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关于参考文献的说明
无论就本书的性质或本书的目的而言，给它附上一个学术性的参考书目都是不适宜的。因此我只限于略做说明，给那些想深入探讨个别问题的读者指出一些主要途径，以便使他们自己能按照这些主要途径容易地找到岔出去的小路。
在有关马克思的大量的、日益增加的文献当中，传记性的作品是比较少的。诚然，短篇的传略一直是有的，但是这些作品一般错误都很多，而且随着这些东西日益频繁地辗转传抄，它们也就变得越来越浅薄无聊。恩格斯第一次使这方面有了一些头绪：他先是在白拉克的《Volkskalender》[《人民历书》]（1878年）上发表了一篇传略[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载《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2页]。继而他又为《Handwörterbuch für Staatswissenschaften》[《政治学辞典》]（耶拿，1892年；第5卷，第1130页以下）写了一篇有关马克思的文章[恩格斯：《亨利希•卡尔•马克思》，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6卷，下卷，第255—261页]，这篇文章虽然十分可靠，却仍不免有个别错误。
在传记作品当中还有一部作品是值得注意的：威•李卜克内西：《Karl Marx zum Gedächtniss.Ein Lebensabriss und Erinnerungen》[《忆马克思。传略与回忆》]（纽伦堡，1896年；载《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7—150页）。该文所叙述的主要限于50年代的事情，但是如果把许多个别不确切的地方抛开的话，它是对这一时期作了出色的描绘的。克拉拉•蔡特金的一个为发表而加以扩充的报告《Karl Marx und sein Lebenswerk》[《卡尔•马克思及其生平事业》]（爱北斐特，1913年；俄译本，莫斯科，1922年），虽然具有另一种形式，却同样以其热情的笔调而著名。这一著作是建立在对题材的确切理解上的，并由于它的附录而把读者一步一步地引人马克思的蕴藏在他的著作中的那个思想世界，从而具有特殊的价值。相反地，约翰•斯巴哥的《Karl Marx ,his life and work》[《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纽约，1910年；俄译本，列宁格勒，1924年）却是一个道地的拼拼凑凑的作品。
马克思传记的主要史料（有关1850年以前的）是四卷的所谓《Nachlassausgabe》[《遗著》]，尽管它早已不是马克思的遗著中的唯一出版物（全名：《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le herausgegeben von F. Mehring》[《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遗著。梅林编》]）（斯图加特，1902年）。这部作品总算安然地度过了几乎十五年；在1913年第2版的引言中对某些细节作了订正。古斯达夫•迈尔关于《Rheinische Zeitung》[《莱茵报》]、关于《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德法年鉴》]以及关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大大地补充了第1卷，而后来被伯恩施坦所发现并被他发表在《Neue Zeit》[《新时代》]（第33卷，上卷，第19页以下）上的拉萨尔给马克思的五封信则补充了第4卷。在这一出版物的引言和注释中，我根据手稿和已出版的资料阐述了许多传记性的材料，因此本书的前几章在一定的程度上只是这些东西的摘录而已。
第二个主要史料（有关1850年到1870年二十年间的）是四卷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全名：《Briefwechsel zwischen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 , 1844 bis 1883 , herausgegeben von A . Bebel und Ed.Bernstein》[《1844年至I883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倍倍尔和伯恩施坦编》]（斯图加特，1913年）。这一宏伟的作品甚至受到敌人的巨大尊敬。在学术著作中对这一著作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的，我想指出：伯恩施坦在《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库》]（第38卷）中的著作；古·迈尔在《Zeitschrift für Politik》[《政治杂志》]（第7卷）中的著作；梅林在《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第5卷）中的著作；海•翁肯在《Preußische Jahrbücher》[《普鲁士年鉴》]（第155卷）中的著作；施穆勒在《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schaft》[《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第39卷）中的文章。
第三个主要的史料（有关1870年到1883年间的）是同左尔格的通信（全名：《Briefe und Auszüge aus Briefen von Ioh.Phil.Becker,Jos.Dietzgen,Friedrich Engels,Karl Marx an F. A.Sorge und andere》[《贝克尔、狄慈根、恩格斯、马克思给左尔格等人的书信和书信摘录》]（斯图加特，1906年）。书信原件和其余的手稿材料都被左尔格交给了规模巨大的纽约公共图书馆。
通信方面的那些篇幅较小的出版物（同库格曼、魏德迈、弗莱里格拉特等人的通信），我在谈到这些人时再加以列举。在这里我只认为有义务怀着真挚的感谢心情提一提在我的全部写作期间卡尔•格律恩堡出版的《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所给予我的支持。这一杂志尽管办得时间不很久，却由于它的主编极其能干而成为一切社会主义研究的中心。
