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社会思想在不同社会成分相互斗争影响下的运动

彼得改革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往往互不协调的新意图，在臭名远扬的叶卡捷琳娜“新法典编制委员会”里亦有表现。但是，这一委员会表明，我国当时的客观实际，对于那些不符合彼得时代以前的旧事物和不符合迄今仍没有动摇的国家制度基础的法典的实施，是多么不利。

一部分人民把派遣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看为一种对国家的可憎的徭役。对这部分人说来，问题是尽快地摆脱这种徭役。在穆罗姆贵族给他们的代表的委托书中说：“我们出席会议，根据我们全体穆罗姆贵族的共同意见，决不承认任何负担和需索。”¹在特维尔县，有一个地主借口彼得三世的敕令曾豁免贵族的任何强制服役，而拒绝参加代表的选举。工商阶层尚未免除强制服役。因此，在1766年12月14日上谕到达后，某些城市的市议会认为有权采取坚决措施，取缔逃避立法工作的任何企图。在浦季夫里，市议会命令市长库尔久莫夫：“你要到浦季夫里的所有商人家中去，不要遗漏一户，向每人宣布，要他们准时出席。”“万一他们由于不服从而没有报到”，市长应即刻上报。在卡尔戈波尔，市长奉命每周巡查，明晰地宣读上谕文件及附件，务期家喻户晓。在卡辛，阿尔汉格尔斯克，梁赞省彼列亚斯拉夫勒市，市议会命令，在12月14日上谕颁布后，任何商人都不得在选举前擅自离城。在其他城市，离城的商人必须书面保证在一定期限内归来。在卡西莫夫，责成市长对第一级和第三级商人中的40名，处以罚金，“不得疏漏”，因为他们经过多次通知仍不出席选举。对于无力偿付罚金的逃避者，决定处以“笞刑，使其不敢再犯”。这一切都是按照彼得改革前的莫斯科制度精神办理的。对于那些与当地生活素无联系，并且不愿被选而被选为代表的选举人，也按照这一精神对待。在当时莫斯科省波里梭格列布斯克镇，商人叶波尔金被选为代表，他虽然在文件上属于当地社会，但却住在维堡市。他在收到代表证书和选民委托书后，向相应的主管当局说，他在波里梭格列布斯克镇既无房屋，又无商店，此外，他本人已经病了三个星期，并提出医生诊断书作为证明。开始了一个整个的诉讼过程，官司打到参政院，参政院的裁决认为，叶波尔金在当选时，在该镇尚有房屋，而且身体健康，后来才生了不大的病，所以他无权拒绝充任代表的义务。维堡省省长遂将这一强迫被选的人送到莫斯科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从现时的欧洲人的眼光看来，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库尔斯克的代表伊凡·斯科尔尼亚科夫的命运。他住在涅仁，托词有病。就是情绪乐观的参政院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一个代表，这病——“头脑糊涂”，是大病。可是严厉的库尔斯克市议会不考虑他的托词。根据省长的命令，为了惩罚他的“一周逃避”，斯科尔尼亚科夫由小俄罗斯委员会押送到库尔斯克。监禁过斯科尔尼亚科夫的涅仁市议会，认为他们是“依法”办事。

在叶尼塞斯克，当地居民有意推举一个受到普遍憎恶的人沙莫伊洛夫为代表。当选人抗议说，他是被恶意地选出来的。然而这没有用。他不得不服从自己的痛苦的遭遇。沙莫伊洛夫甚至参加了修改代表委托书。法国谚语说得好：胃口在要吃东西的时候才会来。选民们在签署委托书时还担心，选出沙莫伊洛夫不仅会给当选人，而且会给选民自己带来麻烦。然而，困难总算是消除了，沙莫伊洛夫到了莫斯科，据说，还成为委员会的一名干员²。

如果旧莫斯科的传说，最少在俄罗斯国家某部分居民中尚且记忆犹新³，那么，它在这个国家的行政官吏中，就更为根深蒂固了。叶卡捷琳娜说，她要使代表的选举成为“自由的”，要防止对选举施加行政压力。但是，我们深知，女皇的实践同她的理论分歧得多么厉害。实际上，行政当局只要觉得有益，便毫不迟疑地压制选举。他们极为关切的是使选举“充分安静无声地”进行，任何“喧哗”都被他们看为犯罪。如果在大俄罗斯很少发生具有政治意义的“喧哗”，那么，在西部边区，事情就迥然不同了。这些边区有其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取得的权利，它们根本不愿放弃这些权利。那里的居民担心委员会会取消这些权利，因而宁愿完全不派代表到莫斯科去。在波罗的海东部的一些城市和小俄罗斯的一些地方，便是如此。而当边区人民确信逃避派遣代表已不可能时，他们便在拟订他们的委托书时，首先请求保持迄今仍存在的特权和恢复已被中央政权取消的特权⁴。不言而喻，行政当局只能把这种意向和愿望看为“任性”，看为对决心为臣民造福的女皇的“忘恩负义”。小俄罗斯的总督鲁缅采夫从小俄罗斯写给叶卡捷琳娜的报告说：

“新法典草案没有引起对皇帝陛下的德意的感激，没有改变他们的倾向和意见。许多人酷爱为所欲为，甚至认为任何皇上的上谕都是破坏他们的权利和自由的。他们所有人的意见都是一样：‘我们为什么要参加委员会呢？我们的法律已是够好的了，而如果去作代表，那就只有请求确认我们的权利和特权。’他们‘经常灌输到普通人民（这种人是真正善良的）头脑中的建议的用语，是自由和权利’，把这视为必须一致寻求的根本。”⁵

像鲁缅采夫一样，叶卡捷琳娜决定，这种“任性”必须结束。她回答鲁缅采夫说：“我希望你会采取措施，逐步使那些不认识自己社会利益的人们，终于认识这种利益。”

由于她早在塔勒兰（Taлейран）之前便已实行一个信条：我们应该利用言辞来掩饰我们的思想，所以，在这里也立即建议避免“强制或严峻的训诫”。这一保留没有瞒过鲁缅采夫。在其后所写的一份报告里，他对他的爱好自由的元首说，他已经“没有耐心再去劝导这些撒谎者”，他“直接采取了命令的语调”。如所预料，她答复他说，他所使用的命令语调，是“非常得体的”⁶。问题并不限于“语调”。在涅仁团队，选民由于不满意他们的代表谢列茨基拒绝接受一份要求恢复贵族自由以及黑特曼（Гейтман）⁷政权的委托书，选出另一名新代表来代替谢列茨基⁸。于是，行政当局将“破坏秩序的主谋者”移送法庭：军人移送军事法庭，非军人移送民事法庭查办。

他们的罪名是他们“公然破坏代表谢列茨基的权限”，而谢列茨基“自当选之日起即已处于女皇陛下的保护之下”。民事法庭给被告判处终身流放，军事法庭处刑更重：在36名被告中，33人判处死刑，其余3人判处流放！参政院将流放改判为16年监禁，褫夺一切官衔。死刑判决没有执行。不知道当时给他们改判为了什么罪；但在1770年，当仁慈的叶卡捷琳娜认为可以宽恕他们的时候，赦免的消息他们是在监狱里得到的⁹。

贵族对中央政府的反对情绪，比小俄罗斯人民的其他阶层表现得尤为剧烈。我们在前面看到，甚至鲁缅采夫也觉得，小俄罗斯的“普通人民”是“真正善良的”¹⁰。然而善良的小俄罗斯人民，也有不少不满的理由。哈尔科夫省¹¹米日里奇镇的居民过去是镇的哥萨克军人，后来变为纳税居民，他们自然愿意恢复旧秩序。在一次选举大会上，有一个名叫格林金科的人感叹地说：“谁规定了这个税额，他将永世不得超生。”他被捕了，并被移送法院。有些选民企图释放他，他们也被捕，并按法典第1条和第8条，以密谋危害国王健康，阴谋反对国王的刑律审判。苏麦省当局决定公开对所有被告（共23人）实行鞭挞。事实上，仿佛只有格林金科受了鞭刑，还有选民费特洛克受了笞杖。然而，这就是非常“严峻的劝导”啊！假定费特洛克饱尝笞杖滋味，是因为他企图强力释放格林金科，但格林金科的受罪，只不过是因为他过于激烈地表达了他对新事物秩序的观点而已。这就是说，“自由的”选民，在给应该谋求“每一个人和所有人的幸福”¹²的代表提出委托书时，是没有自由公开说出他们所想说的一切和心里感到痛苦的一切的。

按照关于选举的上谕附件的规定，代表永远免除死刑，拷打，体罚和财产被没收；凡是侮辱代表的人，应受双倍的“侮辱”。然而在这里，实践又与理论分歧。哈尔科夫省代表普洛科普·库克向居民需索钱财，许诺在与选举同时举行的土地清丈中，给这些居民帮忙。库克被控敲诈，被剥夺了代表称号，并被处以鞭挞。这样看来，仁慈的女皇所给予代表的特权，其实不过是说，在没有预先剥夺他们的崇高的代表称号时，不能对他们的“肉体”进行处罚罢了¹³。

行政当局非常不喜欢代表们同他们的选民有书信往还。有些代表向外省写信。按照行政当局的意见，这些信可能表现出不服从。叶卡捷琳娜认为应该给他们提出严重警告，“使他们往后更慎重地使用纸笔”。代表杰尼索夫、莫列涅兹和莫罗兹。¹⁴由于同他们的选民有过仿佛令人愤慨的通信，都被开除了。不过，这类细节，就是现时的俄国读者，也不会觉得奇怪的。

