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和“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个再评价[1]

向玉竹¹

本文试图再评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直备受争议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EP.汤普森（E.P.Thompson）几年前指出一种趋向，即“老年恩格斯成为替罪羊；如果有人选择指责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恩格斯就会受到指责”²。例如，特瑞尔·卡弗对恩格斯的声明——马克思同意恩格斯在其主要的理论著作《反杜林论》中的观点——提出质疑。卡弗认为：“就是在1885年序言（写于马克思死后）中，恩格斯宣称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这一章在搜集材料方面的帮助。就是在那时，恩格斯声称他‘在该手稿印刷之前’就已经给马克思‘阅读过整部手稿’。我们没有任何别的证据证明这一故事。”³

但是，在马克思去世前的五年里，《反杜林论》在1877到1878年间出版并广受欢迎。正如卡弗自己所说，“马克思几乎不可能错过它”。确实，他本不可能错过它。哈尔·德拉博（Hal Draper）指出，“马克思完全赞同本书为党的出版物”⁴；正如卡弗所坚持认为的，如果马克思的观点与他之前合作者的观点有极大的分歧，那么之后他为什么保持沉默？卡弗提出几个假设：想要保护他们长久的友谊；想要避免给他们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领导角色制造麻烦；“充分利用恩格斯的经济资源”；或者结合这三者，激励马克思，让他“保持安静，不干涉恩格斯的工作；即使它（恩格斯的观点——译者注）同他自己（的观点）相冲突”⁵。

因此，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国际共产主义的创立者，资本主义最大的报复者居然可能会被收买！这种在恩格斯和马克思之间建立一道缝隙的方法是可疑的。然而，在对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的总体评价中，这并非没有代表性。德拉博认为这个评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尤其当它涉及《反杜林论》时。该书“只是几乎系统阐释了由这两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的标准中，真空被创造得越大，空间就越容易被任何一个喜欢描述他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想象的人随心所欲地填补”⁶。

因此，关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⁷，一个远非一篇论文所能解决的问题，显然存在着争议。本文将限定探究这个争议的一方面，即恩格斯对第二国际远离革命马克思主义、走向接受社会主义议会道路的演进关系。对此主题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是卢西奥·科莱蒂（Lucio Colletti）的（伯恩施坦和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1972）。科莱蒂的文章比其他许多给予恩格斯“替罪羊”的评价的文章更具价值。科莱蒂在此形成了一个论点，即恩格斯理论遗产中的弱点使得第二国际为“修正主义”的崛起打开便利之门。这一论点是为了提醒当代马克思主义警惕机械马克思主义的危险。对于机械马克思主义，科莱蒂认为它不是简单地出现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下行中，而是更早地出现在代表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马恩合作的文章中。20年已经过去了，而科莱蒂的分析却仍然被引用、提及并受到赞赏。对于一些人来说，它早已成为在很小领域内的某种经典。

本文将挑战科莱蒂对恩格斯的评估，其认为它在本质上是错误的。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与伯恩施坦的马克思主义完全矛盾，它并不是伯恩施坦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由于东欧的危机粗暴地粉碎了许多新马克思主义的老生常谈，牢牢掌握“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线索对于这个千禧之年的最后十年将至关重要。科莱蒂的分析在抛弃恩格斯的遗产时未能把握那条线索。

科莱蒂的文章介绍了伯恩施坦1968年再刊发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他的核心观点是——同时，诸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第二国际的代表正在向伯恩施坦开战——后者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断裂深深根植于两方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科莱蒂展示了受到许多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支持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断裂理论”是如何基于对《资本论》的误读并且易于被反驳的，这为伯恩施坦建立一个假想的敌人——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崩溃为依据的，以及展示资本主义能够在任何危机中存活下来，之后用渐进主义和议会改革的方式取代革命策略而继续存在留下了空间。科莱蒂表示这忽略了主要的关键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不支持崩溃的必然性，而是支持危机的必然性。竞争一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一危机——之后是破产一集中一利润率上升一新一轮竞争等——的再循环本身，并不会终结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过剩。它们一方面导致不断增长的资本集中，另一方面导致不断增长的劳动力的集中。集体劳动的经历（“生产力”）和财产的私有本性（“生产关系”）之间不断增长的矛盾导致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甚至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性（necessity）。但不是社会主义的必然性（inevitability）。

