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放低姿态，进一步走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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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正当战争进行时，我们在坂村家中举行了新年会。我们通过了这样的方针：为了发展会员（去年有七百人），要开展会员倍增运动，把会员人数增加一倍。但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间却发生了矛盾。小宫回忆道：

“他（柴田）的独特之处，就是他决不独断专行。在开展倍增运动之前，他做了这样一些准备工作：尽管高津派已经脱离了俱乐部，但一些从和工会时期就入会的老会员认为，随着俱乐部逐渐大众化，它的阶级觉悟也在逐步流失，他们还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招来的新会员连寻职会和俱乐部之间的区别都说不出来，那么，发展新会员和加强俱乐部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些老会员到处进行争论，让新的活动家们十分困惑。

会员倍增运动是这样来开展的：我们印制了调查表，上面列出了工厂工人可能感兴趣的各种活动项目，然后在各工厂散发。不管是哪家工厂，只要里面有一个俱乐部会员，我们就可以调查这家工厂的情况。

我们利用这份调查表，在各自的工厂里进行了调查，在大家的帮助下，我们收集了调查结果。这样一来，就能制成一幅完整的“政治地图”，可供组织工作参考。

对收上来的调查结果进行汇总之后，就可一目了然：那家工厂有多少人喜欢看电影，有多少人喜欢俳句，有多少人喜欢登山，有多少人喜欢读书。通过这个调查，我们便掌握了工人在文化方面的要求。为了满足这些要求，必须有人去帮助他们。

掌握了调查结果之后，活动家们便据此组织工人进行交流。比方说，喜欢看电影的几个人，就让他们负责组织观影会，根据兴趣调查的结果，邀请其它工厂的电影爱好者一同观看电影。看完电影后，负责人就组织大家去喝茶，一边喝茶一边讨论：电影哪里拍得好，哪里拍得不好，哪里好看，然后再邀请大家参加下一次观影会。在这样的过程中，大家熟悉了起来，然后负责人就会劝说新人读一下俱乐部的通讯。这里的关键在于，一定要把负责观影的人发展成为新的活动家。

我们还为各工厂的登山爱好者制定了野营和登山的计划。首先，为了预先侦察，我们组织了先遣队。不管是哪个工厂的人，只要喜欢登山，都可以参加先遣队。先遣队回来后，就讨论日期、时间、费用、线路等问题。在讨论的基础上，制定好计划，再把计划印出来，招呼各个工厂里的登山爱好者前来参加。

到了预定登山的日子，那些当过先遣队员的人就很好地完成了照顾大家的任务。由于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活动非常成功。青年工人都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回去后，同样要举行点评会，讨论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相互讨论通过登山加深了印刷工人的感情、大大推进了阶级事业等问题，然后再制定下一个计划。

在向丘游乐园举办郊游（1938年9月）

印刷工人当中历来都有不少俳句爱好者，所以我们就为他们举办了俳句会。我们邀请了几位有名的俳句诗人——他们自己也是印刷工——请他们选定季题¹，再在各个工厂里举行征文活动，然后把征集到的作品刊登在自己印的杂志上，再散发到工厂里去，让工人们投票选出最优秀的作品。投票结果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上，同时继续征集新一批作品。仅在杂志上进行这项活动可能会比较枯燥，所以我们还在爱宕山包下会场，组织了俳句会，吸引了许多人参加。

俳句爱好者大多是年纪较大、资历较老的工人，在各自的工厂里都有较强的影响力，所以，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就能使俱乐部的活动更加顺利。为了出版俳句杂志，我们每个月都一定要到各家工厂走访两三次，为杂志征集作品，或是散发刊登了征集到的作品的杂志。这些联络活动都是由那些喜欢俳句的人来做的，他们不久就意识到，这些活动的真正目的，是把印刷工人组织起来，便怀着这样的自觉而行动起来。此外，我们还努力收集各个工厂的信息，为俱乐部发展会员。我们还购买了大量的衬衫、裤衩、袜子和草鞋之类的商品，以低于市价两三成的价格卖给各个工厂里的工厂。当时中小企业内部是没有小卖部的。因此，当活动家们到工厂出售这些货物时，到处都受到了欢迎。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同许多工厂保持了联系。

