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地下活动时期遇到的各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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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解散”后，我们继续开展俱乐部的各方面活动，又坚持了一年半左右。所谓“坚持”，是因为跟合法时期不一样，我们现在要受到许多制约，所以组织的人数急剧减少了。而且，从小宫开始，我们的中坚活动家也接二连三地入伍了。此外，因为印刷产业属于“非急需非必要”产业，工人会被军需产业征用，所以，一个又一个活动家被调到军需工厂去了。活动家没有了，组织自然要受到打击。

俱乐部的实践，也变得像是被巨大的激流冲走的小船一样了。

由于会员的剧减，俱乐部要想维持积极的活动，就必须建立一支稳定的队伍，而这样做又需要稳定的资金。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不能再让俱乐部的核心会员继续分散下去。我们打算把由于“企业整备”¹而准备放弃经营的印刷所给承包下来，以柴田为中心经营企业，以此来筹措资金。

在麻布²有一家经营困难的小型印刷所，叫做明文舍。经过俱乐部会员浅井幸夫³的父亲的介绍，柴田跟明文舍的经营者交涉，承包了工厂的经营。双方达成了分配利润的协议：排版的利润，经营者分四成，工人分六成；印刷的利润，经营者分七成，工人分三成。我们把一批俱乐部老干部集中到了明文舍：

排字：柴田、高木、河崎 45

大部分干部都集中在这里，相互联络就变得非常方便了。但这一回，由于工作变得非常忙碌，浑身腰酸背痛。大家起早贪黑，拼命干活。我们竟然获得了工厂的管理权，这在当时看来简直就像做梦一样。我们干活越卖力，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活动家能够腾出手来，专门从事运动。

这家印刷所不得不承接与俱乐部会员的思想相悖的业务。然而，在战时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接下的业务，主要是印刷儿玉誉志士⁶等人主办的右翼杂志，在五·一五事件⁷中上蹿下跳的井上日召⁸等人的著作，也是由我们拣字和排字的。我们真的很不喜欢这些活儿。但另一方面，这又是最能躲避特高耳目的工厂。活动家们只好不去计较接什么活儿。正经的印刷品只有三笠书房的出版物而已，尤其是中河与一⁹的《天上的葫芦花》，还成了畅销书。此外，我们还承接了京桥的石川、土井、共立三家印刷公司的外包业务。为了成功地经营工厂，大家都非常努力。柴田每天都在认真地研究，怎样提高工作效率，怎样让尽可能多的人有时间去从事运动。因此，每当接到印刷品的原稿时，他都要对工作内容进行彻底的调查，让工作更加好做一些。每天晚上他都要阅读原稿，找出相同的字，就先拿去浇铸铅字，在拣字的时候，把相同的字排在活字箱前，还要考虑铅条、嵌块的种类等问题。就这样，工作方法得到了改善，工作效率自然也就大大提高了。佐藤次雄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我记得刚开始不久，我就被叫去明文舍了，在芝区办公室里，不记得是杉浦还是小宫对会员们说：‘麻布有家工厂快倒闭了，大家想包下来试试，你也一起来吧？’明文舍就在都电四之桥（光林寺前）的车站出来，往天现寺方向走一会后的左手边，从明文舍前面一点的小巷进去，从不太干净的长屋¹⁰

尽管我们继续像这样努力工作，但运动还是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日本的形势也在日渐恶化。

“有时候，人必须闭上眼睛，从清水的舞台上纵身跳下¹¹”，说过这番强硬言论的东条英机，被天皇授权组阁。正像国民担心的那样，东条一头扎进了对美战争。

收音机里传出了重大新闻：

“八日黎明，帝国海军在西太平洋与美英军队进入战斗状态”，日本海军的三百五十架飞机袭击了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八艘主力舰有六艘被击沉，一百六十四架飞机被摧毁。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国民从收音机中收听了《君之代》¹²和宣战诏书。

在对美宣战的同时，日军还进行了南方作战，取得了“超出预想的战果”，把战线扩大到了马来、新加坡和苏门答腊。但是，随着战争的扩大，国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黑暗时代。

政府在开战时，还采取了紧急措施，宣战后的第二天，即十二月九日清晨，政府下令逮捕此前一直被监视的“危险人物”：

作为涉案嫌疑人而被逮捕者：二百一十六人（有证执行者一百五十四人）；

预防性拘留者：一百五十人；

被预定预防性监禁者：三十人（有证执行者十三人）¹³。

此外，在开战之后召开的第七十八回国会还制定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临时取缔法》，把国民所剩无几的政治自由给彻底剥夺了。

以明文舍为中心的活动仍在继续，但是，在我身上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我不能不讲清楚。我无比尊敬柴田，但在明文舍工作期间，我第一次违逆了他，并离开了明文舍。原因并不是思想上的对立，而是工作上的问题。