库德里亚舍夫说：“居民对选举的态度，一般说来，是善意的和颇为自觉的。”他指出，在一些地方，选民坚决支持当选人，有时对他们实行经常的监督。

实际上，尽管无论在行政当局对选民和当选者的态度上，或在选民和当选者对自己的责任的观点上，都还保持了很多彼得前的旧事物，但我们还是看到，这次叶卡捷琳娜委员会的选举，要比前此历代君主召集的类似委员会的选举，具有更多自觉性和严肃认真精神¹⁵。

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但对此也不容夸大。事实是，在选民总数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积极参加了选举。这一事实，库德里亚舍夫伯爵也曾指出。的确，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许许多多贵族选民，由于在军中服役，不住在自己的领地上。库德里亚舍夫伯爵举出了关于当时莫斯科省若干县的一些有趣的统计数字：

	总人数	住在县内人数	出席选举人数	送来意见人数
戈罗霍韦茨克县	63	7	6	4
瓦洛科拉姆斯克县	60	15	6	10
兹维尼戈罗德县	80	2	—	51 16

在工商阶层的人们中，大概有些人——也许甚至为数颇多的人——由于经营自己的商务，或由于执行国家的强制义务，暂时离境，而没有参加选举。

库德里亚舍夫还指出一个当然很不方便的情况，即委员会的选举，指定在道路泥泞的春季进行。但是，第一，我们知道，市议会曾“恭敬地”——也是成功地——请求省长改变对居民不便的选举期限¹⁷。这一办法可以最少在一些地方部分地避免由于春天道路泥泞而造成的无可争辩的困难。第二，选民暂时离境，无论是自愿的（由于私事）或是强迫的（由于国家义务），都很难完全解释为什么在彼得堡亲自参加选举的选民人数只达到居民总数的15％，而在莫斯科为数更少，只占选民的10％¹⁸。

为了避免误会，请注意不愿亲自参加选举，并不表示选民对选举的结果漠不关心。我们知道，选举法允许贵族书面投票或提出他们的“意见”。我们看到，在当时的莫斯科省，许多贵族选民行使了这一权利。同样的权利——这是不符合法定的选举程式的——亦曾授予两个首都的选民。为数颇多的首都房产主，可能不愿意，或者因故不能出席选举大会。但是，贵族，比方说，兹韦尼戈罗德县的贵族，当他们在较远的地方服役时，觉得必须向故乡寄回他们的选举“意见”，这就表明他们对立法委员会的命运颇为关心。而如果彼得堡或莫斯科的房地产主不亲自参加选举大会，却只是送出一封“信任信”，那就显然表示他们的选举热情是异常有限的。

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在选举复选人时，出席了许多达官显贵，对于这一值得注意的现象，也应在同样的意义上去理解。这一情况甚至使领导这两个都会选举的警察总监奇切林有些着急，他“劝告选民不要在委托书里”“从有能力的、和知道城市需要的各种身份的居民中，选出复选人”¹⁹。

由于这一切，如果说不是“一般地”所有居民，而只是其中某一部分、而且是比较小的一部分，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王朝比在以前对选举表现了更认真、更自觉的态度，那我们就更接近真理了。

这一部分居民精力最充沛，也最活跃。他们的当选人，应该说是在委员会里享有代表权的所有居民的需要的表达者，是这些居民的意图的体现者。

尽人皆知，农村居民在委员会里的代表是很少的。在选举条例里只提到独院小地主，务农的士兵，多年公职官宦，耕种国家土地和缴纳皮毛实物税的农民。12月19日上谕颁布后，除这些成分外，增加了某些其他成分。同年12月19日，参政院通过决议，给经济农民以代表权。其后不久，叶卡捷琳娜命令也吸收那些编入工厂的农民参加选举²⁰。关于是否给予宫廷农民以代表权问题发生了，但同一开始就否定了地主农民的代表权一样，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否定的²¹。

任何特定阶级、等级或阶层的最活跃部分，通常都是它的最文明的部分。这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可惜当时俄国居民的最文明部分，也是不大文明的。博奇卡列夫编制的表格，表明选民中文盲的人数²²。

	贵族	城市居民
省别	选民总数	文盲	文盲对选民 总数的百分比	选民总数	文盲	文盲对选民 总数的百分比
奥伦堡	185	111	60	—	—	—
阿尔汉格戈罗德	331	93	28.03	—	—	—
莫斯科	1756	314	17.88	4646	1543	33.17
诺夫戈罗德	977	141	14.33	69	3	4.35
涅什戈罗德	130	15	11.54	680	331	48.97
诺沃罗西斯克	309	33	10.65	—	—	—
斯摩棱斯克	206	19	9.22	30	—	0
别尔戈罗德	510	43	8.44	1401	441	31.41
沃龙涅什	553	45	8.14	1404	441	31.41
小俄罗斯	884	53	5.99	521	383	73.51
彼得堡	41	2	1.88	100	—	0
斯洛坡乌克兰	254	11	4.33	—	—	—
喀山	205	2	0.97	82	13	15.85
基辅	111	—	0	183	93	50.82
阿斯特拉罕	—	—	—	682	372	54.54
爱司特兰	165	—	0	—	—	—
里弗兰德	171	—	0	—	—	—
西伯利亚	65	—	0	—	—	—
伊尔库斯克	39	—	0	63	—	0
维堡	3	—	0	—	—	—

当俄国讽刺作家嘲笑俄国的极度法国狂时，在莫斯科省这个大俄罗斯的中心，在属于“贵胄等级”的选民中，却有大约18％的文盲！至于在奥伦堡省，这种文盲选民竟达到半数以上，就更不用说了。文盲贵族可能不比塔拉斯·斯科季宁或米托罗凡·普罗斯塔科夫更易于接受一般西方影响，特别是接受解放哲学的影响。然而由于他们集居在外省，这就使我们能够正确估计我国讽刺作品所时常描绘的那种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对立，以及他们在作这种描绘时毫不掩盖其对后一种生活的同情²³。

无论在大俄罗斯或小俄罗斯，工商阶层的文盲更为普遍。如果小俄罗斯省的贵族选民中，文盲只占6％，那么，城市选民中文盲便占73.51％。基辅省的文盲选民占选民总数的50.83％；在沃龙涅什省占55.27％；在莫斯科省占33.17％；等等。彼得堡省仿佛是一个出色的、甚至奇特的例外，其文盲选民在贵族选民中仅占4.88％，而在城市选民中更下降为零。但是，那里列入城市选民数字中的人数比较不多。所以，更慎重的是，对于他们之中有没有文盲，不作任何结论。

无论个别情况如何，不容怀疑的是，俄国工商阶层，整个地说，在当时是比贵族等级更缺少文化的；当这些非常缺少文化的人们的代表不得不考虑彼得改革所引起的各项矛盾时，他们便显得不能广泛地照顾本等级的需要，不能提出结构严谨的、没有矛盾的整套要求了。

“要求”一词，也许是不适当的。谢列耶维奇说道：“尽管城市居民的申请是合法的，但是他们总离不开一种思想，以为这些申请会为女皇所不赞成；因此，在委托书的结尾，他们总是请求惠予最大的宽恕，如果委托书的内容有什么过当的地方。”作为例证，他从梁赞省佩雷亚斯拉夫尔公民的委托书里摘录了一段话，我们在那里读到：“如果在我们这些请求里有什么是不适当的东西，我们最诚恳地请求皇帝陛下宽恕，对我们这些最忠诚的奴隶宽容，不把这看成犯罪。”²⁴这就是莫斯科罗斯的具呈人的语言！具呈人不是要求，而只是提出请求。18世纪的俄国城市居民对中央政权的态度，同彼得改革前的城市居民，并无二致。然而在代表们送给叶卡捷琳娜委员会的言论里，有时却发出了前所未闻的语调。彼得改革毕竟还是有其影响的！

必须指出，城市代表对彼得改革是深为同情的。苏兹达尔市的委托书包含了对彼得活动的整篇颂辞。委托书的编者热烈歌颂这位改革家对商业的“慈父般关怀”。他们说，彼得一世“以自己的崇高地位，不惜向精于商务的人民敏锐地考察有益的办法、艺术和工作，以便将这一切教育自己的臣民”，等等。他们对于彼得一世在实行有利于商业的改革时所追求的目的的看法，也是值得注意的。按照他们的说法，他“这样做的意图，是要使俄国商人积财如山，不仅（原文如此！）堪与欧洲商人并驾齐驱，而且超越他们，因为如在欧洲国家中所见，国家有多么需要商业，他是确切知道的”²⁵。

往昔笃信宗教的人们对西方的那种笨拙的仇恨心理，在这里一点也没有了。然而这种心理，甚至波索什科夫也有过。在苏兹达尔市的委托书里，后面的几行还谈到“幸福的欧洲商人”，在他们面前，贫穷中在苟且偷安的俄国商人，感到羞愧。

在委员会的第62次会议上，巴尔纳乌尔市代表卡雷舍夫的发言，对彼得一世作了更为热烈的颂扬。他指出，彼得改革前的俄罗斯“不为世人所知”，由于贫穷妨碍它养活军队，因而不能自卫抗敌。但现在由于彼得改革，俄国已有强大的部队，“只要看看这个部队的样子，就足以使胆敢来犯的敌人惶恐和战栗”。