问题始终在于实践。关键在于把不同工厂的工人联系起来，但各工厂的工人的阶级觉悟水平却并不一致。我们必须争取那些阶级觉悟较高的工人。这项任务是由读书部负责的。起初，我们只有柴田的大量藏书可用，不过，为了建立读书部，我们还向所有工厂的工人募捐书籍，不管什么书都行，哪怕只捐一本也好。我们收到了大量的书籍，又给收集到的书籍编列了书目，然后走访各个工厂，把书目借给喜欢读书的人。接到借书的申请后，就把书借出去，通过这种方法，活动家们频繁走访工厂，同读者聊天，从借出的书的内容来了解他们的思想、他们还想看什么样的书。

为了进一步开展这些活动，在一九三九年秋季，我们在葛饰区的柴又²举办了一次大运动会。这次运动会展示了我们的活动取得的成果——运动会非常成功，共有四百五十名会员参加，快乐地度过了一天。

为了举办这次运动会，我们事先在工厂里开展了周密的准备工作。在各个工厂里，制作了用于蜈蚣竞走³的长木屐，还用纸做出了相扑裁判用的褶裙⁴和扇子。我认为这是俱乐部活动的最高点。在为写作本书而进行采访时，Y回忆道：“我和朋友一起参加了。在观看运动会的时候，我还跟朋友说，把这么多人聚集起来会不会有问题？搞不好会遭到镇压吧。”

柴田连这一点也考虑到了：为了掩护，大家高唱爱国军歌，“看啊！东海的天空破晓了！⁵”

在柴又运动会上使用的出版工俱乐部的旗帜

柴又大运动会（相扑裁判的褶裙是用纸做的，1939年4月）

在通过这种方式开展以工厂为基础的活动的同时，为了让工厂里的任何人都愿意接受俱乐部，我们还向工人征集口号。在征集到的口号中，“好人、好技术⁶、好俱乐部”（よい人、よい腕、よいクラブ）被选为最能代表俱乐部特色的口号。所有活动家都相信，这个口号无论在哪家工厂里，都很有吸引力，而在严酷的镇压中，它又能迷惑特高警察。柴田还专门强调，活动家必须成为技术能手。“道理说得再好听，如果技术不好，群众就不会跟你走。所以，不光要会讲道理，更要练好手艺，大家才会敬重你。”

上面讲的是俱乐部的公开活动。俱乐部的干部按照各自的水平，划分为几个层次，继续开展学习。前面讲过的那个东大学生T氏不时会过来给我们上课。为了在现在或将来背负起出版工俱乐部，干部们学习了讲座派⁷出版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分析》、德永直⁸与渡边顺三⁹合著的《唯物辩证法》¹⁰，水平较差的干部就学习《论列宁主义基础》¹¹、《怎么办》¹²等经典著作。妇女部的活动家还学习了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¹³，以及《居里夫人传》¹⁴。

那些时候的书本上都打满了××¹⁵，但是，学习会把被ⅩⅩ代替的字都改了回去，还让参加学习会的人在严格的时限内读完书。

当时，科学社会主义著作、马克思和列宁的书仍然可以在书店里买到。我们特别喜欢岩波文库、改造文库出的文库本¹⁶，因为它们的价格比较便宜，开本也小，可以放进口袋里。我们可以带着它们到处走，而又不会引起注意，这让我们感到很高兴。这些书仍可在书店里出售，所以，按理来说，购买和阅读这些书应该不成问题。然而，成立读书会，学习这些书籍，那又另当别论了。那是一个特高警察可以随意闯入民宅抓人、进行背景调查、在调查中严刑拷打、炮制治安维持法案件的时代。学习会通常很晚才结束，所以我们在回家路上必须特别小心。因此，我们就把比较厚的书留在柴田家，把文库本带回家里继续看。我们把书藏在兜裆裤里面，这样虽然有点脏，但警察在搜身时就搜不出来了。当时主要街道上都有岗亭，二十四小时都有警察执勤，根据《治安维持法》，就连级别最低的巡警，都有权扣下路人，命令路人脱下衣服接受检查和搜身，还可以不经申请逮捕令就抓人。

