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1898年）
按：本文以基尔桑诺夫为笔名发表在彼得堡出版的科学和社会政治刊物《科学评论》杂志1898年第3、4期上，它是普列汉诺夫从理论上总结自己在19世纪80—90年代进行的、反对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策略思想的斗争的又一传世佳作。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历史观中与实践联系最密切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于这个问题，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两派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派夸大个人的历史作用，尤其是夸大杰出人物的作用，他们不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是合乎规律的过程，把一切都归因于个人的自觉活动；另一派为了过分强调历史运动的规律性而贬抑甚至抹煞个人的作用。前一派以18世纪大多数启蒙思想家、民粹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卡莱尔等人为代表；后一派的代表有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俾斯麦、莫诺等等。两派共同特点是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同个人的自觉活动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找不到联系两者的桥梁。普列汉夫在批判这两种对立观点、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学说的同时，不仅提出了新颖独特、分析细致、令人信服的论据，而且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提出了杰出人物能够决定历史进程的个别外貌或局部后果、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的新原理。 这篇不过3万字的论文，无论从一般原理的高度，还是就思想之精辟、史料之丰富、论述之透彻、语言之洗练以及风格之卓异，在同一主题的论著中，迄今为止仍然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即使在对普列汉诺夫政治上大张挞伐的年代，前苏联、东欧和中国也仍然把它列入干部和大专院校文科学生必读的共产主义教材达半个世纪之久。
70年代后半期，已故的卡勃利茨写了一篇文章：《
① 无为主义是17世纪未出现的一种神秘主义学说。它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取决于神的意志。由此产生漠不关心地、神秘直观地对待生活，消极被动，“不反抗罪恶”等等的宿命论说教。
当唯物主义者们还没有制定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时，人们早就开始指责他们有“无为主义”倾向了。普赖斯在评析普利斯特列学说时曾附带证明唯物主义与自由概念不相容，证明唯物主义取消个人的任何独立性。普利斯特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曾援引生活经验。他写道：“我不来讲我自己，虽然无疑的，不能说我是一切动物中最不活跃最无生气的动物；不过我要问问您，您在哪里找得到比在信奉必然性学说的人士中间更多的思维能力、更多的积极性、更大的精神力量和顽强精神来追求最重要的目的？”普利斯特列指的是当时所谓christian necessarians[基督教必然论者]①的宗教民主派。我们不知道这个教派是否真像属于该派的普利斯特列所以为的那样活跃。不过这并不重要。唯物主义对人类意志的观点同实践上最坚毅的活动极好地和睦相处，这种情况是毫无疑问的。历史昭示，就是宿命论也不仅不总是妨碍实践上坚毅的行动，而是相反，在某些时代宿命论是#_edn1
① 基督教必然论者是基督教的一个宗派，它否定意志自由，认为有精神的生物不是自由地、而是按照必然性从事活动的。
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我自己的活动是否构成必然事变链条中的必然环节。如果是，那么我的犹豫就会更少，因而我就会更坚决地行动。而且这里没有任何可奇怪的地方：当我们说某人认为自己的活动是必然事变链条中的必然环节时，这也就是说，缺乏自由意志对他说来等于完全
我国有些人对施塔姆勒的话信以为真，认为西欧社会政治学说中有一派好像固有不可解决的矛盾似的。我们指的是他的月蚀例子。实际上这是最荒诞的例子。在月蚀所必需的种种结合在一起的条件中，人的活动无论如何不包括、也不能包括在内，而且光凭这一点，就只有在疯人院里才会产生促进月蚀的政党。然而如果人的活动也包括在上述条件之内，那么凡是很想看到月蚀，同时确信月蚀#_edn2
