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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夫·密利本德

作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拉尔夫·密里本德

作者：Ralph Miliband,Socialist Intellectual,1924-1994 列奥·潘尼奇（Leo Panitch）

拉尔夫·密利本德
作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拉尔夫·密里本德 Ralph Miliband,Socialist Intellectual,1924-1994 (1995) 1 2 从布鲁塞尔到海格特：一个年轻人的个人朝圣 3 　　我的父亲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但肯定是左派，虽然是以一种游离的方式。「一战」刚刚结束后的一个短暂时期里，他曾是华沙的波兰社会党的积极分子。我家的政治氛围是通常而宽松的左派：无法想象犹太人，我们这种犹太人，一个犹太出身的工匠，个体经营的，贫穷的，说意第绪语的，没有被同化的，没有宗教信仰的工匠，竟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是非教条的。右派大多反犹，左派很少或者根本就不反犹──毕竟布鲁姆是法国总理。 　　我独自来到海格特公墓马克思墓前进行个人朝圣，那时埋葬马克思的地方依然简朴，有一块不大的石碑，而不是现在的巨大纪念碑，显然，这个地方现在已经被斯大林主义玷污了。那是一个非常炎热的下午。公墓彻底荒芜了，天空蔚蓝，艳阳高照。我记得我站在墓地前，握紧拳头，暗自发誓我将忠于工人事业。我想不起来确切的模式，但是我对其中的要点确信无疑；我认为自己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或是共产主义者──确切的标签没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在自己在行动中有多忠实地遵守了誓言：我确信我应该做得更多，而且永无止境。但是，从那一天起，我从没有放弃这个信念：这是正义的事业，我属于它。 　　另一方面，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我无意成为一名工人。在这里，我已经接受了的母亲的期望，她相信我可以在体力劳动之外往更高处发展……当秋天伦敦遭到轰炸的时候，我们（即拉尔夫和他的父亲──作者注）开始工作，即从炸毁的房屋里搬家具，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虽然我们５～６个搬运工的头头和卡车驾驶员（除了我们之外所有的英国人）相信起码可以做得更容易，在午饭后，车停在奇斯威克的高街后，我们去电影院，汉默史密斯的高蒙或康莫的下午场电影，或以其它方式打发时间，比如去英国皇家植物园转转。不过，我们工作起来还是很辛苦的；当然，我们也发现了中产阶级的吝啬、势利和友好；我还在这些特定的非熟练工人阶级身上看到了那种友善、狡猾和冷漠的奇妙混合，对主人，他们装作顺从，实则鄙视。 4 政治学教师 56 78 　　急躁、愤怒、生气、害怕、蔑视，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显得完全不可理解，不管如何，这些人至少被认为是有兴趣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和理解的。在不同的传统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管理者和教师不理解他们的造反学生关心什么，也不打算去真正地了解。他们沉迷于成见之中，这些成见和学生有时形成的成见一样粗鄙。 910 11 12 　　每个人都热衷于讨论和对话。但是真正的讨论、对话和质疑──没有阻隔的和不论资排辈的──并不容易；这样的对话排斥专制的灌输，威胁着或者折磨着每一个权威人物……在教学上要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当然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上我们要比学生了解得更多。但是我们是否总是知道得更好这一点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如果「更好」意味着我们对政治系统的动态有更深刻的洞察力或者是对警察行为有更深刻的洞察力，那么我能想象得到老师们不会比他们的学生了解得更好，甚至是十分糟糕。13 　　那时候我已经拿到了硕士学位，尽管我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来到卡尔顿的，但是我还是想寻找另外一个立场。没有一场斗争，我是不会放弃我的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政治立场的──我把斗争带到了拉尔夫·密里本德的课堂……不管怎样，我记得我用加尔布雷斯所谓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等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在适应政治的过程中集中的观点。我记得课堂上很多人跳起来反对我（我确信他们是冲着我来的），让密里本德忽略我的问题而去对待更重要的问题。但是他很快使他们安静下来，响应说，加尔布雷斯的观点是重要的，必须理性地讨论它。然后他进一步指出值得考虑的细节……他给予我的期望值深深震憾了我，我想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每一个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工作的人不必牺性精神的严谨或道德操守。（你必须理解，我是在一个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一切都充满敌意的环境中长大的，那个环境比北美的通常情况还要敌视马克思主义。） 新左派时期的政治著作 1415 16 　　工党仍是「工人阶级政党」，在这个意义上，目前没有别的重要的政党取代它。当然这一直是英国社会主义的根本难题，这不是一个好像马上就能解决的难题。首要的步骤是现实主义地看待工党，能够期望它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这种观点的依据只是在于，社会主义者可以开始讨论所有任务中最重要的任务，即创立英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17 18 　　目前的问题不是某一个政党和政治上的联合，而是在社会主义教育方面全面而持久的努力，无论是在工人运动中或者是在可能适合的工人运动之外，社会主义者要跨越存在的界限，从传统的模式中解放出来，要耐心地和灵活地贯彻执行。