮食藏在里面……”[24]日耳曼人也是把谷物埋在地下，塔西佗《日尔曼尼亚志》第16章中说：“他们也有地窖，上面用厚厚的一层牲口粪盖起来；它们被用作过冬的地方和谷仓，因为那种地方可以避严寒。”[25]（雅科布·格林《德意志语言史》［1853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164页）“在黑土地带（在俄国）时常可以看到，全年的收获物都存放在地窖里或者垛起来。”（奥·冯·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农村制度》1866年莱比锡版第5页）“为了请地主贮藏谷物，农民必须交纳1/2俄石黑麦或小麦，或者每个纳税人一年要分担2俄升燕麦或大麦，并且这种报酬一直要支付到每人只剩1.5俄石储备为止。”（同上，第120页）］那里都还可以看到。尽管亚·斯密错误地认为储备的形成只是由于产品变为商品和产品储备变为商品储备造成的。相反，这种形式变换却在从供自己消费的生产过渡到商品生产时，在经济中引起最厉害的和最危险的危机。例如，在印度，直到最近仍然保留着 “古老的习惯，把丰年不可能卖很大价钱的大量谷物，存放在谷仓里”［注：《答复。东印度（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饿）》，根据下院决定于1867年5月31日刊印，第1部分第230、231页第74号。］。　　美国南北战争和由此突然急剧增加的对棉花、黄麻等的需求，造成印度西北各省和其他地区大大缩减稻谷的种植，使稻谷价格提高和各产稻区出卖积存的稻谷。再加上1864——1866年由海上向澳大利亚、马达加斯加等地大量输出稻谷。这样，使1866年的饥馑带有很尖锐的性质，这次危机仅在奥里萨一地就夺走了100万人的生命［注：同上，第174、175、213、214页和第3部分：《关于贝巴尔饥荒的文件》第32、33页。在这些地方，在饥荒的原因中特别指出“原有储备的流失”。］。在迈索尔 “由于稻谷的价格太高，各区把它们多年积累起来的收获运往生产棉花的贝拉里和达尔瓦尔地区的市场，因此，许多地区连粮食种子都完全不够用”［注：《印度。1865—1866年的进步和状况》，根据上院决定于1867年5月2日刊印，第41页。“但是，在没有拨出必要数量的种子粮以前，任何一个私人农庄在庄稼收成以后——无论庄稼如何——都不能把冬小麦用作口粮，不能出售。”（奥·冯·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农村制度》1866年莱比锡版第120—121页）］。在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那里情况也是如此。由于粮食向法国出口，造成古老的阿拉伯储存粮食的制度发生变革，致使阿尔及利亚不久前的可怕饥荒极为尖锐，这一点也是无可怀疑的[26]。［注：例如，如果把利息说成建立储备的费用要素，那么把利息只是作为自身的一部分包括在内的剩余价值本身，就表现为费用的一部分。至于所谓的保险费用，那么它们是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扣除。保险费用使整个资本家阶级分担生产资本由于事故、火灾等等而遭受的偶然损失。］。［注：“幸好瑞士人有保持一年储备的习惯，这是该国的地理环境迫使他们这样做的。当危机到来的时候，他们的处境较好，这指的是原料的价格。”（《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64年版第7号第9页）英国大使馆的秘书伯恩利在他从伯尔尼写来的通信中指出，瑞士的工厂主认为，他们和工人的相互关系比英国好得多。。同时，必须指出这里的差别。如果说曼彻斯特、普雷斯顿等地的纺纱业主由于从利物浦市场的输入而经过短时期便恢复了他的棉花储备，那么这种情况虽然减少了曼彻斯特等地生产储备形式或潜在生产资本形式上的棉花的堆积，但是在同样程度上增加了利物浦等地商品储备形式上的棉花数量。只有当航运的发展使棉花能够在一年中以更小的批量从美国、印度、埃及等地不断输入的时候，英国必须一下子用在棉花上的总资本预付才能减少。［注：下面接着是马克思用铅笔补写的一句话：“机器、各种劳动资料等等形式上的商品储备”。——编者注］。