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

作者：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¹（1883年） Ø#0Ø#1Ø#2Ø#3Ø#4 序言 ²³ ⁴ 格·瓦·普列汉诺夫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卡尔·马克思⁵ ［注：参阅小册子《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热里亚波夫》，第10页。］。换言之，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在他的认识中是和工人阶级争取经济解放的社会——革命运动合流在一起的；现时局部的、特殊的俄国任务掩蔽了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阶级的一般任务。意见分歧到了极端，于是分裂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⁶⁷⁸ 一 ⁹ 　　“这一折衷的社会主义是从各种宗派创立者的一些最公认的和最不深刻的批评意见、经济原理和社会理想的不同程度的混合品发展出来的，它，由于其组成的部分在辩论的潮流中，像石块在河中一样，愈加迅速磨光其锋棱尖角，那末这种混合品的造成也就愈加容易。”［注：参阅《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S.18.［《社会主义的发展》，第18页。］］¹⁰ ［［1905年版注］。我们，俄国人，可以补充说，这样的混合品在七十年代的后半期恰恰也支配着我们的社会主义者的头脑，而且是所谓“前进派”和“巴枯宁派”¹¹¹² ¹³［注：参阅《Confession d’un révolutionnaire》，Préface，p.4［《一个革命者的忏悔》，序言，第4页。］¹⁴，而他对国家的热忱竟走到了宣布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国家问题上是一个怀疑论者”［注：亚里士多德“在国家的问题上是一个怀疑论者”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他的《政治学》的第1卷第1章看出，他在那里说，“国家是社会性的最完善的形式”；它的目的是“至善”，所以它是一种“最足以称为自然的现象”，“而人是由自然预定使之依附于社会生活的国家形式的一种动物”（1879年佐塞米尔编，德文版，第1册，第1章，第1-11节）。《政治学》的作者之“怀疑地”对待国家，正和蒲鲁东对待商品生产是一样的。前者不能设想有别的更高的社会生活形式，正如后者也想不到有不是商品的形态，而还可以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的产品。］的地步。他对自己所提的问题的解决是很简单的，而且是从法国康德的经济学说中逻辑地得出来的。蒲鲁东从来没有把未来的经济制度设想为不是商品生产的形式，不过这种形式须以在“构成价值”原则上的新的、“公正的”交换形式来修正和补充。在这一新的完全“公正的”交换形式之下，它当然不排斥买卖，也不排斥随着商品生产和流通而发生的债务关系。一切这些行为，当然必须有一些不同的契约为前提，而交易双方的关系即由它们来确定。但是在现代的社会里，“契约”所根据的是一切公民所必须遵守的和为国家所保护的一般的法权规范。在“未来的社会”里，事情一定是进行得稍为不同些。［注：《十九世纪革命中的总观念》。］中这样说：“不需要那些为多数所通过或全体一致通过的法律，每个公民，每个公社和组合都可以制定自己的特殊法律”（第259页），在这样地看待事情时，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便简单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国家只承认为一切公民普遍和必须遵守的法律，它甚至就不能成为达到社会主义理想的手段。社会主义者们在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国家的时候，所巩固的只是开始“社会清算”时必须根绝的那祸害。国家必须“解体”，这样就使“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公社和组合”有颁布“自己的法律”和缔结为它们所必须的“契约”的充分自由。假使无政府主义者不致在“清算”的时期耽误时间，那末这些“契约”将根据一些“经济诸矛盾的体系”¹⁵ ［注： “听其自然”。］向革命方向的特殊改造，是排除了对我们社会—经济生活作任何严肃评价的可能，而且也是使关于它的“正常”发展的概念没有任何标准——这也是“暴动派”以及后来出现的“民粹派”所没有想过的。像这样的评价，只要我们的革命家们的议论的出发点仍旧停留在蒲鲁东的学说上时，也就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尝试。这一学说之最弱的一部分，他们的逻辑上的错误关键就是关于商品和交换价值的概念，也正是据以只能作出关于生产者们在未来经济组织中的相互关系的正确的结论的那些前提。从蒲鲁东的一些理论观点看来，当代俄国土地的公社占有制完全不排除商品生产的这种事实，是没有任何特殊重要性的。蒲鲁东主义者关于商品生产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一“内部的、必然的辩证法”没有一点的了解［注：参阅《Das Kapital》,2.Auflage,S.607-608.［参阅《资本论》，第2版，第607-608页。]¹⁶。所以他的俄国同道者也从没有想到问问自己，“自治的”人们的、一些公社和组合的分散力量，是否足够同商品生产的趋势来进行斗争，而这种趋势有一天会威胁着把“正当取得的”资本供给某一部分“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并且会把他们变成其余居民群众的剥削者。无政府主义之所以否认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创造作用，正是因为他们不理解这一革命的任务和条件。［注：我们只提醒读者注意瑞钦豪生对蒲鲁东所提的反对意见。这一不倦的人民直接立法论的宣传家说：“权力、政府连同其一切的形式只是所谓：。我们只想请我们的读者注意如下的事实，就是无论蒲鲁东或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当他们把“不干涉政治”提高到成为自己的实际活动的基本教条的时候，从他们自己的观点看来，是完全正确的。俄国生活的社会—政治结构，好像可以特别证明一切无政府主义者所遵守的否定“政治”的主张是正确的。俄国的“［注：参阅极有趣的和有代表性的巴枯宁的小册子《科学与不可缓的革命事业》。］。而且依照我们的“暴动派”的历史哲学看来，原来，俄国人民的整整一系列的大大小小的运动已经证明了自己有反对国家的倾向，所以可以说在政治方面是充分成熟的。所以，抛弃任何的“政治把戏”罢！让我们帮助人民的反国家的斗争，把他们的分散的力量汇合为一个革命洪流——而那时笨重的国家机构将化为灰烬，以自己的崩溃开放出一个社会自由和经济平等的新时代！我们的“暴动派”的整个纲领已表现在这不多的几句话中了。［注：参阅《Offener Brief an Herrn F.Engels》。［《给弗·恩格斯先生的一封公开信》］¹⁷，那末，大概记得，《警钟》¹⁸［注：为了相信这一点，我们只须比较一下上述的《致恩格斯的信》和上面所引的巴枯宁的小册子。］。要是一个真正的布朗基主义者¹⁹ 　　射吧！我一点不怕！［注：这是指席勒的一部剧作《威廉·退尔》中的一段故事，描述十三世纪时瑞士的爱国者威廉·退尔在残暴的总督盖思勒的命令之下，要他向离他八十步远的儿子头上的苹果射箭的事，在这样的距离中要不伤害他的儿子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威廉·退尔毕竟做到了。引语中的话是威廉·退尔的儿子华德在他父亲迟迟不射出箭时向他父亲讲的。——译者］²⁰ 　　“每一天给我们带来新的敌人，创造新的敌视我们的社会因素，炮火也渐渐接近我们国家的一些形式。现在它们是死气沉沉的，没有生息。经济进步唤起了它们的生命，贯输给它们以新的精神，提供给它们以直到现在在它们里面还没有的力量和强壮的身体”…… ［注：就是说，它们是商品还是为生产者的家庭，为它们的主人，或最后，为国家所消费，而完全不出现在市场上。］，不仅注意剥削［注：请注意，我们所说的不是《前进》²¹。他们怕很难同意工厂工人会比临时工作的农民更倾向于社会主义；他们更不会承认，例如，由自然经济到货币经济的过渡会增加工人群众为自己经济解放而进行的自觉运动的可能性。马克思学说的哲学—历史部分是他们所喜爱的一部书中没有读过的一章；他们太相信自己的宣传万能，所以就为它在社会生活的客观条件中寻找基础。而且，和空想时期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他们把自己国家直到社会革命发生的时候为止的全部后来的历史归结为这一宣传。在对问题的这样提出之下，他们，同无政府主义者们在一起，能把蒲鲁东的有名的话炫耀一下，说la révolution est au dessus de la politique［注：革命是超政治的。］。但是正因为这样，他们不能把我们的运动从在七十年代末所陷入的那一沉寂的状态中引导出来，因为他们一方面否认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也不能在现代的政治条件下，建立稍为强有力的工人政党。 ²²²³ ²⁴²⁵ ［注：古代神话谓直布罗陀峡在欧非两岸的山，是海古里斯所树立的石柱。照古希腊人的想象，海古里斯的石柱是世界的极限，即是说，达到了绝顶的荒谬。——译者］，一越过它们，就经不起普通的常识的驳斥。具有“旧信仰”的民粹派分子们，虽然坚持“特殊性”的教条，然而还承认，这一特殊性还需要某种最后的修订。有一些人觉得，俄国人民的赘疣还在初生的状态……——罪过！——还有勇敢与独立的感觉，另一些人力求把俄罗斯人民的特殊的情绪实现在同样特殊的革命组织中。但是大家都一样地承认了民间准备工作的必要性。民意派的分子们则更进一步。