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社交媒体与工作场所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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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年，在左翼人士之间，关于互联网与基于网络传播（WBC）的社交媒体〔扮演的〕的角色有过激烈的争论。在《国际社会主义》两年前的一篇文章中，琼尼·琼斯（Jonny Jones）回顾了这些争论，并正确的强调了高估社交媒体对社会运动起到的效果的危险¹。尽管新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包括社交媒体，无疑帮助了社会运动的组织化努力，但它们没有创造社会运动——技术决定论地评估它们的价值是本末倒置。一位社交媒体领域的权威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写作以反对“技术中心论”（Techno-centrism），批评了视社交媒体为反抗运动的动力源的阐释，称其表现了一种“对事物的拜物教……一种决定论的工具意识形态，以对技术的关注替代了对社会的思考”。²

鼓吹网络传播（WBC）作为运动的动力引擎的价值的倾向，反映了过分重视新科技在鼓励自发抗议和社会变革方面可能有的社会影响的一种思潮。例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从后现代视角，在《失控的世界》（）中论证道：“即时电子通信不仅仅是新闻或信息得以更快传达的途径，它的存在自身就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本质，无论穷富皆然。”³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在他不朽的三部《信息时代》（）中，也置信息技术为现代社会变革的根基，故而网络取代了等级制成为支配性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且在相同的技术进程内，个体构建起自我的身份认同⁴。

一种劳动处于物质生产已然消融为一个失重世界的想象，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帝国》（）中称之为“后现代化”。他们论述道，现在不再有固定的联结或地区性的权力中心。相反，我们由一个权力“无所不在但又不在某处”的世界联系在一起⁵。这个新世界为拥抱全球性文化“产品”、知识与交流的服务工作和“非物质”劳动所支配，在这一程度上，工业生产：

“已经被信息化，并以改变生产流程本身的方式融入了通信技术。制造业被视为一种服务，而生产耐用消费品的物质劳动则混杂并趋向于非物质劳动。”⁶

这类态度，不论“后现代”或“后现代化”的差别，回避或是破坏的不仅仅是变革的物质基础，更是〔对〕历史地植根于阶级构成与阶级斗争的变革动因〔的认识〕。凯文·杜根在他的书《新资本主义》（）形容这类对阶级的回避为一种去物质化（dematerialisation）的学术表达。因为距离与时间之“死”，产生了一种运动和物体分离的失重世界的概念。在这种想象中我们似乎越过技术中心论而进入一个知识传播自身成为拜物教的世界。尽管事实仍然如此：“知识的生产与消费仍然是物质性的，但它的循环却是非物质的”。⁷

因此，一个任务，一个无法回避的任务，是藉由考察通信技术在工作场所的日常实际条件下的影响，令这些失重和去物质化的理论下降到现实。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从阶级斗争的过程去考察这些技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不止于复述一般文化圈子内关于社交媒体的拜物教化和社会运动的辩论。如果我们充分理解可能的后果，那么关注通信技术在生产中对工作场所的影响就是迫切的。一些问题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分析所关心。其一，雇主利用通信技术，借劳动过程的变化提高劳动强度的力量；其二，通信技术为以工会团结工作场所〔的工人〕以组织化对抗雇主提供的潜在力量；其三，这种技术是否能触及工会内部的等阶、卷宗〔管理〕及其官僚作风的权力核心？为说明这些关切领域，〔我将〕对新通信技术和社交媒体已成为其中心特征的产业的当下争议提供一些反思。

对马克思而言，技术是单个资本用以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socially necessary labour time）——即资本欲保持竞争力必须达到的〔占有劳动时间〕——内实现再生产的工具。“社会必要”指在一般生产条件、平均普遍技能熟练度和劳动强度下，产出商品价值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单个资本因而可以通过增强技能〔熟练度〕，提高劳动强度，以及提升生产率降低单位劳动报酬来获得利润。相似地，资本〔也〕可以延长每个工人在一周或一年内的预期劳动时长。前者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rates of relative surplus value），后者提高绝对剩余价值率（rates of absolute surplus value）⁸。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非恒定不变，而是不断变动着，决定〔市场〕价值的范围。所以单个雇主尽力想〔占有〕超过理论平均值〔的劳动时间〕，以赢得竞争优势。这是资本间竞争——一言蔽之，是单个资本为维持或提高剥削率从而提高劳动强度的持续不断努力——的根源。

