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书目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作者:(波兰)兰格(Lange,Oskar,1904~19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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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波兰)兰格(Lange,Oskar,1904~1965 )(1936) lange1936.pdf #1 #2 #3 #4 #5 #6 #7 一、辩论现状 二、在竞争市场上均衡的决定 三、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试验错误方法 四、试验错误方法的普遍性 五、经济学家赞成社会主义的理由 六、论过渡政策 附录: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社会主义下的资源分配   “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鲁滨逊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全部关系在这里是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连麦•维尔特先生用不着费什么脑筋也能了解。但是,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   他继续写道:   “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费消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   每个工人在如此确定的范围内会享有消费的选择自由: “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   “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 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   援引的几个段落说明马克思完全了解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源分配问题。不过他似乎认为劳动是要在不同用途之间分配的唯一稀映资源并且要用劳动价值论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答案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性质,在我们以前对此題目的一切讨论之后,不需要在这里论证。皮埃逊(Pierson)教授和米塞斯教授说明了这种简单主义的答案的不足之处,肯定值得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感谢。   “货币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最简单的工具,它使具有巨大深远的分工的现代生产过程那样复杂的机制可能保证产品流通和把它们 分配给社会各个成员。它是每个人有可能按照他的个人倾向满足他的需要的工具(肯定在他的经济力量范围之内)。”   并且关于分配劳动到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同产业中,他说:   “……因为工人们不能用军事纪律并且违反他们的意愿被指派到不同产业部门,所以可能发生太多工人涌到某些产业部门,而在其它部门缺少工人是一般情况。于是只有降低工人太多的地方的工资并且提髙缺少工人的那些产业部门的工资,以达到一 点,每个部门拥有它能使用的那么多工人,才能带来必要的平衡。”   不幸考茨基没有探讨用于计划生产的标准问题。不过他在 1922年写的 《劳动革命》 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再次提出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废除货币的论点,他非常清楚地陈述了这个问题与消费的选择自由的联系:   “没有货币只有两种经济是可能的:首先是已经提起过的一切原始经济。调整到现代规摸,这会意味着国家中的全部生产活动会形成一个单一的工厂,在一个中央控制之下,它会给每个企业指定其任务,收集全体人口的一切产品,并将生产资料指派每个企业,实物消费资料指派每个消费者。这种状况的理想是监狱或兵营。这种野蛮的单调事实上隐藏在社会主义的‘自然经济’理想后面。”   援引一个热衷于“自然经济”的社会主义者,他不觉得配给 消费品有什么困难,考茨基说:   “肯定不这样,如果一个文明人的全部生活简化为战时配给, 并且每个人有同样数量的面包、肉、住房、衣服,个人口味不起任何“货币制度是为了一个广泛多样分工的社会能运转所不可块少的一部机器。……为了采用自然经济的原始方法而破坏这部机器会是回到野蛮时代。这种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方法使人回想起上世纪初几十年的单纯的工人们,他们认为如果他们砸坏他们操作的机器,他们会使资本主义剥削告终。破坏机器不是我们的愿望,而是使它们为社会服务,以便可以把它们改造为解放劳动的手段。”   但是考茨基的这些见解是否或许是偏离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的邪说?它们可能不代表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们,他们大部分坚决反对他主张的政治策略。让我们考察另一群马克思主义领袖们的见解,从援引下面托洛茨基的话开始:   “如果存在自身纳入拉普拉斯的科学幻想的万能心灵……这样一种心灵当然能先验地起草一个无误的和详尽的经济计划,从小麦的公顷数开始,一直到一件衣服上的最后一颗钮扣。说实在,官僚集团通常想象确有这样一个心灵在它的支配之下;这就是为什么它这么容易地摆脱市场和苏维埃民主对它的控制的原因。但是实际上官僚集团对它的精神资源作这种估计时犯了可怕的错误……经济的无数活着的参加者们,国家以及私人,集体以及个人,必须不仅通过计划委员会的统计确定,而且利用供需的直接压力,通知他们的需要和他们的相对力量。计划通过市场核对并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市场实现。市场管理本身必须决定于通过它的媒介表现出来的趋势。机关拿出来的蓝图必须通过商业计算证明它们的经济可行。”   在苏联经济政策的批判家之后,让我们听听它的领袖。在讨论苏联贸易何题时,斯大林说:   “然后我们必须克服另一种偏见。我是指左派的谈论……关于苏联贸易处于过时的阶段……这些人与马克思主义的距离有如天地悬殊,显然不懂得我们在未来长时期内将有货币,以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完成。”   但是马克思也预期有一个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有时称为严格意义的共产主义,而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其中收入分配,与个人所作劳动服务完全分离,而根据“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的原则。罗素很恰当地称此方式为“免费分享”。免费分享当然预先假定有关商品实际上是免费品。所以象考茨基那样的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带讽刺地谈到“被祝福的共产主义第二阶段的黎明,我们还不知道后者是否将不止是类似天堂的一种希望”,而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认真相信将来这一经济进化阶段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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