科莱蒂表明了对马克思的这种误解，有多少是基于一种关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什么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的困惑之上的。从一种单独的、被称作“经济”的领域分离出来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这么一种分离使处于经济核心地位的社会关系神秘化，使同时还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性批判的“经济规律”批判成为可能。马克思并没有止步于斯密和李嘉图所支持的价值规律，而是发展了“拜物教”观念作为他的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价值规律似乎是物与物——商品与商品—之间关系的规律。然而，它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种以资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获取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因而“商品拜物教”这个术语意指对商品之间关系的崇拜。对于马克思来说，“经济学”同时必须是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政治理论。科莱蒂所表明的是，第二国际早已偏离了这种方法，把其理论置于与其所支持的革命策略相左的矛盾之中。其理论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和谐的理论，但是它的策略仍然指望社会革命。伯恩施坦所曾做的是将它的策略同其理论保持一致。⁸

我已详细总结了科莱蒂的论点，因为我觉得就其本身而言，该观点具有洞察力、很重要，也很正确。但是我也认为，在这个争论中，他对恩格斯的角色的评价基于很不可靠的基础。他的论证开始并结束于对恩格斯“政治遗嘱”的分析。他认为，“政治遗嘱”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来源之一，这是其理论“无意识的序言和准备”⁹。在这个关键点上，我认为，科莱蒂错了。

科莱蒂所指的遗嘱是恩格斯于1895年为首次再版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序言。这是恩格斯那年在其去世前最后写的文章之一。¹⁰科莱蒂重建了这个观点，就像1895年3月6日出版这篇序言那样。恩格斯认为，在1848年他和马克思就已认为欧洲社会革命的时机已成熟。他们错了。自此之后的半个世纪，资本主义表现出非凡的活力，工业化覆盖了欧洲一切地方，包括德国。恩格斯说，不仅他们1848年的经济分析错了，他们的革命理论也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到1789和1830年模式的强烈影响”，他们相信革命可能是少数人的革命：尽管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历史上的每一次革命都是这样的，但是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革命只可能是一个涉及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的革命，否则它就什么也不是。“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¹¹从分析将绝大多数人吸引到社会革命中的需要来看，恩格斯以赞许的口吻谈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长期耐心的工作——缓慢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被视作‘党的直接任务””¹²。这项工作面临着两种危险！一个是对像1848年“少数革命”观点的继承，另一个是像1871年巴黎公社那样由一个与本国其他城市相孤立的城市过早夺取权力。参政权，被资产阶级视作一种欺骗工人阶级的工具，必须转变为一种解放的工具，¹³

“必须清楚的是，”科莱蒂说，“这种策略幻想绝不是‘修正主义’。”但是，它反映同样的、以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而著名的“策略观点”。“选举权被认为是一种在短时间内能够给无产阶级以力量的武器；巴黎公社被视作不可再重复的流血牺牲”，¹⁴

科莱蒂的文本充满着类似的免责声明。在概括伯恩施坦议会观点的核心之后，他说：“显然，在他最后的文本中，恩格斯并没有打算说任何类似的话。此外；尽管强调‘政治遗嘱’的重要性，但是伯恩施坦自己承认人们几乎不可能期待恩格斯自己承担‘理论的必要修改’工作”¹⁵。但是不管有没有免责声明，科莱蒂的观点很明确：要找到伯思施坦修正主义的来源，我们必须看到著名叛徒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背后，揭露出他们的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但是，科莱蒂对恩格斯观点的重建合理么？必须指出的第一点是，至少文本是模棱两可的。科莱蒂观点的核心是先前他提出的理解，即对于恩格斯而言，“选举权被认为是一种在短时间内能够给无产阶级以力量的武器”¹⁶。这只是科莱蒂对恩格斯的推理，因为恩格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起过这一点。他确实说选举权是一种武器。但是它的使用并不会导向工人的力量，而是相反，导向工人党的巩固。他的“必然性”不是工人力量借助议会增长的必然性，而是在目前的合法条件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规模增长的必然性。“它的〔党的〕增长过程是自发的，经常不断的，不可遏止的，并且是平稳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¹⁷

恩格斯也详细说明革命绝不是确定无疑的。“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一一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¹⁸当讨论1848年经验时，他把革命拉向未来。1848年之后：“从下面进行革命的时期暂告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从上面进行革命的时期。1851年的向帝制倒退，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意愿还不成熟。但是向帝制倒退本身必定会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意愿成熟起来的条件。”¹⁹

从下面进行革命“暂时"结束了，“那时”无产阶级的意愿尚未成熟，但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正创造着“必定会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意愿成熟起来的条件”。这一切都是意料之中的、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它绝没有预示着伯恩施坦。

当恩格斯审视巴黎公社时，他没有得出结论，认为从下面进行的革命就像策略那样确定无疑。之前发生的普法战争“引起了一次胜利的起义。这再次表明，在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经不可能了。在胜利后，统治权就自然而然地，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²⁰。