这种努力不是要取代具体斗争中的直接参与，而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素。19 20 21 22 23 　　新修正主义一贯低估了甚至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属于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的社会变革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事业，不仅因为工人阶级可能不支持它，而且因为统治阶级反对它，即使工人阶级踊跃地支持它，也将是艰巨的事业。「统治阶级」不是一个口头数字：它意味着非常真实的和强大的权力集中，与资本和资本主义国家有着紧密的联系，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合二为一，武装起来的重要资源，连同它的广泛的同盟，决定用它们来完全阻止对这种权力的实质性挑战。在我看来修正主义没有足够认真地对待这种权力：在对它的性质、意义和含义的分析和实际认知上大部分相关文本太简单。 　　组织化劳动斗争的首要性源自这一事实：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其它的群体、运动或力量，不能够构成对业已存在的权力和特权的实际的和巨大的挑战……这绝不是说妇女运动、黑人运动、和平运动、生态主义者运动或者其它运动不重要，或者没有作用，或者放弃它们的分散的认同。绝不是如此。这只是说……像有人经常说的那样，如果组织化的工人阶级拒绝做这项工作，那么这项工作将不会完成；作为一个充满冲突的、逐渐增长的极权主义和残酷的社会系统的资本主义社会将继续发展下去，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资本主义毒化了这个系统：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无法得到人道和理性的利用。 　　统治阶级和它的同盟的权力能够被克服：但是这种克服要求一个有效的国家。这么说不是国家主义、精英主义、非民主和男性沙文主义（「国家是男性的」，或者没有意识到分类的危险。但是这样可以避免这些危险，即低估和否定国家的作用，而且试图在「双重权力」系统中把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合并在一起，在权力的民主实践和生产过程中的最大限度的自我管理以及生活的每一部分中这种双重权力把大众力量、政党、工会、工人委员会、地方政府、妇女团体、黑人议员等每一种积极力量都囊括在一起。但是国家在整个进程中必须发挥重要的作用……不仅要包容而且要征服社会主义运动的抵抗，还要履行许多不同的职能，包括在「大众权力」名义下对不同的和可能冲突的力量进行裁决……国家和它的不同的地方机构要能够对政治、市民和社会权力提供最终保护；国家将为反对各种性别主义、种族主义、歧视以及即使当资本主义被超越之后也将是常见的权力滥用等现象提供最终的援助。 2425 2627 　　必然地或者有选择地依靠压制所有的对立面和窒息所有公民自由的体制从政治的意义上来说一定会表现出从资产阶级民主灾难性地倒退，无论它们可能取得多少经济和社会成就……构成资产阶级民主的公民自由，尽管不充分，是长达数世纪的不懈的大众斗争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任务是捍卫这些自由并且通过消解它们之间的阶级界限使它们尽可能地扩大。28 29 　　在依靠工薪收入阶级去创造一种能够消除其阶级分化的「阶级意识」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太乐观了。显然，这么做过于低估了阶级分化的力量。也没有考虑所谓的认识论维度，即容易把社会疾病归结于犹太人、黑人、移民、其它种族或宗教团体，而不是社会系统以及那些具有同样民族、种族或宗教信仰背景的操纵社会系统的人。为了获得这种阶级意织就需要一种大多数工人阶级（及更高的阶级）以及实现的那种智力飞跃，但是其他人却受制于强烈的困惑而做不到这一点……阶级地位生成了比马克思主义所假定的更加复杂和更难以捉摸的阶级意识。因为它既可能通向进步立场，也可能通向反动立场…… 　　长期来看，有效地制服基于人种和民族的种族主义，使它成为没有大危害的小麻烦，这种希望只有在如下社会形成后才可能实现：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享有安全的物质存在，其基本的公民权和政治自由得到了保障，合作和友谊是真正存在的而不再是社会组织的修辞原则。共产主义体制没有创造出这些条件；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也未能创造出来……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秩序现在还很遥远：但是，如果认为这种替代选择纯属幻想，并不存在需要为之奋斗的目标，则是对保守主义目前所鼓吹的不存在任何资本主义替代选择的各种主张的无条件投降……对于左派来说，各种形式的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不仅是自身的绝对义务，也是为一种根本不同的社会秩序而斗争的内在组成部分。 　　就我来说，我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实现它需要很多代人的奋斗，并且永远不会完全「达成」。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致力于努力达成其设定的目标的过程。30 　　往往有一个普遍的假定，即知识分子和学者总是思考、写作和教学，没有时间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当他们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强迫他们接受他们最新的思想。对于拉尔夫来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从来没有听他说「现在不，我太忙了」……他可能面对最后的期限，但是我们的需要超越了其他的一切……在我们幼年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个神奇的讲故事的人。我们往往笑话他错过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销售机会，即没有把他经常讲给我们的关于「嘘嘘」和「嘻嘻」的历险故事，以及约克郡荒原上的两只羊的故事等等印成书──至少人们不会想到它们出自一个社会主义学者之手。拉尔夫喜欢我们的政治观点并且热情鼓励。的确，我记得在一个１２岁小孩在和感到相当惊讶的应邀到家里吃饭的朋友或学者辩论时，他不止一次地跳出来支持那个陷入困境的小孩……因为拉尔夫希望我们的观点是坚定的。 （刘力永译　张亮　校） 注释：