它的运动决定它的意志和它的“理想”，它会作何感想呢？按照施塔姆勒的意见，结论是：只要月亮没有借助于某种逻辑矛盾而从困境中摆脱出来，这种发现一定会使它不能运动。但这个假设是毫无根据的。诚然，这种发现也许会成为月亮情绪不佳、精神失调、它的“理想”与机械现实发生矛盾的
① 近地点是月球离地球最近之点，远地点是月球离地球最远之点。
我们仔细地看看当一个人认为他自己——过去、现在或未来的——行动始终具有必然性色彩时的那种场合吧。我们已经知道，在这种场合，一个人如果像穆罕默德一样自认为是上帝的使者，像拿破仑一样自认为是绝对不可阻挡的命运所选定的人物，或者像19世纪某些社会活动家一样自认为代表谁也无法遏制的历史运动的力量，他就会表现出几乎自发的意志力，像摧毁纸糊的房屋那样，把各县大大小小的哈姆雷特②在他的道路上造成的所有障碍一扫而光。不过这种场合现在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另一方面，而且正是如下的方面。当我认为我的意志不自由只表明主观上和客观上完全不能不如我所做的那样去作时，而且当我的这些行动同时是一切可能的行动中最合我心愿的行动时，在我的意识中必然性跟自由，自由跟必然性就是同一的，于是我之不自由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下，即：
②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是内心充满矛盾、行动迟疑不决的典型。普列汉诺夫这里暗指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西格里县的哈姆雷特》。
西梅尔说，自由总是摆脱什么东西的自由，自由若不理解为与受约束相反的东西，自由就没有意义。这自然是对的。不过根据这个小小的起码常识不可能推翻构成哲学思想某个时候曾作出的最天才的发现之一的那个原理，即自由是认识了的必然性。西梅尔的定义过于狭隘：它仅指不受外部拘束的自由。当所谈的只是这样的拘束时，自由与必然性的同一便是极端可笑的：小偷是不会自由地从您的衣袋里掏走手帕的，如果您阻止他这样做，而他暂时又没有什么办法制服您的反抗。不过除了这种起码的和粗浅的自由概念之外，还有另一种深刻得多自由概念。这种概念对于没有哲学思维能力的人说来是根本不存在的，而有能力进行哲学思维的人，也只有当他们确实摆脱掉二元论，懂得在主客体两方之间根本不存在二元论者认为可能有的那种鸿沟的时候，才会领悟这种概念。
俄国主观主义者把自己乌托邦式理想同我国资本主义现实对立起来，并且没有走得比这种对立更远。主观主义者们陷进了#_edn3#_edn4
天雷神电
① “学生们”，指马克思学说的信徒。
再说一遍：认识特定现象的绝对必然性，只会加强同情该现象并自认为是引起该现象的一份力量的人的毅力。如果这个人认识该现象的必然性以后，竟袖手旁观，那就表明他对算术不内行。实际上，比方说，如果诸条件的特定总和S具备，现象A就必然要发生。您向我证明了，这个总和的一部分已经具备，另一部分到T时就会具备。我，这个热烈同情现象A的人，确信这一点之后激动地喊道：“这多么好啊！”，于是便躺下睡觉，直到您预言的事变到来的那个吉日良辰为止。这么做的结果又怎么样呢？结果如下。在您的计算中，在发生现象A所必需的条件总和S中，是把
然而假若不能认为我的力量等于零，假若我是精明能干的工作者，而且假若谁也没有来替代我，那么我们这里就不会有完整的总和S，于是现象A就会发生得比我们预计的要晚一些，或者不如我们指望的那么完满，或者干脆根本不会发生。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我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如果我认为在我背叛之后S仍然会是S，那只是因为我不会计算而已。然而是否光只我不会计算呢？向我预言总和S在T时一定会具备的您，却没有预见到我同您谈话以后便立即躺下睡觉去了；您曾确信我始终是一个优秀的工作者；您把一个不大可靠的力量当成了比较可靠的力量。所以，您的计算也不高明。不过我们假定，您什么都没有弄错，您把一切都考虑到了。那时您的计算就会是这个样子：您说，在T时总和S将会具备。在这个条件总和中包括
关于特定现象必然性的意识对于
所有主观主义者始终认为个人在历史上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而且曾经有个时期，这种主张引起先进青年对他们巨大的同情，这班青年力求为公共利益而从事高尚的劳动，因而自然倾向于高度评价个人首创精神的意义。然而实质上主观主义者们不仅任何时候都没有能够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而且甚至没有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把“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的活动同社会历史运动