工人阶级的统治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巴黎工人错误地屈从于从下面发动的大规模革命的“暴力”，而是因为，“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面，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东派（少数）使公社本身发生分裂，这两派都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彼此进行着无谓的斗争，致使公社精力疲惫”²¹。

这种推理的结论不是要放弃大规模革命的策略，而是要确保这类革命不是只是本国少数人的，以及没有由于分裂的领导关系而放下武器。巴黎公社的教训是，如果这是作为来自崩溃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礼物”，那么少数工人阶级就不能掌握权力。同样，1848年的教训是，“……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²²。教训不是选择超越武装革命之外的议会，而是不要冒险让革命的少数人试图以被动的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的名义草率地掌握权力，而后者唯一的角色是旁观者。革命者必须赢得对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之后粉碎国家。

“旧式的起义……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²³，但是并不完全过时。“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这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²⁴，社会民主党“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身强力壮，容光焕发，简直是一副长生不老的样子”²⁵。但是这里没有暗示将这种“正”运行得很好的“当前任务”作为社会民主的唯一策略，或者工人掌握权力的途径。

事实上，合理阅读文本更易得出如下结论，即恩格斯正在论证的是用合法性和参政权来赢得大多数，作为为了权力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序幕。普遍的选举权“成为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竞选宣传“给了我们独一无二的手段到人民还疏远我们的地方去接触群众”；国会大厦成为“一个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个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²⁶。1848年和1871年的教训是少数人不能建立工人权力。法律和议会在革命的预备阶段赢得工人阶级内部的大多数人时是有用的，但是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必须有进行社会革命的意识和积极性：“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近50年来的历史，已经教会了我们认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已经使敌人陷于绝望。²⁷

科莱蒂的阐释貌似有理。首版文本是含糊不清的。目前我所做的一切，表明恩格斯在该文本中从来没有详细论证过通向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表明存在另一个与科莱蒂相对立的，对该文本看似有理的理解一一恩格斯并不是在反对一种暴动的革命战略，而只是在反对涉及少数人的暴动。他赞同赢得具有阶级意识的大多数人，以达成进行社会革命，并在此基础上推翻现存秩序的目的。

科莱蒂很好地解决了这种“模糊性”问题。他的解释或类似的解释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可以很安全地被称为“霸权”。在许多例子中，马克思学学者大卫·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的例子值得引用。麦克莱伦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以大量引用“遗嘱”、讨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遗产的贡献作结尾。他的评论如下：“这些话被看作恩格斯的‘政治遗嘱’，无疑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应当指出的是，恩格斯曾在当时柏林统治者的压力下，也（极其勉强地）同意删去一些较革命的段落。不过，无论如何可以这样讲：在就马克思的政治学说是否需要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修正而展开的那场大论战中，恩格斯这种颇为矛盾的立场为交战双方都提供了弹药。”²⁸

但是，当我们讨论它——不是第一版，而是原稿——时，该文本的模糊性消失了。首版——科莱蒂分析的这版——被李卜克内西编辑、裁剪过了。（至于为什么麦克莱伦相信恩格斯同意这些裁剪，我们是不清楚的。）尽管恩格斯提出过抗议，但未被剪辑的文字有40年仍未得以出版。如果按照它的原稿发表，那么没有人——无论是伯恩施坦，还是麦克莱伦或科莱蒂——可以声称这个“政治遗嘱”与恩格斯的革命历史是断裂的。

恩格斯对党的领导人的愤怒，正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模糊的编辑版本可以掩护改良主义。1895年4月1日，他写信给卡尔·考茨基：“今天我惊讶地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成了一个温顺平和、无论如何都要守法的人。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对我只字未提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²⁹

这位老人很愤怒。两天后，他执笔写信给在巴黎的保尔·拉法格：“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对使用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而且还有。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³⁰

李卜克内西的“诡计”直到1930年才被证实。因此，20世纪头30年或许存在一些误解的空间。但是，当科莱蒂（和麦克莱伦）写作时，恩格斯的“遗嘱”的真正版本以及恩格斯那些公开指责诋毁他文章的充满抱怨的信件都被公开了。但是科莱蒂无意指向或者是恩格斯未被编辑的文章，或者是恩格斯在文章中实际论证的观点。如果这么做的话将驳倒科莱蒂整个论证的核心论点，即这个“遗嘱”是修正主义疾病的起源。

