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过度的积累

工人阶级的发展60年代晚期的充分就业问题紧张的劳动力市场积累与对劳动力的需求利润受压生产率的增长

产品工资国际竞争产出—资本比率的下降利润率的下降纳税后利润工人是否得到好处通货膨胀

美国经济的下降不是从繁荣中产生的唯一问题。积累的急剧上升本身是福也是祸。它把资本主义推上了历史上最长和最陡峭的经济斜坡，但也付出了代价。到头来，增长的发动机严重过热，道路日益颠簸，形成了过度积累。

过度积累的基本概念是：资本主义有时产生一种它自身无法支撑的高积累率，因而积累率最后不得不下降。在战后高涨的末尾，在积累和劳动供给之间的不平衡，导致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力的额外需求造成老设备的加速报废。实际工资提高，使采用老机器变得无利可图，因而加速了以新机器代替工人的进程。这在原则上是可以平稳地发生的，即随着利润率的下降，积累率也逐渐下降到一种能维持下去的水平。但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平稳地转变的机制。在60年代后期，过度积累的最初影响是出现了过热增长时期，当时工资和物价都迅速上升，并充满一种急功近利的计划热情。这些现象暂时掩盖了，但无法制止赢利的恶化。资本家的信心受到了损害，投资急剧下降，并出现了投机活动的失败。过度积累引起的不是增长率的缓慢下降，而是一种传统的资本主义危机。

本章及随后的两章将考察这一进程。本章主要分析作为积累的基础的一些发展。后两章则更为详尽地叙述日益加重的各种经济困难。

迅速的积累损害其自身存在的条件的一个途径是它建立了一支巨大的无产阶级队伍。资本主义对追加新工人的渴求形成了一个愈来愈大的靠工资生活的工人阶级。他们的经济条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他们被剥夺了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生产所需要的资财，因而不得不为赚取工资而在他人管辖下工作，他们的利益与他们雇主的利益根本上是相对抗的。

1950—1970年期问，全部就业人数随着人口的增长而上升了30％。在没有任何特大规模的由工资就业转为其它形式就业的情况下，就业上升本身就使工人阶级的规模增大了大约三分之一。实际情况是，无产阶级的增长大大快于整个就业人数的增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用部门就业的人数增长了4600万，而独立劳动者（个体经营者）及“家庭工人”减少了2000万。1954年，按官方的分类，属于后面这两类的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31％，到1973年这一比例就下降到17％。

在农业以外的独立劳动者的人数实际增加了100万，虽然它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例大大下降了。绝对就业人数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服务业的增长，它为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机会。在工业中由于大企业的活动具有优势，独立劳动者的人数通常被缓慢地排挤掉，虽然1970年在意大利和日本从事制造业的独立劳动者仍占制造业就业总数的15％。

在从独立劳动者转向工资劳动者的统计数字背后发生的事件之一，是劳动者离开土地。就涉及到的各个人来说，这种迁徙常常是由家庭农场的阴沉世界迁往大城市的光明天地。对整个社会来说，这就是一个大规模无产阶级化的过程。

这种发展的可能性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其中的一个因素是乡村地区的就业不足。许多农场的家庭工人数超过了能够充分就业的人数，因此，向城市移民不会减少粮食产量。日本、美国、法国和西德的得不到报酬的家庭工人数减少了将近1200万，或者说减少了70％。农村的机械化也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一点部分地是由于资本主义农业对家庭农场的排挤所造成的。美国、日本、法国和西德的自耕农户的数目大约减少了600万，或50％。

就业不足的减少、机械化（其加速进行部分地是由于家庭工人的迁徙）以及改进耕种方法，使农业产量大大增加而就业人数大为下降。农业生产率的增长快于工业，整个发达国家的情况是这样（见表11），除日本而外的各个主要国家的情况也是这样。

	产值	生产率
农业	1.8	5.6
工业	5.7	4.2
服务业	4.9	3.0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组织：《1960—1980年产值的增长》，表8及表7；小川和罗索弗斯基，表2.5

农业中的这些发展反映了其他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的增长。而服务部门的这种需求比工业部门增长得更快（见表11 .2）。

全部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1.0	-3.8	1.5	2.0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60—1980年产值的增长》，表4及表5

需求的形式（包括投资比重的增长，见第八章）保证了工业生产的增长快于服务业产值的增长。然而，服务业就业的增长更快，这是因为它的生产率增长较慢（尽管许多服务业产值以及生产率的计算比较困难）。