现代管理学根据一条“钟形曲线”在“绩效管理”中的构建，归纳这一过程为其逻辑性结论。这种实践中，被他们的评定分数确认为表现底层10%的人，组织内会定期剔除，以提升绩效的整体水平。如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退休的通用电气总裁与一名钟形曲线度量的鼓吹者，在他致股东的最后一封信中陈述道，“我们必须剔除效率较低的10%，且坚持每年剔除——永远提升平均绩效标准和领导素质。⁹”所以在现代工作场所可以看出一种倾向于个人绩效度量与绩效薪酬的变化，不仅涉及度量物质产出，而且涉及以软性技能测试度量抽象形式的劳动——如团队合作能力、〔工作〕态度、“创新力”和“领导力”——的企图。这个〔变化〕过程，伴随着引入“高效率”生产管理的尝试，尤其是消除生产过程中的浪费与〔无必要的〕缓冲¹⁰。“做得更多，拿得更少”已成为新工作场所的主旋律。新通信技术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展现给雇主的，进一步程序化与标准化日常任务，以及为“淘汰”效率较低者，能即时度量工作绩效的机会。劳动生产率被提高了，不论是因为提高劳动强度抑或以技术创新替代日常任务。

当然，这个技术工作强度提高与〔绩效〕度量的过程并不是新事物。标准化时间和任务的努力紧随战争年代〔这些〕制度的初次建立出现，例如度量工作与时间的贝多克斯工人生产力提高法（the Bedaux system），和吉尔布雷斯的时动研究（Gilbreth’s time and motion study）的应用。所有这些系统都深化和扩展了F W泰勒（F. W. Taylor）的“科学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体系，从而一种最终的劳动分工在完全的管理控制下建构起来。这对劳动过程的影响是巨大的：提升工作投入，降低技能熟练度要求和建立产出规范，它们似乎创造了使资本得以在量产商品的生产过程间调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工作标准¹¹。战后时期，这些度量手段迅速扩展至服务和文职工作，因此连完成最简单工作任务所需的时间都要与1948年在美国建立的方法时间衡量体系（the Methods Time Measurement System）创建的〔该〕任务的照片库作比较¹²。

数码化的通信技术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作度量的〔扩展〕进程。首先工作产出和速度能被远程地和即时地度量，而不需〔使用由工人〕自己填充的记账簿或时间、动作的巡查员¹³。所以，超市售货员的工作产出能通过核查条形码的扫描来度量，保险和税务机关的“办事员”不再只为了完成单单一份单据而努力，而是被电脑屏幕上闪出的刚完成一件就立即填补上空位的〔与先前的任务〕毫无关系的任务所束缚。如此，通过电脑化的监控，不只是以限制个人休息时间填满工作日的“间隙”，并且通过在决策过程中不顾背景条件，削弱工人的自主决定权。间隙的减少甚至延及至为满足一般生理需求所允许的时间——毋宁说是不允许的时间，例如上厕所的时间。比如，在泰斯科工作的仓库工人和叉车司机，曾经指控无线电连接（射频识别（RFID））监控工作效率并辨认那些在厕所待太久的员工¹⁴。俄亥俄州一家安保公司走得更远，对它两名员工植入了射频识别的芯片¹⁵。

