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共及其政权的性质

作者：政治革命，还是民主改良？[1] 彭述之

彭述之

关于中共及其政权的性质政治革命，还是民主改良？^[1] （一九六○年四月廿六日）　　「我们的运动曾一同认定：在各国共产党内部的严重分裂下，群众将会超越了斯大林主义的头的。南斯拉夫和中国的例子已经证明：在某种例外的情形下，一切共产党都会修改其政治的路线，越过了克里姆林宫的目标，领导群众走上夺取政权的。在此一条件下，这些党，将不复是典型的斯大林主义党了。」（见「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论题中，那些应该修订，那些应该保持。」——发表于「国际资料公报」第五页，着重点系我所加。）　　格尔曼在上面表示的这个意见，乃是迎合当时巴布洛开始对斯大林主义的修正立场的一种「理论上」的辩护¹ 　　「首先，自从中共于一九二八年自城市撤向乡村以来，即已建立了一个相当巩固的政权和军队（农民军队）。二十年来，该党利用着这一政权和军队，控制着农民群众（如我们所知，农民的落后和分散，是最容易受控制的），因而形成了一个顽强而执拗的官僚制度（尤其在它对待群众的态度上）。甚至在国民党地区内对待工人和学生们，也以一种命令主义和欺骗的方法去替代说服。……」　　我的结论是：「中共过去所经历的极重要的转变，都是违反群众意志，由于克里姆林宫的压力所造成的。甚至目前走上夺取政权的『转变』，也不是违背克里姆林宫的意志而同群众压力让步的产物，相反，倒是征得了克里姆林宫的完全同意后，在蒋介石的致命压力下所造成的。」（同上第十九页）正由于中共对蒋介石的妥协政策完全遭到后者的拒绝，并在他的致命的进攻压迫之下，为了自保，并得到斯大林的同意，它才不得不进而反攻而走上夺取政权的斗争。所以中共并不因此脱离了斯大林主义而「终止其为斯大林主义的党」。我这个意见，无论是格尔曼或巴布洛，或其它任何人，都不曾加以反驳。这证明它本身是站得住的。 ² 　　「我们常把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兴起，及其结晶成为一个特殊阶层，归因于特殊的历史时机。根本上说，这一制度的兴起，乃是由于世界情势，及其内部各种因素和各种势力之特殊的互相结合而形成的。此处只须提到这个国家的经济落后性，及其在敌视的资本主义世界中之孤立的情势就够了。」（同上）　　是的，在苏联「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兴起，及其结晶为一个特权阶层，系因特殊的历史时机所致。根本上说，乃是由于……这个国家的经济落后性，及其在敌视的资本主义世界中之孤立的情势。」但史和梁根据「中国第三次革命」系在显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而展开，（同上第二十三页）以此来证明中国不可能有「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兴起及其结晶成为特权阶层，」这却完全是错误的。因为他在这里所作出的「相似点」和「对照处」是很机械的，如根据辩证法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几个基本点：一，既然认定俄国的「经济落后性」是「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兴起，及其结晶为特权阶层」之最基本的客观原因，则中国的「经济」比之俄国更为「落后」，这是史和梁也承认的。例如他们说：「新中国的起步点，在经济落后的程度上，较诸当时年青的苏维埃联邦，更为厉害」；「官僚主义的诞生，乃是由于必须分配一种贫乏的国民财富而引起的。革命中诞生的社会愈贫穷，则其官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愈危险。」（同上第二十七页）这便等于说，中国比之俄国在客观上更容易形成和发展「斯大林主义官僚，及其结晶成的特权阶层」了。　　一、「承认官僚倾向的存在，完全不能说明北京政权的特性，属于我们所了解的特权阶层的统治。那就是说：一个业已硬化的寄生性社会结构，站在人民的头上，消耗了或民收入中超额的一部份，而不顾群众的意志，仅知保护自己的权力和特权的一种统治，目前并无此一认定的证明；也没有办法足以证明：为保护此一等级制度所必需的无所不在的警察制度业已存在。」 ³ 　　史和梁在上面所提出的否认中国有特权阶层存在的「论据」及其所征引的「事实」，是特别重要的，因而值得特别加以检讨。因为假使他们的论据是正确的，窦森和科拉克所观察的事实是可靠的，那末中国使与苏联完全不同，根本没有特权官僚阶层的存在，有的仅是为工农群众的利益和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服务的清廉的官吏而已。事实果真如此吗？这里让我们尽可能从周鲸文关于这方面的报导中引证一些最具体的事实来与窦森和科拉克的观察来对照一下吧。周鲸文是与中共合作的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又是人民政府的政治和法制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和彭真任正副主席，其任务代表。他参加中共约政权达八年之久（一九四九——五六年）。