让我们来讨论李卜克内希所发现的如此令人讨厌的主要内容。第一次发生在恩格斯根据1848年的经验对巷战作为一种策略的评估中。他认为单独的巷战不可能贏得革命，但是它们能够动摇军队士气，帮助革命力量分裂军队，是胜利的必要前提。李卜克内西裁剪了接下来的几行：“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这也是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³¹将来的巷战！这使国会议员充满恐惧。社会民主党正周密考虑未来的巷战！恩格斯1848年的教训不是对街垒、暴力等说“绝不”（never），而是推测它们如何才最有效——下一次！在这里，裁剪起到了作用。

就在一页之后，李卜克内西再次用到了他们的刀片。恩格斯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关于应对巷战，资产阶级如何在19世纪90年代比在1848年准备得更好。军队的一切都已发生变化。军队规模更大，广泛的铁路让国内任何地方的快速集中变得更容易，小口径后装弹仓枪已经取代击发式前装滑膛枪，爆炸式榴弹出现了，这可以“摧毁最好的街垒”。但是，变化的不仅仅是军队技术；“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这使在无产阶级领导的起义中难以统一所有反对政权的人民。支持“聚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保守政党”的大批城市基地比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更大。“‘人民’看起来总是分开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像在1848年那样非常起作用的杠杆了。”一部分军人将仍然投到革命的一方，但是猎枪和豪华枪在对抗军队新式武器中几乎没有效用。“最后，”恩格斯继续说：“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疯了。”³²

这里离开一下，这意味着一种反对组织武装起义的基督教式托词。恩格斯并没有在那里停下。本段被李卜克内西的议会剪刀所去除的剩下部分如下：“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1848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经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今后在大规模革命初期将比在大规模革命的发展进程中要少，并且必须要用较多的兵力来进行。而这样多的兵力，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那样，到时候恐怕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³³

多么深刻且富有预言性的方针。这里恩格斯极其清晰地勾画出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事情。当然，当革命力量在工人阶级中已经赢得大多数并得以分裂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时，“巷战”将发挥作用，但不是在这场革命的开始时，而是在其结束时。1917年的二月革命导致双重权力，其初期布尔什维克还是少数工人阶级。在二月和十月之间，他们在俄国主要城市的工人委员会中赢得了多数支持，分裂了军队，并在此基础上发动“巷战”，以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在这段被删节的段落中恩格斯似乎正描画了这一点。布尔什维克的确不知道他们正在做的就是恩格斯在理论中所期待的——恩格斯未被删节的这版文章在1917年仍然尘封于社会民主党的档案中——但是当涉及组织暴动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切实更倾向于“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

恩格斯没有预言伯恩施坦；他预言了列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也预言了葛兰西。在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葛兰西比任何其他人更能发展这个问题。恩格斯的“遗嘱”直接预言了葛兰西对阵地战和机动战的全部分析³⁴。一旦由于文明社会“胶状的”、未发展的性质，前线突击或者机动战立即进入议程，那么现代资本主义要求多年的“阵地战”。恩格斯的“长期坚持不懈的工作”，“耐心的宣传工作”相当于葛兰西的“阵地战”。他们俩都没有放弃使用武力（尽管有些人试图声称葛兰西有这种做法，就像对恩格斯的类似主张一样³⁵）；他们仅仅认为革命党在武装暴力进入议程之前必须参与到多年的准备工作中，以加强自身并赢得大多数席位。这一推理的线索对于李卜克内西和社会民主党其他领导人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恩格斯的“遗嘱”被剔除了。

我们没有审查所有被李卜克内西挑出的部分。他删除了恩格斯文中的如下一段：恩格斯反对不成熟的巷战，以便“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³⁶②，言外之意即尽管暴动策略在目前还没有进入议程，但是它们在未来“决战的那一天”会进入议程。在同一段中，恩格斯重申了他的观点，说道，如果起义不成熟，那么“我们临到紧急关头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战斗就会推迟、拖延并且会造成更大的牺牲”³⁷@。当然，李卜克内西删除了这些话。最后，恩格斯告诫道，这种法则永远有效。恩格斯强调了德国现状，他说：“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也就可以放开手脚，能随意对付你们了。但是它届时究竟会怎样做一一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³⁸④今天资产阶级允许我们合法运行。这很好，我们将使用这种法律巩固我们的党。但是我们并不幻想我们的统治者相信这种“合法阶级斗争”。为了一种新的“反社会主义者的法律”，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当它到来时，我们当然也会秘密地非法经营。当然，我们不会给你战略蓝图。只有傻瓜提前向他的敌人泄密。