青年时代 使我获得有关马克思的系谱资料的诉讼文件，我是在维也纳的毛特涅尔和巴本海姆二氏的极为完善的图书馆里看到的。再参阅梅林：《Splitter zur Biographie von Karl Marx》[《有关卡尔•马克思传记的零星资料》]，载《新时代》，第29卷，上卷，第4页（附有关博士考试的若干细节材料）。梅林：《Die von Westphalen》[《冯•威斯特华伦一家》]（载《新时代》，第10卷，下卷，第481页）。
黑格尔的弟子 爱琳娜•马克思在《新时代》（第16卷，上卷，第4页）上全文刊载了马克思给双亲的信。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科本：《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seine Widersacher》[《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莱比锡，1840年）；布鲁诺•鲍威尔：《Kritische,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复类福音作者批判史》]（莱比锡，1841年）；卢格：《Briefwechsel und Tagebuchblätter》[《通信和日记》]（柏林，1886年）。《Doktordissertation》[《博士论文》]（载《遗著》，第1卷，第63页；中译本《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Anekdota zur neuesten Philosophie und Publizistik》 [《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苏黎世，1843年）；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的《莱茵报》全份保存在柏林王室图书馆。古·迈尔的《Die Anfänge des politischen Radicalismus im vormärzlichen preußen》[《三月革命前普鲁士政治激进主义的开始》]（载《政治杂志》，第6卷）提供了从档案中搜集来的有关这一报纸的历史的文献资料以及有关青年黑格尔派在政治方面的演变情况的丰富资料。伯恩施坦于1902年在他的《Dokumente des Sozialismus》[《社会主义文献》]上发表的、马克思给卢格的八封信对于阐明报纸的内部危机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在这一报纸上发表的最重要论文现在巳收入《遗著》，第1卷，第171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35页以下）。再参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Briefwechsel und Nachlass》[《通信与遗著》]（海得尔堡，1874年）。
流寓巴黎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德法年鉴》]。这唯一的一部包括头两期的双期合刊号是1844年3月在巴黎出版的。作为引言的通信，还有发表在那里的马克思的两篇论文和恩格斯的两篇论文现在被编入了《遗著》的第1卷，第360页（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407—418 、419—451 、452—467 、596—625 、626—655页）。古•迈尔的《Der Untergang der und des Pariser < Vorwärts!>》[《<德法年鉴>和巴黎的<前进报>的消亡》]（载《Grünbergs Archiv》[《格律恩堡文库》]，第3卷）提供了有关该杂志的历史的档案材料；卢格：《Aus früherer Zeit》[《回忆录》]（柏林，1886年）。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理论中属于自己的精神财产的那个东西，见于1852年3月5日他写给魏德迈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卷，第452页]。参阅梅林：《Neue Beiträge zur Biographie von Marx und Engels》[《有关马克思恩格斯传记的新资料》]（载《新时代》，第25卷，下卷，第163页）。再参阅普列汉诺夫：《Über die Anfänge der Lehre vom Klassenkampf》[《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载《新时代》，第21卷，上卷，第275页；中译文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卷，第512—570页）和罗特施坦：《Verkünder des Klassenkampfes vor Marx》[《马克思以前阶级斗争的宣告者》（载《新时代》，第26卷，上卷，第836页）。有一整份《前进报》现存维也纳市立图书馆；马克思在这一报纸上发表的唯一的一篇论文收入《遗著》，第2卷，第41页。
※ ※ ※ 在这里就考茨基和梁赞诺夫极力要扼杀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本书的企图讲几句话，看来是合适的。
※ ※ ※ 最后十年 拉法格：《Persönliche Erinnerungen an Karl Marx》[《忆马克思》]（载《新时代》，第9卷，上卷，第10页；载《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86页）。马克思：《Programmbrief》[《关于纲领的信》]（载《新时代》，第9卷，上卷，第561页；参阅《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卷，第11—47页）。在倍倍尔的《自传》（第2卷，第318页）上可以看到恩格斯的一封同样的信。斯切克洛夫：《Die bak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nach dem Haager Kongress》[《海牙代表大会后巴枯宁派的国际》]（载《新时代》，增刊第18 号）。马克思关于东方战争的意见参阅同左尔格的通信（第156页）和李卜克内西的《Zur orientalischen Frage》[《关于东方问题》]（莱比锡，1878年）一书的附录。关于反社会主义者法实施最初几年间的争论，参阅同左尔格的通信和倍倍尔的《自传》。马克思夫人的最后一封信，参阅同左尔格的通信（第151页）。关于马克思最后的生病、去世和安葬，参阅恩格斯同左尔格的通信（第186页）和苏黎世的《Sozialdemokrat》 [《社会民主党人》（周刊）]( 1883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