某些服务业就业的增长是在市场之外由国家提供的，并显著地表现于福利国家的形式（见第九章）。国家雇员的人数由1960年占全部就业人数的大约11.5％上升为1974年的大约占14.5%（不包括国营工业的雇员，他们为市场生产商品并直接地提供剩余）。某些私人雇用的劳动力也服务于非赢利性机构。在日本，国家的福利事业并不发达，这部分人约占就业人数的2％。这些工作都不是严格的资本主义的。但是他们是工资劳动者，这就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先前的独立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化也使工会成员的数量增加。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会会员人数从1952年的大约4900万增加到1970年的6200万。但是参加工会的挣工资和薪金者的比例却从1952年的37％降为60年代后期的31％。对此，许多人都用两种相互联系的趋势来解释：即白领工作愈来愈多和服务性的工作愈来愈多，而这两者在传统上都是工会组织比较薄弱的部分。在英国和西德，体力劳动工人的数目实际上一直停留在高涨时期的人数上，而白领工人数在英国增加了50%，在西德则翻了一番。由于在这两国白领工人中的入会水平仅及蓝领工人的一半左右，因此，这种变动便降低了加入工会的平均水平，尽管已有更多的白领工人开始参加工会。

总的工会会员数字仅能粗略地反映工会化的发展水平。因为这些数字把英国的矿工、美国的行车司机和日本“公司”的工会都混在一起。但是，至少就欧洲来说，还是可以作出某些概括的。这就是：白领工人和公共部门工会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以及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使全国性工会官僚的权力有所加强。一旦实现充分就业时，这些发展就会影响到工人斗争的形式（见第十二章）。

60年代中期，挣工资的工作岗位的大量增长曾有效地形成了充分就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曾降到3％以下。虽然在1971—1972年衰退时期，失业率曾迅速上升，但在1973年前的其余年份大致围绕看3％的水平上下波动（见第十二章）

在充分就业中既反映了繁荣的历史性成就，也埋藏着繁荣毁灭的祸根。充分就业引起的困难最明显地表现于通货膨胀的加速。一个不那么引人注意但最终却更为致命的问题是赢利率的普遍下降。但最根本的困难或许是对资本主义控制基层工厂的威胁。波兰的经济学家卡列基在25年前曾经预言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充分就业的保持将引起社会和政治的变化，这些变化将给企业领导人的反对者以一种新的动力。在持久充分就业的社会制度中，‘解雇’将不再起一种惩罚措施的作用。……企业领导入对‘工厂中的纪律’和‘政治的稳定’将比对利润更为重视。他们的阶级本能告诉他们，从他们的立场看，持久的充分就业是不安全的，而失业应成为正常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卡列基，第140—141页）。

以失业率计量的劳动力需求强度在1970年似乎稍有下降（见图11.1a）。但失业率可能是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的一个不大可靠的指标。失业登记的情况随规则的变化而变化，或随过去的“边际”类别，譬如已婚妇女，成为劳动力的一部分而变动。劳动力需求形式（在各地区或各行业间）的迅速变化也会在加重劳动力短缺的同时留下多余的“结构性”失业。1972—1973年间经济的迅速上升形成了一些“瓶颈”和劳动力市场的“不协调”。

劳动力需求的一个替代指标是雇主的职位空缺通知。虽易引起误解，但它至少在大体上显示了雇主正在物色工人的迫切程度。空缺数表明西德在1970年、日本在1973年的需求强度均达到了高峰（见图11.lb）。同样，在英国和美国，空位数也显出在70年代初劳动力市场是非常紧张的。

对劳动力的需求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因资本积累的趋势而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率在1970年达到高峰时刚刚超过5.5％，比60年代初增加了一个百分点。欧洲国家的积累率先在60年代初达到高点，然后在十年以后降到稍低一些的水平。美国的积累率在1966年前后达到高点，但在70年代初期比60年代初期却要高得多。日本的积累率在60年代末达到高点，而日本固定资本总量的日益增长也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整体的积累率在60年代是上升趋势有重要影响（见图11.2）。