按照卡雷舍夫的意见，彼得改革的根本意义，在于它“开辟了港埠，增加了同各种前所未闻的各国人民的贸易”。请看，他们主要是从商业的观点来估价彼得的改革活动的。军事的理由只不过是为了加强这一观点罢了。应该看到，代表卡雷舍夫一般地认为商业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他断言，腓尼基和梯尔，卡尔伐根和罗马，英国和荷兰，“其光荣都归功于商业”²⁶。

不仅这样。卡雷舍夫在确认商业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这种重大作用时，还引证了叶卡捷琳娜《敕令》中的语句：“在受到排斥的地方，商业凋零；而在安宁不受破坏的地方，商业建立起来了。”²⁷有理由设想，他对彼得改革的巨大利益和对商业的重大意义的信念，都是同自由的必要性的认识相联系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认识不只是他一人表示过。喀琅施塔得代表雷布尼科夫在与谢尔巴托夫公爵争辩时，将俄国商人的情况与西欧商人情况作了比较，指出：“俄国商人阶层没有应有的自由。”²⁸

根据这一切判断，使城市代表懂得自由的意义的，不是这个或那个思想家，也不是他们所引述的西方影响，而是俄国社会生活的痛苦经验。涅什戈罗德的公民抱怨警察“给商业造成巨大障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他们的委托书的第一条里便请求“将现有涅什戈罗德警察局撤销，并将警察职务划归涅什戈罗德省的议会管辖”²⁹。北首都的公民提出申请，请求“任何人都不应在自己的住宅里遭受任何暴力侵扰；如果必须将谁送到法院或抓往何处，应先给他发出传票，如果他在传票到达后未及前往，也不能在住宅里或室内强力（原文如此！）逮捕，而应在住宅外或室外逮捕。刑事犯除外”³⁰。

莫斯科公民在给他们的代表戈利岑公爵的委托书里，也提出了同样的申请：他们希望警察保卫公民不遭受任何强力行动，并不得从自己方面对法院使用暴力。“如果需要将谁送到法院，任何时候都不得将他从自有的住宅（如果他有这样的住宅的话），或租用的住宅里将其逮捕。刑事案罪犯除外”³¹。叶皮凡选民，请求“不得将城市居民——平民知识分子本人和他们的子女，因任何案件捕进市议会或市政自治机关，并不得在这些地方将他们监禁”。

他们不像在其他委托书里一样把刑事案件作为例外，而只是把票据案件作为例外，“但必须将拘留时间和审判地点通知”³²。

但苏兹达尔公民的话，比所有其他人都要激烈：“当所有的财产都从手中被夺走了的时候，号称商人是没有任何好处（原文如此！）和幸福的。……值得称赞的商业流通，其繁荣不是由于别的，而是由于自由的意志和对营业的不阻扰。”³³

除这些权利要求外，还请求改进诉讼程序。彼得堡的居民希望“下令按照其他欧洲城市的样子（请读者注意这点！——著者），建立市政自治机关或市法院；为了最快地约束和根绝密告谗言，因循贻误，争讼纷纭，钻营奔走，请在现时法院下建立口头法庭，以便公民和居民毫无差别地在这里审理一切相互间的争议和委屈”³⁴。莫斯科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而且——这一点也应该记住——也引证西欧说：“为了在公民之间更好地遵守秩序和处理发生在小市民之间的事故，最诚恳地请求在这里，按照欧洲城市的样子，建立市法院（原文如此！）。为了使一切人和每一人都能迅速约束和根绝密告谗言和因循贻误，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口头法庭，以便所有的人，无论其职位和官级如何，都能在发生争议和委屈时，利用不偏不倚的法庭。”³⁵

在委员会开会时，城市的代表也请求设置口头法庭³⁶。

再说一遍，彼得改革对于商工阶层没有白白过去。这个阶层的不识字或不大识字的群众开始意识到学习的必要。莫斯科的商人在他们的委托书里最诚恳地请求设置学校，“使不仅靠父母抚养的富商子弟，而且使靠本地商人养活的幼年孤儿，都能在这里学习各种语文、会计，以及为商业所必需的科学和知识”³⁷。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市民在这里也引述了西欧情况。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居民在他们的委托书里说，由于无知，“商业上没有熟练的批发商，而开明的欧洲却到处都是这种商人，所以经常获得高利。因此，可以将我国商业比喻为这样的制造厂，其原料虽好，而工具失修，不能臻于完善”³⁸。

贵族代表也在委员会里指出教育的利益。但他们是从国家职务需要的观点看待教育的。例如卡卢加的贵族，希望他们的子女由于受了教育，“在往后履行他们担任的职务时，不负所学”。按照别廖夫人的意见，学校所以需要，是为了“使贵族争得光荣，比其他人更能优秀地执行女皇陛下的军事职务”³⁹。至于商人的代表，他们几乎只是强调商工业的需要。里亚斯克市居民力争责成市议会“尽一切努力来教育子女，使他们除熟悉法律和书写之外，还学习数学、会计、航海、几何以及其他有关商业的科学。他们的子女如果不懂得高等科学，那就叫他们按其志愿，学习手工工艺，不让任何人不懂科学而游手好闲，墨守成规”⁴⁰。

有些城市的委托书编者，想到必须实行强迫教育。维亚兹玛市的居民幻想“没有一个商人或行会人员的子女不识字，没有一个人靠乞讨过活”。沃洛格达选民希望“对穷困商人的幼年孤儿，因材施教，虽非按其志愿，而是出于真正照顾”。阿尔汉格尔市委托书编者，请求“规定男女两性子女一律学习识字和教义，违者重罚。”里亚斯克商人，建议对不送子女入学的父母“处以罚款，并将罚款用来维持学校；此外，这些子女由于父母的纵容，未经主任教师同意或在放假前擅离学校，根据1714年的训令，不得结婚”。

不过，远非所有城市选民都表达了他们对学习的利益的认识。下面的数字表明在1767年的选举里，有哪些省份表明了这个认识，以及提出学校问题的委托书在整个城市委托书中所占的百分比⁴¹。

省别	提出学校问题的委托书数	它们对全部委托书的百分比
斯摩棱斯克	1	20
阿尔汉格尔斯克	3	15
沃龙涅什	2	12.5
诺夫戈洛德	2	10
喀山	1	6.05
莫斯科	2	3.43

此外，城市选民的教育意图受到了等级界限的限制。

在1768年5月2日的会议上，农民士兵的代表伊凡·热列布措夫提出“意见”，认为必须在农村设立学校，以教育那里的儿童“识字，轮流学习教会的书和法律书”。在同年5月5日会议上，奔萨市的代表斯杰潘·柳巴夫采夫表示反对。他认为农民，按其情况，除识字外，不需要学习其他科学，而识字就是没有学校也可学到手。学校将使青年人离开农业⁴²。

俄国手工业的大力发展，实际上使相当多一部分农民参加商工阶层，因而同任何地方相比，商人受到的教育更少，因而把人民群众留在愚昧之中。显然，来自同一省份——不过不是来自城市居民，而是来自农民士兵——的一位代表Er.谢利瓦诺夫在发言反对柳巴夫采夫时，就想要他注意这一点。他提到方言教育重要性的叶卡捷琳娜《敕令》，同时指出，商人中有两个阶层：其一，由于学习而变得有了文化；另一则来自农民，没有学习的可能。从这里得出的最正确的结论很明显：如要对整个商人等级进行教育，那也就教育了农民。士兵代表的另一个意思，也是无可辩驳的：他认为教育不危害农业，而相反，给农业带来利益。

批评柳巴夫采夫观点的，除奔萨市的代表谢利瓦诺夫外，还有谢尔佩伊斯克的贵族代表斯特罗加诺夫伯爵，他认为教育对农民亦有益处，因为只有教育才使人有别于牲畜，同时，他还向我们阐明我们“对神，对国君，对社会”的责任。伯爵希望，在农民受到教育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对自己的地主表现出野蛮粗暴⁴³。公平的读者会同意，农民士兵——也就是农民——的代表，对于教育的观点要比商人和贵族代表的观点既广阔得不可计量，而等级利己主义的成分也最少。

我们知道，城市代表坚决指出了自由对于发展“商业”的重大意义。人们如果只是知道商人对于自由的这些颂歌，就会责备已故索洛维约夫的不公正，因为他说：在法律委员会里传遍了贵族、商人和僧侣们的和睦的、极为悲哀的“奴隶”呼声！根据商人对自由的歌颂，似乎应该假定，商人代表，相反地，曾和睦地叫喊：“自由万岁！”但是，已故的历史家是对的。

就说我们所知道的喀琅施塔得代表雷布尼科夫的意见，认为俄国商人没有必要的自由罢。这个意思是以反驳谢尔巴托夫公爵的形式提出的。谢尔巴托夫公爵竭力反对城市代表申请准许商人购买奴隶。他说：“我们看到，在整个欧洲，没有人有奴隶，但谁也不说这样过不去，谁也不抱怨没有劲儿了。怎么能说，商人没有奴隶，就过不去了呢？”⁴⁴雷布尼科夫想得对：如果承认俄国商工阶层的地位与西欧的地位相同，则这一论断是无可反驳的。所以，他赶忙指出，事情并非完全如此：与西欧不同，俄国商人被剥夺了自由，他们也没有“充分的特权，在官方征召时服役，这事涉及成千成万的人”。他对谢尔巴托夫公爵的这个答复大为城市代表所欣赏，他们当中许多人“同意他的意见”⁴⁵。

