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元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第二、三版序言

本版《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这部著作是按照《普列汉诺夫全集》第7卷（1925年）的原文刊印的，并根据1895年第1版和1905年第2版校正过。——俄文版编者注

我在这里只改正了第一版中的和。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对我的种种论据作任何修改，原因很简单，就是我的这本书是论战性著作。对论战性著作的内容作任何修改，都意味着用新的武器反对自己的论敌，迫使他用旧的武器作战。这种做法一般说来是不允许的，而在当前的场合就更不允许了，因为我的主要论敌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已经不在人世。¹批评我们观点的人们硬说，这些观点，第一，本身是错误的；第二，应用于俄国时特别错误，俄国在经济领域似乎注定要走自己独特的道路；第三，它们之所以坏，因为它们预先就使自己的拥护者们无所作为，趋于“无为主义”。最后的这个责备现在未必有人敢于重复了。第二个责备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为最近十年俄国经济生活发展的全部进程推翻了。至于第一个责备，哪怕只是看一看近期的著作，就足以深信之正确了。任何关于“原始文化”的严肃著作，每当谈到“野蛮”民族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现象的因果联系时，都一定要求助于这种解释。且举封登·施坦宁的经典著作《在中巴西原始民族中》(Unter den Naturvolkern ZentraI-Braziliens）为例。然而不言自明，在这里我不可能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对于我的某些反对者，我在附录《对我的反对者们说几句话》一文中作了回答。这篇文章我是用笔名发表的。因此我在其中谈到自己的书时是当作别人的著作的，他的观点也是我的观点。不过这篇文章丝毫没有反驳库德林先生，他在《俄国财富》上出来反对时，已经在这篇文章问世之后了。²关于库德林先生，我在这里说两句话。

他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种种论据中最严正的，可能就是他指出的那个事实，即同一个宗教（如佛教）有时为处在极不相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各民族所信奉。不过这一论据只有初看起来才似乎是有根据的。观察表明，在这些场合，“同一种”宗教相应于信奉它的各民族经济发展的阶段。

我想回答库德林先生的还有这么一点。他在翻译普鲁塔克的希腊文原文上发现了我的一个错误（注意参看第619-620页），并且对它下了一些极为刻薄的评语。³不过实际上我对这个错误是“没有过失的”。我的书出版时我在旅行中，我把手稿寄给了彼得堡，其中引自普鲁塔克的文字没有写上，只是指出了该引用的那些章节。与出版有关的人士之一——大概是在博学的库德林先生曾经学习过的同一所古典中学毕业的——翻译了我指出的章节，并且……犯了库德林先生指出的错误。这自然是遗憾的。不过也应该说，这个错误乃是我们的论敌们能够捉住我们的唯一缺陷。他们本来就需要得到某种精神上的满足。所以我甚至对这一缺陷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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