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 爱琳娜致劳拉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89年7月14日至20日在巴黎佩特雷尔大厅召开，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欧洲和美洲22个国家1
1890年
在这一批信件中，第一次出现弗雷迪·德穆特的名字。杜西写这封信的时候，只知道他是海伦·德穆特心爱的儿子，是恩格斯的私生子。
1890年12月19日于东区巴尔金路141号
亲爱的劳拉：
但愿这封信不会使你感到吃惊。附寄给保尔的信，只是“尽职”而已。现在让我尝尝拉家常的乐趣。屋顶的水槽里积着好儿公分厚的雪，寒风刺骨，我真希望你在我的面前，这样可以跟你痛痛快快地聊聊。我想给你谈谈最近这儿周的事情，这些事情变化曲折，都够得上写史诗了，可惜我没有这个能耐，你走后，我从星期六一直到星期天都呆在将军家，我们“开怀畅饮”到陵晨2点半。我昏昏沉沉困得不行，现在连当时狼吞虎咽地吃了些什么都记不太清楚了。我只记得总的气氛是对令人生畏的彭普斯的一种挑战。简而言之，星期天平静地过去了，但彭普斯很早就退席了，将军开始感到不安。后来事情的发展扣人心弦，从奥地利拍来了电报，路易莎要来。彭普斯为此不断地到恩格斯面前吵吵闹闹。将军鼓足勇气告诉彭普斯，路易莎是应我的2（！）邀请来的，因此必须对她以礼相待，否则要改变原先的遗嘱，另写新的遗嘱。路易莎终于抵达了。你可想象，她累得筋疲力竭，从维也纳旅行到这里，中途没有休息，而且是在几个星期紧张的工作之后，这不是闹着玩的。恩格斯本想当天就要她到彭普斯家去，但我说下午我要来（我们上午见到路易莎），这样才把拜访彭普斯推迟到第二天，他们后来去了。彭普斯光临的那天，大家痛饮香槟酒。自然谁坐上手就成了问题。
开始，尽管路易莎一再推托，宣称她不会也不愿切肉，将军还是再三让她坐在这个位置上，但最后他让步了，还是象通常那样由彭普斯主持。得写一本书才讲得清种种波折，反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有一件事奇特有趣，不能遗漏。将军生日那天，彭普斯比平时醉得更厉害，向路易莎推心置腹地说，她知道应该对路易莎以礼相待，否则她将从遗嘱中被除名”！这番话真使我替路易莎感到难过。倍倍尔和所有其他的人都对路易莎说，到这里来定居是可能应尽的义务。她确实有点委曲。她在维也纳工作得好好的，完全牺牲自己的职业可不简单啊，对一个男子汉，也不会提出比这再高的要求。她还很年轻，刚30岁。把她圈在屋子里，使她失去过更圆满更幸福的生活的一切机会，似乎很不公正。你完全知道她在这儿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甚至我们可怜的尼米都不能外出，除非把彭普斯也带着，才能平安无事。我认为这种状况不会继续下去，不会维持多久。这句话你可不要传出去。当然，我是无能为力的，但我知道这一切的结局将非常令人不愉快。不管怎么样，路易莎的前景不会太妙。象玛丽·德克尔那样的陌生人是会提出条件的，而路易莎却不会。总之，我们插不上手，只能等着瞧。这期间发生过许多笑话和闹剧，将军比任何时候更怕彭普斯——怕她的目光？——对她更加温顺驯服了。彭普斯回家以后，恩格斯在星期日给她送过一、二次食物，把家里的一半食物都送给她，还不算饮料。
弗雷迪无论在哪方面的表现都极好，不管恩格斯对他发脾气有多不公正，他都能谅解。我想我们当中谁都不愿意提起他的过去。每当我见到弗雷迪，我总有一种负罪和不公正的感觉。这个人的生活是多么不幸啊！听他讲述自己的生活，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痛苦，一种耻辱。
除了有关彭普斯的事情以外，没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说的了。我们每天的生活还是老样子，就是说，干很多的活，挣少得可怜的钱。爱德华的剧本《狂妄的人》还在喜剧院上演，他还写了其他有希望获得成功的剧本，令人烦恼的是希望并不等于支票。
我为一份新杂志搞翻译（译文糟得很）。我们俩都编撰戏剧专栏，但已经不为《时代》撰稿了，《时代》出完12月号后就要安息了。今后我们为《廷斯莱杂志》3撰稿。我打字，爱德华写一大堆的东西，有好的，有坏的，也有普普通通的。会议和类似会议的工作占去了我们俩的一切空余时间。实在没有时间思考一下这种生活究竟是有意义还是可恶之极。
美美4的信写得动人极了。请告诉她。等我给她寄新年礼物时再给她写信。说起新年，我害怕即将到来的节庆，可怕极了。唯一使人欣喜的是，亲爱的老恩格斯非常快乐，好象越活越年轻了。
孩子们怎么样？你经常见到他们吗？望近日内能得到你的消息。此时如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我再写信告诉你。
再见吧，我亲爱的老劳拉。
你的 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