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蒲鲁东〔12〕

1865年1月24日于伦敦

我昨天接到您的信，您在信中要我对作一个详细的评价。由于时间不够，不能满足您的愿望。况且，我手头也没有他的著作。但是，为了向您表明我的诚意，我匆忙地写了一个简短的概要。以后您可以对它加以充实、补充、删节，总之，您可以随意处理。¹

蒲鲁东最初的试笔作品，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他那部论“”的幼稚著作²，表明他是多么狂妄地敢于解决那些他缺少最基本的知识而不能解决的问题。

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他所知道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当然不仅受到各式各样的批判，而且也被以空想的方式””了。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黑格尔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进步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

在我看来，蒲鲁东的这一著作在风格方面强健的肌肉还算占优势。而且我认为这种风格是这一著作的主要优点。可以看出，蒲鲁东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所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勇气，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知性时使用的机智的悖论，毁灭性的评论，辛辣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愤，革命的真诚——《什么是财产？》就是以所有这些激动了读者，并且一出版就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严格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像在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以的著作《人口原理》为例。在出第一版时，它不过是一种“”，此外，从头到尾都是然而，这本曾造成了多么大的冲击呵！

假如我手头有蒲鲁东的这本书，那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几个例子来说明他。在他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几节里，他模仿（康德是他当时从翻译中知道的唯一的德国哲学家）的论法，并且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和康德一样，对他来说，解决二律背反是人类知性“”的事情，即他自己的知性所不清楚的事情。

但是，不管表面上如何轰轰烈烈，在《什么是财产？》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个矛盾：蒲鲁东一方面以法国小农的（后来是）立场和眼光来批判社会，另一方面他又用社会主义者流传给他的尺度来衡量社会。

这本书的缺点在它的标题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在财产关系中没落了，封建的财产关系又在“”财产关系中没落了。这样，历史本身就已经对过去的进行了批判。蒲鲁东实际上所谈的是现存的。这种财产是什么？——对这一问题，只能通过对“”的批判性分析来回答，这种批判性分析对的总和，不是从它们的表现上即作为来把握，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上即作为来把握。但是，由于蒲鲁东把这些经济关系的总和同“”“”这个一般的法律概念纠缠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早在1789年以前在一部类似的著作³中用同样的话所作的回答：“财产就是盗窃。”

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关于“”的资产阶级法律概念也适用于资产者本人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作为对财产的暴力侵犯，，所以蒲鲁东就纠缠在连他自己也模糊不清的关于的种种幻想里面。

1844年我居住在巴黎的时候，曾经和蒲鲁东有过私人的交往。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对他的 “”⁴（英国人这样称呼伪造商品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部分责任。在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中，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我被逐出巴黎之后，先生继续了由我开始的事情。他作为德国哲学的教师，还有一个胜过我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一点也不懂德国哲学。在蒲鲁东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贫困的哲学》⁵出版前不久，他自己在一封很详细的信中把这本书的内容告诉了我，信中附带说了这样一句话：“。”不久以后，我果然对他进行了这样的批评（通过我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其严厉的方式竟使我们的友谊永远结束了。

从这里所说的您可以看出，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或经济矛盾的体系》才第一次真正包含了对《什么是财产？》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他只是在第一部著作出版以后才开始研究经济学；他发现，他提出的问题不能用来回答，而只能通过对现代“”的分析来回答。同时，他还企图辩证地说明经济范畴的的无法解决的“”现在必须用作为阐发手段来代替了。

为了评价他的两卷厚厚的著作，我不得不介绍您看一下我的那部反驳他的著作。在那里，我指出了，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他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因为他看做，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预先存在的、，并且指出了，他是如何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⁶

其次，我还指出，他对他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是多么不够，有时甚至是小学生式的，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可用来先验地构想某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的所谓“”，而不是去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得出科学。我特别指出，蒲鲁东对整个问题的基础——的理解始终是模糊、错误和不彻底的，他还把对的价值理论的空想主义解释误当做一种新科学的基础。关于他的一般观点，我是用以下的话概述我的判断的：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露。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关系的必然性；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把贫困仅仅看做是贫困的幻想（而不是在贫困中看到将会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看来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恩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⁷

上面这个判决尽管非常严厉，我今天仍然认为每个字都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也要想到，当我把蒲鲁东的这本书称做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法典，并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一点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还同时把蒲鲁东当做超极端革命者加以诅咒。因此，后来我也从来没有同意过那种说他“”了革命的叫嚣。他一开始就被别人和他自己所误解，如果说他辜负了毫无根据的期望，那么这并不是他的过错。