最近一段时期，德国历史学家中间进行了一场关于历史上伟大人物的相当热烈的争论。一些人倾向于认为伟人的政治活动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动力，另一些人则断言，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历史科学应当注意的并不仅仅是伟大人物的活动，也不仅仅是政治史，而是整个说来全部历史生活的总和。后面这一派的代表之一就是卡尔·拉姆普雷希特、《
拉姆普雷希特汇集了许多雄才大略的杰出人物对于他们自己的活动与这个活动得以实现的那种历史环境之间的关系所持见解的一套完整的收藏品（eine artige sammiung，如他所说）；不过他在自己的辩论中暂时局限于援引
拉姆普雷希特是这样议论的，他把自己的观点称为
诚然，在拉姆普雷希特那里也发现有比较浅近易懂的引文。比方他引用法国现代历史科学最著名的代表之一
我们不赞同皮雷纳这些令人惬意的期望。未来不可能属于含糊暧昧的观点，而莫诺的观点，尤其拉姆普雷希特的观点正是如此。当然，不能不欢迎宣布历史科学最重要的任务是研究社会设施和经济条件的那个流派。当这个流派在历史科学中彻底巩固下来时，这门科学就会取得长足的进步。然而第一，皮雷纳误认为这个流派是新的。早在19世纪20年代这个流派就在历史科学中产生了：基佐、米涅、奥古斯丹·梯叶里，还有后来的托克维尔等人，都是这一流派光辉的和始终不渝的代表人物。莫诺和拉姆雷希特的观点，不过是从陈旧的然而很出色的原本上复印下来的模糊不清的摹本。第二，对于自己的时代说来，基佐、米涅及其他法国历史学家们的观点无论多么深刻，其中始终有许多问题没有解释清楚。其中就没有确切地和完整地回答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然而如果历史科学的代表们决然要避免用片面的观点考察自己的对象，历史科学就确实应当解决这个问题。未来属于对这个问题也能提供最好答案的那个学派。
基佐、米涅以及这一流派其他史学家们的观点，是作为18世纪种种历史观点的回应出现的，并且构成它们的#_edn5
① 弥诺斯（Mionos），是作为爱琴文化中心之一的希腊北克里特中部古城诺萨斯城邦传奇式的王。根据传说，他制定了克里特岛的第一部法典。
1826年1月，圣伯夫在《地球》杂志上就梯也尔《法国革命史》第五六卷的问世写道：“一个人随时都能依其意志的突然决定给审变的进程施加新的、出乎意料的和变化无常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使事变进程变更方向，不过这种力量本身却由于自由的变化无常而无法测量。”
不要以为圣伯夫曾认定，似乎人类意志的“突然决定”是无缘无故的。不，这样想未免太天真了。他只是断言一个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或多或少重要角色的人的智力特性和精神特性——他的才能、知识、果断或犹豫、勇敢或怯懦等等等等——不能不对事变的进程和结局发生很显著的影响，要知道这些特性并非仅只用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解释的：它们始终是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可以称作私人生活的偶然现象的那种事情的影响下形成的。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看来其实不言自明的思想。
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①时期，法国军队赢得了几次光辉的胜利，而且法国看来能够从奥地利手上争得今属比利时的相当广阔的领土让步；然而路易十五并没有要求这种让步，因为用他的话说，他不是作为商人而是作为国王打仗的，结果亚琛和约使法国人一无所获②；而如果路易十五具有另一种性格，或者如果换上另一个国王，那么法国的领土也许会扩大，结果它的经济发展的政治发展的进程就会有一些变化。
①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是在得到英国和荷兰、后来又得到俄国支持的奥地利为一方跟普鲁士、西班牙、法国以及几个德意志国家和意大利国家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战争。反对奥地利的各国争夺查理六世死后奥地利的部分领上。战争的结果，奥地利失去了工业发达的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土地（划归普士），也失去了在意大利的某些领地。
法国进行七年战争③时，正如大家知道的，已经同奥地利结成联盟。据说这次联盟是在蓬巴杜夫人强有力的影响下缔结的，她深感荣幸的是高傲的马丽亚·特雷西亚在写给她的信中曾称呼她为自己的表妹或自己亲爱的女友。因此可以说，如果路易十五的性情严峻一些，或者如果他不那样屈从于自己情妇们的影响，那么蓬巴杜夫人就不会对事变进程有这样的影响，而事变也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