在自己的刊物头几期的社论中他们开始发挥如下的思想，就这样的工作，第一，是没有成果的（“在人民间的奋斗正像鱼撞冰那样”）²⁶ 二 ²⁷［注：［1905年版注］后来“马克思的批评家们”责备我们是“正统派”，说我们反对任何进一步发挥马克思的思想的企图。读者会看出，我没有暴露过类此的反对倾向。但是不言自明的是：作为理解马克思伟大理论的意义的他的学生，我，必须反对任何以陈旧的、早已过时的资产阶级的一些“教条”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的尝试。而我是尽我所能得尽了自己的这一责任的。］。社会学中没有一部门在吸收他们的哲学—历史的观点时，不获得新的和异常广大的视野的。这些观点的有益影响，现在就已经开始表现在法的、历史的和所谓原始文化的范围内。但是现代社会主义的这一方面在我们俄国，知道的人还是很少，因此我们认为在这里引出马克思本人的话的几段向读者介绍，将不是多余的。　　“人民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遭遇到了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遭遇到了与生产力发展的这一或那一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赖以树立起来而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其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与物质生活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不是概念决定人们的社会生活，恰恰相反，而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决定人们的概念……法权的关系，以及国家生活的形式，不能由自己得到说明，也不是由人类精神的所谓一般发展来说明，而是植基于生活的物质条件中，这些条件的总和，黑格尔依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榜样，称之为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解剖是应当在其经济中寻求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和相应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或者，用法律的语言说，和它们迄今在其中旋转的那些财产关系发生冲突。这些财产关系由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对它们的束缚。那时候社会革命时期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建筑于其上的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迟或速地改变。没有一个社会形式，在它任其有足够充分的空间发展的一切生产力发展以前，就会自己消失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当它们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内部还没有形成以前永不会占据旧关系的位置。所以可以说，人类总是只把能胜任的任务提出在自己的前面，因为，在仔细考察时，总会发觉，任务自身只是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正处在发生的过程中的时候才出现。”［注：参阅《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Vorwort,S.S.Ⅳ-Ⅵ.［《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第Ⅳ-Ⅵ页。］²⁸ ²⁹³⁰³¹³² ³³ ³⁴³⁵³⁶ 　　“原因和结果是这样的一些概念，它们本身只在应用于个别的场合时才有意义；可是，我们如果从其对于整个世界的总联系上来研究这些个别的场合，那末这些概念就溶化为普遍的交互作用的概念，在这中间原因与结果互相交替，所以现在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别一地方在别一时候就是原因了，反过来看也是如此”［注：参阅《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der Wissensch.》，S.6.［《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改革》，第6页。］］³⁷ ［注：参阅《Essai sur I’histoire du Tiers État》，par Aug.Thierry，P.33-34.［梯叶里：《论第三等级史》，第33-34页。］］：　　“城市人在反封建主们的伟大斗争中的机会是不同的，成就也不一样，不仅用暴力或者通过和平的协定获得的一些自由不是到处都是一样的，而且甚至在城市的同一政治形势中所享受的自由和独立，其程度常常互不相同”。［注：封建制度的拥护者们对于城市人们的那些目的与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的联系是理解得十分清楚的。吉贝尔主教说：“公社是一个讨厌的新字，它是意味着：必须纳贡赋的人们，对自己的主人应纳的租税每年只交纳一次。当他们犯了什么罪的时候，他们付给由法律规定的罚款，至于说到农奴们普通承担的现金租税，那末，他们是完全被免除了。”Laurent,《La féodalité et I’église》，P.546.［洛兰：《封建制度与教会》，第546页。］］。总地说来，这一运动使城市人得到了“市政的独立、选举一切地方机关的权力、各种税收的确定”，保证了在城市公社内部的个人权力［注：《流其法令》以如下的有力语言来规定住屋不可侵犯的原则：“贫民在自己的住宅中是国王”，Laurent,ibid.,P.548.［洛兰，同上书，第548页。］］，在“旧制度”的等级制的一些国家中给了资产阶级以较高的地位，加之一些经久的胜利，就使得资产阶级在现代社会中达到了完全的统治。资产阶级为自己规定完全确定的社会—经济目的（虽说有时候这些目的也变更），从自己已经获得的物质地位的一些利益中吸取进一步斗争所必需的一切方法，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把已达到的经济进步的阶段在法的上面表现出来，相反地是巧妙地利用自己的每一政治成果在经济领域中获取新的胜利。还在不久以前时代，在本世纪的四十年代的中期，英国的“反粮食法同盟”，依据理查德·柯布登的聪明计划，达到了加强自己在“伯爵辖区”的³⁸ ［注：Von Studnitz,《Nordamerikanische Arbeiterverhältnisse》,S.353.［封·斯图德尼茨：《北美工人状况》，第353页。］］法国工人政党本着这同一精神，而且完全依照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也是这样说的，它承认无产阶级必须力求“用一切它所能支配的手段，包括把由迄今为止的欺骗工具变成［注：我们引证的这一纲领是根据马隆的诗《Le nouveau parti》，t.I,p.15.［《新党》，第1卷，第15页。］］。 ³⁹⁴⁰⁴¹ 　　“已经到了人民群众必须把有关自己的事务的管理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政治的和社会的力量现在是寄生在自己同胞身上的那些人的垄断物。占有上议院和充满下院的地主和资本家们，只是力图保护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去掉这两个集团的有钱的寄生虫们，只指靠自己罢！” ［注：参阅《Soziademoeratische Abhandlungen》Von M.Rittinghausen,drittes Heft.《Über die Nothwendigkeit der direkten Gesetzgebung durch das Volk》，S.3.［瑞钦豪生：《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札记》，第3册，《论直接人民立法的必要性》，第3页。］］然而正如代议的（君主的或共和的）制度是资产阶级的产儿一样，无产阶级［注：参阅德国的和北美工人政党的纲领。英国民主党的宣言也要求“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实行直接投票”。］。不顾蒲鲁东的主张，无产阶级继续把“政治革命”看成达到经济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每一特定时期的统治阶级，也就是它的法和习俗的创造者。它的成员们在尽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并力求使自己的后代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住它的时候，不过是服从他们的自我保护的本能，而且这也是维持他们的特权地位和剥削被压迫者所必需的……实体法中几乎没有一部分不享有来自某一时候占统治地位的等级的尊敬；没有一部分不被推崇为‘永恒的’制度，或者甚至是社会的神圣基础，像巩固等级法权和保卫阶级统治的那一部分一样。”［注：参阅Schäffle,《Bau und Leben des soz,Körpers》，B.Ⅲ，S.S.91 und 102.［舍弗利：《社会机体的构造与生命》，第3卷，第91和102页。］］　　“凡法律的关系，在过渡到司法领域时，看来像是失去了和政治的任何联系，实际上，在这种法律关系中，是比在［注：参阅《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Leipzig 1880，erster Theil，Vorrede，S.Ⅶ.［《既得诸权利的体系》，莱比锡，1880年，第1卷，序言，第Ⅶ页。］］［注：［1905年版注］这几行是十五年以前在反对伯恩施坦先生扮演“马克思的批评家”角色以前写的。