其次，新的通信和网络技术允许雇主有机会将监控与监视从较易度量的工作产出，扩展至工作的各种方面。这种范围的扩展为某些理论家所展现（我们稍后会回头来评论），以替从边沁早期关于监狱的著作借来的福柯（Foucault）的环形监狱效应（Panopticon effect）的使用辩护¹⁶。在这个令人沮丧的和奥威尔式方案的全景敞视监狱塔，被利用以体现工作场所里隐藏的服从，它使所有囚犯能被守卫看到，而守卫却不能被囚犯看到。它如此论证道，监视与监控在雇员间的〔产生的〕内化效应使得尽管监控不被察觉，但服从依然被创造出来¹⁷。从这个角度看，新科技增强了这一效应，由于它们的范围超越了传统的创造服从与控制的工具。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网络监控在专业和服务行业的〔应用〕迅速扩散，在这些领域，产出度量更加难以定义和量化是其基本特征。比如，英国联合政府自从2010年，寻求提高设定给学校的指标与“标准”的应用，以此为鼓励行业内的“选择”，及作为节省开支措施，加重教师工作负担的手段。指标与分数如今被公开发布，以商品化学校和每一个教师的“产出”。在指标设定方面，一个用来监控学生表现的信息与通信（ICT）系统（SIMS——学校信息管理系统（School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被广泛地介绍给整个学校体系。SIMS监控学生的行为和出席情况（若学生缺席将连通〔发送〕给父母或监护人的自动短信）；创造一份关于教师专业资质及培训〔经历〕的学校劳动力调查，记录学生整学年的分数和成绩（在未能及时填写时会给教师一个“提醒”）。在这一潮流中，〔所收集到的〕涉及教师和他们每一名学生的信息是广泛的。

更重要的是，SIMS将学生的与基于过去成绩的预期等级相比，达到的成绩分数进行“颜色编码”。这些“预期”等不受教师个人的控制，因为他们被置于一线工作者的级别，而由外部顾问度量学校之间（考虑到邮政编码¹⁸）的一致性。通过这种途径，那些落后于“预期”等级的学生能被迅速识别出，一如那些教授低于预期的学生的教师。如果一名教师累计了太多“错误”颜色的编码，这会藉由监控系统向校长展示。这批信息之后最终会提供给绩效评价系统以设定表现目标和〔教学〕指标，并且既能用来作为惩戒性工具，又能用来作为绩效薪资的可能指示物。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这里暴露了一种企图——尽管笨拙而粗糙——度量教师的“抽象”劳动力并利用这一度量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准绳的企图¹⁹。不论学生能忍受怎样的教学质量，教师如今被鼓励去注重于“及格线左右等级”〔的学生〕，而花费更少的精力在班级里低分段的学生上。对政府而言重要的只有指标、产出，和新市场内通过商品化日程创造的竞争。

相似的过程能在社会性工作上发现，在那里指标被设定给儿童收养与保护工作，或〔设定在〕工作总周转期间，而不尊重为经由专业考虑保证做出正确决策所必需的〔时间〕²⁰。在所有情形下，这个过程的一种副产品是教师与社会工作者不断增强的疏离感，因为他们为专业评估所束缚，被强迫提高强度地劳动，而且为了满足指标，变得不假思索地在工作中偷工减料²¹。

整体控制论提高信息商品化机会的能力促成了变化显著的第三个方面。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崛起，例如脸书和推特，给予了雇主监控、窥探和最终规训和控制雇员的额外机会。同时，政府也在努力利用关键词驱动技术，如在英国智库GCHQ（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的颞颥（Tempora）项目所使用的，以监控及窥探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交流。推特发布于2006年，到现在已经累计了超过三亿六千万每日推文；与此同时，脸书，在它2013年年初因为隐私问题开始引起用户担忧而丧失一千万名用户之前，于2012年十月登记了它的第十亿名用户。在这个线上社交媒体的美丽新世界，虚拟“形象”而非是“它的物质实体所代表的”价值与劳动力被消费着²²。一个文化商品化的过程于是乎产生了。