在走路回家时，第一，一定要避开这些岗亭。第二，如果在路上碰见巡警，就必须事先想好理由，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晚还在街上逛。比方说，当巡警问“喂，你去哪里？”的时候，我们一般就说“接到通知说姨妈快不行了，赶去见她最后一面”，或者说“刚参加完亲戚的葬礼回来”。在讲到要去哪里或是从哪里回来时，一定不能支支吾吾，必须说得流利才行。

但是，由于我们每天至少都要上十三个钟头的班，还要参加俱乐部的大量活动，所以，持续参加学习会，是一件非常艰辛的任务。

大多数活动家只有小学学历，顶多只有高小学历，所以知识水平很差，而且当时的书也跟现在的书不一样，现在的书都是由从事社会科学教育的讲师编写的，为了方便工人理解，他们把书都写得很通俗易懂，可是当时的书却很难读懂。因此，学习的进展比较慢。每当柴田跟活动家谈话时，他总是反复强调“读书，读书”。他说过，“上床后，要读五到十分钟，读书时睡着也无所谓。只要坚持这样做，就能养成读书的习惯，养成习惯后，就会觉得不读点书就受不了。”他经常这样说。

只要是能启发青年、提高阶级觉悟的书，柴田都会读，读完之后，他就会推荐给别人，他会怀着极大的热情，把书的内容介绍给青年。听了柴田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这本书非读不可。

在我印象里，学习会用过的教材包括河上肇¹⁷的《第二贫穷故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工资、价格和利润》¹⁸、《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¹⁹、《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²⁰、《进一步，退两步》²¹，还有皮亚特尼茨基²²的《组织者》²³。

但是，与理论著作相比，真正启发了我们这些青年的，还是小说，包括高尔基的《我的大学》，伊利夫²⁴与彼得罗夫²⁵的《金牛犊》²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暴风雨中诞生的》²⁷，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²⁸与《静静的顿河》，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须井一²⁹的《绵》、《清水烧风景》与《工人源三》，井伏鳟二³⁰的《多甚古村》，岛木健作³¹的《生活的探求》；俱乐部妇女部读的书还包括高尔基的《母亲》，艾格妮丝·史沫特莱³²的《大地的女儿》，《居里夫人传》（作者不明³³），野泽富美子³⁴的《烧砖女工》和吉野源三郎³⁵的《你们是怎样生活的？》等等。

为了拓宽视野，除了小说之外，我们还读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八路军从军记》³⁶和羽仁五郎³⁷的《米开朗基罗》等著作。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这些书都很难读，但是，读了《我的大学》之后，了解了跟我们一样出身悲惨的彼什科夫把社会当作“大学”、进行自我教育的过程后，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更加确信了；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我们被柯察金的革命热情深深打动了，发誓要向他学习。读完柴田推荐的书后，他就会问我们有什么感想，觉得哪些地方打动了自己；听了我们的回答后，他就会说，“我懂了，很好，”然后再推荐另一本书。通过这种方法，我们的阶级觉悟逐渐觉醒了。整个俱乐部都仿效了他的指导方法。神田支部的谷口荣次郎³⁸说：

“白石每周会来三次左右。他一来，大家就会围着他，听他朗读岛木健作的《生活的探求》或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他还说‘躺着听也行’。”

我读书时，如果受了感动，就会把这本书推荐给别人。河崎正一³⁹说过：“杉浦让我读的书有：吉野源三郎的《你们是怎样生活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等。”