请读者自己判断一下，这位“批评家”以及他的许多同志者们说我们这些“正统派”，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解为简单的、几乎是顷刻的“灾变”这一责备是否正确。］。 ⁴²⁴³⁴⁴ 　　“农奴制度下的农奴曾能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也如封建专制制度铁蹄下的小资产者曾能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一样。反之，现代的工人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向上升进，而是愈益降到本阶级生存条件水平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更快。”⁴⁵ ［注：［1905年版注］看起来这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实际上工人阶级不干涉政治的理论正是巴枯宁作为。所以，如果把这一反对意见打消，不干涉的理论也将最后地破产，于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也将显露出其真正的面目。 ⁴⁶⁴⁷［注：［1905年版注］这是讲的“伯恩施坦主义”时期的一些争吵所引起来的“贫困化理论”。关于这个理论，请看《曙光》第2册和第3册中我的论文《对我们的批评者们的批评》⁴⁸。但是由此还不能得出结论说，现时的经济条件比他们在十四世纪时要不利一些。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如果对一国经济条件作这样一种估计，不仅应当注意到国民所得的分配，而且，主要地，应注意到产品之生产的组织和产品交换的方法。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财富，而且也在于新兴资产阶级曾经有一个时期是社会经济进步的体现者。推动资产阶级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和保证它的政治影响的增加的不是它的收入的增加，而是它所唤起的生产力和封建社会内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所赖以进行的那些条件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既做了这一社会的进步要求的代表，它就把这社会的一切不满意分子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之下，领导他们去反对那一为绝大多数人民所仇恨的制度。不是金钱而是工人阶级的不发达的状况给它（新兴的资产阶级。——译者）创造了在这一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即在那时候已经是相当高的它的社会地位当然也是为实现这一作用所必需的。但是这种必需是受什么决定的呢？首先在于它不可能没有居民中低下阶层的帮助就可以进行破坏旧制度的工作。在这里财富就帮了它的忙。财富使它（资产阶级。——译者）在那一应当为它的统治而作战的群众中发生了影响。如果不是有财富，资产阶级就不会有势力，而如果没有对人民的影响，它就不可能战胜贵族，因为它的力量不在它自己身上，而在它所统治着、并由于自己的各种资本而得以号令的那一力量。现在试问，无产阶级　　“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趋于衰落和灭亡，而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等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都是专为挽救他们这种中等阶级生存地位与灭亡而与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并且是反动的，因为他们企图使历史车轮倒退。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就是因为他们行将落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因为他们不是捍卫者他们现时的利益而是捍卫着他们将来的利益，因为他们抛弃他们固有的观点而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⁴⁹ ［注：［1905年版注］即罗伯图斯。］说的——是像十八世纪自然法所起的那种重要作用那样⁵⁰⁵¹［注：［1905年版注］我又是指的罗伯图斯。］　　“如果无产阶级宣告［注：参阅《Deutsch-Französische Jabrbücher》，1.u.2.Lieferung,S.S.81-85，［《德法年鉴》第1册和第2册，第81-85页。］］⁵² 　　“假使活动的族长们能在当年不费力地把懒惰寄生的王朝从宝座上推下来，那末为什么工人们（公司的职员就是　　“工业的进步将统治阶级中整个整个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大量的知识元素。” ⁵³ 　　“上帝有一次呼唤人类第一对配偶的两个儿子到他面前。其中一个皮肤是白色的，另一个是黑色的。上帝在他们的面前放了一堆黄金和一本书，命令黑色的哥哥从这些物品中任意选择一种。他选择了黄金，弟弟因此就得到了书。没有人知道的一种力量很快把弟弟同他的书一起带到辽远而严寒的国度里去了。但是，由于自己的书，他变成了学者和变得令人害怕和强壮了。哥哥依旧留在故乡，生活了相当长久，这才看见科学比财富高出多少”。三［注：不过以上所说，与在日内瓦出版《人民事业》的那一集团，即不止一次地声明自己对“不干涉政治理论”的否定态度的集团无关⁵⁴⁵⁵ ［注：参阅论文《对过去和现在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的看法》，《1883年民意大事记》，第109页。］。只有靠这一倾向我们才能解释载在《民意》第6期国内评论中的某些“反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直率的解释者们”的那一论争，这些解释者们的见解，如作者说的，“主要是根据黑格尔的有名的三段式”，而没有“别的归纳的材料”做自己的结论的根据，他们解释“黑格尔的规律，是根据下列意义：坏东西单靠自己的极端发展，一定会达到好东西”［注：［1905年版注］后来这一胡说为我们的“合法的”批评家们——如米海洛夫斯基及其伙伴们，用各种调子重复。一般地应当指出，这些先生们在和我们争论时，完全不能想出与⁵⁶。只要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或法国集体主义者的纲领，我们就能看见“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西欧信徒们，以及“直率的解释者”是怎样理解“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就我们这方面说，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俄国同志们，这些“解释者们”决不是“根据坏东西单靠自己的极端发展一定会达到好东西这个意义”来理解“黑格尔规律”的，而他们只在研究德国哲学史时才利用“［注：参阅《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oekonomie und des Sozialismus》，dritte Auflage，S.498.［《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3版，第498页。］］。但是这一狂语已从恩格斯方面得到了应得的惩罚，他揭露了前柏林副教授的著作没有丝毫科学价值。为什么重复一些别人的错误，和在这样动摇的基础上对十九世纪的最伟大的和最革命的社会理论采取否定的态度呢？要知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任何一个力图解放自己的阶级，任何一个力求达到统治的政党，只有在它代表最进步的社会思潮，因而，是自己时代的最先进思想的担当者的时候才是革命的。就其内容说，革命的思想是一种炸药，它不是世界上任何爆炸物所能代替的。而如果我们的革命运动是在落后的或者错误的理论旗帜下发生的话，它将只在　　在新的时候为新的事业 ⁵⁷⁵⁸ ［注：《党的准备工作》，第129页的注［着重点是作者加的］。］中读到：　　“把⁵⁹ 　　“在现在的条件下，在士兵中间的宣传是困难到这步田地，以致我们不能对它寄予很多希望。便利得多的是对 ⁶⁰⁶¹［注：参阅《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民意大事记》，第14页。］⁶²［注：“但纳依的无底的桶”系指没有完的和没有成果的工作的意思。——译者］。［注：“谁擒住魔鬼，谁就不会放它”。］ ⁶³ ⁶⁴⁶⁵ ［注：［1905年版注］“社会”的同情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而我们能——精确些说：我们有。虽然这一或那一秘密革命组织的夺取政权始终是致力于它的计划的一些组织和个人的事情，可是为拥护这一纲领所进行的鼓动却成为整个俄国社会的事业，因为这一鼓动将在这一社会中加强为政治解放而作的自觉的努力。那时候自由主义者们的利益确实会“迫使”他们“同社会主义者们在一起共同进行反对政府的行动”，因为自由主义者们再不会在革命刊物中遇到说什么推翻专制制度是俄国社会革命的信号这样的断言。同时，自由主义社会的另一部分比较大胆的和比较清醒的人不会再认为革命家们是一些抱定空想计划的不实际的青年。社会上从前不利于革命家们的这种看法就会改变为不仅对他们的英雄主义而且也对他们的政治成熟性表示尊敬。逐渐地这一同情会转变为积极的支持，或者，更可靠地是，变成独立的社会运动，于是，最后，专制制度垮台的时候，就会来到了。社会主义的政党在这一解放运动中会起一种极为光荣的和有利的作用。它的光荣的过去，它的自我牺牲和毅力会使社会重视它的一些要求，因此，它至少会有一种机会来为 ⁶⁶⁶⁷［注：［1905年版注］由此看出，通俗刊物的这一理想在我们的文献中完全不是新的。但是这事实，不言自明地，不过不妨碍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前夕被许多同志看作是危险的新鲜事物，那时候我几乎是“火星派分子”中这一思想的唯一的拥护者。现在这一思想已经得到实际的——多多少少成功的——实现。迟些做总比不做好些。但是，读者，假如你听到了，还离我们不远的时候有哪些可惊的结论被引用来反对我刚说的这一思想，你会像浮士德一样地惊叹：Wie weh,Wie weh, Wie weh！［多么痛心，多么痛心，多么痛心！］。而这是在革命运动引起了人们对自己普遍注意的时候，而如饥如渴地打听一切谣言和结果的人民却惊异地问自己：这些人要求的是什么呢？在这以后，难道可以惊异人民对这问题由于没有更好的回答，而有时不得不满意于那些荒谬的回答吗？我们再重复一遍，我们不责怪［注：我们在《民意的小刊物》第1期［1883年，第61页］的附言中读到如下的话：“在过去的一年，有一系列的罢工。 ⁶⁸ ［注：［1905年版注］也就是说根据宪法。］，不消说，农民就会同情立刻在自己纲领中采纳这一要求的社会主义者们的。但是我们不夸大我们社会主义者们的力量，而且也不忽视他们必然在自己的活动中须顾及的那些障碍和环境的阻力。因此，而且⁶⁹ ⁷⁰