不仅仅时间与工作场所被网络转瞬即逝和灵活的逻辑所损害，而且劳动自身由于它的〔来自〕指标及绩效与行为的抽象标准的压制而变得可控。因而，雇主能将个人推文和脸书的用户档案用以进行面试前的提前审查，〔通过〕调查我们的人格（尽管我们常常想构建〔一份〕它们）和糗事，记录朋友的类型和数量，以及扫描照片和“点赞”来描画一幅关于员工社会和政治倾向、性别、年龄与肤色的图像²³。一次2011年由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Society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进行的访查发现，56%的受访公司在进行招聘筛选前会使用社交媒体扫描，比2008年上升了34%。四分之一的组织在提供岗位前会调查社交媒体档案²⁴。这个过程的有害性与主观性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美国一项更为深入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档案显示有酒精消费偏好的人，比那些档案强调家庭导向的人更难获得岗位。

当然，当雇主们运用社交媒体占尽先机时，他们同样意识到它可能展示的对他们权威性和控制工作时间能力的威胁。作为对所谓“网络摸鱼（cyberloafing）”的打击，雇主们如今联合起来以在工作场所的电脑上禁止社交媒体的使用。一份英国2010年的调查报道说，1765名作答雇主中的79%如今都在他们的电脑上禁止了社交网站²⁵。2009年朴次茅斯市议会禁止了它的4500名议员使用社交网站，比如脸书，因为它发现这些议员一个月之间登录了这些网站达27万次（平均相当于一天三次）。议会表示，议员如果将它们用于工作用途，便能够申请解锁他们的账号。这类豁免也许〔还〕包括一名反欺诈官员对领取救济金者实行的为弄清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否如其所宣称的检查²⁶。

然而，作为控制形式的强迫和泰勒化不是唯一的在组织中间产生服从与同意的手段。如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 Burawoy）于他的书《制造同意》（）中所言，雇主能给雇员提供一种“选择的错觉”，作为一种微妙的拉拢形式²⁷。拉斯姆斯·约翰逊和马里乌斯·古德曼·霍耶已使得常规的“服从与控制”论点颠倒过来。这类指标设定与对受雇佣者的组织化塑造过程，取代了强制和异化的主体性建构手段，也许（令人沮丧地）使得个人充斥着一种“匮乏”感²⁸。换言之，尽管涉及通信技术的软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控制工具有些缺乏“人性”，而且由于量化抽象劳动力导致异化，但它更可能形成向我们灌输关于监视、指标设定与反馈流程的。

这潜在的可能性被一些雇主发现（尽管由于无可选择），他们不惧怕网络传播的内在不确定性和威胁，但却愿意拥抱这项技术，并寻求利用它创造一种将相关的匮乏感转化为组织的利益的组织氛围。的确，对关于我们自己的数码化信息的完全接纳，在量化自我运动（Qualified Self movement）中被强化。个人因此持续地自我跟踪他们的重要健康信息（血压、心率、体温等），并根据自我观察的状态在进食、运动和性活动之后立即自我规划²⁹。智能手机的应用，如Vine，如今允许个人通过持续视频流下的个人网络，可以迅速分享一定的信息，不仅仅包括他们当下的活动，而且包括即时的周边环境。当有些人认为这些发展可能使个人解放时，其他人则深感雇主和大公司对〔这种〕潜在作用嗤之以鼻³⁰。但健康保险公司会格外感兴趣。IBM已经有了一种识别“不开心”的受雇佣者的工具³¹。

不仅在雇佣契约签订前如此，而且工作生活同私人生活之间的界限也已随着网络传播和社交媒体的到来而变得模糊不清。回到教师的案例，当今工作负荷的纠纷部分地由于政府对教师们遵守新的《教师标准》的坚决要求而火上浇油。政府发布的新标准自2012年起生效，旨在“评估教师的表现相对于标准处于一个与教师在有价值的岗位和在他们职业生涯有价值的阶段合理预期应达到的水平相一致的程度”³²。校长们被要求在做出他们的判断时参照这些标准，并且通过评价系统贯彻这些判断。前面提到的色标SIMS系统，构成了包含涉及25项技能的对私人和专业行为的〔等级〕划分的绩效评价的一部分。正是这个稍后的条款踏入了教师们在校门之外的私人领域，它关注于〔教师〕“不违背基本的英国价值观，包括民主、法律秩序、个体自由、相互尊重，以及对各种不同信仰与信念的宽容”。“基本的英国价值观并没有给出更进一步的定义，但显然，任何超出政治主流的行为，都有可能招致校长的审判。