同《什么是财产？》相比，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的一切叙述方法上的缺点都非常不利地显示出来了。文笔往往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是的。凡是他失去了高卢人的敏锐智慧的地方，冒充德国哲学风格的那种傲慢的思辨的胡言乱语就表现出来了。自矜自夸、自吹自擂、大言不惭的论调，特别是有关“”的令人十分庆恶的胡扯和以“”自诩的虚伪言词，不断传来，刺耳极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中所贯穿的真实的热情，在这里，在某些地方已经被虚浮的狂热系统地代替了。此外，这是自学者炫耀自己学问的极为笨拙而令人讨厌的伎俩，这个自学者对自己的独创思想的那种天生的自豪感已经被挫伤，他作为科学的暴发户，觉得必须以自己所没有的身份和东西来炫耀一番。加之，这还是小资产者的心理，这个小资产者粗暴无礼地——既不尖锐又不深刻，甚至还不正确——攻击这样一个由于对法国无产阶级所采取的实际态度而受到尊敬的人^〔15〕，而对于例如像（无论怎么说，他是“国务参事”）这样一个人却表现得谦恭异常，虽然这个杜诺瓦耶的全部价值在于，他认真得可笑地用三厚本无聊不堪的书⁸来宣传被爱尔维修描绘为 “”（向不幸者要求完美）的严肃主义。

二月革命^〔16〕对蒲鲁东来说的确来得非常不是时候，因为正好在几星期前他还不容争辩地证明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在国民议会中的演说，虽然表明他对当前的情况很少了解，但仍然是值得极力称赞的。^〔17〕六月起义^〔18〕，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动。此外，他的演说还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这就是先生在反对蒲鲁东提案的演说^〔19〕（后来出了单行本）中向整个欧洲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精神支柱是建立在多么可怜而幼稚的教义问答的基础上。同先生相比，的确成了洪水期前的巨人了。

蒲鲁东发明“”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banque du peuple） ，是他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业绩”。在我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第59—64页⁹）中已经证明，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即和的关系的误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一些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信贷制度，正像它在18世纪初以及后来又在19世纪初在英国促进了财产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一样，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能加速工人阶级的解放，这是毫无疑问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想把做，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的幻想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幻想实际上已经由详细发挥过了。蒲鲁东和巴师夏关于生息资本的论战（1850年）¹⁰又远不如《贫困的哲学》。他竟弄到让巴师夏把他击败的地步，而当他的论敌对他施加威力的时候，他就可笑地发出了怪声。

几年前蒲鲁东写了一篇论“税收”¹¹的应征论文（我记得是洛桑政府征求的）。在这里，连天才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消失了。剩下来的只是

至于谈到蒲鲁东的政治著作和哲学著作，那么所有这些著作都像经济学著作一样，也暴露出同样矛盾的、双重的性质。同时，它们的价值只是地方性的，即只限于法国。但是，他对宗教、教会等等的攻击在当时法国的条件下对该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功绩，因为那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们认为，信仰宗教是他们优越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伏尔泰主义^〔20〕和19世纪的德国无神论的地方。如果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那么，蒲鲁东就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用空谈来战胜法国的空谈。

他那本关于“政变”¹²的著作和他最后写的那本反对波兰的著作21应当认为不仅是拙劣之作，而且是卑鄙之作，然而是适合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卑鄙之作。在前一本著作中他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实际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适合法国工人口味的人物；在后一本著作中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出愚蠢的厚颜无耻。

人们常常拿和相比。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他更像尼·兰盖，不过兰盖的《民法论》是一部很有天才的著作。

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像历史编纂学家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小资产者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如此，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们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们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说他们同时还像蒲鲁东那样是有才智的人，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学会玩弄自身的矛盾，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把这些矛盾变成出人意料的、大吹大擂的、时而丑恶、时而辉煌的悖论。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像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这样，那种例如使卢梭这样的人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妥协的简单的道德感，也必然消失了。

也许后人在评论法国历史中最近这一阶段时会说，路易·波拿巴是这一阶段的拿破仑，而蒲鲁东是这一阶段的卢梭兼伏尔泰。

这个人刚死不久，您就硬要我来为他盖棺论定，那么这件事就要由您自己负责了。

尊敬您的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1月24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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