格·瓦·普列汉诺夫

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¹（1883年） Ø#0Ø#1Ø#2Ø#3Ø#4 序言 ²³ ⁴ 格·瓦·普列汉诺夫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卡尔·马克思⁵ ［注：参阅小册子《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热里亚波夫》，第10页。］。换言之，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在他的认识中是和工人阶级争取经济解放的社会——革命运动合流在一起的；现时局部的、特殊的俄国任务掩蔽了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阶级的一般任务。意见分歧到了极端，于是分裂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⁶⁷⁸ 一 ⁹ 　　“这一折衷的社会主义是从各种宗派创立者的一些最公认的和最不深刻的批评意见、经济原理和社会理想的不同程度的混合品发展出来的，它，由于其组成的部分在辩论的潮流中，像石块在河中一样，愈加迅速磨光其锋棱尖角，那末这种混合品的造成也就愈加容易。”［注：参阅《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S.18.［《社会主义的发展》，第18页。］］¹⁰ ［［1905年版注］。我们，俄国人，可以补充说，这样的混合品在七十年代的后半期恰恰也支配着我们的社会主义者的头脑，而且是所谓“前进派”和“巴枯宁派”¹¹¹² ¹³［注：参阅《Confession d’un révolutionnaire》，Préface，p.4［《一个革命者的忏悔》，序言，第4页。］¹⁴，而他对国家的热忱竟走到了宣布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国家问题上是一个怀疑论者”［注：亚里士多德“在国家的问题上是一个怀疑论者”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他的《政治学》的第1卷第1章看出，他在那里说，“国家是社会性的最完善的形式”；它的目的是“至善”，所以它是一种“最足以称为自然的现象”，“而人是由自然预定使之依附于社会生活的国家形式的一种动物”（1879年佐塞米尔编，德文版，第1册，第1章，第1-11节）。《政治学》的作者之“怀疑地”对待国家，正和蒲鲁东对待商品生产是一样的。前者不能设想有别的更高的社会生活形式，正如后者也想不到有不是商品的形态，而还可以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的产品。］的地步。他对自己所提的问题的解决是很简单的，而且是从法国康德的经济学说中逻辑地得出来的。蒲鲁东从来没有把未来的经济制度设想为不是商品生产的形式，不过这种形式须以在“构成价值”原则上的新的、“公正的”交换形式来修正和补充。在这一新的完全“公正的”交换形式之下，它当然不排斥买卖，也不排斥随着商品生产和流通而发生的债务关系。一切这些行为，当然必须有一些不同的契约为前提，而交易双方的关系即由它们来确定。但是在现代的社会里，“契约”所根据的是一切公民所必须遵守的和为国家所保护的一般的法权规范。在“未来的社会”里，事情一定是进行得稍为不同些。［注：《十九世纪革命中的总观念》。］中这样说：“不需要那些为多数所通过或全体一致通过的法律，每个公民，每个公社和组合都可以制定自己的特殊法律”（第259页），在这样地看待事情时，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便简单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国家只承认为一切公民普遍和必须遵守的法律，它甚至就不能成为达到社会主义理想的手段。社会主义者们在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国家的时候，所巩固的只是开始“社会清算”时必须根绝的那祸害。国家必须“解体”，这样就使“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公社和组合”有颁布“自己的法律”和缔结为它们所必须的“契约”的充分自由。假使无政府主义者不致在“清算”的时期耽误时间，那末这些“契约”将根据一些“经济诸矛盾的体系”¹⁵ ［注： “听其自然”。］向革命方向的特殊改造，是排除了对我们社会—经济生活作任何严肃评价的可能，而且也是使关于它的“正常”发展的概念没有任何标准——这也是“暴动派”以及后来出现的“民粹派”所没有想过的。像这样的评价，只要我们的革命家们的议论的出发点仍旧停留在蒲鲁东的学说上时，也就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尝试。这一学说之最弱的一部分，他们的逻辑上的错误关键就是关于商品和交换价值的概念，也正是据以只能作出关于生产者们在未来经济组织中的相互关系的正确的结论的那些前提。从蒲鲁东的一些理论观点看来，当代俄国土地的公社占有制完全不排除商品生产的这种事实，是没有任何特殊重要性的。蒲鲁东主义者关于商品生产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一“内部的、必然的辩证法”没有一点的了解［注：参阅《Das Kapital》,2.Auflage,S.607-608.［参阅《资本论》，第2版，第607-608页。]¹⁶。所以他的俄国同道者也从没有想到问问自己，“自治的”人们的、一些公社和组合的分散力量，是否足够同商品生产的趋势来进行斗争，而这种趋势有一天会威胁着把“正当取得的”资本供给某一部分“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并且会把他们变成其余居民群众的剥削者。无政府主义之所以否认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创造作用，正是因为他们不理解这一革命的任务和条件。［注：我们只提醒读者注意瑞钦豪生对蒲鲁东所提的反对意见。这一不倦的人民直接立法论的宣传家说：“权力、政府连同其一切的形式只是所谓：。我们只想请我们的读者注意如下的事实，就是无论蒲鲁东或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当他们把“不干涉政治”提高到成为自己的实际活动的基本教条的时候，从他们自己的观点看来，是完全正确的。俄国生活的社会—政治结构，好像可以特别证明一切无政府主义者所遵守的否定“政治”的主张是正确的。俄国的“［注：参阅极有趣的和有代表性的巴枯宁的小册子《科学与不可缓的革命事业》。］。而且依照我们的“暴动派”的历史哲学看来，原来，俄国人民的整整一系列的大大小小的运动已经证明了自己有反对国家的倾向，所以可以说在政治方面是充分成熟的。所以，抛弃任何的“政治把戏”罢！让我们帮助人民的反国家的斗争，把他们的分散的力量汇合为一个革命洪流——而那时笨重的国家机构将化为灰烬，以自己的崩溃开放出一个社会自由和经济平等的新时代！我们的“暴动派”的整个纲领已表现在这不多的几句话中了。［注：参阅《Offener Brief an Herrn F.Engels》。［《给弗·恩格斯先生的一封公开信》］¹⁷，那末，大概记得，《警钟》¹⁸［注：为了相信这一点，我们只须比较一下上述的《致恩格斯的信》和上面所引的巴枯宁的小册子。］。要是一个真正的布朗基主义者¹⁹ 　　射吧！我一点不怕！［注：这是指席勒的一部剧作《威廉·退尔》中的一段故事，描述十三世纪时瑞士的爱国者威廉·退尔在残暴的总督盖思勒的命令之下，要他向离他八十步远的儿子头上的苹果射箭的事，在这样的距离中要不伤害他的儿子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威廉·退尔毕竟做到了。引语中的话是威廉·退尔的儿子华德在他父亲迟迟不射出箭时向他父亲讲的。——译者］²⁰ 　　“每一天给我们带来新的敌人，创造新的敌视我们的社会因素，炮火也渐渐接近我们国家的一些形式。现在它们是死气沉沉的，没有生息。经济进步唤起了它们的生命，贯输给它们以新的精神，提供给它们以直到现在在它们里面还没有的力量和强壮的身体”…… ［注：就是说，它们是商品还是为生产者的家庭，为它们的主人，或最后，为国家所消费，而完全不出现在市场上。］，不仅注意剥削［注：请注意，我们所说的不是《前进》²¹。他们怕很难同意工厂工人会比临时工作的农民更倾向于社会主义；他们更不会承认，例如，由自然经济到货币经济的过渡会增加工人群众为自己经济解放而进行的自觉运动的可能性。马克思学说的哲学—历史部分是他们所喜爱的一部书中没有读过的一章；他们太相信自己的宣传万能，所以就为它在社会生活的客观条件中寻找基础。而且，和空想时期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他们把自己国家直到社会革命发生的时候为止的全部后来的历史归结为这一宣传。