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夏天，俱乐部为了开展活动，在江之岛⁴⁰的海边租下了一间“海之家”⁴¹，租期为两个月，从七月开始。两个月的租金一共是七十元，每到星期天，就有许多工人离开职场，来到这里住宿和游玩。我们的目的，就是趁机把未组织工人给组织起来。我们从俱乐部会员的家里借来了被褥。白石把家搬了过来，负责打理海之家。我们还在海之家进行干部教育。在俱乐部本部设立了“管理委员”，接受来自各个工厂的申请，决定使用海之家的顺序。如果接到了重要工厂的工人的申请，我们就会尽量让他们优先使用，甚至不惜拒绝其它申请。在申请去海之家玩的人当中，如果物色到了有前途的人，就在晚上邀请他们到海边去，谈论各种话题。在星期天和假日以外的普通日子，就把俱乐部会员的小孩叫过来，让他们玩上差不多一星期。这些活动效果很好，所以第二年（一九四〇年）又搞了一次。管理海之家的是白石的妻子阿圣，在回忆当时的事情时，她是这么说的：

“昭和十四年夏天，我们家从新婚后住的房子里搬到了江之岛的海之家。柴田先生对我说：‘你结婚后身子就不太好，去了江之岛的话，身子应该会好一点的，你就去那里吧，悠着点就行。’话是这么说，可是在那边根本没时间休息。那两个多月里，白石要坐火车到位于芝区的钻石印刷公司上班，到了周六和周日，就会有来自各个工厂的大批工人过来，我得跑来跑去，帮他们做饭、泡茶。”

当时在钻石印刷公司上班的加藤政吉⁴²在谈到海之家时，是这么说的：

“当时印刷工人没有娱乐设施，所以海之家大受欢迎，每到周六和周日，都会有来自各个支部的许多工人前来。活动家们为了给前来玩耍的工人服务，忙着做咖喱饭和猪肉汤，根本没时间下海游泳。”

出版工俱乐部的海之家（1939年7月—8月）

原全协会员、当时正在缓刑期间的中岛良助的感想是：

“有一次，我在俱乐部办公室里，看到了柴田氏是怎么对待年轻人的，这让我非常佩服。那次好像是京桥支部和神田支部的代表为了哪个支部能在星期天使用海之家而争了起来。从一开始，柴田氏只需要说一句话，就能做出结论，立即让争论停下来。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耐心地让双方说出自己的意见、让双方讨论。双方争着争着就有些激动了。然后他就劝了一两句：海之家不是单纯的娱乐场所，而是全体印刷工人的重要的休养设施。于是双方都冷静下来了。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样的事情很常见。我以前在参加安布论战（安那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的论战）时，为了排除无政府主义者，总是急急忙忙地得出结论，但是，还是应该让大家自己决定才对。我住在海之家的时候，那里也对工人进行教育。记得有个同盟社⁴³⁴⁴

两个月后，海之家关掉了，白石夫妇在神田三崎町租了一家咖啡店，叫做“天鹅”，那里就成了神田支部的据点。

就在我们开展活动的时候，形势变得越来越黑暗了。

对工人的管制越来越严厉。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出台了一系列法令：要求国民申报自己的职业技能的法令、限制工资和劳动时间的法令——话是这么说，可是劳动时间并没有缩短，反而加长了——还有限制雇用员工的法令，竭力确保劳动力的稳定。尽管发布了这些法令，可是劳动力还是不够用，于是又发布了国民征用令，规定军需工厂可以随时征用工人。

翻开主流报纸，尽是各种组织——读书会、联谊会、同人杂志、生活学校、日文拉丁化运动、世界语运动、学生运动、消费合作社运动等等——遭到镇压的报道。在报道里，这些组织的活动，都被说成是跟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有联系的赤化运动。在此之前，遭到镇压的都只是上级团体，但现在劳动群众的活动也要遭到镇压了。

尽管形势越来越恶劣，但俱乐部继续以工厂为中心，开展以文化要求为主的活动，培养新的活动家。

那时候登场的一位新活动家佐藤次雄⁴⁵对当时的印象是：

“我在征兵体检中原先被列入乙种第二等^{46474849 50 51 5253 54 55 56}

^{57 58}

就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生活进一步恶化了。政府对物资和劳动力实行了国家管制，工人本来已经饱受通货膨胀政策之苦，可是政府又延长了劳动时间，政府还强制执行计件工资制，加大劳动强度。另一方面，由于必须在战线上投入大量兵力，工厂陷入了劳动力不足的情况。雇主把所谓的“战时状况”运用到了极致，在全体产业推行了临时工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被招进来的临时工根本得不到工资保障。