同样，我在上面引录过的苏兹达尔委托书也歌颂彼得，因为彼得准许商人“适度地按照机器和炉窑的数目，购买农民”，送进工厂和作坊⁴⁶。

许多其他城市，如莫沙尔斯克、阿尔扎马斯、托姆斯克、涅希、西尔白伊等等，都曾申请给商人以购买“奴隶”的权利⁴⁷。

简括些说：西方的秩序是好的，自由也是好东西，但俄国不是西方。俄国商人等级自己没有自由，却又不能没有奴隶劳动。他们最恳切地请求将他们从对国家的义务兵役中解放出来，从束缚商工业活动的警察桎梏中解放出来，但又与此同时请求准许他们购买“奴隶”。彼得一世比任何其他国王都更懂得工业和商业的需要。他进行了伟大的改革。但是他的改革没有取消工厂和作坊工人的奴隶劳动，相反，它破天荒第一次使这种劳动得到广泛采用。

城市选民和当选人的见解就是如此。索洛维约夫是对的！这就使我们对于当时俄国商人的西方化的范围，有了明确概念：从西方秩序中应该抄袭那些增加商人的身价和自由的东西，同时完全忽视那些这样或那样，从这方面或那方面保障工人人身自由的东西⁴⁸。

这种商人的西方化，与贵族的西方化极为相似。俄国贵族等级也是不反对颂扬西方的，因为西方贵族保有一些为俄国所没有的特权。它同时又害怕与西方接触，因为西方各国的居民享有人身自由。然而这里有着重大差别。

如果城市的委托书充满了对彼得一世的歌颂，那么，随后在18世纪下半期，贵族思想家却对他开始采取一种颇为慎重的态度，因为他的官制级别表使门第的重要性退居于官衔之下，而且他全然无意豁免贵族的义务兵役。在立法委员会召开之际，业已从彼得一世历届继位者取得一系列特权的俄国贵族，竭力奉承叶卡捷琳娜二世，希望她不要拒绝执行他们那些不影响她本身权力的愿望。伏尔泰的女弟子非常乐意地迎合了他们的这些愿望。但是贵族的要求愈是增多，他们便愈是同其他阶层的利益和权利相矛盾。其他阶层不能不反对他们。可是，工业阶层的代表一方面吞吞吐吐地、毫无系统地表示反对贵族的要求，但在最主要的方面，却没有表现为革新者，而是表现为守旧者，更确切些说，表现为力图恢复旧事物的反动派。

谢尔盖耶维奇完全正确地指出：自远古到18世纪，所有自由的人都能蓄奴。法律禁止寺院和显贵购买世袭领地，但不禁止任何人购买人。在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曾允许商人和城市工商业者保有奴仆。只是在18世纪中叶，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才有所改变。在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根据参政院1746年命令，只允许在第一次普查时业已保有奴仆的工商业者，保有奴仆。

城市工商业者在第一次人口普查后购买的奴仆，从他们那里划拨出去，按照他们的意愿，拨给城市工商业及行会或者地主。剥夺商人购买奴隶的权利的制度，是经过这种实质上非法的命令确立起来的⁴⁹。

商人力图恢复这一权利。在18世纪60年代初——可以说，就在法典委员会召开前夕——科斯特罗马、科洛姆纳、梁赞省佩雷亚斯拉夫尔市、土拉、特维尔、诺夫戈罗德、新托尔日克、托罗彼茨、卡尔戈波尔、沃洛格达、辛比尔斯克、察列沃科克沙伊斯克，以及维亚兹马的商人，都曾向商业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许可他们领有奴隶⁵⁰。出席立法委员会的城市代表在一同高喊“要奴隶！”的时候，只不过是重复着以前商人提出的恢复旧日权利的主张罢了。

但是领有奴隶的权利，是不能同领有有住民的庄园的权利等量齐观的。在莫斯科罗斯，只有军职人员才享有这后一权利。在属于商工阶层的人们中，只有参加首都商会的人们以及被选为地方长官的那些市镇工商业者，才享有这一权利⁵¹。彼得一世给商人们的这一权利以全新的面貌。1721年1月18日上谕允许所有商人为工厂和作坊购买有住民的乡村，“其条件是这些乡村永远不能脱离这些作坊”。不仅如此，彼得政府还按照莫斯科的旧习惯，将俄国和俄国人看为沙皇的私有财产，往往将国家的工厂连同在厂里工作的工人，一同交给私人经营。彼得的继位者有时也这样办。在安娜王朝，由于当时最大工厂主的要求，发布上谕，规定所有当时在厂里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都永远属于他们的领主⁵²。如果这一上谕完全符合彼得一世的经济政策的性质，那么他的历届继位者的其他上谕所追求的，却是直接相反的目的了。例如，同一安娜女皇的政府在《关于所有工厂的总上谕》里，要求企业家使用雇佣工人的劳动。彼得一世的继任者在发给新工厂开办证书时，也都提出这一要求。最后，在1762年3月29日发布的上谕里，规定工厂应限于“根据身份证、按照商定的工资，使用自由的雇佣工人”⁵³。拉波·丹尼列夫斯基说：这一上谕的结果，看来在1763—1765年编制清册时即已显示出来，清册表明在我国已有些工厂只是使用雇佣劳动。这位学者完全否定图甘-巴拉诺夫斯基所说我国18世纪的大规模生产是奴隶生产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意见。根据18世纪60年代资料的分析，他断言当时雇佣工人占大多数私营工厂工人总数的33％⁵⁴。当然，这一情况是应该注意的。

但是，第一，在“自由雇佣的工厂及作坊工人”（他们的数目占33％）之中，毫无疑问，有许多是依附领主和宫廷的工人，就是说，仍然有许多是奴隶⁵⁵。

第二，即使我们假设一种不可能的情况，即假定在工厂和作坊中从事生产的依附地主和宫廷的奴隶的百分比等于零，那我们也不能避开一个问题：即对于那种使用67％“不自由人”（按照彼得时代的说法）的生产，应该怎样称呼呢？称它为奴隶式生产比称它为资本主义生产要合适得多，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⁵⁶

第三，说我国18世纪的大规模生产是奴隶式生产，并不就是说这种生产完全不使用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当时在俄国并不是什么不为人知的现象。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我国大规模工业的基础仍旧是奴隶式的，这一点除统计数字外，还为另一事实所证明：这就是，如法典委员会城市代表发言所表示，人们认为对于企业家，雇佣劳动不及奴隶劳动有利。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事情并非如此，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作的”企业家们所熟知的。

我国当时的商人在谋求恢复购买奴隶的权利时，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有趣的是，他们在将彼得时代理想化方面，同我们的讽刺作家——方-维津以及别的一些人——志同道合，尽管他们所走的道路是全然不同的。他们的代表所以颂扬彼得时代，不仅因为彼得一世准许商人“参照机器和炉窑的数目”购买奴隶，而彼得的继位者却逐渐剥夺了他们的这一权利。彼得试图按照西欧的方式改造我国的城市管理机构。1718年6月，他决定“在所有城市里建立市议会，并提供良好的章程，按照里加和雷瓦尔的规则进行”。的确，严厉的改革家虽坚定、无情地使个别阶层的利益服从国家，却从未忘记用他自己的、本国的内容充实西方的形式。按照他的设想，新的城市机关必须“促进伟大国王的利益和幸福”，也就是必须服务于国家的需要。他很少关心城市自治：他一般地不了解自治。而在其后的各个朝代，就连彼得一世为实行城市自治而实行的那些为数极为罕见的措施，也都部分地被取消，部分地被破坏了。毫不奇怪，我们在从城市派到法典委员会的代表们的委托书里，除看到对这位君主的理想化外，还看到对他的继位者的迹近讽刺的态度。苏兹达尔市的委托书抱怨说：“我们感到最为不幸和痛哭不已（原文如此）的是，他们（商人——著者）未能按照绝顶明智的国王的意向，达到他所期望的境地。”有时，城市委托书的编者直截了当地用彼得的语言，更确切地说，用总市长办事章程的语言说话。他们的西方化来源于彼得的经济政策，而且很少超越彼得为他的西方化所规定的范围。

有时，对于叶卡捷琳娜时代商人的西方化，这种范围甚至显得过于广阔。

但是，当时我国商人也有不满意彼得改革的方面：这就是警察对城市的态度。在总市长办事章程里（城市委托书的编者和城市代表都往往用章程的语言说话）宣布警察“为市民及一切善良秩序的灵魂，为人们舒适和安全的基本支柱”。俄国居民有理由对这种关于警察的颂扬观点，采取某种怀疑态度。他们根据自己亲身的经验知道，这一“人们舒适和安全的基本支柱”时常给公民造成巨大的不舒适，特别是威胁着公民的安全。因此，商人以其最有觉悟的代表为喉舌，“以欧洲城市为根据”，在委员会里请求使警察完全服从城市管理机关。为了形成这一愿望，必须，哪怕是短期地，停止向后看，而将自己的眼光朝向前方。然而由于商人在提出这一申请时，毫未放弃其恢复过去购买奴隶的权利的意图，所以，他们在悄悄地向前看了一眼之后，又开始凝神地朝后看。于是，他们的进步的愿望，立即被他们的反动追求所麻痹而归于消失。由于这一原因，可以说，他们已不善于对他们本身的申诉作出总结，因而从很广泛的前提里作出了极为狭隘的结论。例如，巴尔纳乌尔市的代表卡雷舍夫在委员会的第62次会议上关于“商业”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意义作了长篇演讲之后，提出申请：1）请求对恰克图海关征收的关税，加以改变；2）请求减轻西伯利亚商人所负担的义务；3）请求坚决重申和遵守规定，使其他城市的商人不得贩卖和零售商品，以免西伯利亚商人破产；4）请求重申取缔收受和进行贿赂⁵⁷。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请求。实在说，为了这些，并无必要提出腓尼基、梯尔、卡法甘和罗马，也毋须谈论商业给英国和荷兰带来的光荣。