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他离开了中国大陆（据说是得到毛泽东的允许）到香港，写了一本「风暴十年」的大书（近六百页），底下便是该书对中共统治下的官僚的特权享受的描述：　　「共产党自诩说，共产党人的品质是高贵的。斯大林且说共产党是特种材料制成的。就我个人来说，在我未看过他们的生活和行为时，在我脑里，也曾有过一个时期，以为革命政党的成员一定是『先天下之忧而里，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虽不同意他们的思想和方法，但我对他们有几分敬重之心。最近八年来与他们相处，得以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我这点敬重之心也烟消云散了。」（「风暴十年」一一二页）　　中共这个特权阶层如此地奢侈享受，其费用的来源是怎样规定的呢？周鲸文告诉我们说：「虽然近几年来，一概改为薪金制，但薪金之外，在公费下并不妨碍共产党人的予取予求。」（同上书三○○页）所谓「公费」就是由「国库开支」。「就名正言顺从国库开支项下来说，毛泽东、周恩来等高级人物的生活享受是要甚么有甚么，不必来讲。其它受有一定限制的特权阶级份子，他们是党员当然又是官员，党员公费是由自库开支，所以提到他们的开支不必分甚么公私。中上级的官员享有官房、专车、仆从；出门不论为公为私都是公费开支，到甚么地方，车船都是一等的。中下级待遇的程度就差些，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一切开销都是公费。就以一个解放军的团长来说，他有足够的薪金，有官房，有无线电收音机，有汽车可用。出门，旅费实报实销，车船旅馆都是一等的。有病住国家医院也是二等病房以上。（同上书三○五一一三○六页）　　「共产党这个政权，是历史上空前的庞大机构，有千多万党员，二、三百万军队，二千多万机关人员，……。这个寄生阶层由顶上层的穷奢极侈，到下层的吸精髓喝血，这种超生活所必须的物质基础，就是这个无拘无束的经济制度使然。」（同上书三○六页）　　周鲸文在上面对中共特权阶层的奢侈生活享受的描述，在中共官方的报刊上亦间或有所透露。例如当中共中央打击某些不同意见的干部官员时，常常指责他们生活如何奢侈享受和浪费等。尤其在一九五七年鸣放高潮中（四月——六月），各方面指出中共官僚享受特权和生活奢侈的无数事实，（这些事实的一部份曾披露于人民日报，特别是大公报和光明日报。）这便从另一方面证明周鲸文在上面的叙述是可靠的。周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他自称社会主义者，赞成大产业国有化，但他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其基本政策，同时他认定中共是代表马列主义的党。所以当他在理论上批评中共的政策时常常是错误的和反动的。但当他用事实来暴露中共的专横和特权享受，以及描述工农群众生活的低下和痛苦时，却是有根据的。因为他不仅参加了中共的政权达八年之久，而且由于他的参加政权的资格，得以与中共上中层官僚的生活接近，并几次被派至各地，特别是农村访问和调查，因而所传到的资料是第一手的。　　「共产党利用镇压机器控制人民最普遍而深入的为警察机关。毛泽东的打手——特务头子罗瑞卿是公安部长（罗现任参谋总长）。这个系统的爪牙被派到各省、各巿、各县和各区去领导镇压工作……共产党的警犭是有高度能力的。他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围绕着人民，人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管制和监视之中。」（「风暴十年」九八页）　　周鲸文上面所描述的「警察制度」，我们本可以举出讦宁具体的例子来证明它的真实性，但由于篇幅有限，我这里仅举为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所亲身经历的两个事实：　　「据窦森说：这个机构（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彭注）后来为人民代表大会替代了。……到一九五三年时，原先联合阵线的最高机构，已由乡村、城巿里弄以及其它选举单位选举人的投票选举所替代，……产生了一个由民主集中制选出的政府。依照这个制度，先由低级选举团体选出高一级的选举代表；再出高一级的选举代表，选出其直接的上级代表。」　　史和梁仅仅根据窦森对北京人民会议的简单报导，丝毫没有注意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选举所必须的条件和具体办法，即行断定「这个选举同布尔塞维克革命时代的全俄苏维埃大会的选举极相类似」，这比之他们一听到公社有「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即行断定「此等公社是自治团体」更为轻率荒唐。我在批评他们对公社的「选出的委员会」的错误判断时曾经指出：　　「为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必须具备某些特定的条件：工农群众必须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信仰等的充分自由；其次，选举时各级都实施秘密投票；最后，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乃是保证一切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合法存在。