［25］［注：“在生产和消费都相当大的地方，自然，总会有相当大的余额处在中间阶段，处在市场上，处在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路上。”（《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6、7页）］。［注：关于这些有害的昆虫，详见威·柯蒂斯《农业中的昆虫》［1860年格拉斯哥、爱丁堡和伦敦版］和克比和斯宾斯《昆虫学》［1856年伦敦版］。］。根据可靠的资料，一对谷象虫5个月中会生出6045个后代。雌谷象虫钻破粮食的皮——小麦、大麦、燕麦、玉米、大米的皮，把卵产在小缝里，然后用它自己的粪盖住。这样每粒谷物就变成繁殖场所，卵在那里进行自己的蜕变，在蜕变期间幼虫吃粮食，直到剩一个壳为止。过6—8个星期成虫最后把剩下的壳咬穿。治理这种害虫，到目前为止除了保持清洁和建筑物通风，谷物过筛以及其他类似的措施以外，没有想出任何办法［注：科贝特1841年计算了在9个月的季节里保存小麦的费用：它的数量的损失是1/2％，3％是小麦价格利息的费用，2％是仓库的租金，1％是风净和运输费，1/2％是运送的劳动，总计是7％，或者说，在小麦价格为50先令的时候，每夸特花费3先令6便士。（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1841年伦敦版［第140页］）。根据利物浦的商人向皇家委员会提供的证词，1865年利物浦保存粮食的费用是每月每夸特2先令，或每吨9至10先令。（《皇家铁道委员会。证词记录》1867年伦敦版第331号第19页）］。［注：1860年英国进口1429697450磅子棉，1861年进口1359823120磅。］。只是美国南北战争所引起的危机才表明，积存在联合王国的棉纱、纺织品和子棉储备的数量有多大。这种储备足够三年即1862、1863和1864年用的，这一点可从下列图表中看出来：［注：根据埃利森和海伍德公司的正式报告（1866年3月）。[28]］［注：参看第1卷第44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99页］。在开辟金川港口后的第一年，日本拥有大量的丝储备，这种储备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主要输出品，实际上成了英国完全不准确的计算的基础（《女王陛下驻中国、日本和暹罗的领事的商务报告。1865—1866年》1867年伦敦版第253页）。］。［27］运输费用［注：本章从这里往下到第81页止由恩格斯收入《资本论》第2卷正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167—170页）。某些文字的差别，是由于恩格斯作了文字上的修改，或者是为使俄译文更确切而作的修改。——编者注］［注：施托尔希把这种流通称为《Circulation　factice》［“虚假的流通” ］。］。实际上这里发生位置变化的，只是物品的所有权证书，而不是物品本身。另一方面，例如在印加人的国家里，虽然社会产品不作为商品流通，也不通过物物交换来进行分配，但是运输业还是起着重要的作用。［注：“‘商业使我们能够在商品所在地取得商品，并把它运往它被消费的地点。因此，它使我们有理由（！）按前一个地方和后一个地方的价格之间的全部差额增加商品的价值。’（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9年巴黎第4版］第2卷第458页）确实如此，但是商品是怎样获得这个追加价值的呢？是在生产费用中首先加上运费，然后再加上商人预付的资本的利润。因此，这种商品价值的增加，和任何其他商品价值的增加一样，只是因为它在被消费者购买以前在生产和运输上耗费更多的劳动。这决不应认为是商业的一种好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09—310页注）］。［注：《皇家铁道委员会》第630号第31页。其他的诉讼同控告铁路大王们比较起来，可能只不过是把股东的货币转到同他有亲属关系的律师的腰包里，而要控告铁路大王，那简直比在土匪的断然要求面前俯首投降还要危险得多。］［注：产业家和商人对这种情况的抱怨，在“证词”的每一页上几乎都能看到。］。