莫萨耳的委托书警告说：“俄国商人与其他欧洲城市的市民阶层相比，是受到极度鄙视的”，原因在于对他们“规定了人头税”⁵⁸。也许，这一解释是近乎真实的。人头税是国家奴役非特权等级的多种结果之一，因而也是标志之一。但也只是多种结果和标志之一而已。为了将俄国商人提高到西方“市民”的法律水平，只解除他们缴纳人头税的义务，是不够的；为了达到这个水平，必须完全解放他们，并使他们取得“其他欧洲城市”第三等级已经取得的权利。

然而莫萨耳的商人，显然没有想到这点，所以，情愿满足于解除他们的人头税。

岂止莫萨耳商人如此！尔热夫市的市民申诉说：“由于商人缴纳人头税，由于对他们的侮辱只处以极小处罚，他们不仅受到高等贵族，而且受到最下级官吏的鄙视”⁵⁹。

“侮辱”这个概念是彼得堡俄罗斯从莫斯科罗斯因袭过来的。克柳切夫斯基说：“最初这个用语是指法律对某种官阶赋以何种意义，表示国家对不同社会官员给国家带来的比较贡献的评价的。用以表示这种官员荣誉评价的最明显的形式，是对侮辱，即对以行为，特别是‘以不成体统的言论’侮辱别人的处罚。对侮辱的处罚，按被侮辱一方和进行侮辱一方的官级不同而采取甚为悬殊的方式”⁶⁰。尔热夫市的市民由于对商人的侮辱只受到“极小惩罚”而感到痛苦，他们完全支持了旧的莫斯科概念。而由于支持这一概念，他们便不可能提出比较激进的要求。所以，尔热夫人表示，必须对侮辱商人荣誉，加重处罚。

但是，不言而喻，在当时俄国的条件下，只是转到彼得堡时期产生的概念的立场上，还是不足以产生比较激进的要求的。例如，谢尔佩伊斯克的代表请求给第一级的工厂主和商人赏赐佩剑的权利，这将使他们能够“比其他商人”获得更高荣誉⁶¹。这一谢尔佩伊斯克的欧化分子，其愿望的谦虚，真是无以复加了！

为了替自己辩解，当时的商人可能说，他们所以提出这种完全适合莫斯科罗斯的愿望，是有完全充足的理由的：旧莫斯科的实际，尽管经过彼得改革，仍然在许多方面是不可动摇的。彼得堡的公民申诉说：“本市的公民由于每年的选举公役，已是精疲力竭，他们多年抛弃了自己的商业，特别是生产。”这一完全有根有据的申诉，在其他城市的委托书里和城市代表的意见书里，也比比皆是。就在彼得改革之后，行政当局和贵族等级对在国家奴役下的商人亦曾加以残酷压制和贬抑。对于这一情况，波索什科夫就已表示不满，商人在整个18世纪，更是怨声不绝⁶²。1745年莫斯科参政院办公室收到申诉，指控莫斯科警察局长纳希切金对小商人组织袭击，使用警察队伍毁坏了大量窝棚和小商店⁶³。萨拉托夫委托书的编者说，他们的警察局长随意支配公民的劳动和时间。甚至城市里的市议会对于市民的态度，也是非常粗暴。莫斯科的总督萨尔特科夫伯爵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王朝就已报告，奥尔洛夫市议会主席对商人实行了“巨大压迫，掠夺，导致死亡”。他抢劫了一个名叫库兹尼佐夫的工厂，残酷地殴打工人。为了敉平骚乱，军事当局认为必须遍布密集的哨兵，但是哨兵刚刚撤走，“骚乱者（即市议会主席的拥护者——著者）便像以前一样在市内到处骚扰，成群结队，手持实弹的枪械和棍棒，打死和打伤反对他们的人”。当人们处于这种条件之下时，他们像溺水者抓住稻草一般，抓住所有可以抓到的东西：诸如“处罚侮辱”，争取佩剑的权利等等。

为了对城市代表在法典委员会提出的各种愿望作出公正的评价，必须确切了解这些愿望所自产生的历史环境。奇怪的是，甚至我们的一些深切了解当时我国商工阶层所享受的权利很小而所负担的义务很重的学者，也未能经常做到这一点⁶⁴。例如，已故季佳京便责备城市代表希求“为商人保证从事商业与手工业的特殊等级权利”⁶⁵。

可能以为，商人谋求垄断。可是，这是没有的事情。垄断家企图将新人排斥于他们的范围之外。与此相反，18世纪的俄国商人却申请将所有在罗斯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人们都列入他们的阶层。苏兹达尔的委托书满意地提到彼得一世“曾命令将从事商业的农民永远列入商界”。下戈罗德的代表在委托书中请求将所有从事商业和流入下戈罗德各市镇的农民，列入下戈罗德的商界⁶⁶。托姆斯克市的商人甚至请求给农民以参加商工界的便利。他们希望农民能够登记为商人，“不要通知原主管机关将他们除名，而只是通知他们登记的机关”⁶⁷。这段话文理不通顺，但意思很明白。

下戈罗德代表为了说明上述将农民登记为商人的请求，提出一种理由，认为这些农民当中的一些人都有一两万卢布甚至更多的资本，却享受很大的优待，因为“他们除了向国家交纳正式赋税和向地主缴付代役租税以外，没有任何负担，不知道匮乏，不付住宿费用，也不知道警察干扰。”当时所有的商人都是这样说的。对于他们，问题实在不在于商业权利，而在于履行商人对国家的义务。对于所有愿意同他们一道分担这种义务的人，他们都愿意给予所有属于他们这个阶层的权利。

在法典委员会时期，市镇仍旧像在17世纪时一样，是一个负担赋税和劳役的公社。像任何这种公社一样，它必须交纳一定的货币税和负担一定的实物税，它关心的不是减少公社社员的数目，而是尽可能更多的增加这个数目。城市委托书的编者和城市的代表所以请求禁止不属于商工界、因而不负担市镇租税和劳役的人们经营商业，就是为了求得这个数目的增加⁶⁸。

谢尔盖耶维奇在谈到商界的等级意向时指出，例如，柳比姆市的委托书虽然反对农民经营商业，但毫不反对将他们登记为商人，而且，在这种情形下，给他们以与老商人相等的权利。这位学者还指出，罗斯托夫的市民散布将农民登记为商人获得巨大利益的说法，“因为商人的商业发展了，则国库收入增多”⁶⁹。

我国商人在坚决提出将从事商工业的农民转入商工阶层的愿望时，也如像在几乎所有其他事情上一样，是保持着旧莫斯科传统的立场的。1649年法典禁止不交纳国税，不服国家兵役的各色人等经营商工业⁷⁰。

18世纪的彼得堡政府，并不急于撤销这一禁令。根据1755年商业章程，所有从事商业的人——哪怕是在市镇以外的区域，都须登记并交付赋税、负担劳役⁷¹。为了激励城市及市镇居民抗拒这一莫斯科旧传统，必须预先从他们颈上解脱国家赋役的沉重枷锁。他们在叶卡捷琳娜委员会里热烈请求解除他们的这一沉重枷锁。但是，只要这一枷锁还压在他们的颈上，他们便只得不由自主地设法不使任何一个商人规避把它戴上。

我在本书第1卷已指出，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阻碍他们转入城市，妨碍了我国城乡之间的劳动分工，造成了手工业在乡村的广泛发展。这种工业的发展过程有其自己的逻辑，它同市镇公社工业发展的逻辑，是不尽相同的。这里时常发生许多矛盾，这种矛盾在法典委员会里亦有表现。农村公社的代表表示，由于禁止农民经营商工业，国家不仅给农民，而且也给自己造成巨大损失。赫雷诺夫县的耕种国家土地的农民，抱怨商人妨碍他们出卖产品和从事手工业。独院小地主也反对商人强求只对负担商人赋役的人们，才给予经营商业的权利。叶列茨克省的独院小地主代表说：“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广阔的俄罗斯国家里，商人阶层与其他阶层相比，为数较少；此外，俄国商人由于具备有教养人的特性（这一独院小地主多么善于粉饰门面——著者），同外国进行着商业交易；并为此从本国同胞中雇用了大量店员。考虑到这一切，我们认为俄国商人不可能参加任何小商小贩经营，尽管他不只一次进行过这种尝试。”⁷²

最后，在这个问题上，农民坚决自愿地支持了贵族。

农民和贵族的团结一致，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根据在有关商业权利问题争论中所显示的这种团结一致，可以看出，这一权利问题该有多么复杂，它所牵涉的利益又是多么错综复杂。

唯独商工阶层享有经营工商业的权利，对于农村手工业者是一个带来巨大打击的威胁。此外，这还使向市场输送农产品的所有农民，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手工业者与手工业者各有不同。赫雷诺夫县的农民抱怨商人妨碍他们出售产品和经营手工业，他们在委托书中承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抛弃农业而只是从事“皮革业”。⁷³读者会同意，只是从事手工业而抛弃农业的乡村居民，在经济活动上表现为城市居民。如果我们的事实上的城市居民，比法律上的城市居民（市镇居民）负担较轻的赋役，则后者自然要呼吁他们遵守制度，要求“平等”。我们所考察的商工阶层的要求，最多的就是这种“平等”愿望。