由扩军备战而导致的通货膨胀，致使物价急剧上升，因此，在工人当中，出现了要求加薪的强烈势头，然而政府发布了“限价令”，采取了“限薪”政策，不许物价和工资超过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的水平⁵⁹。可是黑市上的物价还是在飞涨，生活物资越来越难获得，只有工资没有上涨，所以工人的生活就变得越来越艰难了。

随着战争的长期化，工人运动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镇压，但俱乐部仍然继续向工厂发展。会员逐渐增加到了一千五百人。以下就是当时有出版工俱乐部会员存在的工厂的名单。当然，每个工厂里，会员少则两三人，多则十人左右。

神田支部：铁道弘济会、同兴社、冢田印刷、太阳社、文雅堂、一番馆、广业印刷、日英社、加藤文明、川濑印刷、长濑印刷、三秀舍、宫本印刷、三钟印刷、有朋堂、欧姆社（オーム社）、精兴社、大山印刷、胜文社、秀英社、活文社、新闻之新闻社、常盘印刷、松村印刷、桑田印刷、文诚社、明治印刷、堀口印刷。

芝支部：常盘印刷、中屋三间印刷、川口印刷、一色活版、联合社（ユニオン社）、日本时报⁶⁰社（ジャパンタイムズ社）、安久社、钻石社（ダイヤモンド社）、青野印刷、小野印刷、山县印刷、中村印刷、野村五七堂、和田印刷、金山印刷、近藤印刷、民友社、鹫见文酉堂、砚文社、杉田屋、曙新闻（あけぼの新聞）、日进社、月山社、东京制本合资、青山印刷、研文社、厚生社、胜田·森岛两友堂。

京桥支部：大参社、三友社、厚田印刷、滨野印刷、第一印刷、丸之内印刷、円谷印刷、丰文社、尚文社、倭文社、三丰社、邦文社、金凤社、大仓印刷、庄司印刷、典文社、电信堂、石川印刷、国际出版印刷、细川活版、文祥堂、特急社、藤生社、三协印刷、帝国兴信所、福神印刷、信使通信（ヘラルド通信）、安信社、伊坂印刷、不二印刷、京屋印刷、三共印刷、农林印刷、国光印刷、川桥仁川堂、民友社、明文、一九堂、金山一凤社、井坂印刷、文寿堂。

其它：行政学会印刷、陆军小林印刷、康文社、昭文社、今井印刷、文明社、正文社、畠野制版、旭印刷、凸版印刷、中岛印刷、安田印刷。

在各支部所覆盖的地域内，有会员存在的工厂，占工厂总数的百分之六十。

出版工俱乐部非常重视同工厂的联系。当俱乐部会员从工厂辞职时，我们就会问他，有没有人可以顶替他担任联络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拜托他一定要先等联络人找到之后再辞职。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一声不吭就辞了职，结果联络就断了。于是，俱乐部会员在辞职的时候，不管多么费劲，也要先找到继任的联络人。而在没有组织的工厂里，如果我们打听到有谁〔可能成为俱乐部会员〕的话，不管在那个工厂里有没有认识的人，我们都会找上门去，请对方订阅我们的机关报，或是参加我们的各种集会，以此来建立联系，然后再慢慢地邀请对方加入俱乐部，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开展工作。

在战争期间，只要工人要求加薪或发动罢工，当地的特高就会立即出动，完全接受资本家一方的说法，不由分说地逮捕工人领袖，并调查他们的背景和思想。这就是战时的劳资关系。

在如此严酷的镇压下，为什么出版工俱乐部还能进一步发展呢？对此必须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工人很少提出经济性的要求，但这绝不等于他们就没有要求。工人有多种多样的要求：想找到工作；由于工资太低，想获得便宜的货物；想满足文化方面的需求。只要我们能够接受工人的要求，他们就一定会追随我们。因此，不管镇压多么严酷，只要能够诚实地采纳工人的要求，运动就能发展下去，出版工俱乐部的活动证明了这一点。