茶叶从中国经陆路运往俄国　　“在1724—1816年，以及后来的1819—1822年，从欧洲经海路输入茶叶是许可的。1822年被严格禁止，敖德萨自由港例外。” 　　从1862年4月1日起，广州的茶叶在交纳一定关税的情况下，又重新准许从海上输入。［注：1792年进口6851普特，1863年是247101普特。（《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1867年伦敦版第6号第794、797页——卢姆勒先生关于俄国茶叶贸易的报告）］　　“经陆路运到恰克图出售的茶叶，大部分是用船直接从汉口顺扬子江运到上海的，小部分是从福州和广州运到上海的；但是，较大部分的茶叶是在广州东北的福建省收来的，经陆路或水路运往衢江。从那里由苦力用福琼所描写的办法翻山越岭把茶叶运到常山。在这里把茶叶装在小船上，每只船约装载200箱。而后这些船只沿汇入钱塘江的河流往下航行40俄里。在那里茶叶又转上能装500箱的船只。载茶叶的船只过汉口市［注：俄文原文如此，可能是杭州市。——译者注］后进入东海，然后它们沿岸到达春申江［注：可能是吴淞江。——编者注］，沿江到上海。在这里把茶叶再装上更大的船只，这些船只除其他货载外，装载1500箱茶叶。这些船只离开上海，沿着海岸航行到天津，在天气好的时候，大约要15天才能到达。［29］在天津，又把茶叶装在较小的约能载200箱的船上。它们沿白河经过10天到达离北京约22俄里的通县。从那里茶叶继续由陆路用骆驼和牛车运抵边防要塞长城边上的张家口（或口外），——距离约252俄里，——再从那里经过草原，或沙漠，大戈壁，越过1282俄里到达恰克图。茶叶从福建省运抵恰克图，根据不同情况需要2—3个月之久。大家知道，位于俄国和中国边界上的恰克图和买卖城是茶叶商队贸易的中心。” ［注：《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1867年伦敦版第6号第791—793页及以下各页。“在贝加尔湖解冻的时候，茶叶从恰克图用车运到色楞格河口，从那里用大商船由湖上运到安加拉河的源头。在这里装上‘浮运船’（平底货船），这些船只继续沿安加拉河下行到伊尔库茨克。顺风的时候只需要几小时，不顺风则需要几天，有时要一个月。俄国的西伯利亚东部和西部之间的水路交通只有绕道才行。例如，从鄂木斯克到秋明水路是3000俄里，而陆路只有632俄里。”］　　一斤最便宜的茶叶（第三季茶）在中国产茶的省份值5便士，运到恰克图的时候值11便士，运到莫斯科的时候值26便士（2先令2便士）。一磅同样的茶叶从伦敦经海路运到圣彼得堡，再从那里用铁路运到莫斯科值1先令10便士；经海路运到科尼斯堡，再从那里用铁路运到莫斯科值1先令9+（1/2）便士，如果从汉堡运到彼得堡，再从那里运到莫斯科，则可能卖1先令6+（3/4）便士。［注：这是1864年的计算，即俄国对海上运来的茶叶和商队运来的茶叶规定相同的进口税以及削减这些关税（1865年）以前的时期。由于这些变化，海上运来的茶叶和商队运来的茶叶之间在费用上的差距变得更有利于海上运输。（同上，第816页）］［注：“彼得堡的西伯利亚商人，长期以来绞尽脑汁想弄清为什么1磅普通红茶（1854年以前）在伊尔库茨克值1卢布70戈比，而同样的茶叶在彼得堡卖1卢布50戈比。究竟是伊尔库茨克的商人获得的利润过高，还是彼得堡的商人出售茶叶亏了本呢？实际上，花茶和所谓的家常茶的买卖变得无利可图，许多伊尔库茨克的批发商都停业了，而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茶叶店的数目却不断增加。这说明茶叶买卖在俄国的欧洲部分是有利可图的生意，而在运去茶叶的西伯利亚各地区则是亏本的生意。对彼得堡的商人先生们从什么地方得到茶叶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茶叶来自塞米巴拉亭斯克。但是从塞米巴拉亭斯克到彼得堡的距离超过3000俄里，所以，如果在塞米巴拉亭斯克1磅茶叶值1银卢布，那么在利润最小的情况下，在彼得堡也应当值2卢布；但是商人们把每磅茶叶卖1卢布40戈比。最后，西伯利亚商人通过不同的试验终于弄清楚，彼得堡商人出售的最普通的一种茶叶，是由1/3的普通红茶，1/3已经用过然后又加以烘干的茶叶以及1/3所谓的砖茶配制成的。这种成品按照官方资料的说法，不是供俄国人本身喝的，而是供他们邻近的卡尔梅克人和鞑靼人喝的。”