最鲜明地是，关于教师更普遍地参与如脸书、推特的社交媒体的争论，变得异常突出。苏格兰的阿盖尔-比特（Argyll and Bute）的地方议会已经在某学校的一名部门领导发帖谈论她班上的三名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男孩的事件之后禁止了它的受雇教师发帖谈论工作³³。这个案例处于其他已然在英国发生的对发博客者与互联网社交网络使用者更高调的解雇〔的背景下〕。比如Waterstone’s书店、Argos零售店、监狱服务、Virgin航空的雇员身上发生的事件。这样的“不适当”使用，通常涉嫌受雇佣者对当事人的毁谤言论。然而对于教师和演讲者而言，区分开公共与私人的问题是尤其重大的。例如，一名美国的社会学教授，也许是由于天真，允许“好友的好友”看到她脸书上对她学生的揶揄，导致来自学生的投诉。这名教授被暂时停职，如她所在大学的政策恰当地记录下的——如果不是同情地陈述——社交媒体网站“模糊了个人声音与机构声音的界限，……隐私在社交媒体的世界里并不存在”³⁴。

最突出的例子发生在2011至2012年英国航空（British Airways）的空乘人员纠纷中，雇主利用社交媒体对付受雇工人。全体空乘人员紧紧团结在的英航空乘人员工会（Bassa）（总工会的下属机构）组织了22个分散的罢工日，并且开始对CEO威利·瓦尔什（Willy Walsh）运营公司的能力产生现实的冲击。在一次周末铤而走险的报复性行动中，BA的管理层果断采取针对脸书、电子邮件网络和文字短信的一系列惩罚行为以对付Bassa和罢工的个人支持者。罢工迫使BA退缩，如此严重以至于BA被迫要求飞行员志愿接受乘务训练，以〔使其〕扮演罢工破坏者。随着飞行员的扩招，BA实行了工会积极分子的打击行动。超过40名乘务人员因对罢工的支持受惩戒，15名乘务人员遭解雇。

在这些受罚案例中，有18例与脸书发帖、短信、电子邮件和在Bassa或英航飞行员的Balpa论坛发帖有关，18例中的3例恰恰涉及对“好友”的私发信息。工会猜想，BA内部安保力量，Asset Protection在暗中破解私人发言。除了罢工的愤怒以及“高潮时刻”可能做出的发言大多数被当作受罚罪证的发言实际上相当温和。举个例子，一名女性乘务人员在脸书上征求一份志愿训练做罢工破坏者的飞行员的名单，她被指控暴力和骚扰，并被给予一次三年的最终警告、降职一级而且她不会再有不再有升职机会。另外一名男性员工说，他有一份“志愿”飞行员的名单，但不知道如何处置，因为“他同他们其中一人有私交”。他遭到解雇。第二名男性员工在他误将一条使用了“工贼”一词的文字短信发给他以为是“朋友”的人之后，也遭到了解雇。

与罢工者相比，发表了更多低劣言论的飞行员，却没有受到惩罚，或者只收到了少量无关痛痒的批评。一个例子是，一名飞行员，在Balpa论坛上发帖道：“我肏Bassa你们这群浪荡货虚情假意的烂屄”。他〔只〕收到了一份不正式的口头警告。所有被解雇的人，据了解都是积极的罢工者，这里面包括一名作为Bassa代表的女性乘务人员，她因为“代表”这些受罚人员的“方式严重失职”而被开除³⁵。