在对问题的这样提出之下，他们，同无政府主义者们在一起，能把蒲鲁东的有名的话炫耀一下，说la révolution est au dessus de la politique［注：革命是超政治的。］。但是正因为这样，他们不能把我们的运动从在七十年代末所陷入的那一沉寂的状态中引导出来，因为他们一方面否认政治斗争，另一方面也不能在现代的政治条件下，建立稍为强有力的工人政党。 ²²²³ ²⁴²⁵ ［注：古代神话谓直布罗陀峡在欧非两岸的山，是海古里斯所树立的石柱。照古希腊人的想象，海古里斯的石柱是世界的极限，即是说，达到了绝顶的荒谬。——译者］，一越过它们，就经不起普通的常识的驳斥。具有“旧信仰”的民粹派分子们，虽然坚持“特殊性”的教条，然而还承认，这一特殊性还需要某种最后的修订。有一些人觉得，俄国人民的赘疣还在初生的状态……——罪过！——还有勇敢与独立的感觉，另一些人力求把俄罗斯人民的特殊的情绪实现在同样特殊的革命组织中。但是大家都一样地承认了民间准备工作的必要性。民意派的分子们则更进一步。在自己的刊物头几期的社论中他们开始发挥如下的思想，就这样的工作，第一，是没有成果的（“在人民间的奋斗正像鱼撞冰那样”）²⁶ 二 ²⁷［注：［1905年版注］后来“马克思的批评家们”责备我们是“正统派”，说我们反对任何进一步发挥马克思的思想的企图。读者会看出，我没有暴露过类此的反对倾向。但是不言自明的是：作为理解马克思伟大理论的意义的他的学生，我，必须反对任何以陈旧的、早已过时的资产阶级的一些“教条”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的尝试。而我是尽我所能得尽了自己的这一责任的。］。社会学中没有一部门在吸收他们的哲学—历史的观点时，不获得新的和异常广大的视野的。这些观点的有益影响，现在就已经开始表现在法的、历史的和所谓原始文化的范围内。但是现代社会主义的这一方面在我们俄国，知道的人还是很少，因此我们认为在这里引出马克思本人的话的几段向读者介绍，将不是多余的。　　“人民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遭遇到了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遭遇到了与生产力发展的这一或那一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所赖以树立起来而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其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与物质生活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不是概念决定人们的社会生活，恰恰相反，而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决定人们的概念……法权的关系，以及国家生活的形式，不能由自己得到说明，也不是由人类精神的所谓一般发展来说明，而是植基于生活的物质条件中，这些条件的总和，黑格尔依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榜样，称之为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解剖是应当在其经济中寻求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和相应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或者，用法律的语言说，和它们迄今在其中旋转的那些财产关系发生冲突。这些财产关系由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对它们的束缚。那时候社会革命时期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建筑于其上的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迟或速地改变。没有一个社会形式，在它任其有足够充分的空间发展的一切生产力发展以前，就会自己消失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当它们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内部还没有形成以前永不会占据旧关系的位置。所以可以说，人类总是只把能胜任的任务提出在自己的前面，因为，在仔细考察时，总会发觉，任务自身只是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正处在发生的过程中的时候才出现。”［注：参阅《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Vorwort,S.S.Ⅳ-Ⅵ.［《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第Ⅳ-Ⅵ页。］²⁸ ²⁹³⁰³¹³² ³³ ³⁴³⁵³⁶ 　　“原因和结果是这样的一些概念，它们本身只在应用于个别的场合时才有意义；可是，我们如果从其对于整个世界的总联系上来研究这些个别的场合，那末这些概念就溶化为普遍的交互作用的概念，在这中间原因与结果互相交替，所以现在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别一地方在别一时候就是原因了，反过来看也是如此”［注：参阅《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der Wissensch.》，S.6.［《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所实行的改革》，第6页。］］³⁷ ［注：参阅《Essai sur I’histoire du Tiers État》，par Aug.Thierry，P.33-34.［梯叶里：《论第三等级史》，第33-34页。］］：　　“城市人在反封建主们的伟大斗争中的机会是不同的，成就也不一样，不仅用暴力或者通过和平的协定获得的一些自由不是到处都是一样的，而且甚至在城市的同一政治形势中所享受的自由和独立，其程度常常互不相同”。［注：封建制度的拥护者们对于城市人们的那些目的与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的联系是理解得十分清楚的。吉贝尔主教说：“公社是一个讨厌的新字，它是意味着：必须纳贡赋的人们，对自己的主人应纳的租税每年只交纳一次。当他们犯了什么罪的时候，他们付给由法律规定的罚款，至于说到农奴们普通承担的现金租税，那末，他们是完全被免除了。”Laurent,《La féodalité et I’église》，P.546.［洛兰：《封建制度与教会》，第546页。］］。总地说来，这一运动使城市人得到了“市政的独立、选举一切地方机关的权力、各种税收的确定”，保证了在城市公社内部的个人权力［注：《流其法令》以如下的有力语言来规定住屋不可侵犯的原则：“贫民在自己的住宅中是国王”，Laurent,ibid.,P.548.［洛兰，同上书，第548页。］］，在“旧制度”的等级制的一些国家中给了资产阶级以较高的地位，加之一些经久的胜利，就使得资产阶级在现代社会中达到了完全的统治。资产阶级为自己规定完全确定的社会—经济目的（虽说有时候这些目的也变更），从自己已经获得的物质地位的一些利益中吸取进一步斗争所必需的一切方法，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把已达到的经济进步的阶段在法的上面表现出来，相反地是巧妙地利用自己的每一政治成果在经济领域中获取新的胜利。还在不久以前时代，在本世纪的四十年代的中期，英国的“反粮食法同盟”，依据理查德·柯布登的聪明计划，达到了加强自己在“伯爵辖区”的³⁸ ［注：Von Studnitz,《Nordamerikanische Arbeiterverhältnisse》,S.353.［封·斯图德尼茨：《北美工人状况》，第353页。］］法国工人政党本着这同一精神，而且完全依照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也是这样说的，它承认无产阶级必须力求“用一切它所能支配的手段，包括把由迄今为止的欺骗工具变成［注：我们引证的这一纲领是根据马隆的诗《Le nouveau parti》，t.I,p.15.［《新党》，第1卷，第15页。］］。 ³⁹⁴⁰⁴¹ 　　“已经到了人民群众必须把有关自己的事务的管理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政治的和社会的力量现在是寄生在自己同胞身上的那些人的垄断物。占有上议院和充满下院的地主和资本家们，只是力图保护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去掉这两个集团的有钱的寄生虫们，只指靠自己罢！” ［注：参阅《Soziademoeratische Abhandlungen》Von M.Rittinghausen,drittes Heft.《Über die Nothwendigkeit der direkten Gesetzgebung durch das Volk》，S.3.［瑞钦豪生：《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札记》，第3册，《论直接人民立法的必要性》，第3页。］］然而正如代议的（君主的或共和的）制度是资产阶级的产儿一样，无产阶级［注：参阅德国的和北美工人政党的纲领。英国民主党的宣言也要求“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实行直接投票”。］。不顾蒲鲁东的主张，无产阶级继续把“政治革命”看成达到经济变革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每一特定时期的统治阶级，也就是它的法和习俗的创造者。