积累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取决于积累的形式和程度。如果繁荣时期的积累是以每个工人装备的机器数量不变为基础的，那末资本总量的扩大就要求雇用工人数等量地增加。然而新的生产手段通常比原先的生产手段机械化程度更高（见第八章）。因此，就业的增长率要比积累率低得多（见图11.3）。但70年代初期机械化的速度并未提高，那时达到高点的积累率也就产生了很高的劳动力需要强度。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并未增加到足以满足这种需求的程度，民用部门就业人数的增加在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初期仅比60年代上半期略多一些（见表11.3）。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	日本	欧洲
1960—1966	1.1	1.7	1.4	0.3
1966—1973	1.2	2.2	1.2	0.2
资料来源：见附录。

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1968—1973年间非农业劳动力数量每年增长1.7％，其中大约一半是由于农业劳动力人数的减少和妇女参加非农业劳动人数的增加（见表11.4）。移民的关系不大，仅占每年劳动力增加数的0.1％。鉴于男子参加劳动的比例减少（特别是由于提前退休和教育的扩大），如果没有这些额外的劳动力来源，就业的增长率就会下降一半。劳动力短缺也将更为严重。

劳动力短缺也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使之缓解。然而，事实上根据可能得到的粗略资料，平均年工作时数在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初期通常都下降了。这是60年代初期趋势的继续，因为工人利用他们在较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中的较有力的讨价还价地位而使工作时间减少。然而，这种情况也反映了由于更多的已婚妇女进入劳动力队伍而使部分时间工作者增多。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	日本	欧洲国家
国内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	1.0	1.5	1.2	0.4
净移民的影响	1.0	0.2	0	0.1
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	1.1	1.7	1.2	0.5
参与率变动的影响	0.2	0.3	0.3	0.1
劳动力的增长	1.3	2.0	1.5	0.6
农业劳动力减少的影响	0.4	0.2	0.7	0.5
非农业劳动力的增长	1.7	2.2	2.2	1.1
其中：妇女	2.4	3.1	2.2	1.8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劳动力统计》；麦克拉肯，见表A11。

积累和追加的劳动力供给之间愈来愈大的不平衡要求加速废弃老工厂以便更快地把工人转移去使用新的生产手段。因为几乎得不到追加的劳动力，雇主们为获得操作新安装的机器的工人激烈地竞争。结果导致货币工资迅速上升。如果设备更新加快，通货膨胀也将加速，但不会和货币工资上升一样快。产品工资（雇主雇用工人的实际支出）上升使运用老设备不再赢利，劳动力向新设备转移。这种设备加速更新和造成这种情况的产品工资的迅速上升，反映了积累率相对于可获得的劳动力供应来说是过高了。积累过度的又一迹象是利润受压。

1968—1973年间，企业产值中利润所占的份额下降了大约15％（表11.5）。所有地区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利润的下降。在欧洲的利润所占份额于60年代初期下降之后，70年代初期再次下降。美国在1966年后开始急剧下降。日本在1970年以后利润率直线下降。虽然利润被压低的时期极不相同，但下降的情况十分相似，几乎在所有地方利润份额都降到了相当于高峰水平的75％。1969年标志着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开始下降，因为这是日本利润份额的上升已不再能抵消其他国家的下降的第一年（见图11.4，11.5）。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	欧洲	日本
全部企业
高峰年①	23.5②	22.5③	25.4④	36.1⑤
1973	19.9	16.7	19.5	28.1
1973年/高峰年	0.85	0.74	0.77	0.78
制造业
高峰年①	23.7②	22.8③	25.9④	40.7⑤
1973年	20.6	17.8	17.9	32.9
1973年/高峰年	0.87	0.78	0.69	0.81
① 利润率持续下降之前的年份　② 1968年 ③ 1966年　④ 1960年　⑤ 1970年

各个地区利润份额开始下降的时间大致都在积累率处于高峰的时间。这并非巧合，而是由于加速积累与劳动力短缺相结合是使利润被压低的基本原因。

然而，这不是发生作用的唯一的影响。生产率和产品工资两者的表现并不确切地符合关于过度积累的极简单的描述。生产率与产品工资决定利润份额的变化，关于它们的变化将在后两节中叙述。描述利润份额下降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是推理性的，因为对各种不同的影响无法进行定量的分析。