就从这个观点重新出发，看看出版工俱乐部是如何采纳工人的要求的吧。

走进出版工俱乐部的办公室，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一块大黑板，上面写着正在招工的公司的名字。八木宗一老人⁶¹坐在那里，谁想找工作，都可以跟他商量。求职者如果没钱坐电车，可以跟俱乐部借钱，如果因为失业吃不起饭，就会有会员带他去附近的食堂，请他吃顿饭，帐先记在那个会员身上，然后再让他去找工作。不过这样也会给会员造成较大的经济负担，所以我们后来就不这么做了。

办公室里有好几副将棋和围棋，会员们随时都可以下一盘。早期我们还办过口琴班。我们向批发商大量购入口琴，再由会员大河原教其他会员吹口琴。

我们每月出版俳句杂志，有时还在爱宕山和神田桥附近的荞麦面店的二楼举办运座。这本俳句杂志从誊写到印刷和装订，都是靠许多活动家齐心协力完成的。

出版工俱乐部的棒球大赛（1939年，月岛运动场）

我们还成立了一支棒球队，叫“出版工俱乐部”⁶²，在月岛⁶³填海地打过几场对抗赛，跟凸版印刷、三钟印刷、三秀舍、欧友会等公司的队伍打过比赛，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俱乐部有个会员姓竹入，他家就住在月岛，所以在俱乐部棒球队去月岛打比赛的时候，妇女部的人就会去为棒球队加油，她们还用水桶装满水，带去给棒球队。俱乐部有时还会举行戏剧观赏会。我现在还记得，我们看过本乡座的《在底层》⁶⁴、市村座的《东洋车辆工厂》⁶⁵、筑地小剧场的《火山灰地》⁶⁶等剧目。还有一种活动是到现在也忘不掉的，那就是看电影。我们看过法国电影《自由属于我们》⁶⁷和大量的苏联电影，还看过《土》⁶⁸、《大地》⁶⁹、《是什么把她逼到这个地步？》⁷⁰、《海援队》⁷¹等日本电影。我们还组织过叶山⁷²海水浴一日游、到向丘游乐园⁷³观光（有一百五十人参加）、到弁天洞窟⁷⁴远足等休闲活动。

采购部把外衣、短衬裤、裤衩、工作时穿的草鞋、遮阳帽、安全剃刀、用于拆版的镊子、木炭、障子纸⁷⁵等东西以原价卖给工人。由于出售这些货物的所得不足以弥补亏空，所以我们还得出售装货的箱子。

图书部把许多工厂的工人寄赠的书编成书库，每月还要购买新出版的书籍，用来充实书库。柴田的妹妹静江⁷⁶从富山房、东京堂弄来图书目录，参考这些目录，给书库里的书编列了图书目录。但是，被当局查禁的书就不能列入目录。这份目录被传到各个工厂，工人想读哪本书，都可以通过目录预订，这种做法也有助于保持工厂之间的联系。

妇女部也为妇女开展了专门的活动，开办了厨艺班、和服制作班，还在咖啡店里举办读书会。

规模最大的活动，当然是在柴又举行的运动会。参加的人数大约有四百五十人。在组织运动会的过程中，各工厂的队伍进行了拔河等项目的对抗赛。

常务工作人员一个人处理不来的活动，就需要以芝（本部）、神田、京桥、深川各地的办公室为中心的大量活动家的协力。

那时候，在工厂里上班的我，每一天的生活轨迹都是这样的：早上五点半，母亲叫我起床后，洗完脸，狼吞虎咽地吃完早饭，单手提起便当盒，走出家门。走路的话是要迟到的，所以我飞奔到车站，登上电车，赶到公司时差点就要迟到了。我换上工作服，拿出拣字箱，开始干活，在午饭时间前五分钟，躲着工头吃完便当，利用午休的三十分钟，跑到附近的两三个工厂，同工人联络。匆匆忙忙赶回公司后，又一连干到下午五点。在加班前的三十分钟休息时间里，又跑到附近的工厂，然后再赶回来，从下午五点半加班到晚上八点。加完班后，又要赶到俱乐部的办公室去。办公室里聚集了许多青年，印制旅行会、俳句会、读书会的印刷品。大家一起做这些工作，然后帮忙做其它事，或是开会什么的，不知不觉就到了十二点。然后再乘末班电车回家，上床睡觉时已经是一点半了。到了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又被叫醒。这样的日子重复了好几年。但是，像这样生活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好多年轻人，我们充满热情，甘于承受这样的生活。