阿斯特拉罕市的代表坚决表示，如果将“经商的农民”（原文如此！）改为商人，后者不会感到委屈，相反，会获得好处。他像托姆斯克代表一样请求说：“可否命令对于一切独院小地主，经济农民以及地主，农民，凡资本充足，从事商业又不属于农业者，一律依法登记为商人。”⁷⁴在对他的这一提议进行辩论时，他极为确切地解释说，他的意思就是指这些既已脱离农业，又以经商为生的农民。对于有些人（请注意：不是商界代表）未必诚实地认为“新来的商人”会排挤老商人等等，他反驳说，俄国幅员广阔，所有的商人——无论新旧——“只要有钱”，只要依法经商，都会有充足的天地。有趣的是，这个以“从莫斯科罗斯因袭得来的法律规定为凭借”的人，两次引录了叶卡捷琳娜的《上谕》⁷⁵：因为在《上谕》里写道，“所有既非贵族又不种地，而从事于艺术、科学、航海以及商工业的人们，都属于中间一类。”显而易见，经商的农民正好属于这一类。

阿尔汉格尔戈罗德的耕种国家土地农民的代表丘布洛夫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禁止农民“参加商业经济”。他的理由说明了问题的又一方面。他说：“如果禁止农民经营小量丝织品或其他为农民所必需的商品的贸易，那就不仅给农民，而且也给商人带来危害。”⁷⁶

这话是包含着重大真理的。1764年有个城市的商人向商业委员会抱怨《上谕》禁止农民之间发生债务关系。他们坦率地说，商人有时是通过农民进行商业活动的⁷⁷。可能，丘普罗夫代表在谈到丝织品的贸易时，也是指的这一现象。但是由于农民参加丝织品的贸易——顺便指出，丝织品的原料并不是俄国农民经济的产品——所以他们便成为商人，因而当然应该负担所有加于商人的义务。

拉波·丹尼列夫斯基认为农民宁愿在事实上参加商人阶级而不履行加于他们的义务⁷⁸。很可能事情真是如此。如果商工阶层群起反对这一倾向，那也不能为此责备他们。

至于贵族，他们毫不谴责经营商业的农民的这种贪婪倾向，这是毫不足怪的。从事商工业的依附地主的农民，愈是能够规避加于商工阶层的义务，便愈是能够向他们的主人支付更高的租赋。此外，所有从事商工业的农民（这就是说，也包括依附地主的农民在内），如果自由地，甚至强制地转入商工业阶层，那将是对神圣的农奴制的破坏。

最后，商人不仅是同农民的倾向进行了斗争。他们希望所有一切从事商工业活动的人们，无论他们属于哪个阶层，都必须选择：或者放弃这种活动，或者一同负担商人的义务⁷⁹。贵族怎样也不喜欢这种选择，因为当时他们已经有了不少工厂和作坊。

地主先生们不仅猛烈反对商人把商工业活动转变为他们这阶层（我每次指出的广义的阶层）的独特权利的企图。他们自己还企图剥夺商人经营某些工厂和作坊工业部门的权利。雅罗斯拉夫尔的贵族在他们的委托书中表示，“使用亚麻、大麻纤维及其他经济作物进行制造的工厂，均应为贵族所有”。但是，由于在这类工厂里商人投入了大量资本（这是雅罗斯拉夫尔贵族委托书原文的用语。——著者），所以又主张，已有的商营工厂，仍归原厂主所有，“但须向贵族缴纳若干数目不大，对他们不为沉重的款项”；至于新建工厂的权利，则只是给予贵族⁸⁰。

贵族对于农民经营工业权利的维护，同大公无私多么风马牛不相及，从以下所述可以概见：

在同一雅罗斯拉夫尔委托书里，提出了禁止商人向农民就地（逐户）购买粮食的请求。按照委托书的说法，“他们这样购买粮食，实使农民陷于破产，因为商人时常向农民预付价款，最后迫使他们按半价出售粮食。”任何人都承认，这种现象是可能的，甚至是可靠的。

但是，如果农民不能在自己的家里向商人出售粮食，那么，他们在什么地方出售呢？在城市吗？可是，在那儿等待着他们的是更令人愤恨的、更无可避免的违法舞弊行为。或者，也许他们应该在乡村里寻找别的不属于商人阶层的收购者？委托书的编者以为——的确，这样的收购者应是贵族。他们丝毫不掩盖他们提出禁止商人就地向农民收购粮食的请求的目的。他们写道，这是“为了使贵族能够进行粮食贸易”⁸¹。这是非常朴素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不过，这一朴素的供词并不完全。为了使它完整，应该写明：这是为了使仅仅一个贵族能够从购买农民粮食中榨取利益。

城市代表对于彼得一世允许商人“参照机器和炉窑的数目”购买农民，备极赞颂；而被派到作坊的农民却用最暗淡的色调，描绘了他们的处境。

被强制为作坊工作的农村距离这些作坊常达500俄里！这对于农民极为不便，所以他们宁愿派出雇佣工人来代替他们自己，尽管他们付给雇工的工钱，要比他们从作坊主人所得的多得多。“我们农民为作坊工作所得工钱极为微薄，夏天每日5戈比，冬天每日4戈比；而我们付给雇工的，却是每日6到7戈比。”农民砍伐木材，每沙绳（等于1.134米。——译者）工钱25戈比，而他们付给自由雇工的工钱却为30戈比以上。农民采煤，每20沙绳一堆所得工钱为3卢布40戈比，而雇工进行同样的工作，他们要付给12到13卢布⁸²。这样看来，派给作坊的农民，也就是，不自由的农民，他们付给自由工人的工钱，占后者为了自己的劳动在作坊所领工钱的很大部分。拉波·丹尼列夫斯基也会同意，这种离奇的现象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关系里居统治地位的是农奴制。

不言而喻，派给作坊的农民，在这种离奇的经济里，是看不出任何美好的东西的。他们梦想恢复他们以前的那种耕种国有土地农民的地位，或如他们所说，注销他们同作坊的关系。

如果，耕种国有土地农民的一部分，抱怨政府将他们派给作坊以后，迫使他们用自己的金钱促进俄国雇佣劳动的发展，那么，他们当中的另一部分，则由于政府的各种土地命令而感到委屈。

1754年的土地清丈训令，剥夺了农民（“自由”农）自由支配自己土地的权利。往后不得将这种土地出卖或抵押。甚至土地继承权，也被废除。农民死后，他的土地不得在子女之间分配，而应交给所在的村，作为国有土地。谢尔盖耶维奇称这种政府训令为最古老的纯社会主义立法的尝试⁸³。我在本著的历史绪论里⁸⁴业已指出，这些训令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它们不过是彻底贯彻了莫斯科时期政府对待劳动群众的原则而已。按照这一原则，生产者和他们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也包括在内——都为国王的私产。我举出了一些例子，证明俄国农民对于这些实行奴隶占有制的原则，并不总是驯服的。现在，我还要指出，我国北部某些耕种国有土地农民怎样在他们的委托书里反驳1754年土地清丈训令里的这些命令的。

乌斯丘格县雅格雷日乡的农民，关于他们因被剥夺了出卖土地的权利而感到的困难作如下描述：

他们说，许多人由于这一困难而陷于“贫困”。最重要的是“一些人没有子女，而本人又因生病或年老不能管理家务和耕种土地，土地又不能出卖——由于这一切，他们所在的村子，陷于极度贫困和土地荒芜，派在村里的农奴又为本乡其他地方所支配，因此发生社会穷困和不堪的负担”⁸⁵。

委托书的一些作者凭经验知道，在政府的眼里，根据国家利益，也就是根据国库的利益而提出的理由，最为重要。所以对于问题的这一方面，他们认为必须加以注意。

他们说：“与此相反，在耕种国有土地农民之间转卖不动产，如果予以批准，那会带来社会利益。（原文如此！）因为，像以前那样，将文契写明的不动产从一人转给另一人，则其后代便会为了国家利益，满怀希望地，努力使耕地和干草场处于最好状态，这是一种不小的社会利益。”⁸⁶

谢尔盖耶维奇认为在召集法典委员会时代，尚无土地重分的事。他说，土地重分只是在后来才发生的，并且不是自发地，而是由于1871年的政府指令。这个指令规定“将土地及一切可用农地，在农民之间按人口分配为课税单位面积，从此以后，这便成为人头税和一切劳役的基础。”⁸⁷

但问题在于这一指令只是政府在很长时期内所实行的土地政策的最后一步。这一政策对于农民的思想不会没有影响。如果农民有了这种土地而由于某种缘故不能耕种，因而想要将其出卖，如果这样的农民对于取缔自由转让农民不动产的禁令感到不满，那么，另一部分农民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取得足够的土地份额，他们在法典委员会召集时代，便形成一种观点，以为政府应该无偿没收被出卖的农民土地，并在无地农民中进行分配。这部分农民深切领会政府土地政策的意义，认为既然所有农民都要向政府交纳赋税，那他们就有权从政府获得充分的土地保证。在这个基础上，在耕种国家土地的农民和宫廷农民之间，产生了很大的摩擦，这种摩擦显著地表现在圣诞墓地农民和宫廷所属希莫涅夫乡农民的委托书里。

委托书写道，在这个乡里，“已开垦的”土地不足，而由于“上帝保佑”，人口增多，所以勤劳的业主要在森林里开拓新地，并在原有耕地上施上厩肥；而“其他地区的寄生虫”则不关心自己的经济，因而“陷于贫困，无力偿付租税”。