因劳动力不足而加速废弃老厂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随着工人更快地由老机器转向新机器，使用中的更现代化和生产率更高的机器的比重上升了。然而，在了70年代初期并未出现更迅速的生产率增长。尽管积累率相对于劳动力的增长来说加快了（表现为资本—劳动之比的增长每年加快约0.5％），1968—1973年间生产率增长要比60年代初期慢大约0.5％（表11.6）。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虽然在美国和日本最快，但在所有国家都发生了。制造业保持了生产率的增长，但从理论上说，资本—劳动之比的大大加速，随着机械化步伐的加快，应当导致生产率更快的增长。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	日本	欧洲
全部企业
生产率（每个工人）	4.0	2.6	8.9	4.4
1960—1968	3.4	1.3	7.7	4.2
1968—1978
资本—劳动之比
1960—1968	3.7	1.7	8.9	5.2
1968—1973	4.0	2.2	12.2	4.6
制造业
生产率（每小时）
1960—1968	5.0	3.3	10	5.8
1968—1973	5.2	3.6	11.2	5.6
资本—劳动之比
1960—1968	3.2	0.7	9.7	5.3
1968—1972	4.6	2.8	12.5	4.4
资料来源：附录；美国劳工统计局：《基础资料》

生产率增长的放慢大概有三个原因。认为加速更新将导致生产率的加速增长的看法是假定机械化（新机器的安装）会继续使生产率有同样的增长。然而，如果机械化只能使生产率有较少的增长，那末尽管设备更新加快了，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也将下降。

看来作这样的假设是有道理的，即欧洲与日本机械化最能促进生产增长的时期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在技术角逐中的落后者可取捷径“追赶”。而当接近美国所树的技术前沿时，生产率的增长将会放慢。但这一点还不能充分说明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在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欧洲和日本还落后好大一截呢！1970年，西德仍然是一个可怜的二流角色，其制造业的生产率还不及美国的一半（见表10.1）。而且，“追赶”论无法解释美国生产率的下降。如果机械化使生产率增长较少，就象人们所认为的，未能使制造业的生产率加速增长，那就必定是因为技术前沿推进的速度不够快，或者是由于某种特殊重要的技术进步已力竭势衰了。

生产率的增长并非单纯地依靠设备（不论是否以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机器来置换老的生产率较低的设备）。整个工厂（新的或老的）的生产率可以得到改进，如果管理工厂的经验能产生较好的组织方法。可以相信，这点好处在60年代晚期也已消失。雇主能否维持或增加劳动强度（工人实际进行工作的工作日的比例）与工作的速度也对生产率发生影响。加快生产流水线的速度和增加劳动的“弹性”（因此，工人将完成更广泛的工作任务）将能提高整个工厂的生产率。60年代末，偏紧的劳动力市场和工会力量的增强使雇主更难以增加工作强度和实施重新组织的计划。这大概是当时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一个原因。

使美国60年代初期生产率增长较高的一个特殊因素是随后出现的强有力的经济繁荣：制造业的设备利用率由80％左右上升到1966年的91%，生产率也就提高了。作为对比的是：1973年的设备利用率与1968年（87％左右）大致相同，因此，在那个时期，生产率就不可能象前一时期那样地增长。

如前所述，当积累与可获得的劳动力供给之间的脱节愈来愈严重时，产品工资的较快增长是促使加快设备更新的基本原因。产品工资的增长率在1969年达到高峰，积累也恰好在那时达到高峰。产品工资的增长在1968—1973年期间比在1960—1968年期间要稍快一点（每年大约快0.5％）。产品工资增长率的微小提高造成对增大了的更新压力的低估，并因此也低估了过度积累的程度。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所有新、老工厂生产率增长的放慢（通过重新组织和提高劳动强度也可提高生产率）意味着产品工资已有的增长已经包含了加快设备更新的因素。有些老工厂依靠加快工作和提高效率，本来仍有利可图；但由于没有达到这样的生产率而变得不能赢利。其二是，原材料费用的上升（见第十二章），即使在产品工资并未加速增长的情况下，因为老工厂变得不能赢利了，也促使设备更新加速。美国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1960—1968年间原材料价格大约每年上升0.5％，而最终产品的价格每年大约上升1％。与此对照，l 968—1973年间，原材料价格每年猛涨11.5％，而最终产品的价格每年上涨4.5％。原料成本相对于最终产品售价的急剧上升的影响是，一些老工厂变得不那么赢利了。过度积累意味着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来维持老工厂的经营，因此，它们不得不被废弃。而原材料价格的加速上升意味着只需产品工资稍有增长，老厂也不能维持（见图11.6）。