我一心扑在运动上，完全顾不上家里的事，然而我的家人却没有怨言，这真是不可思议，不过，柴田经常向活动家们强调说：“我们必须尽孝”、“我们能够像这样开展活动，都是因为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必须恭敬地对待家人”。我想这就是我们没有遭到家人反对的原因吧。

但是，在开展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不管是谁，都难免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柴田对这种情况非常关心。他觉得有谁心情消沉的时候，就会请那个人去喝咖啡或看电影。在咖啡店里，一边听着古典音乐，一边解释音乐的含义，同时鼓励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不管什么电影，他都能从中找出经验教训，给予我们强烈的激励。当他发现我们疲惫乏力的时候，就会拿书给我们看。他让我们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小说，以此来激励我们。多亏了他的关照，活动家们才能尽快从消沉中走出来，振作起精神，重新投入到活动中去。

前面讲过，为了编写本书，我走访了俱乐部的老会员，询问他们：在组织问题上，柴田是如何指导他们的呢？

吉村（原姓樱井）回忆说：

“下班后，绝对不要一个人回家。一定要跟别人一起回去。在工厂里，如果有人诉苦，要注意倾听。可以的话，把那个诉苦的人带到办公室来，让他畅所欲言。还有，在要开展组织工作的工厂里，要对核心人物集中开展工作。中屋三间印刷有个酒井贡⁷⁷

还有，山县曾反对接纳某个吊儿郎当的工人加入俱乐部：“让那种人加入俱乐部，那还得了？”柴田则说：“关键在于，可以通过那个人来招揽新人。”他说服了大家。

在渡边圣建立妇女部的时候，有个女会员，别人都说她品行不良。有人建议：“应当把那种女人赶出俱乐部”，柴田就说：“就算对方真是品行不良，也不能把自己降到跟对方同样的水平上。应当努力把品行不良的朋友改造成为好人，哪怕能挽救一个人也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做不到这一点的人，不配当俱乐部会员。”后来，正是通过那个被别人认为“品行不良”的女会员，我们才招募了西田⁷⁸，而西田后来也成了俱乐部干部。像这样的故事还有不少。

当时，在东京印刷工人当中，自发出现了一些联谊会。比如压榨工人的“寻职会”；在印刷工人当中有较长历史、只吸收西式书籍印刷工人参加的行会组织“欧友会”⁷⁹；从“寻职会”中分裂出来的“日本印刷技术员协会”、“亲技会”、以横滨为中心的“滨友会”等等。

当时印刷工人当中有很多人失业，为了生存，他们只能以某种方式集结起来，相互帮助。因此产生了许多联谊会。

俱乐部打算把这些联谊会全都统一起来，但不包括“寻职会”在内。由出版工俱乐部来发出统一的呼吁，这是最恰当的做法，因为我们会员人数最多、最活跃，要向其它团体发出呼吁的话，我们的立场是最有利的。从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二月到九月，为了与这些团体统一起来，我们前后一共举办了八次会议。负责同外部团体交涉的白石，在行动中发挥出了非凡的能力。我们在这些团体当中寻找觉悟最高的分子，找出这样的青年之后，就直接跟他们会面，劝他们读书。在这些团体内，围绕以下几点开展讨论：

·把各团体运营的（印刷工人的）职业介绍所统一起来；

·建立共同的办公室；

·制定最低工资；

·共同发行新闻通讯；

·在各团体之间举行棒球赛。

在这些要求当中，只有举行棒球赛一项得到了落实。不过，通过这些讨论，“印刷技术员协会”、“欧友会”等团体的活动家开始向出版工俱乐部寻求指导。在此期间，我们继续开展统一活动，还跟大日本印刷的“健生会”的干部举行了恳谈会，但结果算不上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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