它的成员们在尽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并力求使自己的后代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住它的时候，不过是服从他们的自我保护的本能，而且这也是维持他们的特权地位和剥削被压迫者所必需的……实体法中几乎没有一部分不享有来自某一时候占统治地位的等级的尊敬；没有一部分不被推崇为‘永恒的’制度，或者甚至是社会的神圣基础，像巩固等级法权和保卫阶级统治的那一部分一样。”［注：参阅Schäffle,《Bau und Leben des soz,Körpers》，B.Ⅲ，S.S.91 und 102.［舍弗利：《社会机体的构造与生命》，第3卷，第91和102页。］］　　“凡法律的关系，在过渡到司法领域时，看来像是失去了和政治的任何联系，实际上，在这种法律关系中，是比在［注：参阅《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Leipzig 1880，erster Theil，Vorrede，S.Ⅶ.［《既得诸权利的体系》，莱比锡，1880年，第1卷，序言，第Ⅶ页。］］［注：［1905年版注］这几行是十五年以前在反对伯恩施坦先生扮演“马克思的批评家”角色以前写的。请读者自己判断一下，这位“批评家”以及他的许多同志者们说我们这些“正统派”，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解为简单的、几乎是顷刻的“灾变”这一责备是否正确。］。 ⁴²⁴³⁴⁴ 　　“农奴制度下的农奴曾能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也如封建专制制度铁蹄下的小资产者曾能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一样。反之，现代的工人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向上升进，而是愈益降到本阶级生存条件水平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更快。”⁴⁵ ［注：［1905年版注］看起来这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实际上工人阶级不干涉政治的理论正是巴枯宁作为。所以，如果把这一反对意见打消，不干涉的理论也将最后地破产，于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也将显露出其真正的面目。 ⁴⁶⁴⁷［注：［1905年版注］这是讲的“伯恩施坦主义”时期的一些争吵所引起来的“贫困化理论”。关于这个理论，请看《曙光》第2册和第3册中我的论文《对我们的批评者们的批评》⁴⁸。但是由此还不能得出结论说，现时的经济条件比他们在十四世纪时要不利一些。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如果对一国经济条件作这样一种估计，不仅应当注意到国民所得的分配，而且，主要地，应注意到产品之生产的组织和产品交换的方法。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财富，而且也在于新兴资产阶级曾经有一个时期是社会经济进步的体现者。推动资产阶级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和保证它的政治影响的增加的不是它的收入的增加，而是它所唤起的生产力和封建社会内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所赖以进行的那些条件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既做了这一社会的进步要求的代表，它就把这社会的一切不满意分子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之下，领导他们去反对那一为绝大多数人民所仇恨的制度。不是金钱而是工人阶级的不发达的状况给它（新兴的资产阶级。——译者）创造了在这一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即在那时候已经是相当高的它的社会地位当然也是为实现这一作用所必需的。但是这种必需是受什么决定的呢？首先在于它不可能没有居民中低下阶层的帮助就可以进行破坏旧制度的工作。在这里财富就帮了它的忙。财富使它（资产阶级。——译者）在那一应当为它的统治而作战的群众中发生了影响。如果不是有财富，资产阶级就不会有势力，而如果没有对人民的影响，它就不可能战胜贵族，因为它的力量不在它自己身上，而在它所统治着、并由于自己的各种资本而得以号令的那一力量。现在试问，无产阶级　　“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趋于衰落和灭亡，而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等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都是专为挽救他们这种中等阶级生存地位与灭亡而与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并且是反动的，因为他们企图使历史车轮倒退。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就是因为他们行将落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因为他们不是捍卫者他们现时的利益而是捍卫着他们将来的利益，因为他们抛弃他们固有的观点而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⁴⁹ ［注：［1905年版注］即罗伯图斯。］说的——是像十八世纪自然法所起的那种重要作用那样⁵⁰⁵¹［注：［1905年版注］我又是指的罗伯图斯。］　　“如果无产阶级宣告［注：参阅《Deutsch-Französische Jabrbücher》，1.u.2.Lieferung,S.S.81-85，［《德法年鉴》第1册和第2册，第81-85页。］］⁵² 　　“假使活动的族长们能在当年不费力地把懒惰寄生的王朝从宝座上推下来，那末为什么工人们（公司的职员就是　　“工业的进步将统治阶级中整个整个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大量的知识元素。” ⁵³ 　　“上帝有一次呼唤人类第一对配偶的两个儿子到他面前。其中一个皮肤是白色的，另一个是黑色的。上帝在他们的面前放了一堆黄金和一本书，命令黑色的哥哥从这些物品中任意选择一种。他选择了黄金，弟弟因此就得到了书。没有人知道的一种力量很快把弟弟同他的书一起带到辽远而严寒的国度里去了。但是，由于自己的书，他变成了学者和变得令人害怕和强壮了。哥哥依旧留在故乡，生活了相当长久，这才看见科学比财富高出多少”。三［注：不过以上所说，与在日内瓦出版《人民事业》的那一集团，即不止一次地声明自己对“不干涉政治理论”的否定态度的集团无关⁵⁴⁵⁵ ［注：参阅论文《对过去和现在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的看法》，《1883年民意大事记》，第109页。］。只有靠这一倾向我们才能解释载在《民意》第6期国内评论中的某些“反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直率的解释者们”的那一论争，这些解释者们的见解，如作者说的，“主要是根据黑格尔的有名的三段式”，而没有“别的归纳的材料”做自己的结论的根据，他们解释“黑格尔的规律，是根据下列意义：坏东西单靠自己的极端发展，一定会达到好东西”［注：［1905年版注］后来这一胡说为我们的“合法的”批评家们——如米海洛夫斯基及其伙伴们，用各种调子重复。一般地应当指出，这些先生们在和我们争论时，完全不能想出与⁵⁶。只要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或法国集体主义者的纲领，我们就能看见“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西欧信徒们，以及“直率的解释者”是怎样理解“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就我们这方面说，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俄国同志们，这些“解释者们”决不是“根据坏东西单靠自己的极端发展一定会达到好东西这个意义”来理解“黑格尔规律”的，而他们只在研究德国哲学史时才利用“［注：参阅《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oekonomie und des Sozialismus》，dritte Auflage，S.498.［《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3版，第498页。］］。但是这一狂语已从恩格斯方面得到了应得的惩罚，他揭露了前柏林副教授的著作没有丝毫科学价值。为什么重复一些别人的错误，和在这样动摇的基础上对十九世纪的最伟大的和最革命的社会理论采取否定的态度呢？要知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名副其实的革命运动。任何一个力图解放自己的阶级，任何一个力求达到统治的政党，只有在它代表最进步的社会思潮，因而，是自己时代的最先进思想的担当者的时候才是革命的。就其内容说，革命的思想是一种炸药，它不是世界上任何爆炸物所能代替的。而如果我们的革命运动是在落后的或者错误的理论旗帜下发生的话，它将只在　　在新的时候为新的事业 ⁵⁷⁵⁸ ［注：《党的准备工作》，第129页的注［着重点是作者加的］。］中读到：　　“把⁵⁹ 　　“在现在的条件下，在士兵中间的宣传是困难到这步田地，以致我们不能对它寄予很多希望。便利得多的是对 ⁶⁰⁶¹［注：参阅《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民意大事记》，第14页。］⁶²［注：“但纳依的无底的桶”系指没有完的和没有成果的工作的意思。——译者］。［注：“谁擒住魔鬼，谁就不会放它”。