③ 七年战争（1756—1763年）指普鲁士、英国和葡萄牙为一方同法国、奥地利、俄国、萨克森、瑞典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战争。引起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奥地利企图收回西里西亚以及英法争夺在加拿大和印度的殖民地。
其次，七年战争对法国是不利的：法国的将军们遭到过几次极可耻的失败。总的说来，他们的行为是十分奇怪的。黎塞留一味地抢劫，而苏比斯和布罗伊则经常互相掣肘。例如，当布罗伊攻击菲林豪逊近郊的敌人时，苏比斯听到炮声，但没有去援助自己的同僚，像曾经约定的那样，以及像他无疑本来应该做的那样，于是布罗伊不得不退却。正是蓬巴杜夫人袒护了这个极其无能的苏比斯。可以再一次说：如果路易十五不那样好色，或者如果他的这位情妇没有干预政事，那么事变的结果就不会这样不利于法国。
法国的历史学家们说，当时法国根本就不该在欧洲大陆作战，而应当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在海上，以保卫自己的殖民地不受英国侵犯。如果它没有这样做，那么这里少不了又得归罪于想讨好“自己亲爱的女友”马丽亚·特蕾西亚的蓬巴杜夫人。七年战争的结果，法国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殖民地。①这无疑大大地影响了法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在这里，女人的虚荣心理在我们面前扮演着影响经济发展的强大“因素”的角色。
① 七年战争后法国被英国从加拿大和印度排挤去了。
需要别的例证么？再举一个也许最令人惊讶的例子吧。在同一个七年战争时期，在1761年8月，奥军在西里西亚同俄军会合后在施特里高一带围困了腓特烈大帝。他的处境万分危急，然而联军延迟了进攻，而且布图尔林将军在敌人面前驻扎了20天之后甚至完全撒出了西里西亚，只在那里留下自己的一部分力量来增援奥地利的劳东将军。劳东夺取了腓特烈军驻防地附近的施魏德尼茨，不过这次胜利意义不大。然而如果布图尔林的性格更果断一点呢？如果联军攻击了腓特烈，不使他在自己的营垒中挖壕固守呢？可能联军会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他也就得服从胜利者的一切要求。而且这种情况在几个月之内差一点就发生了，直到新的偶然事件即伊丽莎白女皇的逝世一下子使局势大大地变得有利于腓特烈。①试问，如果布图尔林更果断一点，或者如果取代他的位置的是像苏沃洛夫那样的人，会是什么结果呢？
① 1761年俄国女皇伊丽莎白逝世。彼得大帝的外孙，德国亲王卡尔·彼得·乌尔里希登基，是为彼得三世。作为腓特烈大帝的崇拜者，彼得三世即位后即同普鲁士缔结和约，从而使俄军在七年战争中的胜利成果化为乌有，并使普鲁士有可能按照1763年缔结的胡贝士斯堡和约保留西里西亚。
圣伯夫在剖析“宿命论派”历史学家的观点时还说出了也值得注意的另一个意见。他在我们已经引证的论米涅《法国革命史》的文章中曾证明，法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不仅取决于引起这场革命的那些一般原因，也不仅取决于这场革命反过来引起的那些情欲，而且也取决于许许多多为研究者所忽略、甚至根本不属于原来所谓的社会现象的枝微末节。他写道：“当这些（一般）原因和这些（由此原因引起的）情欲发生作用的时候，物理的和生理的自然力也不是无所作为的：石头继续为重力所支配；血液没有停止在血管里循环。如果比方说米拉波没有死于热病；如果偶然掉下的砖头或者脑溢血夺去了罗伯斯庇尔的生命；如果子弹击毙了拿破仑，难道事变的进程不会改变么？难道您敢断言事变的结局会是一模一样么？只要有足够数量如我所假定的那些偶然事件，事变的结局就会跟您认为必不可免的那种情况完全相反。而且我有权假定这些偶然事件，因为无论革命的一般原因，还是这些一般原因所产生的情欲，都不排斥偶然事件。”他接着援引一句名言说，要是克利奥
巴特拉的鼻子稍微短一点，历史的走向就会完全两样①，末尾，他在承认可以说出很多理由替米涅的观点辩护以后，再一次指出这位作者的错误在什么地方：米涅硬把同时由许多其他的、细小的、暗昧的和不可捉摸的原因促使其出现的那些结果仅仅归因于一般原因的作用；他的严谨的头脑似乎不愿承认他在其中看不到秩序和规律性的那种现象的存在。
① 普列汉诺夫这里看来是指帕斯卡尔在他的《思想录》中说过的一句话：“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如果它生得短一些，那么整个大地的面貌都会改观。”（参看该书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5年版第79页。）克利奥巴特拉（前69—前30年）为著名埃及女王，曾以其美貌先后获得凯撒和安东尼的倾心和支持，并欲借以恢复托勒密王朝昔日的荣耀。
圣伯夫的这些反对意见是否有根据呢？看来其中有真理的某些成分。然而究竟是怎样的成分呢？为了确定这种成分，首先考察一下这个想法：一个人能够“依其意志的突然决定”给事变进程施加新的、能够大大改变此进程的力量。我们举过几个我们觉得可以清楚说明该想法的例子。现在把这些例子仔细思考一下。