仿佛所有这些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还不够复杂似的，还必须提出另一个对利润份额发生影响的因素。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几乎肯定地是造成利润边际下降的一个因素。以生产率水平的均衡化趋势为基础的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流动，必然会降低国内生产者的垄断力量。它肯定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因而，由对劳动力的高需求所产生的高货币工资将易于转化为产品工资的增长并达到必要的设备更新率。愈益加剧的总的国际竞争水平可能使有关的所有国家的利润率下降，但必须将其与各个国家相对竞争力的突然变动相区别。这种变动会使竞争力遭到削弱的国家的利润率大为恶化。一个极端的例子是1970—1973年间日本工业由于当时日元升值使相对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三分之一，从而造成竞争力急剧下降。在日本的出口厂商被迫接受较低的利润率的同时，上述因素在使日本工业利润率大幅度降低中大概也起了一些作用。但美国和欧洲的进口竞争工业则因日本的出口厂商被迫提高他们的价格以补偿增加的成本在利润率方面有某些补偿性的改善

然而，即使这个时期的日本，汇率的变动也决非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因为非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看来也以同样的速度在下降，而那些部门的国际竞争压力是无足轻重的。使利润率趋于均衡的力量很难在如此短的时间中将国际竞争的影响传递至这些与外界隔离的部门。相比之下，劳动力的短缺则对一切部门都有影响。并且似乎是对利润率下降的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利润率取决于产出—资本比率以及利润的分配（见第八章）。更新率的加速将会降低所计量的产出—资本比率。已报废的固定资本总量的某个部分可能仍被列入统计，因为这是根据一种固定的报废率（固定的经济生命周期）的假设。在利润份额降低的时期，必然出现产出—资本比率的下降。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部企业或只是制造业的产出—资本比率大约下降了5—10％（见表11.7）。个别地区产出—资本比率的下降幅度要大得多（10—20％），因而促使利润率也大为下降。

如果在资本总量的统计中对加速更新予以适当的考虑，那末就应当表现为更高的折旧率（因而较低的利润份额）而不是产出—资本比率的下降。然而看来除加速更新以外的影响也在被计量的资本产出率的下降中起了作用。上面讨论过的所有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的因素都在促使资本产出率的下降。此外，资本货物的相对价格停止下降了。在70年代初期，投资货物价格的上升稍快于整个产品的价格上升，而60年代整个产品的价格上升曾比投资货物价格的上升快大约1％。该怎样解释相对价格的这种变化形式还不清楚。可能生产率的下降特别明显地表现于投资货物部门（美国的建筑业是经常被引用的例子）。而70年代初期十分高的需求则把投资货物的价格以特别快的速度抬高了。可以肯定，原材料价格的迅速增长会抬高投资货物的价格（包括进口原材料），其速度将快于整个产品的价格（按规定应剔除进口价格的影响）上升的速度。最后，在1966年以后的美国，产出—资本比率的下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生产能力利用率的下降。虽然不可能精确地计量这些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因素都可能促使资本产出率下降和随后的利润率下降。

利润份额的下降和资本产出率的下降结合在一起使利润率下降（见图11.7，11.8）。1968—1973年间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企业和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了五分之一，而1973年每个主要地区的全部企业和制造业的利润率与先前的高峰相比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这次下降在欧洲始于1960年，在美国始于60年代中期，在日本始于1970年（见表11.8）。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	欧洲	日本
全部企业
高峰年①	17.2 ②	22.3③	16.3④	32.0⑤
1973年	13.6	14.8	11.3	19.3
1973年/高峰年	0.79	0.66	0.69	0.61
制造业
高峰年①	23.6②	34.9③	19.9④	46.5⑤
1973年	19.3	22.5	12.1	33.5
1973年/高峰年	0.82	0.64	0.61	0.72
① 利润率持续下降前的年份　② 1968年　③ 1966年　④ 1960年　⑤ 1970年 资料来源：见附录

从我们关于利润份额和资本产出率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利润率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来自机械化的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实现更有效的工作组织和增加劳动强度的困难，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成本的压力，国际竞争对价格的压力，尤其是投资货物价格的迅速上升，都起了某一部分的作用。较低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对说明美国利润率的下降也是重要的，虽然它只是不完全的解释。