可是今天的中国，也同东欧各国一样，此等条件是并不存在的。（见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生活」二十一卷第一期二十二页。）　　中国今天不但没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所必须的条件，而且在极度严密的警察制度控制之下，人民会议和公社一样，绝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的选举。可能实行的只是「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普选权利之幻象」，（见「过渡纲领」）那就是，所有的人民会议或公社委员会在进行选举时，都由中共指定候选人名单交给各选区或选举单位的群众或代表们去投票或画圈而已。这在中国大陆上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现在我们仍旧让周鲸文来作见证。他是亲身参加过一九五三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特别是参加了北京地区人民会议的选举的。底下便是他对于各级人民会议的选举及其产生行政机关的描述：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单是由中共一手包办。各级政府的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也是由中共包办。这是说，在乡人民大会，出席的人由共产党指定，大会选出的乡行政人员也是由共产党挑选出来的，指定的。所谓选举是共产党指定的人们，让群众或代表举手或投票表示赞成。在县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或县政府委员会，以至省级和中央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委员会统统是如此作法。」　　从周鲸文上面所描述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府行政委员会的选出，便充分证明：窦森报告的「一个由民主集中制选出的政府」是完全虚伪的了。实际上正是托洛茨基所说的：「希特勒和戈培尔式的普选权利之幻象」。我已经说过：「中国的人民议会是仿照东欧各国的人民议会一个公式的；而东欧各国的人民议会，则是斯大林式的社团。」（见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生活」二十一卷第一期二十二页。）史和梁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同布尔塞维克革命时代全俄苏维埃大会的选举极相类似」，便无异于说：「斯大林式社团的选举，是与布尔塞维克革命时代全俄苏维埃大会的选举极相类似的」。　　「接着（指朝鲜战争发生后——彭注）中共领袖们遂提出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凡属前此曾受政府鼓励、在政府控制下而图发展的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现在都须受严格的限制而逐渐变化，以期逐渐废除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一九五二年末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今天，工业化问题已成为主要的目标了。」　　断定中共所领导的中国第三次革命「是不断革命或持续革命的理论之明显的肯定」，这是一个最高的评价。这差不多等于说，中国第三次革命同俄国十月革命一样，是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革命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一个典范。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于中共约政策除了无条件的支持外，再不能有所批评了。但史和梁在上面所指出的「事实」与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是不相符的。因为他们所注意到的只是属于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范畴，完全忽视了构成不断革命论的含有决定意义的政治因素。而且即以他们所指出的经济改造一一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来说，当中共实施这种改造时带有很大的冒险主义。这正是违反了不断革命论的产物。　　「为着清除围绕于不断革命论所造成的混乱，必须解剖包括在这个理论中的三个思想：「第一，包活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实际上，这就是这个理论的历史起源…… 　　托洛茨基在一九○五年复活起来的这个「不断革命论的中心思想」是完全被十月革命所证实了的。