众所周知，路易十五在位期间法国的军事状况越来越糟糕。据昂利·马坦说，七年战争时期法国军队后面始终有许许多多的妓女、商人和仆役跟着，军中辎重队的马匹比骑的马多两倍，这样的军队与其说像蒂雷纳和古斯塔夫—阿道尔夫的军队，不如说像大流士和薛西斯的乌合之众。阿恒荷尔茨在其七年战争史中说道，担任警戒的法军军官常常离开交他们负责的岗位，到附近某个地方去跳舞，而且只有在他们认为必要和方便的时候才执行上级的命令。这种糟糕的军事状况是由于贵族的衰败（而贵族当时继续把持军中一切高级职位）和迅速走向毁灭的整个“旧制度”普遍解体所造成的。光是这些
蓬巴杜侯爵夫人之所以强大，不是由于自由本身的能力，而是由于听命于她的意志的国王大权在握。能不能说路易十五的性格正是按照法国社会关系发展的一般进程一定会如此的那样呢？不，在这种发展的同一进程中，他的位置上可能出现一个用另一种态度对待女人的国王。圣伯夫本来想说，为此只要有一些暧昧的和不可捉摸的生理原因起作用就行了。而且他是正确的。不过如果这样，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暧昧的生理原因由于影响了七年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从而也就影响了法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如果不是七年战争使它失去了一大块殖民地，法国经济的发展是会走另一条路的。试问，这一结论是否同社会发展规律性概念发生矛盾呢？
不，一点也不。尽管在上述场合个人的特点发生作用是没有疑问的，但同样没有疑问的是，这种作用
这么说来，个人因其性格的某些特点能够影响社会的命运。有时他们的影响往往甚至是非常重大的，不过，无论这种影响的可能性本身，还是影响的规模，都是由社会的组织、社会力量的对比来决定的。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容许他这样做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和那种程度内，才是社会发展的“因素”。
可能有人向我们指出，个人影响的规模也依赖于个人的才能。我们同意这个看法。不过个人只有当他占住为此所必需的社会地位的时候才会表现出自己的才能。为什么法国的命运会掌握在一个没有为社会服务的任何能力和兴致的人手中呢？因为当时法国的社会组织就是如此。就是这种组织在每一特定时期决定着才俊之士或庸碌之辈所能起的那些作用，从而也决定着他们所能有的那种社会意义。
然而如果个人的作用决定于社会的组织，那么受这种作用所制约的个人的社会影响又怎么会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概念相矛盾呢？这种影响不仅不同这种概念相矛盾，而是这种概念最鲜明的一个例证。
不过这里要说明一点。受社会组织制约的、个人的社会影响的可能性，给所谓
在腓特烈二世只是由于布图尔林的优柔寡断才逃出极端困难的处境的上述例证中，偶然原因的作用更加令人惊讶。布图尔林的任命甚至对俄国的一般发展进程而言，在我们对偶然性一词所确定的意义上，也可能是偶然的，而对普鲁士的一般发展进程，它当然没有任何关系。而事实上并非没有可能假定，布图尔林的优柔寡断从绝望的处境中救出了腓特烈。如果取代布图尔林的是苏沃洛夫，那么普鲁士历史的走向也许会是另外的样子。可见，国家的命运有时取决于可以称作
黑格尔说过：“在一切有限事物中都有偶然东西的成分。”①在科学中我们只同“有限事物”打交道；因此可以说，科学所研究的一切过程中都有偶然性的成分。这难道不排斥对现象的科学认识的可能性么？不。
① 黑格尔在《宗教哲学讲演录》后面所附“关于证明上帝存在的讲演录”第8讲脚注中说：“有限事物的一个规定是偶然性，因此是关于世界的偶然性的证明。”
七年战争的种种偶然事件对后来普鲁士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如果这些偶然事件发生在普鲁士历史的另一个发展阶段，它们的影响就会完全不是这样。偶然事件的后果在这里也是由一方面普鲁士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另一方面影响了普鲁士的欧洲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这两种力量的合同作用决定的。所以，就是在这里，偶然性也丝毫不会妨碍对现象的科学研究。
现在我们知道，个人对社会的命运常常有重大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由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社会对其他社会的关系决定的。然而这还没有完全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我们还应当从另一方面来研究它。
圣伯夫以为，只要他所指的那一类细小暗昧的原因完全具备，法国革命就会有跟我们知道的结局
法国革命的原因在于