］ ⁶³ ⁶⁴⁶⁵ ［注：［1905年版注］“社会”的同情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而我们能——精确些说：我们有。虽然这一或那一秘密革命组织的夺取政权始终是致力于它的计划的一些组织和个人的事情，可是为拥护这一纲领所进行的鼓动却成为整个俄国社会的事业，因为这一鼓动将在这一社会中加强为政治解放而作的自觉的努力。那时候自由主义者们的利益确实会“迫使”他们“同社会主义者们在一起共同进行反对政府的行动”，因为自由主义者们再不会在革命刊物中遇到说什么推翻专制制度是俄国社会革命的信号这样的断言。同时，自由主义社会的另一部分比较大胆的和比较清醒的人不会再认为革命家们是一些抱定空想计划的不实际的青年。社会上从前不利于革命家们的这种看法就会改变为不仅对他们的英雄主义而且也对他们的政治成熟性表示尊敬。逐渐地这一同情会转变为积极的支持，或者，更可靠地是，变成独立的社会运动，于是，最后，专制制度垮台的时候，就会来到了。社会主义的政党在这一解放运动中会起一种极为光荣的和有利的作用。它的光荣的过去，它的自我牺牲和毅力会使社会重视它的一些要求，因此，它至少会有一种机会来为 ⁶⁶⁶⁷［注：［1905年版注］由此看出，通俗刊物的这一理想在我们的文献中完全不是新的。但是这事实，不言自明地，不过不妨碍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前夕被许多同志看作是危险的新鲜事物，那时候我几乎是“火星派分子”中这一思想的唯一的拥护者。现在这一思想已经得到实际的——多多少少成功的——实现。迟些做总比不做好些。但是，读者，假如你听到了，还离我们不远的时候有哪些可惊的结论被引用来反对我刚说的这一思想，你会像浮士德一样地惊叹：Wie weh,Wie weh, Wie weh！［多么痛心，多么痛心，多么痛心！］。而这是在革命运动引起了人们对自己普遍注意的时候，而如饥如渴地打听一切谣言和结果的人民却惊异地问自己：这些人要求的是什么呢？在这以后，难道可以惊异人民对这问题由于没有更好的回答，而有时不得不满意于那些荒谬的回答吗？我们再重复一遍，我们不责怪［注：我们在《民意的小刊物》第1期［1883年，第61页］的附言中读到如下的话：“在过去的一年，有一系列的罢工。 ⁶⁸ ［注：［1905年版注］也就是说根据宪法。］，不消说，农民就会同情立刻在自己纲领中采纳这一要求的社会主义者们的。但是我们不夸大我们社会主义者们的力量，而且也不忽视他们必然在自己的活动中须顾及的那些障碍和环境的阻力。因此，而且⁶⁹ ⁷⁰

格·瓦·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这部著作中第一次在俄国用马克思主义对民粹派思想作了批评，列宁曾称这部著作为俄国社会主义的“Первый profession de foi”（信仰的第一次公开声明）［《列宁全集》，第4卷，第264页］，这是《劳动解放》社第一次发表的言论。 ↩︎
《土地与自由》——是从1878年2月到1879年4月为“土地与自由”组织在彼得格勒出版的革命民粹派的杂志。一共出了五期：头四期是由C.克拉夫钦斯基和H.摩罗佐夫主编的，从第五期起普列汉诺夫也加入了编辑部。 ↩︎
《黑土重分》——是1880年初到1881年底由同名的革命民粹派组织出版的杂志。最初加入编辑部的有格·普列汉诺夫，巴·阿克雪里罗德，雅·斯捷凡诺维奇和Л.杰伊奇。《黑土重分》的印刷所在彼得堡在印该杂志第1期时被破获，但是该期还是在国外出版了，那里也出版了第2期。其余的第3-5期都在明斯克出版。 ↩︎
这里说的热里亚波夫传，为列·吉荷米洛夫所写，1882年在伦敦出版，作者匿名，书名为《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热里亚波夫》。 ↩︎
题词引自《共产党宣言》。 ↩︎
在库尔城（瑞士）的国际社会主义大会是1881年10月举行的。“俄国客人”是巴·波·阿克雪里罗德。 ↩︎
普列汉诺夫指的是列·吉荷米洛夫的作为社论刊登在1881年12月23日《民意》报第7号上面的论文，其中含有对巴·波·阿克雪里罗德［“俄国客人”］在库尔大会上演说的尖锐批评。 ↩︎
这是从弗·希勒著的《瓦伦斯坦之死》悲剧中引出来的话。 ↩︎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于1867年出版。 ↩︎
参阅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0页。 ↩︎
“前进派”——这是彼·拉夫罗夫的革命民粹主义运动中的信徒。他们是由于拉夫罗夫与1873-1877年在沮利赫和伦敦出版的杂志和日报《前进！》而得名的。一共出版了五期。拉夫罗夫和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信；他和他的信徒们力求与欧洲的，其中也包括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运动建立联系。 ↩︎
巴枯宁是第一国际（1864-1872年）的秘密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他进行了反对马克思的残酷斗争，于1872年在海牙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
《La voix du peuple》［《人民之声》］自1849年起在巴黎出版的蒲鲁东的报纸。 ↩︎
《Les Confessions d’un révolutionnaire》［《一个革命者的忏悔》］——是一本载有叙述蒲鲁东的世界观的书；在1849年印行。他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在下面所提到的一本书——《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 siécle》［《十九世纪革命中的总观念》］中叙述得最完备。 ↩︎
《经济诸矛盾的体系》的作者是蒲鲁东。 ↩︎
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版，第735页。 ↩︎
恩格斯和民粹派理论家之一彼·尼·特卡乔夫的论证发生在1874-1875年。特卡乔夫用德文发表了《Offener Brief an Herrn Fr.Engels，Zürich 1874》（《一封给弗·恩格斯先生的信，沮利赫，1874年》）［参阅《特卡乔夫选集》，第3卷，1933年，第88-98页］。恩格斯在1875年的《Volkstaats》日报的第36期及以后几期上写了一篇《Soziales aus Russland》回答了这封信。当1894年恩格斯重印自己的回答时，他添加了一个注释，里面说到特卡乔夫的信，说它不论就形式或就内容来说，都带有“通常的巴枯宁主义的印记”［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1935年，第251页］。恩格斯嘲笑特卡乔夫的阴谋主义的幻想。他写道，“比这为更容易和更愉快的革命，我们是不能设想的。只需要在三四处地方同时开始起义，于是那里‘革命者的本能’，‘实际的需要’，‘自己保卫的本能’就会把一切其余的事情都办好。不过不能理解的是，既然是这样的异常容易，何以革命有好久没有发生，何以人民还没有被解放，俄国也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62页］。 ↩︎
《警钟》——民粹派的杂志，彼·尼·特卡乔夫主编，自1875年年底到1881年，最初在日内瓦，后来在伦敦出版。杂志主张成立以夺取政权和社会改造为目的的阴谋家—革命者们的战斗组织。 ↩︎
布朗基主义［起源于法国革命者—空想家奥·布朗基的名字］“期待着的不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通过不多的少数知识分子的阴谋来使人类免于雇用奴役制”［《列宁全集》，第10卷，第360页］。 ↩︎
参阅席勒：《威廉·退尔》，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19页。 ↩︎
参阅附注10。 ↩︎
在1879-1882年中的几年普列汉诺夫曾属于否认恐怖是政治斗争所必需的革命民粹派组织“黑土重分”社，而那时的“民意”组织却把恐怖的要求放在首要计划上面。 ↩︎
“土地与自由”在沃罗涅日的大会上分裂为两个组织——“民意”和“黑土重分”。 ↩︎
冬宫的爆炸是由著名的革命者、“俄国工人北方协会”的积极分子、工人斯捷潘·哈尔土林于1880年2月5日执行的，他是被民意分子们吸引去参加恐怖主义活动的。 ↩︎
小册子的第一版里是：“西方自由贸易的时期”。 ↩︎
引语是摘自《民意》报1879年10月1日的第1期，那里面说，“我们是自己主动地担任其反政府的攻击和政治革命，还是像鱼撞冰那样，我们将照旧地忽视政治活动，把一切力量用在人民的周围奋斗呢？” ↩︎
参阅Haym 《Hegel und seineZeit》,Berlin 1857.［海姆：《黑格尔及其时代》，柏林，1857年。俄文节译本海姆：《黑格尔及其时代》，圣彼得堡，1861年］ ↩︎
参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Ⅱ-Ⅲ页。 ↩︎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之一，风行于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思想体系》（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5年版，第60-64页）中，恩格斯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论文（同上书545-586页）中和在《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68页）中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都作了尖锐的批评。 ↩︎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页。 ↩︎
参阅阿·伊·赫尔岑：《往昔与思维》，苏联国家文学出版局1946年版，第219页。 ↩︎