那就是：布尔塞维克党乘着二月革命以来的民主革命潮流，依靠无产阶级，并通过它领导农民（穿军服的农民）举行暴动，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它宣布土地归农民和国内民族自决（这是当时俄国的民主任务）之后，随即将社会主义的任务，没收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放进了议事日程。这正是从民主革命不断地发展至社会主义革命的典型。　　「社会主义的国际性构成不断革命论的第三基点。这是从现代经济状况和人类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国际主义不是抽象的原则，而只是世界经济、生产力的世界发展与阶级斗争的世界规模之理论和政治的反映。社会主义固然开始于民族地盘之上，它不能在这个地盘上完结。纵令像苏联所指示的是比较长久的，但终究是临时性的统治。然而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内外的矛盾必然与其进步性同时增长，如果老是孤立下去；则最后，无产阶级的国家将成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这种危机的唯一出路只有依靠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从这观点出发，民族的革命不是自足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锁炼中的一环。国际革命虽然有临时的高潮和退潮，其本身仍是不断的进程。」（着重点为我所加——彭注）　　正由于「社会主义的国际性」的决定意义，所以列宁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后即宣布这个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序幕」，他在一九一八年三月甚至说：「我们的落后曾推使我们前进，但若我们不能支持到别些国家中暴动工人们之有力的支持，我们将会死亡。」所以那时布尔塞维克党的第七次大会的决议案说：「大会认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已在俄国赢得胜利，只有把这个革命转变成国际工人的革命，才能使革命的巩固，获得最可靠的保证。」（上引文见托着「俄国革命史」英文本第三卷三九五页）　　「以工业化和集体化之尽可能快速的步伐，来援助经济独立之迅速的成功——这便是过去两年内民族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中所曾发生的变化。全部蜗步爬行的路线，已为冒险主义所代替了，但两者的理论基础都是一样的：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的观念。」（英文版「不断革命」第十三页）　　中共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过去两年内（一九五三——五五年）经过一番「爬行」之后，于一九五五年来了一个转变。在这个转变中提出了农业集体化的纲领；差不多同时又宣布一切私人资本的产业转为「公私合营」。这是在互助组的农民迅速同两极分化和私人资本的企业妨碍计划经济的压力之下所促成的。这个「转变」当然是一个大进步，是多少适合于革命不断发展的规律的。但当中共施行集体化时，不是征取农民的同意，而是以行政的命令强迫他们加入生产合作社，因而不到一年全体农民都被迫集体化了；另一方面，在「公私合营」的名义之下，既保留私人资本家的财产权，拿取「定息」，并让资本家继续参加管理生产，而同时又鞭策工人加速生产，以便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此种加速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推行，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口号之下，差不多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如「全民大炼钢」（即土高炉炼钢运动）和公社化运动便是最具体的表现，这正是「全部蜗步爬行的路线已为冒险主义所替代了。但两者的理论基础都是一样的：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的观念」。根据「民族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观念」来加速工业化和集体化，不但不是「不断革命理论之明显的肯定」，而且恰是这一「理论」的反面。　　「工业化是整个崭新文化的动力，也只有凭借这一动力，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才是可想象的。在目前苏维埃联邦的社会条件之下，工业化的意义，首先就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之社会基础的加强。与此同时，工业化运动，也为农业的集体化运动创造了物质上和技术上的前提。两者的步调是互相依存的。