科莱蒂绝对正确：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根源深入第二国际正统。但是这些根源之一不是恩格斯的遗嘱。严格审查这些文本清楚地表明，如果有什么，那么这也是伯恩施坦所反对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的一部分。如果真诚地阅读恩格斯的未经审查版遗嘱的话，科莱蒂会将它从他的“修正主义根源”中删除，将李卜克内西增加到作为反对恩格斯、“携带修正主义种子”的正统派的捍卫者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一方。1895年的恩格斯和1874年的恩格斯没有区别。在1874年，他写道：“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³⁹

科莱蒂在他评价恩格斯和伯恩施坦时所选择的方法让他必然陷人问题之中。他对关键文本的批判清晰易懂、令人振奋——有时很精彩——但是它仍只是一个文本批判。它是一次宝贵的练习，以追溯在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的著作中伯恩施坦著作的根源，以及又如何努力把它们扎根在恩格斯的著作中。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要求的不只是这些。理论不能只通过引注其他理论加以验证。它必须通过实践以及实践的历史来加以检验。后一个维度，即物质现实在科莱蒂的论证中完全不存在。

科莱蒂并不是试图在第二国际中确认改良主义根源的第一人。在国际党派屈从于1914年对爱国主义的论证并在一战“屠宰场”上支持他们国家的统治阶级之后，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科莱蒂当时非常崇拜的弗拉基米尔·列宁一也多年痴迷于这个问题。列宁确定了其理论根源，可以肯定的是（在努力把“辩证法”置入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几乎阅读了黑格尔的所有著作），但是他超越了这一点。他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条件、劳动生活、劳动实践以及社会主义运动中寻找它的起源。他正与之斗争的东西被他称作机会主义，其关键代表就是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他把它视作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直接相关。在1915年1月，他写道：“机会主义者的确是敌视社会主义革命的非无产阶级成分。……那些在群众性合法运动兴起时为自己弄到了安逸舒适的职位的合法工会的官员、议员和其他知识分子，以及某些收入优厚的工人、小职员阶层等等，都属于这种社会成分。”⁴⁰

1915年6月，他把机会主义断定为“由议员、新闻记者、工人运动的官吏、享受特权的职员和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所构成的整个社会阶层”⁴¹。1915年8月，他追溯它们的起源：“19世纪末的客观条件……在工人阶级中间造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官僚和贵族阶层”。⁴²1916年1月，他追溯后来阶级合作和机会主义的发展：“1871—1914年这个时期的相对‘和平的’性质滋养了机会主义一一起初是作为一种情绪，后来作为一种思潮，最后作为一个工人官僚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的集团或阶层”⁴³。1916年10月，他明确地解释了工人运动中的阶级妥协，机会主义以这些为基础，即“工人部长、‘工人议员’……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工人代表、工人官吏、狭隘行业工会工人以及职员等等”⁴⁴。这是改良主义的物质基础。“几万个被合法主义腐蚀的领导人、工会官员和特权工人瓦解了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百万大军”⁴⁵。

这里的重点不是列宁的关于“工人贵族”的这一可疑观点.⁴⁶重点是他的方法。他不仅仅主要在思想领域，而且在物质现实的实践领域寻求理论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源。⁴⁷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简要地总结了德国工人运动的组织和经验的这种“物质现实”的非凡影响：“即使他们不能推翻国家，社会主义者也可以建立他们自已的‘国中之国’。其拥有数百万成员，400多万的选民，90份日报，工会及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及歌唱俱乐部，青年组织，妇女组织及数百名全职官员。社会民主党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工人阶级组织……但是几十年来通过法律援助计划和保险计划，干预国营劳动力交换，尤其是选举活动，不可避免地对党员产生了影响：爱尔福特计划的革命性理论似乎留给了国际劳动节和周日下午的演讲，很难与党实际所做的大部分内容联系起来。”⁴⁸

科莱蒂对文本的精彩解释并没有包含这一点。但是，有了它，背离马克思主义背后的许多“神秘”变得更清楚。我们不必歪曲一个老革命者的最后一篇文章以理解他的观点是如何误入歧途的。因为为了把老恩格斯变成伯恩施坦的先驱者，势必对其加以歪曲。然而，伯恩施坦的根源不是恩格斯，而是欧洲（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日常实践的物质现实。科莱蒂把伯恩施坦归根于恩格斯的误解意图的根源是，他未能成功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清楚总结出来的概念，即“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⁴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物质生存条件”，党内成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已经从地下非法性质的活动变为地上合法性质的活动。只有在对物质存在中的这种变化——在伯恩施坦时代中，这与科莱蒂之流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有关联——的分析中我们才能找到修正主义的根源。聚光灯将从老年恩格斯被删减过的文章上移开，聚焦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所应聚焦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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