  1. 密里本德的《危机时代的政治教学》是其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７日就任利兹大学政治系主任的就职演讲（Ralph Miliband, ‘Teaching Politics in an Age of Crisis’,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Review, Volume 18, [1975], p. 145）。 ↩︎

  2. 密里本德论米尔斯的文章第一次出现在１９６２年的《新左派评论》和《每月评论》上（Ralph Miliband, ‘C. Wright Mills’, G. William Domhoff and Hyt B. Ballard, ed., C. Wright Mills and the Power Elit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p.3）。 ↩︎

  3. 参见名为「政治自传：第一手稿」的笔记，标注的时间是１９８３年４月７日和５月２２日。 ↩︎

  4. Ralph Miliband, ‘Harold Laski: An Exemplary Public Intellectual’, New Left Review 200, July-August 1993, p.175. ↩︎

  5. Ralph Miliband, ‘Teaching Politics in an Age of Crisis’,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Review, Volume 18, 1975, pp. 129-130. ↩︎

  6. Ibid., pp. 136-137. ↩︎

  7. Ibid., pp.139-140. ↩︎

  8. 拉尔夫在这种语境中特别喜欢讲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家罗宾斯爵士的那个有名的故事，当时后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院长。在反驳一群质问他的学生时，罗宾斯声称学生们「在俄国不会过得更好」。对于密里本德来说，这个评论证明了「激进者并没有特别认识到，俄国并不是一个模式，而是一个反模式，是一个社会主义不是什么的重要例子。」（Ibid., p.145） ↩︎

  9. Ralph Miliband, ‘C. Wright Mills’, G. William Domhoff and Hyt B. Ballard, ed., C. Wright Mills and the Power Elite, p.7. ↩︎

  10. Robin Blackburn, ‘Ralph Miliband, 1924 - 1994’, New Left Review 206, July-August 1994, p. 15. ↩︎

  11. Ralph Miliband, ‘Teaching Politics in an Age of Crisis’,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Review, Volume 18, 1975, p. 145. ↩︎

  12. Ralph Miliband, ‘C. Wright Mills’, G. William Domhoff and Hyt B. Ballard, ed., C. Wright Mills and the Power Elite, p. 3. ↩︎

  13. Ralph Miliband, ‘Teaching Politics in an Age of Crisis’,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Review, Volume 18, 1975, pp. 140-141. ↩︎

  14. 参见林春近期的出色研究《英国新左派》（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5. Ralph Miliband, ‘Thirty Years of The Socialist Register’, John Saville, ‘Edward Thompso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1956’,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94; cf. 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esp. pp. 10-16 and 6. ↩︎

  16. 林春的英国新左派研究强调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和民族文化的激进化的领导上作用」，但是她明确地指出「和老左派相比较，新左派主要的失败在于它缺少组织化力量，因为除了一两个杰出人物之外，新左派没有表现出任何能够创造出取代僵死的左翼组织的趋势」。在文章中，她甚至争论说：「密里本德是孤独的，他认为放弃旧的左派政党不得不提出一个大的问题，即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现存的或者即将创造的什么组织可能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但新左派并没有切实地理解这种对一个新组织的需要，他们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在规划、组织以及理论术语方面替代它的是什么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观点。」（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pp. xvi-xvii and fn. 8.） ↩︎

  17. Ralph Miliband, ‘The Labour Government and Beyond’,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66, p. 24. ↩︎

  18. Ralph Miliband, Parliamentary Socialism, London: Merlin, 1965, pp. 344-349; Ralph Miliband, ‘Party Democracy and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Political Studies, Vol. VI, 1958, p. 1704. ↩︎

  19. Ralph Miliband, ‘The Labour Government and Beyond’,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66, p. 25. ↩︎

  20. Ralph Miliband, ‘Thirty Years of The Socialist Register’,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94, p. 6. ↩︎

  21. Ralph Miliband, ‘Moving O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76, p. 128. ↩︎

  22. R. Miliband, ‘State Power and Class Interests’, Class Power & State Power: Political Essays, London: Verso, 1983; ‘State Power and Capitalist Democracy’, S. Resnick & R. Wolff, ed., Rethinking Marxism: Essays for Harry Magdoff and Paul Sweezy, New York: Automedia, 1985. ↩︎

  23. Ralph Miliband, ‘The New Revisionism in Britain’, New Left Review 150, March-April 1985, p. 8, p. 13, pp. 15-16. ↩︎

  24. Ralph Miliband, ‘Moving On’,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76, p. 128. ↩︎

  25. Ralph Miliband, ‘The New Revisionism in Britain’, New Left Review 150, March-April 1985, p. 16. ↩︎

  26. The Guardian, August 8, 1985. ↩︎

  27. 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p. 179, fn.78. ↩︎

  28. Ralph Miliband, Marxism an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89-190. ↩︎

  29. 这篇演讲（《种族和民族主义：从左派的观点来看》）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A View from the Left’ ，Socialist Alternatives, Vol. 3, No. 1, 1994, pp. 1-15）。 ↩︎

  30. Ralph Miliband, Socialism for a Sceptical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