尽管存在各种复杂的影响，我们仍应强调高积累率是造成利润率下降的最根本的原因。增强了的劳动力需求既通过提高产品工资直接使利润率降低，又为其它使利润率下降的因素，如工作组织的困难与工资激增提供了背景条件（见第十二章）。作为对过度积累的影响作出的部分反应，美国实行的紧缩政策也导致了生产能力利用率的降低。最后，在部门之间（投资货物部门与消费品部门）、商品之间（基本原材料与其它商品）和国家之间（导致国际竞争的加剧）积累的不平衡局面也促使利润率下降。不管如何比较衡量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积累的程度和形式在1973年以前的年份中是不可否认地把利润率拽下来了。

虽然纳税前利润率反映了资本积累、劳动力供应与竞争力等基础性的经济力量，但是雇主们最直接关心的是纳税后利润率。政府可以采取削减利润税的办法来补偿利润率的下降，或是削减公司税率，或是增加资本投资的税收减让。关于纳税后利润率的资料是粗略的，但根据从各种来源得到的关于有效税率的数字，即利润中纳税部分的比例，可以看出某种趋势（见表11.9）。

	美国	英国	日本	法国
1960	47	38	—	28
1965	37	36	—	27
1970	39	40	16	26
1973	39	11	19	29
①不同的税收制度和不同的估计方法是不同国家的数字不易进行比较 资料来源：格里姆，表5；英格兰银行：《季度公报》，1981年6月，1976年6月；日本：《国民核算年度报告》1982年，第36页；马雷斯与德莱斯特，表1。

美国在60年代中期利润率下降以前就大幅削减了公司税负担，所以从那以后的利润率下降在税前和税后是差不多的。仅在英国曾进行过较大的税收减让，这对下降中的利润率有根本性的影响。1970—1974年的保守党政府大大增加了用于投资的税收扣除。1974—1979年的工党政府则对因通货膨胀而增加的库存价值实行追溯性的税收扣除。其影响是税收负担剧降。在70年代中期和晚期的几年中税后利润率实际上高于税前利润率，这是因为政府通过税收减让和赠与提供的投资资金多于从利润中收取的税款。估计70年代初期的纳税后利润率仅比60年代初期略少一些。这样，英国的利润率下降就因对公司的税收减让而有所减弱。这意味着税收的负担转给了工人，减少了他们由于谈判力量增强而获得的利益。

初看起来，工人似乎明显地从开始出现过度积累而得到好处。充分就业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的有保证的工作，缩短工作时间，或者还能减轻劳动强度和改善工作条件。再就是，产品工资的迅速增长也意味着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但问题要比这复杂得多。产品工资的加速增长是否导致生话水平的更快提高将取决于工人所消费的物品的价格相对于他们所生产的物品的价格是如何变动的，以及在增加的福利和社会服务中未得到反映的工人的税收支出占他们收入的比例是如何变动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整体，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在70年代初期比60年代每年大约要快将近1％。生产率年增长率的放慢为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大大慢于整个国内产品价格的上升所抵消，结果是折合成消费品购买力的工资的增长超过了产品工资（即以全部产品的购买力计算的工资）。这不是因为进口产品的价格增长明显地慢于国内产品的价格增长，“贸易条件”（出口与进口价格之比）对国内购买力的影响是极小的。虽然进口价格加速上升了，但出口价格也上升了（出口价格实际上在70年代初期和国内产品的价格上升得一样快，而不象60年代的情况，那时出口价格的上升比国内产品价格的上升慢得多）。

替代的情况是：消费品价格相对于其他类别全部产品的价格的上升显著放慢了。政府采购物品和劳务支出的价格以及投资货物的价格比消费品价格的上涨每年都要快1％左右（见表11.11）。可能促进工人增加收入的因素包括：政府雇员工资比较迅速的上升，投资货物工业较慢的生产率增长；以及对某些投资货物的很高的需求。

	国内产品	出口产品	进口产品	私人消费	公共消费	投资
1961—1968	3.4	1.3	1.5	3.2	4.8	2.6
1968—1973	5.9	5.1	5.0	5.4	8.2	6.1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民核算》　（1950—1979年），卷1，第82—83页

这些显然是模糊不清的发展使实际情景出现了差别。工人采购物品的价格上涨的相对减速抵消了生产率下降对他们的生活水平的不利影响。所以，工资份额的增长就意味着生活水平的较快提高，而不仅是抵消较慢的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但是必须也考虑到税收的影响。在整个60年代，全部收入中纳税的比例（工人税收负担的一个粗略的指标）曾稳定上升。这使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每年减少大约半个百分点。如果这一趋势在70年代初期得到加强，那末工人的消费就将下降，即使工资的份额有所上升也无法改变这种情况。事实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税收负担继续以同一速率增长，因此，税前工资份额的增长就转化为较高的实得工资收入。