于是，这些所谓“陷于贫困”的农民，如圣诞墓地农民委托书所说，便请求将已由勤劳业主开垦和施肥的土地，按人口实行分配。委托书最坚决地谴责了这一请求：

“如果准许这些浪费者和懒汉按人口分得那些经过巨大劳动和亏损开垦出来的施过粪肥的土地，则每一男丁所得将略多于10俄亩，既不足以维持生活，而且往后也再不会有人愿意这样辛勤努力地增加粮食生产和扩充耕地。这种损失实无意义，因为勤奋者努力耕耘，而懒汉则坐享其成，以后还会将土地荒废。”⁸⁸

卡尔戈波尔的农民也发表同样的意见。

他们在委托书里报告委员会，“在农民中间有许多人无力占有自己的土地，因而也无力偿付人头税”。他们的贫穷可能造成赋税的停收，也可能增加富有业主的负担。因此，卡尔戈波尔的农民，“表示渴望按照成规准许在他们之间出卖和互换农村土地。”⁸⁹

“按照成规”！这就是在委员会里享有代表权的那部分农民的意图。他们毫不想到在远景上他们可能陷于一个耕畜的境地：有相当温饱的饲料，成为国家的财产，成为国家的能说话的工具（instrumentum vocale）。

商人力争为自己的作坊和工厂取得购买奴隶的权利，对于政府将一个又一个等级特权给予贵族的政策，深为不满。我们知道，他们也希望恢复旧事物，使事情“按照成规”发展下去。

甚至讽刺作家也习于将“成规”理想化——将彼得一世时代理想化。

这就是18世纪的情形。我们在17世纪和16世纪也看到同样情况：试回忆库尔布斯基和一般大贵族反对派罢；回忆分裂运动罢。

当一个国家的心怀不满的人民不把眼光朝前看，而朝后看，不看未来，而看过去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在现在，足以成为前进的反对派运动基础的客观实际还没有形成。

事实上，18世纪俄罗斯的经济落后，在所有送到叶卡捷琳娜委员会的委托书里，都显得惊心触目。如果将这些委托书同1789年法国选民的“Cashiers”加以比较，这种落后就尤为突出了。

当时在俄国唯一不向后看，而向前看的阶层，是贵族。然而贵族向前看到的，除了给他们以特权，对商人阶层加以某些抑制和进一步加强农民的奴隶依附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

布里克涅尔在评价谢尔巴托夫公爵这位法典委员会委员的发言时，写道：尽管这位雅罗斯拉夫尔贵族的代表，在委员会里没有起到像米拉波在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上所发挥的那种作用，“但是他在那里表现为自由主义原则的拥护者，人道主义的辩护人，高尚的思想家、慈善家”⁹⁰。

我们完全不知道谢尔巴托夫的慈善家活动。我们也没有权利怀疑他的高尚品质和人道主义。

不仅如此。我们有根据说他是一个能够高尚地理解他对祖国的义务的人⁹¹。然而布里克涅尔将他比拟为米拉波，却是极度幼稚的。著名的法国雄辩家，代表了第三等级结束法国贵族特权的趋向；而谢尔巴托夫却最强烈地支持了巩固和大俄国贵族特权的意图。

他在为这种特权辩解时，有时确实表达了一些人道主义观点。例如，现代的读者，在读到他的关于商人的工厂中工人情况的演说时，也不能不为之心情激动。他认为这种情况“无论在生活方面或道德方面，都是极为恶劣的”。但是，不无奇怪的是，他严厉揭发了商人阶层企业家的冷酷无情，却仅仅顺便一提商营企业工人的极为恶劣的生活，而长篇大论地专谈这些工人的酗酒和道德堕落。按照他的说法，这一切危害大众，造成乡村的秩序混乱。然而在他开始描绘贵族工厂的奴隶工人的情况时，一切暗淡的色彩立即从他的笔下消失了，留下的是一片光明。

他说：“贵族开办的工厂使农民不懈地热爱劳动。他们从主人那里获得充分的工资，他们从主人的利润里得到自己的福利。人们可能要反驳我，以为许多主人是不给自己农民足够的报酬的。但我不认为有这样心肠冷酷的人，对于在他们统治下为他们创造利润的人们，剥夺其应得的报酬。”⁹²

当对于被剥削者的同情采取这种片面性质的时候，无论表达这一同情的个人有多么真诚，这种同情仍是值得怀疑的。阶层的偏见和私心，能使最高贵的情感受到歪曲。如果谢尔巴托夫公爵证明，必须将所有依附于工厂的人们重新登记，禁止工厂主继续购买工人而满足于已有的人数及其后代；如果，照他的意见，必须开导工厂主，尽力把工厂所属工人“逐渐解放为自由人”，那么，他对于任何人想向贵族工厂推行这些办法，便应首先加以猛烈抨击了。他反对商人购买奴隶的斗争不过是为了想使这一权利成为贵族阶层独享的特权而已。

在热烈维护这一特权时，他提出了一个微妙的问题：“平等的人占有平等的人为奴，这合适吗？”他的答复是：不合适。他甚至以充满愤慨的心情，回顾了古代。那时，人“像牲畜般被买卖”。但在这里，他默默暗示，在“本质”上同农民平等的只是商人，而不是贵族。因此，只有商人才不适宜于将农民变为奴隶。毋须补充，米拉波是很难承认这种完全建立在可笑的贵族成见与口味基础上，向“人类”发出呼吁的使人信服的论据的。

我在前面说过，商人高度赞扬彼得一世的活动，而贵族则对此颇为慎重。这一情况是这样显著，以致谢尔巴托夫也认为必须予以阐释。

他在9月12日会议上声明，他虽然也愿意撤销某些彼得的法律，但这完全不是因为他对伟大改革家的“德政”缺乏充分的敬重。“时间的情况以及各种场合迫使他为了我国的福祉制定了一些法律，而这些法律现在在我们的最仁慈女皇的幸福大国里，由于道德风尚的变化，不仅无益，而且可能有害”⁹³。

在彼得适应变动的时间条件而颁布的法律中，准许工厂主为工厂和作坊购买奴隶的法律，便是其中的一种。我们知道，谢尔巴托夫是反对这一法律的。但是按照这位雄辩的公爵和他的同道者的意见，在这类法律中，准许任何人经过服役取得军官官衔，成为贵族的法律，最为重要。他说，根据当时的条件，通过服役取得军官衔的人们的这一优越性，确为迫使贵族参加军役所必需；但在现在，当我们看到，俄国贵族爱祖国，爱光荣，对国王竭智尽忠，业已充分爱好服役，爱好科学时，这种权利，使这一等级比任何其他由于某种情况不能取得军官衔的等级处于优越地位，似应予以废除⁹⁴。

像任何时候一样，谢尔巴托夫在谋求废除这一法律时，没有忽略用道德方面的理由作为根据。在这里，他的出发点是从孟德斯鸠那里抄袭的贵族光荣论。他说：“最自然的理性教导我们，……光荣和荣誉在贵族等级中影响最大。”因此，贵族世系愈老，光荣和荣誉对他的成员的影响愈大，也愈强。……他们当中的每一人自从出生之后，便听到他们祖先的高贵事业，看到他们的形象，追忆并赞扬他们的名望。这预决了他们自己争取光荣功业的志愿。相反，由于服役年久而取得官衔的人们的子弟，在自己的周围看不到任何足以发展他们的荣誉感的东西，“他们祖先的名字，早已湮没无闻”。

因此，老贵族世系由于他们的道德品质的关系，岂不是高于新贵族吗？是的！谢尔巴托夫认为必须请委员会注意那些不利于道德发展的条件，而人们则是在这种条件之下追求官衔的。出身下贱的人们唯官衔是求。他们知道，“这取决于指挥官的权力。于是，不惜百般阿谀逢迎，使用卑鄙手段，以求取得他的青睐。这当然要加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上级的道德品质。”他们在获得军官官衔，并连带获得贵族称号之后，便再没有高尚的动机，而只是想到发财致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新贵族也是不择手段的。“只要能更快地达到所希望的结果，便不顾一切；所有贪污贿赂、掠夺以及任何类似的恶行，由此产生。”

巴尔纳乌尔市的代表卡雷科夫说：英国和荷兰的光荣应归功于商业。谢尔巴托夫却有其贵族的文化史观。他向委员会保证：“哪里有贵族，哪里就有贵族的臣民；哪里有贵族的臣民，哪里就有农业、制造业，因而也就有财富；而哪里有财富，哪里就会产生科学和艺术。”

姑且假定，事情确是这样。但是，当亚当耕田，夏娃织布的时候，并未听到有什么贵族。请问贵族是从哪里来的呢？

按照谢尔巴托夫的理论，贵族的产生是由于“在人民中出现了一些特别英勇的人”。由于这些英勇的人们的后裔也是特别英勇的，所以人民和国王便决定给他们以世袭贵族的称号，以示崇敬。

这一理论虽然毫无疑问极为符合老贵族世系的自尊心，却有一个弱点，即新贵族也可以它为凭借。何谓英勇？英勇就是对国家的贡献。难道现在除贵族外，更无他人能有这种贡献？西伯利亚的军职人员——通过叶尼塞斯克的代表萨莫伊洛夫之口——请求使他们的权利与俄罗斯贵族的权利平等。他们所说的正是这种贡献。是的，谢尔巴托夫是不承认他们的贡献的。皮毛牲畜实物税的征收，以及其他与此相似的服役，都“不够重要”。至于祖先的伟大业绩，即征服西伯利亚，公爵认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英勇。尽人皆知，俄罗斯的军队是战无不胜的。任何士兵都应该是英勇的。而胜利的获得则是由军事长官的才智。谢尔巴托夫从这里得出结论，认为“征服西伯利亚的勇敢战士，不是由于他们自己，而是在指挥官的指挥下，才取得这一胜利的，而这些指挥官在当时便已受到国王的赏赐；还有那些追随指挥官的人们，也都各有报酬，如获得土地，安静的住所，以及薪给等”⁹⁵。