① 1793年秋，救国委员会为了进行一切闻所来闻的革命，别出心裁，以法国国民公会的名义颁行共和国年历，用以取代基督教历。改变日和月的名称，用旬代替星期。规定休息日不在星期日，而在每旬的第十天。新纪元始自共和国奠定之日，即1792年9月22日。一年分12个月，每月各30天。从9月22日起，月份依以下顺序排列：葡月、雾月、霜月为秋季，雪月、雨月、风月为冬季，芽月、花月、牧月为春季，获月、热月、果月为夏季。葡月为共和历第1月，下类推。每月三旬，每旬十天。每天按它在旬中的位分别定为第一、第二……第十来复日。另外有五天在一年之末，属于全年，称为“无套袜日”，第一日至第五日分别定为“才艺节”、“劳动节”、“行动节”，“报偿节”和“舆论节”。热月反动，指法国1794年7月27日（热月9日）反革命政变后形成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动局面。这次政变推翻了小资产阶级专政，并且把这个专政的领袖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
即使波拿巴比方说在阿尔科勒会战时中弹殒命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他在意大利远征和其他远征中所完成的功业会由其他的将领们来完成。他们大概不会表现出像波拿巴那样的才能，也不会赢得这样的辉煌胜利。但法兰西共和国毕竟会在其当时的各次战争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因为当时法国的士兵比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士兵都要好得多。至于雾月十八日①及其对法国国内生活的影响，那么在这里，事变的一般进程和结局，
① 雾月18日，即1799年11月9日。这一天拿破仑实行政变，推翻了热月反动后建立起来的督政府，成立执政府，后来拿破仑称帝，建立了法兰西帝国。
此外还要注意一点。我们在讨论伟大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时几乎总是成为某种错觉的牺牲品，向读者指出这种错觉将是有益的。
拿破仑担任拯救社会秩序的“宝剑”角色以后，也就排除了所有其他将军来担任这一角色，他们中间有些人是能够像他那样或者几乎像他那样地扮演这种角色的。对刚毅的军事统治者的社会需要一旦得到满足，社会就堵塞了其他一切有军事才能的人通向军事统治者职位的道路。社会组织的力量成了不利于其他有军事才能的人表现其才能的力量。因此就发生我们所说的那种错觉。拿破仑的
在人类智慧发展史上，一个人物的成功妨碍另一人物的成功的情形要稀少得多。然而就是在这里我们也没有摆脱上述错觉。当特定的社会形势在社会的精神代表面前提出某些课题时，这些课题都会吸引有卓越智慧的人们的注意，直到他们成功地把课题解决为止。而一旦他们成功地解决了，他们的注意就会转到另外的对象上去。A这个才俊之士一旦解决了课题X，就会因此把才俊之士B的注意从这个已经解决的课题引向另一课题Y。当有人问我们，如果A没有来得及解决课题X便去世了情况会怎么样时，我们竟以为社会智慧发展之线会中断。殊不知在A去世的情况下，B或者C或者D会着手来解决这个课题，因此社会智慧发展之线仍然是完整的，尽管A过早地死去了。
为了使一个拥有某种才能的人凭借这种才能获得对事变进程的重大影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他的才能应当使他成为比其他人更符合这个时代的社会需要：如果拿破仑拥有的不是自己的军事天才，而是贝多芬的音乐禀赋，那么他自然做不成皇帝。第二，现存的社会制度不要阻碍具有恰恰是当时所需要和有益处的那种特点的人物的道路。[五]如果旧制度在法国再维持75年，同一个#_edn6
[五] 此处手稿中有如下几句被删去的文字：“谁知道有多少军事人才由于‘旧制度’只让贵族担任高级军职而终身湮没无闻呢？谁知道我国农民中间有多少伟大的科学才能和艺术才能始终处于不引人注意的萌芽状态？”
如果旧制度继续存在到今天，那么我们中间现在谁也不会想到上世纪末法国有一些演员、排字工人、理发师、染色工人、法律系学生、叫卖小贩和剑术教师会是#_edn7
斯丹达尔指出，一个与提香同时即在1477年出生的人，可以同1520年逝世的拉斐尔和1519年逝世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一起生活40年，他可以同1534年逝世的柯勒乔和活到1563年的米开朗琪罗一起度过很长的岁月，乔尔乔涅去世时他才不过34岁，他能够同丁托勒托、巴萨诺、韦罗内塞、朱利奥·罗马诺和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相识；一句话，除了属于整整100年后才出现的波伦亚画派①的那些人以外，他是所有这些大画家的同时代人。同样也可以说，一个与沃弗尔曼同年出生的人可以跟几乎所有的荷兰大画家#_edn8#_edn9
① 波伦亚画派，西方艺术史上盛行于17世纪（其最早表现在意大利为16世纪后期）的巴罗克时期以波伦亚城为中心的意大利画派，该派代表人物有卡拉齐兄弟，多米尼基诺、圭尔奇诺。