欧洲的税率增长要慢得多，因此实得工资的增长要快得多。在日本和美国，工资份额的增长十分强劲，以致足以维持早先的实得工资增长势头，尽管生产率增长放慢，税收也增加了。因此，当由在主要地区的比较不利的趋势汇集成一个总的情景时，其纯粹的结果是工人无疑在实得工资方面有所收益（见表11.10）。

工人的生活水平也有赖于政府的服务。这方面的支出在60年代稳定上升，出现了一种急剧转向民用支出的趋势。美国的军事支出大为减少，从而使民用支出有可能迅速上升。日本的民用支出也上升很快。欧洲在整个60年代，其民用支出的比重曾稳定上升，但未能继续保持这种速度（见表11.12）。

	1960	1968	1973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民用 ①	19.2	21.9	24.2
军事	6.6	5.8	4.1
美国
民用 ①	16.8	19.4	22.5
军事	9.1	8.8	5.7
欧洲
民用 ①	23.1	27.4	28.8
军事	4.4	3.7	3.4
日本
民用①	15.2	16.0	18.7
军事	0.9	0.7	0.7
①　民用支出归属于“各项计划”，它不包括债务利息及各种补助（后者的影响包括在税收的讨论之中） 资料来源：见附录

在民用支出占全部生产的比例所增加的2.5个百分点中，大约一半是服务支出（保健与教育），另一半是转移支付。实际上所有较高的支出份额都是由于提供这些服务的费用的相对上升。因此，提供服务的“数量”（例如，以提供这些服务所雇用的工作人员数来计量）并不比整个生产增长得更快。转移支付（养老金、失业救济等）比例的增长也可能采取这种形式（如其在过去整个时期中实行的，见第九章），即扩大计划的覆盖面而不是在实际价值增长方面超过生产率的增长。但是军事支出的大量削减使得有可能加速扩大社会福利，而无需相应地使税收负担迅速上升，这也体现了工人的利得。这是改善生活条件的压力的另一个产物。

因此，70年代初期，工人阶级在实得工资与公共服务以及高就业、减少工作时间和改进工作条件等方面所得甚多。而资本则承受着过度积累的代价。

至今我们的讨论完全是以“实际”条件进行的，如实际收入中利润和工资所占的份额、实际的生产率、实际工作时数等等。讨论中涉及到的价格仅是相对的：投资货物相对于消费品的价格，进口商品相对于出口商品的价格等等，并未考虑总的价格水平的变动。

原则上说，通过调整实现充分就业而不出现任何通货膨胀趋势是可以做到的。寻求劳动力的竞争将使货币工资更快地增长。较高的通货膨胀将使老的固定资本变得有竞争力，然而能赢利的生产能力随后将超过市场的需求。因此，由新机器制造的较便宜的产品所参与的争夺市场的竞争，将使价格上涨率降到原有的水平。货币工资的迅速增长将意味着产品工资的迅速增长较老的和过时的设备将更快地被废弃，以便在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上为新工人和新设备腾出空位。产品工资的迅速增长。意味着实际工资的迅速增长，作为生产所得的一部分的消费将会上升，而利润和投资则将下降。信贷的不断扩大将使增加了的产品能够销售出去而不致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动。

但这些并不是发生在70年代初期的情况。通货膨胀自60年代中期起持续发展。1965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物价在一年中平均上升8％。而1973年的平均年通货膨胀率高达7.8％。价格的加速上涨是由于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原因。由于高的劳动力需求而增强了力量的工会，力求提高货币工资，使之在已有的通货膨胀率条件下超过引起充分的设备更新的需要。有时，工资的压力爆炸性地引起工资的急剧上升，尤其是在那些由于原先实行收入改策而使工资上涨受到抑制的地方。这种工资增长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当雇主由于而临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和固定汇率而无法充分提价来弥补“过分的”工资增长时，就会直接地出现这种利润率的下降。但国际竞争并不总是那样能绑住人们的手脚。政府有时通过货币的迅速贬值来抵消因工资增长而出现的成本方而的不利条件，以此对国际竞争作出反应。