（同上，第800页及以下各页）］［注：《驻中国、日本和暹罗的领事馆的商务报告》第106页。］［注：《皇家铁道委员会》第90号第103页。］例如，爱尔兰从英格兰运进满足自己需要的全部陶器，仅运往爱尔兰的商品的破损所造成的费用就将近商品价值的1/6。［注：在另一个地方我们将看到，英格兰的铁路局不去发展内地的生产力，完全没有利用它们。］而这个国家不单是制造陶器的普通粘土很多，而且甚至优质陶土也很多。［注：《美国的有价证券》，一个英裔美国人著，1860年伦敦版第15页。］　　“价值最高的商品在离市场100英里的地方如果用公路运输，减少价值15美元。按1吨计算，即减少将近其市场价格的1/3，较便宜的商品（玉米）也减少15美元，减少的价值超过其市场价值的一半”，玉米用公路运输170英里，便会完全丧失市场价值，而用铁路运输，只减少1/10的市场价值；同样，用公路运输小麦330里，就会完全丧失价值，而用铁路运输，市场价值只减少约1/10。　　“普通公路运输的经济可行性限于较短的距离——显然取决于货物的性质和道路的质量。用这种道路运输的花费平均每吨1里约15分（1/7美元），这大体上是国内相当准确的价格。如果同时考虑到，小麦的价值每蒲式耳是1+（1/2）美元，玉米的价值是75分（3/4美元），33蒲式耳等于1吨，那么小麦的价值等于它运输330英里的费用，玉米的价值等于它运输165英里的费用……但是，还有用铁路运输的可能性，费用是1英里1．5分，或等于公路运输费用的1/10。因此，上述商品运输在经济上的极限分别扩大到3300和1650英里。在这些商品用普通公路运输时成为经济界线（极限）的那一点上，［32］用铁路运输的小麦每吨还值44美元50分，玉米每吨还值22美元20分，——这些数额代表由于完成这种工作而造成的价值的实际增大。引用安德鲁斯报告的英裔美国人说，总之，　　“离市场这样远的商品（走兽力车路）会一文不值，如利用铁路，则相应地每吨有44美元50分和22美元20分的价值。由此可见，铁路在没有铁路便没有任何价值的地方，创造出货币价值来。”[29] 　　魁奈医生已经指出，运输费用是全部还是部分地追加到商品价值上，或者说，它们是部分地还是全部从这一价值中扣除，换句话说，它们在怎样的程度上由商品的生产者或消费者支付，或由这两者分担，都取决于市场行情。［注：魁奈医生（载于《重农学派》，欧·德尔编，1846年巴黎版第一部）说：“商业费用，虽然也是必需的，但是应当看成是沉重的支出。”（《经济表的分析》第71页）在《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中，他写道，由于商人之间的竞争，商人的利润降低——这只使“第一级卖者和作为消费者的买者所受损失减少。靠牺牲商业费用而造成的损失的减少，并不是……通过商业而得到的财富的增加，不管对商业持怎样的看法——是看成直接交换，即不考虑运费，还是把运费计算在内”。（第145—146页）“商业只是价值同相等价值的交换，而它的费用……只是亏损的开支”。（第146页）因此，魁奈把同时又是消费者的生产者之间的真正交换区别为真正的商业，商人进行的所谓商业只是这种真正商业的手段；因此，他把商人经营的商业作为《négoce》〔做买卖〕而同“真正的商业”区别开来。“商业费用总是由产品的卖者支付，如果没有中间费用，产品的卖者就会得到买者为这些产品付出的全部价格。”（第163页）　　“既然福在眼前，［注：歌德《回忆录》。——编者注］［32ａ］第一章的补充 “所有学派中的奇怪现象”和“科学中的出类拔萃者”；特别是他坚信，在定义的精细方面，他甚至超过他的机智的同胞邓斯·司各脱。　　“区分和规定‘资本’这个词的含义和意义，是研究一个对象时的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因为这〈“这”？指什么呢：是“对象”还是“词”？〉在那些从不同意义上使用它的著作家们那里，意思有那么多的变化，从而产生不少的混乱。”（亨·丹·麦克劳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58年伦敦版第62页）麦克劳德先生现在想帮助消灭这种混乱，然而用的是如下办法。　　“资本最初的、真正的和本来的含义，是积累起来的劳动积蓄，它的象征是货币。”