早就有人说过，凡是存在着有利于人才发展的社会条件的地方和时候，都会有人才出现。这就是说，
[六] 此处手稿中有另一种异文：“早就有人说过，凡是严重需要人才的地方都会有人才出现。这就是说，凡是存在有利于人才发展的条件的地方，都会有人才出现。关于人才可以说,他们就像灾祸一样成群结队地涌来。试想想，跟拿破仑一起法国推出了怎样大量的军事人才；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现了数目怎样巨大的杰出的画家和雕塑家；与莎士比亚同时英国有过怎样众多的优秀的戏剧家。当然，并不是所有这些人才都是同样伟大的……”
不言而喻，有各式各样的人才。泰纳说得对：“当文明发展中新的进步产生一种新的艺术时，围绕着把社会思想完全表现出来的一两个天才，会出现只是把社会思想表现出一半的几十个才俊之士。”如果某些跟意大利社会政治发展和精神发展一般进程没有联系的机械的或生理的原因，还在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童年时代就把他们杀害了，那么意大利的艺术就不会有那么完善，但它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发展的总趋势仍然会是一样的。拉斐尔、列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并没有创造出这种趋势：他们只是这一趋势的最好的表达者。诚然，围绕着一个天才人物，通常会产生整整一个流派，而且他的门徒们会力求掌握他的方法，甚至细枝末节；因此，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由于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早逝而留下的空白，会大大地影响它往后的历史中许多次要的特点。但是，只要意大利精神发展一般进程中没有因为任何一般原因而发生任何实质上的变化，这段历史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七]
[七] 关于天才的作用和一般才能人物的作用两者之间的一致和区别，普列汉诺夫在《再论“经济唯物主义”》手稿中曾经写道：“难道马克思主义者会否定《资本论》的作者对于劳动价值理论以及对于在这种理论中找到了支撑点的那种社会思潮的极其巨大的意义么？当然，可以反驳说：这位大思想家的这部著作由天赋较低的一些人共同努力来完成也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第一，这会大大延缓文明的进步，而第二，未必可能产生这种天才的思想所产生的完全同样的结果。千百个平凡的天文学家代替不了哥白尼或牛顿。千百个平凡的音乐家也不会使人们获得贝多芬、舒曼、肖邦给人们的那种享受。……一万个格子的上皮代替不了一个格子的灰色的大脑物质。但这是不是否定有可能根据唯物主义建立心理学呢？看来丝毫不是。同样，一千个庸才代替不了一个马克思这个无可置疑的真理也丝毫不否定”历史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4卷第254页）
不过大家知道，量的差别最终会转化为质的差别。这在任何地方都是正确的；所以在历史上也是正确的。如果各种情况的不利的凑合使得本来可以成为特定艺术流派的表现者的一些才俊之士一个接一个地突然离去，这个流派在艺术上就根本不会有多少出色的表现。然而这些人的过早亡故，只有在这一流派没有深厚到足以推举出新的俊才那种场合下才会妨碍这一流派在艺术上有所表现。而既然文学艺术中任何特定趋势的深度都要由该趋势对于它反映其趣味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意义，以及由这个阶级或阶层的社会作用来决定，那么在这里，一切归根到底也就取决于社会发展的进程和社会力量的对比。
总之，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决定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并且偶然性的因素，就我们所指的意义说，在这些事变的进程中始终起着某种作用，这种进程的方向归根到底是由所谓的一般原因决定的，即事实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经济的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偶然的现象和著名人物的个人特点，比深藏的一般原因要显著得多。18世纪的人很少想到这些一般原因，他们都是用历史活动家的自觉行为和“情欲”来说明历史。这一世纪的哲学家们断言，在最微不足道的原因影响下，历史可以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比如说由于任何一个“原子”在任何一个统治者头脑中的胡作非为（《自然体系》中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个见解）。[比如参看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商务印书馆1964年中译本，上卷第216—218页]
