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工人运动在协助战争中走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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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军部粗暴地践踏了劳动人民的意志，它在七月七日挑起了卢沟桥事变，变本加厉地扩大了侵华战争。而工人运动也随之走上了更加右倾的道路。

社会大众党给自己的定位是无产政党，它本应反对侵略战争，但它却践踏了给它投票的几百万人的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意志。

“支那事变是日本民族的圣战，我们要通过这场圣战，构筑以日满支三国为轴心的远东和平机制，阻止支那的殖民地化和共产主义化，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¹

它就这样提出了积极支持侵略战争的方针。

在社大党的影响下，劳动总同盟也在十月举行的大会上提出了“产业协力”、“国难突破”、“劳动奉公”、“举国一致”等口号，还通过了《皇军士兵感谢决议》，并建议全力配合战争，总同盟书记长西尾末广²甚至提议发表“根绝罢工宣言”，并得到了大会的批准。

拥护资本主义体制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最后必然会走到这一步。

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拥护战争的表态，鼓舞了以军部为首的统治阶级，它不仅扩大了侵略战争，更在当年十二月十五日以“人民阵线团体”的罪名，一口气逮捕了以日本无产党、全评为中心的四百多人，又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取缔了这两个团体。

取缔它们的理由是：“日本无产党企图变革国体，并按照共产国际的方针，把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作为运动的目标”³。

于是，在工人运动内部，一切从阶级立场出发、为反对战争而斗争的势力都被消灭了。人民别无选择，只好被迫参加侵略战争。

这种趋势，让我们这些参加出版工俱乐部活动的人倍感压抑和黑暗。

战争气氛急剧加强，越来越多的青年被拉去参军。

在那个时候，街上到处都能看见人们高唱“一定要胜利归来”⁴送别士兵的景象。士兵的家人迫切地希望他们能平安归来，怀着抓住救命稻草的心情，请求过路人在千人针上缝上一针⁵。

一些军歌，比如《露营之歌》和《讨匪行》⁶，它们的曲调仿佛在诉说前线士兵的痛苦，于是它们也流行了起来。

随着战争的激化，军费开支也在节节上升。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二、十三年），军费高达七十三亿八千万元⁷。换算成现在的货币的话，那将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数字。政府为了压榨国民，采用了种种办法：增加税收、发行国债、奖励储蓄、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如果不这么做，政府就无法提供巨大的军费开支。他们变本加厉地剥削人民，工人阶级首当其冲。

在战争中，为了战争目的，必须动员每一个人、每一点物资。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三月，《国家总动员法》发布了，这部法律不仅要让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完全服从于战争动员的需要，而且还要禁止一切劳动争议、言论、集会，等等⁸。

电力完全被国家管理，棉制品的制造受到了限制，一切商品都要在政府管制下生产。

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就连我们印刷业都很难弄到材料，在印刷所需的油墨材料当中，以炭黑为首，钢、铅、锌、硝酸银、冰醋酸、氢氧化钠、氰化钾、酒精等等都成了军需品，必须优先用于军事用途，这对印刷业打击很大。

问题不只是缺乏原材料。压抑的气氛逐步抑制了我们的活动，我们几乎被窒息了。

为了进行战争，特高警察四处搜捕和镇压反战分子。

下面列举一些刊登在当时的主流报纸上的、具有代表性的镇压事件：

一九三八年二月 工农派团体三十八人被捕。

一九三八年九月 日本共产主义者团的春日庄次郎⁹等五十九人被捕。

一九三八年九月 京滨团体¹⁰被破坏。

一九三八年十月 东京大学教授河合荣治郎¹¹的著作被查禁。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与唯物论研究会¹²有关的二十九名共产主义者被捕。

一九三八月十二月 东洋人造丝公司滋贺工厂宿舍内的一个左翼小组的三十七名成员被捕。

一九三八年的被起诉者当中，有一百〇四人与日本共产党有关，一百〇三人与日本无产党有关，二十八人与新兴宗教青年联盟¹³有关¹⁴。

而工会运动继续全面右倾。东京印刷工会被迫解散。然后，在日本工会会议¹⁵的右翼干部的操纵下，东京交通工会、海员工会率先组建了“产业报国会”。

在这种动荡的形势下，出版工俱乐部仍在不声不响地全力扩大会员、培养活动家。

柴田坚信：

“无论时局如何，工厂里都一定会存在着具备领导能力的活动家。工人的生活越差，这些活动家就越是要站出来采取正确的行动。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出这些活动家，让他们参加俱乐部的活动，并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锻炼。”