［第66—67页］从真正的含义，我们立刻转到象征的含义，接着宣布象征的含义是真正的含义。但是 “积累劳动的储备还没有花光，所以必须有一种代表和计量它〈储备〉的物质实体，这种实体便是货币。”（第66页）产品发展为商品和商品发展为货币，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当然，这样一来，这种发展也就被阐明了。积累的劳动或资本，成了……资本本身的象征。 “我们的工人积累资本储备，即资本的象征——货币的储备。”（同上［第68页］）麦克劳德先生起初认为工人是贮藏货币的收集者，同时他重复货币主义的看法，把资本看作积累的金银，这使他的英格兰式的想象力无上光荣。　　“某一数量的金银”，或者按照学者的说法，“他以往的能力、见识、勤奋等等的某一数量的已实现的象征”。（同上，第71页） “某一数量的已实现的象征”这种说法多么“科学”！这会使西蒂区“有教养的”代表们多么兴高采烈呀！　　“既然他的〈商人的〉业务的起点应当是购买他准备出卖的商品，那么什么力量使他能购买商品呢？资本。因此资本是购买力，是商业的动力，是使商品从生产者转到商人那里的力量，——换句话说，这是使商品流通的流通力量。最初的意思不是指商品本身，而是指使这些商品所体现的所有权从一些人手中转到另一些人手中的力量……但是商人购买商品的目的是……把它们出卖……商人的真正目的是在交易结束时比在交易开始时拥有更大的货币量，如果他在购买商品时拿出1000镑，那么他期望……由这些商品获得1500镑。由此可见，在周转过程中商品被赋予动力，赋予这1500镑的购买力，因此……‘资本’的名称对于商品来说是在第二级的、比喻的意义上采用的，商品才是使商人成为1500镑所有者的动力。如果一个人购买了商品，以后又把它出售，那么用重商主义的话来表达，此人会说他的资本完成了周转。”（第69页）　　［32ｂ］但是，为什么在买和卖这两个行为中只是执行货币和商品职能的货币和商品，除它们自己的名称以外，现在还获得了资本的名称呢，——这一点从这里是绝对看不出来的。相反，麦克劳德却表达了“深刻的”见解，根据这种见解，如果我们愿意，便可以把货币和商品称为资本，货币是原初意义上的资本，商品是第二级意义上的资本，因为商人开始自己的第一个行动即购买时是用货币，而他进行第二个行动即出卖时是用商品。他还顺便发现，商人的“真正目的”是从流通中得到多于他投入流通的货币，商人“期望”把用1000镑购买的商品卖1500镑，这种行为用“重商主义的话来说”叫作“资本周转”。具有使商品流通的性质的货币，怎么会突然间获得完全不同于这种性质的性质，也就是使1000镑变成1500镑，即增殖，自行增殖，从而把一切都变成资本的那种性质呢，——麦克劳德先生对这一点解释得很简单。这一点是单纯用商人的“直觉”和“期望”以及“重商主义的话”来解释的，而这种话也应当有助于解决一切其他的疑难。　　“因为取得货币是任何一个人劳动的目的，所以凡有助于此的一切，都可以在借喻意义上称为资本。”（第69—70页）　　这里的阐述是非常美妙的。起初资本在本来的意义上是“积累劳动的储备”，而货币是这一储备的象征，即资本的单纯象征的表现，但是，接着资本的象征一下子变成本来的资本。因此，资本是由金银构成的贮藏货币。但是，由于商人先用货币来使商品流通，而后又用商品来使货币流通，所以商品是第二级的或比喻意义上的资本。不过商人不只是用货币来使商品流通和用商品来使货币流通，而且还力求通过这些流通行为取得利润。但是其次，因为除商人以外，一切其他的人也获得利润或至少获得收入，也就是，用重商主义的话来说，每一个人都想“赚钱”，所以凡是用来获取利润，或者甚至用来挣生活资料的一切，都是某种第三级意义上的或“借喻”意义上的资本。而这个借喻的意义同比喻的意义很不一致，同样，比喻的或第二级的意义同象征的意义很不一致，而象征的意义同本来的意义很不一致，——这种借喻的意义是“资本的流行的和普遍的意义”，因此，借喻的意义是资本的“本来意义”。按照匹克威克的意义[31]，所有这一切纯粹都是胡说八道。 “商人通过信用得到利润”（第72页）。　　［32ｃ］虽然信用也是资本，但是根据前面的解释，资本毕竟是货币。因此它们是两个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说“资本和信用”。其次，由于这两者——货币和信用——都使商品流通，所以显然可以得出结论说： “资本和信用构成流通的手段”（第72页），而我们以前已经解释过，流通的手段本身构成资本。　　