这些是雇主利用网络传播和社交媒体来监控、窥探和惩罚工人积极分子的“阴暗面”。但另一面又如何呢？工人们能团结起来利用社交媒体和网络传播来组织化并反抗资本的力量吗？

我们已经描述了在工作场所预期〔出现〕和超越福柯理论的环形监狱的自我规训效应。对一些评论者而言，这个噩梦是真实的：这是工作场所中实现完全控制的末日性预言，因为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雇员的一举一动以及每一个错误都被监控和即时记录。从这个角度来说，信息通讯技术和网络传播，通过它们超越规驯和控制的传统工具的范围，提升了控制和规训效应的强度。比如，伦敦经济学院的两名学者Sue Fernie和David Metcal就f谈到电脑电话通讯在一个有着电话服务中心环境的管理部门手中将使控制达到“完美”的效果³⁶。

这种奥威尔式噩梦的描述，为菲尔·泰勒（Phil Taylor）和彼得·培恩（Peter Bain）所驳斥。〔二人〕关注受雇佣者利用电话服务中心，以个人或集体的蓄意阻挠与拒绝服从的行动进行的反抗³⁷。这二位作者辨认出一个受工作的质与量所决定的矛盾的过程，〔这一过程〕使得电话服务中心的工人能克服即时监控，无论是通过个人的反抗行为，或是对幽默的利用，或是加入工会集体地为更好的工作条件和薪酬而斗争。如果劳动权利要最大限度地被转化成剩余价值，同时对质和量的要求，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依赖于受雇佣者的善意〔配合〕，而非简单的服从。奥威尔式方案必然因为工人对如何反抗这般的从属地位的了解而缓和。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网络传播赋予受雇佣者的通过反监控和揭露雇主自己的（错误）行为和公司过失的“逆转局势”能力的影响³⁸。脸书和推特提供了一个无中介和即时的工具，给了这个“概观”效应以甚至一种“逆转环形监狱”的形式，从而雇主和公司的行为能被调解。对个人而言，检举揭发雇主的机会、方法、和倾向也许会相应的提高，增加既存雇主的犹豫不决。大多数已有的检举揭发的法规继续以解决“传统”形式〔的劳资纠纷〕为框架。然而，基于互联网的活动使事情复杂起来。与其借由第三方（例如传统媒体、工会、政府监管机构或雇主支持的“热线电话”）去检举，网络传播的发展允许立即上传（未经核实的）信息给全世界的观众。这些信息于是无中介、不受制约和爆发式地传播开来，而且这不限于在维基解密/Bradley Manning/尤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与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例子中，而且在揭露雇主的渎职和腐败等更加普遍的〔斗争过程中传播开来〕。

为展现这个对立的移动化视角，一些评论者回到福柯，联结预言、话语和权力为一个“话语秩序”³⁹。这个视角展现了一个来自底层的集体行动的机会，在一个由网络提供反抗信息和领导反对资本在全球化生产体系的霸权效应所加强的“分布式话语”的过程之中：

“全球的组织和协调合作不再只是大公司、政府与国际协会的事情。全球交流如今成了每天实践的常规，它提供了一种领导运动和协商的新速度或高效率。”⁴⁰

他们还陈述道，分布式话语有着不仅仅在全球经济中打乱跨国集团的权力联系的力量，而且在工会如普通成员能利用网络来挑战工会领导层的官僚保守主义。一份常被引用的例子使长期持续的利物浦码头工人纠纷（1995-1998)以及他们用互联网创造了一套跨英国海岸线的团结网络的案例。他们论述道，受压迫与受排斥的人们的复调话语是消解权威的关键，因为这样弥散的话语“不同于话语的权力”⁴¹。工会中的话语秩序（有所争论）由工会领导建构，由增强领导力、等级制权威与权力中心化的沟通渠道表达。通过网络传播保证的分布式话语，据约翰·霍根以及其他人所倡导的模型，将因此打破循环，允许另类的声音能从底层被听到，别样的斗争话语会出现⁴²。