即使在那些价格的上涨可以抵消工资增长的地方，如果信贷没有很快扩大到能使同样数量商品

按较高价格水平售出的话，总的利润最终还会下降。因此，政府面临着很强的压力，要他们促使信贷迅速扩张，以抵消工资猛涨对赢利率造成的不利影响。当他们默然接受这一点时，其结果是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资本家也不愿接受利润率下降所包含的积累下降。他们能够通过增加借贷资金（主要是工人的储蓄）的比重来维持原先的积累率。尤其在西德和美国，70年代初期企业的借贷高于6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日本和法国的企业借贷也在1973年达到高峰（见表11.13）。

	美国	日本	法国	西德	英国
1962—1967	15.4	—	32.3	31.9	—
1968—1972	27.2	29.4③	31.8	33.8	5.2
1973	36.1	39.2	40.8	41.2	8.3
① 企业借贷是储蓄（包括转移部门）与固定资本投资之间的差额。属于非金融的企业和准公司部门。 ② 包括非公司企业 ③ 1970—1972年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民核算》，1981年，卷2。

这种部分地通过银行系统的额外借贷保证了货币供给的迅速增长。通过这种借贷筹集的投资促使商品需求上升，使销售能以越来越高的价格进行。

政府对这种信贷扩张不负责任，因为并未出现巨大赤字而需以印制钞票来弥补赤字。政府的借贷没有上升的趋势（见表11.14）。发达国家平均说来大致实现了预算平衡。但政府未能防止信贷扩张。他们准许银行系统在利率跟不上通货膨胀率（即“实际”利率下降）的情况下满足资本家对信贷的需求。这有助于保持股东们的投资收益。虽然投资的总收益减少了，但通过更多的按下降的实际利率的借贷来筹资，资本家借此还是保持了股东们资金的利润率。例如，英国在1965—1973年间，股东们的纳税前利润率下降了七分之一，而所使用的全部资本的收益下降了四分之一以上。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	欧洲	日本
1965—1967年	-0.4	-0.2	-1.2	0.8
1960—1970年	0.3	0.4	-0.6	1.8
1910—1973年	-0.3	0.0	-1.5	1.3
资料来源：见附录

由于通货膨胀损害了积蓄的购买力，工人们不得不从他们的收入中拿出更多的钱来储蓄才能补得上原先储蓄的价值。所以，通过银行汇集的额外信贷最终是由工人提供的。

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进口费用的上涨比发达国家内部价格的上涨慢得多。但在70年代初期进口原材料的费用加速上升了（见第十二章）。

工人们试图靠富有战斗性的工资谈判来增加他们的实际收入，资本家们则试图通过扩大借贷来维持积累，因此，不经过一场斗争便无法吸收这些较高的原材料费用。雇主们通过提高价格向工人转嫁负担。政府则准许扩大信贷以为提高了的价格水平提供所需资金。当发达国家出口到原料生产国的产品价格上升（也就是贸易条件的恶化减少）时，部分负担也就最后消除了。其余的部分则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来回拉锯，或是工资追赶物价，或是相反，物价赶上工资。最终的结果是通货膨胀的加剧。

政府的信贷政策不受国际货币考虑的约束。当美国产品的竞争力愈来愈弱和越南战争的开支陡升时，美国资本实力的相对下降反映在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上。这些逆差与大量的资本外流合在一起，为其他发达国家提供了更多的美元储备。所以，他们的信贷政策通常不为国际收支的考虑所抑制。当对外结算确已成为问题时，政府常常采取贬值的措施而不是实行必需程度的紧缩政策。1972年英镑的浮动标志着这种转变，即不顾通货膨胀的代价而宁愿持续进行扩张。

美国通货膨胀的加速使对价格上升的限制有所放松，这种限制原先是由其它货币与美元的挂钩来加以规定的。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超过美国的地方，就用贬值的办法把原先的限制推到一边。低通货膨胀率国家则拒绝货币的重新定值，因为这将减少出口的赢利。其净效果是出现经常性的国际收支盈余的趋势，它通过保持对产品的高需求而提高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这种情况既来自国外的原因，也由于国内的借贷者可以容易地从银行系统获得信贷，而银行普遍充斥着外国资金。美国直到6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有一个合理与稳定的通货膨胀上限。而在60年代晚期却有了一个不断上升的最低额。

这一章所叙述的过度积累的过程是复杂的。本页的图解概括了各种起作用的力量。这些力量的展开和互相交织，以及它们与其他较次要的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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