历史科学中新派别的拥护者们开始证明，尽管有不论什么样的“原子”，历史都不可能走与它实际走过的道路不同的路。他们力求尽可能鲜明地突出一般原因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历史活动家个人特点的意义。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事变丝毫不会因为一些人物被另一些能力或大或小的人所取代而有所变化。#_edn10
这一点没有逃过反对该理论的人们的注意。圣伯夫把米涅的历史观同波舒哀的历史观作了比较。波舒哀认为，历史事变赖其作用而发生的那种力量来自上天，它们是上帝意志的表现。米涅在人的情欲中寻找这种力量，这种情欲有如自然力量的不可遏止地和百折不回地表现在历史事变中。不过他们两人都把历史看成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如此的那些现象所构成的一串连环；他们两人都是宿命论者；在这方面，哲学家近乎神甫。
只要社会现象合规律性的学说根本否认杰出的历史活动家的个人特点对事变有影响，这种责备就仍然是有根据的。而且这种责备之所以尤其会产生强烈的印象，是因为新学派的历史学家们像18世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一样，认为
现在已经不能把人的本性看作历史运动最后的和最一般的原因了：如果人的木性恒久不变，那它就不能解释变化无穷的历史进程，而如果它是变化的，那么显然，它的变化本身就为历史运动所制约。现在应当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最后的和最一般的原因是制约着人们社会关系中连续不断的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
末了，除特殊原因的影响外，还有
莫诺和拉姆普雷希特到现在为止都是立足于人性观点之上。拉姆普雷希特斩钉截铁地和不止一次地声称，按照他的意见，社会心理是历史现象的根本原因。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而且由于这种错误，想要考虑“社会生活全部总和”的那个本身很值得称赞的愿望，可能只会导致毫无内容甚至烦琐冗长的折中主义，或者——在最始终一贯的人那里——导致卡勃利茨之流所谓理智和情感孰重孰轻的议论。
不过且言归正传吧。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得他最能为当时在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影响下产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卡莱尔在其论英雄的名著①中称伟大人物为
① 指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1840年）一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有该书中译本。
什么是事变的这种自然进程呢？
俾斯麦说过，我们不能创造历史，而应当等待历史自行造成。但历史究竟是由谁来造成的呢？历史是由
社会关系中有自己的逻辑：当人们处于某种相互关系时，他们的感受、想法和行为就一定会这样，而不是别样。社会活动家开始进行反对这种逻辑的斗争也会是徒劳无益的：事物的自然进程（即社会关系的同一逻辑）会使他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然而如果我知道社会关系由于社会经济的生产过程中的这些变化而朝哪个方面改变，那么我也就知道社会心理在朝哪个方向改变；所以我就有可能影响这一心理。影响社会心理，就是影响历史事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毕竟
莫诺认为，历史上真正重要的事变和人物只有作为[社会]设施和经济条件的发展的符号和象征才是重要的。这是正确的、不过表达得很不确切的思想，然而正是因为这是正确的思想，把伟大人物的活动同上述条件和设施的“
在我们看来，其实，莫诺之所以把两者对立起来，主要是因为“
而且活动的广阔场所并不只是对“创始者”敞开，并不只是对“伟大”人物敞开。它对一切有眼睛观看、有耳朵倾听以及有心灵热爱他人的人，都是敞开的。
① 语出《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15章第13节。
说明：本文为中央编译出版社根据《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所录版本为《普列汉诺夫读本》重新编译的版本，尾注为普列汉诺夫原文的注解，以①、②、③、[五]、[六]、[七]等附于相应段落之后的注解为编译者所加。粗体字为普列汉诺夫加注了着重号的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