互联网通讯的出世，以及接下来更具交互性的Web 2.0技术，确实使工会对网络使用增长，给予许多论者以捍卫电子工团主义理想的空间。这些讨论大多数在谈及信息通讯技术与网络传播令集体行动蓬勃发展的潜力时，持一种的乐观态度⁴³。肖斯塔科（Shostak）的电子工团主义方案鼓励工会去“搭上”新的信息超级高速公路，承诺了一个“工会能提高形象和视野，包括长期目标、策略选择与靠近它们的形象所必需的优先事项在内的，成为一个成功的21世纪工会”的未来⁴⁴。这个工会互联网专业化的涅槃，包含——在其他事项中——经常性的对成员观点的调查，“以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欲望，他们的美梦和梦魇”，还有通过“承诺24小时内个人回复”的工会官员经常性的电子邮件回应，来了解普通成员⁴⁵。

电子工团主义不仅是为了提升工会的沟通方法与加强对产业政策的争取能力的手段，而且是联合新的国际主义浪潮和使普通成员重新焕发生机的手段。最早的互联网国际主义的提倡者是以伦敦为基地的埃里克·李（Eric Lee），他在1997年建立了LabourStart网站，并有了5000名订阅者，提供每日平均250条报道的23种语言版本。Paypal如今被用来支持募资。与LabourStart同期，相似的站点在全世界涌现，如Radio Labour、Labour Notes和Union Book，有些为工会联合会官方支持，另一些则由劳工积极分子自发性〔支持〕⁴⁶。工会还广泛地在反对公司的运动中使用网络传播，一个好例子是Making Change在美国沃尔玛由食品和商业工人国际联合会的建立⁴⁷。然而，尽管工会对网络传播的使用扩大了，但“分布式话语”有它能达到的明确界限，大多尤其是在涉及加强普通成员反对保守的工会官僚的力量〔的方面〕。

我们来复述一下争议：“分布式话语”的支持者说网络传播将使普通工会成员能组织和通过传播信息挑战官方话语，以达成阻碍保守的工会官僚的僵化影响的效果。抑或，如霍根和其他人所述，新的分布式技术可能“不仅令资本和劳动之间权力的重塑成为可能，更使劳工运动自身内部的权力重塑成为可能”⁴⁸。然而，有一系列说服力较强的因素表明，这是一个过分乐观的估计。首先如埃里克·李自己间接提到的，积极分子所能消化和处理的信息量是有限的，互联网疲劳或许会显著出现⁴⁹。其次，如其他人强调的，包含于“点击行动主义”（clicktivism）与“懒人行动主义”（slacktivism）现象中虚拟〔层面〕的消极状态的问题，或许会给我们一种网络传播将想法转变为行动的力量的错误印象。在批评方面，现实时间、现实空间的活动被消极的、虚拟的与物理隔离的活动所替代，这在一定程度上，藉由单方面的屏幕和键盘的交互来进行。懒人行动主义被埃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引述为：

“感觉良好的线上积极分子，没有任何政治或社会影响力。它给了那些参加“懒人行动主义者”运动的人一种加入一个脸书群组之外，就能给世界以重大影响的错觉。”⁵⁰

米卡·怀特（Mikah White）形容点击行动主义为一种：

“行为模式，它不加批判地拥抱市场意识形态。它认为广告与市场调研用来售卖厕纸的手段，一样能建立社会运动。这展现了它自身对用公制量化成功的力量有一种过分的信念。因此数码积极分子所作的一切都被详细地监控和分析。对记录点击的痴迷令数码积极分子成为了点击行动主义者。”⁵¹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谈及集体工作环境的行动和团结互助时，我们必须评估网络传播不仅仅是超越欲求的能力，而且更重要地是超越工会权力与权威的形式的能力⁵²。一份最近的关于工会对互联网和网络传播更普遍使用的报告总结道，工会成员“比起他们非工会的通辽是信息通讯技术更频繁的使用者”⁵³。然而工会积极分子更常使用网络传播的事实并不能自动得出工会将会复兴或普通积极分子将能更有效地挑战工会官僚的结论。如果我们相信，只有战斗性的基层积极分子会利用网络传播，那我们就处于幻想之中，正如工会管理者或右翼积极分子也会有效地利用信息网络。因此，最近联合会总书记的竞选中，杰瑞·希克斯（Jerry Hicks）和兰·麦克库鲁斯基（Len McCluskey）都利用了大范围的平台（网站、电子邮件列表、播客视频、脸书群组、推文）来进行他们的〔竞选〕活动。萨利·杭特（Sally Hunt），大学讲师联合会（UCU）总书记，利用对成员的电子邮件调查，企图通过绕开分支和地区组织与其他工会的民主结构以强化他在工会里左翼积极分子间的权威⁵⁴。