雅罗斯拉夫尔代表的论点，在这里也不是无可非难的。为老贵族世系建立基础的人们，由于他们的英勇，也曾受到薪给、安静的住所、土地等等报酬。为什么还要给他们的后裔什么优待呢？如果城市的代表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如果他们不是反动派，而是革新派，那他们便会立即给谢尔巴托夫的议论以反驳。但他们却宁愿满足于恢复他们等级在往古时期的利益⁹⁶。至于代表，由于他们的选民是新贵族或刚刚申请贵族称号的人们，所以他们的要求，就其性质说，不能够从原则上反对贵族的世袭特权。他们只能摆出谢尔巴托夫也都承认的情况，认为就是最高贵的家族，也有过并不高贵的时候。我们所熟悉的德聂伯长枪团代表科泽尔斯基同若干其他代表一道，竭力强调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俄罗斯贵族的祖先是通过对其忠诚和德行、功绩的赏赐，而不是通过世系的高贵，取得了自己的爵位，那么，他们的后裔便不应蔑视和鄙薄军官的职称。⁹⁷”这一反驳，尽管很谦逊，却触到了谢尔巴托夫公爵的痛处；于是，他对科泽尔斯基进行了极强烈的反击。他高声说道：

“德聂伯长枪团代表的意见认为，所有俄罗斯古代贵族家庭都来源于低级世系；又认为现在这些古代贵族，由于傲慢，不愿让应该取得这种称号的人们取得这种称号。我很奇怪，这位代表先生用卑下的出身来责备古代俄罗斯家族。然而不仅仅一个俄国，而且整个世界都是相反的情况的见证。为了驳倒他的言论，我只要指出一些历史的事件就够了。俄罗斯贵族的一部分以吕里克大公为始祖，后来，按世系沿袭，又以弗拉基米尔大公为始祖，其他外迁的贵胄则起源于受冕的首领。许多家族，其世系虽非来自领主人物，但都出身于贵胄人物，这种人物投奔到俄罗斯大公那里服军役，历时数百年，以对祖国的重大贡献而声名显赫。以我们这些代表为代表而集会起来的俄罗斯，怎能对这些历时数世纪不断作出贡献的人物提出责难呢！”⁹⁸

通过自己代表而集合起来的俄罗斯，有权向这位俄国史作者指出：他对俄国贵胄等级历史的引述，就令可能适用于大贵族世系，而对于委员会里讨论的一般贵族则是完全不适用的。

此外，为了回答高贵公爵对旧贵族世系出身“卑下”之说的愤愤不满，通过这些代表而集合起来的俄罗斯，可以给他提供一位代表——加佳茨克、米尔戈罗德和波尔塔瓦等团队的代表——莫托尼斯的言论：“我毫不感到卑下！农民，市民，贵族，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都因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善良的教养和高尚的品德而光荣和高贵。只有那些品质恶劣，违法乱禁的人，才是卑下的……。”

卑下一词在当时已不再是低级一词的同义语，而具有侮辱的意义。我们看到，它最少使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发生反感。如果谢尔巴托夫在特别需要避免使用它时没有避免，那只是表明他的大贵族的傲慢而已。

他提出了如下纲领：

（1） 除非根据唯一的女皇权力，任何平民知识界都不能取得官衔和贵族权利。

（2） 贵族，只要有了这个名称，便比任何其他职称有服务祖国的优先权利，而且他们应按照他们的服务和服务的优先权利，取得与他们这个历来热爱祖国的等级相当的恩典。

（3） 贵族未被剥夺贵族称号前，不得由刽子手进行惩罚。

（4） 我在前面一再提及，由于贵族出身高贵，举止高尚，对他们的下流谩骂应为法律所禁止。

（5） 领有乡村的权利，责成贵族使用它来为祖国服务，这是他在祖国将他派在任何地方使用时维持生活的首要方式。此外，我认为应对这一个等级给予使用和出卖其家庭产品及其他产品的权利。关于这些产品，毋须在这里一一指出⁹⁹。

第一条说明门阀想排斥官吏。不言而喻，官吏不会同意这一条。但其余四条都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既然官吏能够获得贵族的特权，他们自当乐于保持和扩大这种特权。因此，在法典委员会里，门阀和官吏之间的斗争只是围绕着第一条进行。

谢尔巴托夫的贵族意图，受到很多贵族代表的同情支持。他的学识和气魄扩大了他的影响范围。谢尔巴托夫为答复科泽尔斯基而发表的演说，造成了特别强烈的印象。按照会议日记的说法，他的演说，“始终精神异常激动，讲完之后，余音缭绕”¹⁰⁰。

然而雄辩的演说家未能用“精神激动”来改变早已形成的不利于门阀的力量对比。

在委员会里，大多数都站在官吏方面。叶卡捷琳娜自己不愿在门阀面前贬低官吏，后来用特权证书满足了贵族的许多愿望。这样，谢尔巴托夫和他的支持者并未取得实际的成功¹⁰¹。

我国史学家屡次提出叶卡捷琳娜委员会的失败原因问题。不能不承认，在某种意义上，委员会的召集没有导致任何显著的成果。根据普拉托诺夫教授的意见，“委员会不仅不曾完成它的全部事业，不仅不曾制定出任何一部分法典，甚至在历时一年半的两百次会议中，连代表们的委托书都未念完”。天真的史学家认为它的失败是由于缺乏准备工作，由于表面上的事务组织的不踏实和不确切，由于领导者的无能。然而他也承认，委员会虽未造成法制的一般改革，而对于叶卡捷琳娜往后的立法活动，还是发挥了重大影响¹⁰²。叶卡捷琳娜说：委员会使她对于整个帝国有了认识和了解。这是实话。叶卡捷琳娜在研究代表们的意见时，看出了哪些要求可以不予满足，哪些意见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满足。她完全轻视委员会里为数无多的农民代表的要求；但她在1785年发给贵族和城市的特权状，却是对贵族和城市代表请求的直接正面答复。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承认委员会的召集，导致了（虽然不是迅速地）颇为重大的实际结果。

出于不可抑制的无限虚荣，叶卡捷琳娜二世关于她的这个委员会，曾向全世界（urbi et orbi）大事宣扬。在她的这种大事宣扬的影响下，有些人以为法典委员会可起到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未起过的像立宪会议那样的空前作用，它将在开明女皇的赞许下把法国解放哲学的原则体现到俄国生活中去。在专制政权的青睐下活动的立宪会议，这本身就是一种可笑的空想。而如果想到当时俄国的社会关系，这种空想就变得更为可笑了。姑且假定我国的城市代表曾在委员会里伤心地抱怨警察，但在莫斯科国家的缙绅会议上，“受宠爱的”俄国人，也同样伤心地抱怨过不可忍受的莫斯科国家的官僚主义的因循。然而这种抱怨同根本社会改革的距离，却不啻天壤。又假定我国“中等人”在追述彼得改革时，羡慕西方的“幸福的”商人，提请政府注意商业多么需要自由。但是他们却不仅不设法铲除我国国民经济的奴隶制基础，却竭尽所能去巩固这个基础，想按照往昔的范围去恢复它。强大的法国革命思想运动，还没有触动他们。他们在委员会里的代表只是艰难地想到一些以一般原则为基础的意见。他们在理论方面既无提高习惯，也没有这种愿望。他们的思想仍旧局限于狭隘的实际。齐赫文市的代表C.索洛多夫尼科夫在对谢尔巴托夫公爵的一次发言进行答辩时指出，公爵“很少采用过去的法令为根据，他的这些意见是用他特别得自神授的智慧的推理来加强的”。在齐赫文市代表的嘴里，这就算是责备！这种责备，明显地说明了商人思想的保守特性。然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来自城市的代表，竟然“表示同意”索洛多夫尼科夫的意见！¹⁰³

贵族代表对于理论思维的习惯，在委员会里显得略胜一筹。但是我们看到，贵族的实际意图，是同先进法国哲学的结论直接对立的。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当时阶段上，这些结论只能为极少数人所理解。不言自明，这对于这极少数人，只能是更坏……

第5次。在彼得一世时，即已开始设置立法委员会。最初，政府以为只要使用政府官吏，即可竣事。政府很快看到希望落空，便着手从贵族中，随后（在彼得二世时）又从商人中，再后（在安娜女皇和叶卡捷琳娜时）更从僧侣中，召集“善良有识之士”。就我所知，叶卡捷琳娜二世尽管十分爱好同她的国外通讯人谈论召集委员会的事情，却谁也没有被告知，她这次所实行的主意，完全不是什么新东西。

雇佣工人都是自由工人呢？

庄稼汉。他们说，“我国有这些缴纳人头税的庄稼汉。如果对他们加以重压，也不会受到大的处罚。”

必须列为商人等级。旧贵族希望，贵族等级的大门只是在特殊的情形下才为官宦打开。从这里可以看出，商人的意图，虽如一些学者所指出，也浸透了等级的精神，但在这种意图里，没有贵族意图所特具的那种排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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