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的经济权力
2023年9月21日

原文链接:https://spectrejournal.com/on-the-economic-power-of-capital/
我们可以从抽象分析中获得多种不同的东西。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些理论有助于生成一些概念,这些概念之后可用于分析具体的情况。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些理论也是有用的。当我们在历史、地理、文化或国家背景下批判资本主义的某一具体变体时,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们总是会说,“好吧,这不是真正的或正确的资本主义形式。”他们可以接受某种资本主义社会的既定形式可能存在问题这一事实,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是其他的情形。我在这本书中试图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是一种支配体系,因此它总是反民主的(anti-democratic)。如果你只是批判资本主义的特定历史变体,那么总有人会说,你所批评的只是那种特定情形的表现,而不是资本主义本身。通过表明支配(domination)是资本主义社会核心结构所固有的,我们就有可能拒绝这种对资本主义的辩护。
当然,这种抽象分析也有其局限性。事实上,它只是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资本主义的总体情况,但资本主义从未抽象地存在,那只是一种分析层面的抽象。资本主义只存在于特定的历史形态中,在思考诸如政治战略和策略等问题时,考虑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暴力是这样一种权力形式,它通过强迫人们以某种方式行事来发挥作用,无论是直接地(强迫)还是以痛苦和最终死亡的威胁(间接强迫)。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权力形式,它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人们广义上的思维方式(think in a broad sense)来发挥作用。意识形态与人们用来理解自身和周围环境的概念、图像、神话和叙事有关。经济权力不同于暴力或意识形态,因为它不直接针对当事人。相反,它通过塑造人们所处的环境,迫使人们以某种方式行事。事实上,我认为一直以来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非常关注暴力和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作用。我认为这些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权力形式,资本主义的存在离不开它们;但我也认为,为了理解资本如何再生产其自身,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将经济权力也考虑在内。
是的,当继续使用这一概念时,这可能是一种危险。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概念是有可能的。我确实认为可以将某些社会关系描述为经济关系,或者将某些社会过程描述为经济过程。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定义这些关系和过程,并不是说它们受到一种特殊的、超越历史的(trans-historical)经济理性或类似东西的统御。相反,是这些过程、关系和活动的社会功能,即它们构成了社会持续存在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可以被视为社会长期再生产所必需的所有过程。这就跨越了(cut across)什么属于经济、什么不属于经济之间的通常区别。因为这样做将会把——例如,在以市场为媒介的经济之外进行的再生产劳动(reproductive labor)——涵盖进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经济主义的(non-economistic)经济概念,因为它并不依赖于以下观念,即将经济视为本体论上单独且自主的领域。
无产者基本上只是指没有财产,而工人似乎意味着你在工作。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谈到工人的时候,人们往往隐含地想到雇佣劳动者。我更愿意谈论无产者,因为我关注的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所必需的阶级统治。资本主义以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为前提,遭到无产阶级化的不仅有资本所需要的雇佣劳动者,还包括资本所需要的无薪再生产的所有工人,以及资本所需要的相对过剩人口。我认为,出于政治原因,重新评估阶级概念也很重要:它表明,阶级并不是由一个人在生产体系中的功能来定义的,而是更广泛地由一个人与社会再生产条件的关系来定义的。因此,阶级斗争不能仅仅被视为发生在狭义的生产环节;从这个角度来看,阶级斗争必须被理解为抵制资本在社会各个领域对生活的控制的一种方式。
横向关系指的是生产单位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它既指的是出卖劳动力并在市场上竞争的工人之间的关系,也指的是相互竞争的个体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横向关系与阶级支配的具体形式——纵向关系——同样重要且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认为,如果我们忽视这些关系,我们就会错过资本主义的一个极其关键的部分。资本主义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在总体层面,生产是通过劳动产品以商品形式的交换来协调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作为生产的总体协调机制,具有历史性的独特作用。这种情况意味着每个人都屈从于市场的压力。对于理解资本如何再生产自身,这极为重要。的确,资本主义是一种阶级支配体系,但它也是这样一种支配体系,在这种体系下,社会整体,无论你属于哪个阶级,都会受到种种无声的强制机制的影响——尽管它对资本家和工人的影响方式截然不同。
是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也不是一个“贪婪的个体”的问题。反之,如果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么解决方案就是某种道德教育。即使个别资本家关心环境,想付给工人高薪等等,他们也只能在不威胁其市场地位的情况下这样做。竞争迫使资本家以某种方式行事,即将利润优先于工人、自然和其他所有一切。
不,我不认为资本具有能动性。或者换言之,我不认为将能动性的概念扩大到那样的程度有什么用处。我认为,将资本视为一种社会逻辑,一种利用事物(using things)的方式,也是具有能动性的人类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一种突现属性(emergent property),是有道理的。在我看来,人类以某种方式行事,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产生了突现属性。确实,资本是这种突现属性的其中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具有能动性。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又极其困难的问题。纵观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生产和再生产之间一直存在一种历史性的独特的分离,即商品生产与日复一日且代代相传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必需的所有工作之间的分离。但的确也有许多再生产劳动被商品化了的例子,通过这种方式,它从在市场为中介的经济之外发生,转变为在其内部发生,或者从国家接管的意义上来说,它被社会化了。因此,有趣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中,是否有可能商业化或者社会化所有的再生产劳动?对这个问题,我不认为真的有可能给出一个结论性的答案,但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不可能。我认为,再生产劳动的许多组成部分在原则上的确都可以转化成商品,或者可以由国家接管;但我确实认为,再生产劳动总会有一些剩余部分将不会被纳入资本的轨道,也不会转化为公共服务。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资本主义就必然意味着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分离,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将继续依赖基于性别(gender-based)的压迫。
(译注:《雅各宾》是美国左翼的主要喉舌,提供关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主义观点。这本印刷杂志每季度发行一次,订户达 75,000 人,每月的网络读者超过 3,000,000 人。——上述译注来自《雅各宾》的官网。网址:https://jacobin.com/about)
全民基本收入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含义。在我看来,全民基本收入不可能是最终目标,因为它仍然是一种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有意义的东西。我在书中的分析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是不可能的——它不会是社会主义,它将仍然是资本主义。在我看来,废除资本主义就必须废除市场,这意味着全民基本收入不可能成为最终目标。不过,我确实认为,在某些背景下,全民基本收入作为一种战略,作为激化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一种方式,是有意义的。
当我说我们必须“从根本上”瓦解资本主义时,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把推翻资本主义视作这样一个过程,即我们基本上继续以大致相同的方式进行生产,然后以更加公正的方式分配成果。相反,我们应该把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看作是要求我们立即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再生产我们的日常生活,因为这是资本权力的真正基础。资本的权力不是外在于而是内建于经济的。正如我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是一个支配体系,因此我们需要找出一种新的方式来组织日常生活的再生产。
第二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声的强制》的延续,尤其是其较哲学化的部分。在此基础上,我试图继续分析马克思关于肉体的组织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eal organization),以及他对人类使用工具的分析所产生的结果。我认为这样的分析具有转化为一种哲学人类学的潜力,它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与人类的历史性、自由和主体性的肉体根源有关。我提出的观点在政治层面所导致的结果是,我们永远无法以人性为由为任何特定的政治进行辩护。人性并不意味着任何特定的社会形式;它只意味着人类社会再生产的彻底的开放(radical openness),及其彻底的未确定状态(radical underdetermined stat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