官方层面的联合利用有效的网络传播在空乘人员纠纷中组织反对威利·瓦尔什和英国航空公司，包括视频和滑稽模仿网站（“Brutish Airways”⁵⁵）。在2010年3月，一个叫“支持BA乘务人员罢工的民主权利！”的脸书页面也建立起来，吸引看超过3500“赞”（这个页面的关注者）⁵⁶。这个站点大量的主要帖子是对罢工的支持；这个站点经常联系报刊报道，以及更重要地，发布所有罢工日的航班取消信息，这是为了抗议BA管理层传达的“适于”更多顾客的服务风格和内容。

少数帖子强烈反对罢工，与〔上述站点〕同时，前往了另外的2010年5月建立的，BA、反罢工“志愿者”脸书群组。然而，这个站点却没能成功传播出去，并很快在只有十个“赞”〔的情况〕下陷入暂停活动状态。可能最关键的在纠纷期间使用的电子公共集会场所仍然是乘务人员联合会的Bassa电子邮件论坛，它使团结得到巩固，给予了Bassa地理性分布的成员反对雇主的一种普遍认同的感受。尽管在这次纠纷中互联网对抗现实的权力是基于乘务人员群众会议达成的决议，但甚至这些还不足以避免唐尼·伍德利（Tony Woodley）领导下的联合会在与BA达成协议时妥协放弃部分已由乘务人员自己认可的要求。

分布式话语的效用是有明确界限的。网络传播也许在引起更多人参与讨论方面表现良好，而且反抗的消息被传播和吸收的更快。但它挑战工会的等级制度或改变政策方向的能力仍然取决于〔是否能〕在集体公开讨论中赢得大多数的论辩。从这个角度，网络穿鼻或许能扮演一个散布信息和扩大讨论的有用工具，但它搅乱或转变讨论与决策的民主结构的能力也有着明确的界限。

作为结论，我们能论述道，在生产段利用网络传播和社交媒体的斗争极大地关系着我们的物质世界，而远远不是非物质的。网络传播和社交媒体能成为工人反对雇主的装备库中与为社会主义理念而斗争时额外的组织工具。然而它并非一个〔求得解放的〕坦途。尤其是资本已准备了针对它利润的劣化趋势的系列行动，还已经进一步拥抱网络传播来提高工作强度和取消工作时间与个人时间和公私领域间的界限时。需要理解的重点是工会能发挥的力量仍依赖于（恰当地说）决策领域的内在民主程序。社交媒体——确切地由于它的开放和无中介的性质——可能同工会内部民主的原则相违背⁵⁷。这是尤其重要的点，如果我们希望理解普通工人如何利用网络传播去挑战全球资本以及沆瀣一气的工会领导们。与其以来网络传播拯救集体组织的涅槃，我们必须辨认出普通工人的独立性和力量是基于实际存在的战斗者的网络，基于在生产端从面向某群体的，进而是跨工作场所的团结协作的集体经验的共享和普遍化。

这里隐含了一次意识的跃进，历史已然证明，社会主义者在普通工人运动中的领导角色是至关重要的⁵⁸。在这种情况下，面对面的联络与争辩，民主的讨论与和群众集会，是社会信任与为了令运动超越虚拟进入现实所必须的互惠的命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