这一说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对《共产党宣言》的俄文译本第一版序言中所使用的，序言标明的日子是1882年1月21日。［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页］ ↩︎
普列汉诺夫译的《共产党宣言》，1882年被收入《俄国社会—革命丛书》，在日内瓦出版。这一译本是第一个正确的俄文译本，因为在它以前只有过一本1869年在日内瓦为“钟”印刷所出版的巴枯宁译得不好的译本。 ↩︎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8-70页。 ↩︎
普列汉诺夫指的是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伊·伊万纽可夫的书《从亚当斯密到现在的经济政策理论的基本原理》［莫斯科，1880年］，伊万纽可夫在这本书中也企图证明马克思是俄国革命的反对者。 ↩︎
这里所说的是蒲鲁东的书［参阅本书的注释13］。 ↩︎
参阅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页。 ↩︎
以理查德·柯布登为首的反粮食法斗争同盟，在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进行了反对粮食进口税的斗争，它表达的是意图减低劳动人手价格和降低工资的资本家们的利益。 ↩︎
宪章运动，是十九世纪上半期英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 ↩︎
布伦坦诺是政治经济学中为资产阶级辩护的学派的代表，鼓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和平”。他赞扬作为反对革命偏向的堡垒的英国工会。在本文提到的一本书《Ueber das Verhältnis von Arbeitslohn und Arbeitszeit zur Arbeitsleitung》，Leipzig，1876［《论工资与工时对劳动生产率的关系》，莱比锡，1876年］中，布伦坦诺硬说，提高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不仅对工人、而且对资本家也有利，因为它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
1881年在英国成立的“民主主义联盟”（自1884年改为社会民主主义联盟）所鼓吹的一些观点是领会得不很高明的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改良要求之结合。 ↩︎
“俄国北方工人协会”是1878年从工人们的小组中产生的。它有200名以上的会员，一直存在到1880年。协会的纲领说，就自己的任务来说，它是依附西方的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它规定自己的最后目的是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而自己的目前任务则是争取政治自由和人民的政治权利。 ↩︎
《种子》——是秘密的“黑土重分”集团于1880-1881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工人报纸。一共出了六期：第1期是1880年10月25日，在日内瓦出版，第2-6期在俄国。报纸对于在城市无产阶级中间的民粹主义的宣传予以特别的注意。 ↩︎
“俄国北方工人协会”的会员们以《给编辑部的信》回答了民意分子，这封信登于1879年4月8日《土地与自由》的第5期上，在信里面证明，他们的一切“要求仍然是要求”，如果他们不和专制制度斗争的话。信里面说，“……我们也知道政治自由能保证我们的组织免于当权者的专横和允许我们更正确些地发挥自己的世界观和更成功地进行宣传的工作……” ↩︎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47页。 ↩︎
这一断语是普列汉诺夫从《Briefe und sozialpolitische Aufsätze von Dr.Rodbertus-Jagetzow》,herausgeg.von Rud.Meyer,Berlin 1882［《罗伯图斯-雅格佐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卢得·迈耶尔编，柏林，1882年］一书中引出的。 ↩︎
普列汉诺夫这里指的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历史学家托罗德·罗杰士，特别是他《Six centuries of work and wages》,Oxford 1884［《六世纪的工作和工资》，牛津］一书和法国新闻记者和国事活动家及马尔萨斯主义者查尔里·杜沙特尔的著作：《Traité de la charité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état moral et le bienêtre matériel des classes inférieures de la société》，2-me èd.，1836［《关于慈善事业和社会的一些低层阶级的道德状态及物质情况的论文》，第2版，1836年］。 ↩︎
参阅格·瓦·普列汉诺夫：《扮演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批评家的司徒卢威先生》［《全集》，第2卷］。 ↩︎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页。 ↩︎
“自然法”——在资产阶级的一些政治学说中关于法的概念，是从人的本性，从他的理性中发生的。 ↩︎
讲坛社会主义者（出自德文Katheder——讲坛）——出现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并团结了一群德国资产阶级教授们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们，他们以大学的讲坛来宣传把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理论。 ↩︎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6-467页。 ↩︎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45页。 ↩︎
《人民事业》——俄国革命民粹主义者在日内瓦创立的机关刊物。除第一期为巴枯宁准备的以外，其他各期均是以前的民意分子、第一国际的俄国支部书记H·и·乌金主编的。《人民事业》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坚持他们在国际中的策略路线方面，在揭发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分子者方面积极地帮助了他们。但是《人民事业》基本上仍然是站在民粹主义的立场上的，它把俄国农民公社理想化了，不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 ↩︎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6页。 ↩︎
普列汉诺夫指的是以别尔托夫的笔名出版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 ↩︎
在1879年11月15日《民意》报的社论里关于立宪议会说：“在这一议会里有90%的代表来自农民，而假使我们的党的活动是十分灵活的话，那末90%也就是来自于党。这样的议会能决定什么呢？极其可信的是，它会使我们得到我国一切经济和国家关系的完全革命……”。 ↩︎
关于革命组织夺取政权的问题，在1882年2月5日《民意》报第8-9期的社论中有所论述。 ↩︎
在这里和在下面引证的普列汉诺夫的《党的准备工作》论文是纲领式的论文，登载在日内瓦出版的《1883年民意大事记》，第122-124页。 ↩︎
“民意”执行委员会的纲领刊登在《民意》报的第3期上。普列汉诺夫所引的命题在B部，第2节［第6页］。 ↩︎
“民意”给皇帝亚历山大三世的信是在1881年3月10日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以后，立即用传单发表的。它被转载在《1883年民意大事记》第9-14页上面。 ↩︎
“民意”的执行委员会对亚历山大三世建议把所列举的一些自由“作为国民议会决定以前的临时措施”。 ↩︎
“铁血宰相”是人们对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的称呼。 ↩︎
这一节所有的引语都是摘自1882年2月5日《民意》报第3页的社论。 ↩︎
第一版用的是“阶层”。 ↩︎
《工人报》——是一些工人［“民意”党党员］于1880年12月至1881年12月在彼得堡出版的非法报纸；由安·伊·热里亚波夫主编。一共只出了三期，由于民意的组织被破坏而停止。 ↩︎
《工人》——巴枯宁主义方向的非法报纸，1875-1876年在日内瓦出版。一共出了十五期。报纸向俄国的“工作的人们”——工厂的工人们和农民们——号召反叛。 ↩︎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5页。 ↩︎
《星期》——自1866到1901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周报。从1876年起转到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者手中，主持宣传“小事情”的理论，即是说，号召知识分子放弃革命斗争从事于“文化工作”。 ↩︎
关于发刊《民意通报》的发刊词，是在1883年出版的该杂志的第1期上面刊出的。这一“发刊词”的头几行说：“《民意通报》想成为俄国社会主义的国外机关刊物，它怎样表现在完全确定的一些条件下为完全确定的目的而奋斗的民意党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