我们到处寻找活动家，小宫吉一¹⁶和大桥广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的，我们以这两人为中心重建了神田支部。神田支部的办公室暂时设在神田站附近的大桥的公寓。田口俊郎¹⁷也是这样参加俱乐部的。他回忆了当时的情形：

“我是昭和十二年参加出版工俱乐部的，当时我在芝区的近藤印刷所工作，我从杉浦正男那里听说了出版工俱乐部的事，而且，不管工人怎么努力工作，生活还是一天一天变糟，所以我觉得很不满，很气愤。是杉浦教给我，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谁才是真正的敌人。他建议我读一下《第二贫穷故事》¹⁸¹⁹

从俱乐部的核心活动家对柴田的印象中可以看出，柴田是个卓越的人。每当我想起柴田，就会想起他以正坐的姿势坐在简陋的书桌旁边，在电灯那昏暗的灯光下专心读书的样子。我找过许多当时的活动家，询问他们对柴田有什么印象，他们印象最深的也是这一幕。

在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的黑暗时代，他坐在书桌旁边，指导着在巅峰时期成员多达一千五百人的出版工俱乐部。每当俱乐部里出现重大问题时，柴田自然就要离开书桌去进行指导。

在和工会时期，柴田每天晚上都要在芝区的樱井、山县的家、深川区的我家、小石川区的向家之间来回辗转，为了建立组织而奔波在第一线，偶尔才在其中一个会员的家中休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和工会改为出版工俱乐部之后，他就不再参加一线工作，而是退到书斋里了。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是这么说的：

“出版工俱乐部必须成为一个能吸引许多人参加的群众组织。俱乐部要想发展下去，就会越来越需要理论。必须有人去研究理论。从现在起，我要承担这项工作。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经常地参加本部和支部的会议了。白石君和你们大家要代替我，成为运动的中坚。”

这话乍一听好像是自私任性的歪理，但我们没有资格指责他，因为他亲自背负了沉重的责任。他作为排字工，一生都没有离开排字车间，每天早上他都会带着便当盒上班，在车间里加班工作，回家后吃饭，然后上到二楼的房间里，坐在书桌前读书，几乎没有时间享受天伦之乐。

他不再参加一线活动，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

在战时，在《治安维持法》的严厉监管下，出版工俱乐部只能采取彻底的合法主义，逐步发展组织，而柴田曾因参加全协而被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太活跃，就可能引起特高的注意。我猜测，他可能认为，他不上一线，而是通过白石来培养活动家，管理俱乐部，才比较安全、比较稳妥。

但是，坐在书斋里能领导群众运动吗？不管是谁，都难免会产生这样的疑虑吧。哪怕是现在，如果有人叫我这么做的话，我也是做不到的。然而柴田还是做到了这一点，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他彻底地吸收了科学社会主义。就算青年们带着各种各样的难题去请教他，他也能从阶级立场出发，给他们提供正确的指导。第二，他的干部政策和培养人才的方法都很出色。第三，他具有出众的人格。对青年们来说，他是一位富有人格魅力的导师，所以大部分青年都对他心悦诚服。而且，他家里总有一两位核心活动家陪在他身边。有一段时间，陪在他身边的是白石，但白石与渡边圣结婚后，搬到了离柴田家很近的地方。不久后，田口和小宫就搬进了柴田家。柴田通过白石了解俱乐部的整体情况，通过田口了解深川支部和京桥支部的动向，通过小宫了解神田支部的动向，所以，对整个俱乐部的情形，没有谁比他了解得更清楚。此外，出版工俱乐部的图书部的书库也设在他家里，采购部的物资也堆在他家里。所以，各地区的主要活动家总是到他家去，交换书籍，或是挑选物资。这些青年在取书和取货的同时，还会向他请教。每当我们从后门走上二楼时，不管时间有多晚，都能看见他坐在书桌前专心读书，他一看见我们，就露出和蔼的笑容慰问我们： “你们辛苦了”。然后我们再向他汇报，介绍我们遇到的问题，请他指教，他马上就能给出恰当的指示。通过这种方法，他每一次都能让我们弄清楚以后应该怎么做，让我们都觉得恍然大悟、勇气一下子涌现出来。就像田口说的那样，每次拜访结束时，他都会向我们推荐一些书，这些书唤醒了我们心中的正义感，使我们鼓起了勇气。对于那些觉悟较高的人，他就会推荐那些可以使他们更加了解阶级问题的书籍。柴田是如何指导我们这些会员的，我都看在眼里，从中学到了这样一个道理：所谓指导，不光是站在一线斗争；把握核心问题，激励大家，唤起大家的勇气，系统地开展活动，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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