“这些地方积累资本的总额，估计不超过12亿镑，或者不超过整个社会年劳动产品的三倍……这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与其说是这些估计金额的准确的绝对数字，倒不如说是比例……”（第441页）“在这庞大的年生产和年消费中，一点点实际积累几乎算不了什么；的确，人们的注意力主要不是放在巨大的生产力上，而是放在一点点积累上。而这一点点积累已经为少数人所占有，转化为一种工具，用来占有大多数人劳动的每年不断反复生产的产品。因此，对这少数人来说，这样一种工具就变得非常重要。”（第442页）“人们总是用惊异的目光盯在这个积累的财富上，特别是当它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但是，每年生产的大量财富，却象大河中的永不停息的、无穷无尽的波涛一样滚滚而来，并消失在被人遗忘的消费的汪洋大海中……这个年产品的数量和分配，应该首先成为研究的对象。实际积累只有非常次要的意义；并且它具有这种意义，也几乎完全是由于它对年产品的分配的影响。”（第443页）“……在考察实际积累和分配时，总是把它们和生产力联系起来，放在从属于生产力的位置。”（第433页）“在所谓积累起来的财富中，有很大一部分只是名义上的财富，它不是实物，如船舶、房屋、棉制品、土壤改良设施，——而是由对社会的未来年生产力的需求构成的，而这种需求是由没有把握的工具和用具产生的和使其永久不变的。”（威·汤普逊［《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50年伦敦版］第453页）对运输业的补充　　“但是，美国铁路运输体积小的商品的费用，大于这些商品可能得到支付的价款，尽管法律上规定的收费率只取决于重量，而与商品的种类无关。”（迪·拉德纳《铁路经济》1850年伦敦版第411页）　　体积大和重量轻的商品。焦炭比煤轻，却具有更高的价值。　　“前提条件是，分类〈名称〉以商品的相对价值为基础。”（《皇家铁道委员会》1865年［伦敦版］第761号［第37页］）［32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运输业　　“许多地区，由于内地交通不足，不可能把产品运往有利的市场，结果，当某些省份出现好收成的时候，恰恰为邻近地区所真正需要的许多谷物却烂掉了。甚至少数已有的主要道路非常缺乏桥梁，时常可以看到，在发生泛滥的河岸上挤满了80或90辆‘卡洛斯’，即装满了农产品的农民大车，往往要呆上3—4天之久，才能够涉水过河。在那些没有道路和一切运输都靠骡子的地区，情况更是如此。在50年前，内地运输只用这种办法，如果一般来说还有道路的话，也是很少的。”（第184页）葡萄牙　　“葡萄牙的花边生产特别发达，有些方面超过法国和比利时的这类行业。这里的花边比这些国家便宜得多。但是恰好在这个国家，花边几乎没人知道并且很难买到，因为花边是在农村和农业地区用手工织出来的，这些地方远离首都，并且由于缺乏通往较大居民中心的道路而非常闭塞。”（第4页）希腊（法尔库阿的报告。　　“将近1100万镑公债都未能使希腊居民拥有七条道路以上；其中很多道路都很短，多数很不安全；所有它们的长度至多180至200（英）里。实际上，从纳弗普利昂到特里波利斯的道路，在官方的统计文件中是3—4条，因为它穿过三四个大城市或村庄。这当然只不过是一条大路的各段。即使联接首都和它的交通最频繁的港口〈联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短短的一条路，也只有一部分由日夜巡逻的骑兵队防御路上的强盗，而到冬天，雨量特大的时候，河流猛涨，大部分道路被基菲索斯的水淹没。道路由国家出租……希腊没有铁路……”［第232页］关于雅典和比雷埃夫斯之间的铁路，空谈和作计划等等已经搞了20年。“现在的结果是，有30—40个工人每周在穆兹丘陵上干四五个小时的活。”（第233页）
为	Ｗ′		△Ｗ—△Ｇ—ｍ（剩余产品——货币——商品，消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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