只有在新社会的创造过程中，能以最优良的方法保护这个新社会免于外来的危险，同时又能为改善劳苦大众的物质生活创造丰富的源泉，工业化和集体化之最高度的进展，才能使无产阶级感觉兴趣。」　　托洛茨基在上面所指出的关于苏联工业化和集体化约两个互相对立的基本立场，不但含有最深刻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最现实的政治意义，尤其对于今天的中国是如此。当时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左派反对派所代表的立场，其出发点是不断革命论的国际主义，而斯大林所代表的是革命阶段论的民族主义。　　「无须说明，我们决不应该从不断革命的标准出发，否认由毛党开始的第三次革命的意义；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因为毛党胜利的客观意义而贬低了不断革命论的价值，进而以不断革命论的名义，来通应或曲解这一胜利。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承认毛党胜利的客观事实，及其各种不同的过程；同时，应以不断革命的观点，来分析这一胜利如何蒙受「革命阶段论」的歪曲，如何造成今天的变相状态，和因此变相而产生的障碍，及其可能发展的前途等。我们的基本任务是：站在不断革命论的纲领立场上，保卫、推进和完成这一革命，直至最后的胜利为止。」　　我八年前写下来的上面这个意见，我认为今天还是正确而有效的。这里我只附加一点：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中共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转向社会主义的政策，特别是对它所施行的工业化和集体化，仍然必须站在不断革命的立场上来评断它们。我们对于今天中国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基本立场，与上面所引证的当时苏联左派反对派的立场本质上是一致的。 ⁴⁵ 　　「针对官僚主义的答案，不是推翻现下北平政权的号召——这将会被群众认作反对革命的——而是以民主要求的政纲，在或民生活的各方面，通过空前广泛的干预和管制，来制止官僚的专断。」（见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生活」二十一卷第二期二十九页。）　　史和梁上面所提出的「民主要求的政纲」或「要求采取特别的民主措施」，是漂亮而动人的，假使能够实行的话，是值得赞许的。但他们完全忘记了，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一九五七年「鸣放运动」所暴露出来的事实和教训。这些事实和教训便是：　　「这里有少数基本问题，必须予以考虑，特别是关于我们自己方法论上的问题。假使我们承认现实总在变化，而且常常是具体地表现着的，那末，我们的思想我必须反映这些现实的某些特性，并应同样具体和可变，因为只有采用这一方法，才能保证合理的正确立场。」（同上第二八页。）　　上面这段话，表面看来似乎是不可非难的。但如果深入地给它检查一下，它里面所包含的正是印象主义的根源。因为他们在这里完全没有提到根据甚么原则或规律去考察「现实」及其「变化」，只是强调「现实总在变化，而且常常是具体地表现着的。… …思想必须反映这些现实的某些特性……。」一切印象主义都轻视原则，特别注意每一「变化的现实」，把它当作「具体」或新的印象加以「反映」或接受。但当这种「变化中的现实」再「变化」时，他又被另一「具体」的或「新」的印象抓住了。因此，印象主义者永远跟着现实的改变而改变，结果便没有自己固定的原则立场。以前的夏克曼和巴布洛是如此，现在我们的史和梁也没有例外。

巴布洛在那时已开始发表他的修正主义的观点。即：各斯大林党在群众的压力下可以走上革命的道路，领海群众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的。 ↩︎
中共党章总纲第二段：中共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个党章的第二条又规定：「凡是党员有下列的义务：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 ↩︎
译者注：此处「大灶」和「小灶」的说明有错误。因为据我们了解，「大灶」是低级干部用的，「小灶」则是高级干部享受。此处原文似乎把它颠倒了。现只据原文译出。 ↩︎
在发动「鸣放运动」前，毛泽东曾说：「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我国有人感到高与。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反对人民政府」（见毛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这便证明中共已感到本国革命份子同情匈牙利革命的威胁了。 ↩︎
在「鸣放运动」上升时，刘少奇，中共第二号领袖，曾在锡兰Lssp访华团面前公开承认，「有严重的官僚主义」，「群众批评广布在中国每一角落。包括有工厂、学校及其它组织在内。批评的对象则是领导层。」（刘少奇在锡兰访华团的招待会上的演说——见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