原因是这样的：自从我们开始在明文舍进行自主生产，仅靠以前的客户——出版社和母公司——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订单了。因此，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发展新的客户。我被调到了营业部。这可以说是提拔，然而，我以前都是作为拣字工、在技工的专业气质下熏陶出来的，脑子又不够机灵，所以总是适应不了新工作，业绩老是上不去。在为了把生产搞上去而竭尽全力的柴田看来，我一定让他觉得很烦躁，却又无可奈何。我也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产生了自卑感。终于有一天，柴田当着许多同事的面，不由分说地大骂了我一顿，我一气之下，二话不说就跑回了家，然后连续旷工了两三天。柴田大概是为了给我一点教训，并没有过来接我回去。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也拉不下脸来低头道歉。过了一阵子，他叫当过妇女部长的西田富子到我这里来，看看我的样子。而且还让她装作不经意路过的样子。我变得更加顽固了，我说我不想在明文舍干了，不肯听她的意见。

在此期间，我却跑到本乡区的一家公司上班了，那家公司叫正文社，印刷的是医疗书籍。结果，我和柴田之间的隔阂，被我自己弄得越来越深。这是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二月的事。可是，我以前一直都在跟同志们一起开展活动，离开他们后，我就产生了逃离运动的空虚感，每天都受着阶级良心的折磨。以前我天天都没日没夜地投身于激烈的活动中，到了某一天，就像紧绷的琴弦突然绷断一样，不再搞活动了，从此以后，就只是上班、下班、回家读书，寂寞了就去看看电影，每天都过着这样的生活。西田还是继续来找我，不知不觉地，我们两个年轻人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西田建议把我们俩结婚的事告诉柴田，借这个机会请他原谅我。我也同意她的意见。我心想，柴田如果认可了我们俩的婚事，那就等于原谅了我吧。

柴田非常高兴，两三天后，西田转告我说，柴田听说我们俩要结婚，就答复说：“其实我也想撮合你们俩结婚的。”一九四二年五月，我和西田结婚了。我本来应该趁这个机会，到明文舍去向同志们道歉，然而，就在我还犹豫不决的时候，出版工俱乐部在八月遭到了第一次逮捕，柴田和白石就是在这时候被捕的。我也被关进横滨监狱之后（下文会详述），在澡堂里偶然碰见了他，我们躲过看守的监视，热烈地握手，他说了好些亲切的话，直到这时候，我才觉得，自己终于得到了他的原谅。

我和柴田的这段往事，其他会员又是怎么看的呢？关于当时的情况，佐藤次雄是这么说的：

“柴田对于自己身边那些值得信赖的人，不会隐瞒自己的态度，又时常对他们十分严厉。有些时候恐怕过于严厉了。对于那些不是很信任的、可管可不管的人们，柴田则显得十分亲切而耐心，喜怒不形于色。像我这样的人，或许是因为两者都不沾，或许是因为还是新人，所以他对待我们并不会这么严格。

当时，在战时的监狱劳动下，工人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工会被强行解散、工人被强行编入由上头拼凑出来的产业报国会后，工人就失去了通过团结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生活和权利的手段；而在“非常时期”的借口下，工人不得不在特高的监视下，怀着战争必胜的信念干活。不仅如此，工人还必须携带劳务手册；不能跳槽；由于限薪令，不能加薪；大米要靠配给；衣物凭票供应¹⁴。黑市物价不断上涨，工人的不满情绪不断地在心中郁积起来。要想诉说生活的困苦，只有向公司递交请愿书一种办法。

工人的斗争，自发地转向了怠工。

根据内务省警保局的资料，全国都发生了下列情况：

一、迟到早退的人数增加；

二、缺勤人数激增。兵库县的播磨造船的七千二百一十人当中有一千五百一十七人缺勤；岐阜县的川崎航空的一万〇四百〇五人当中有一千七百三十二人缺勤；全国的平均缺勤率为百分之十二·三至百分之三十；冈山白炼瓦工厂的九百七十七名工人在七月有百分之四十九缺勤；

三、被征用的工人不断逃跑；

四、工人调换工作单位的案例没有减少，甚至还有不少工人用非法手段调换单位；

五、俗称“打黑工”（あんこう稼ぎ）的双重打工现象开始增多。在公司里，到了四点就下班，草草吃完晚饭后，从五点半开始就到附近的中小工厂打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五点半，早上七点再去公司上班。由于在中小工厂里通宵干活，在公司上班时就会怠工，甚至还会在仓库里午睡。

六、全国的怠工情况不断加剧。监工在的时候就干活，监工不在就不干。利用上班时间制作私人物品的现象普遍存在。

七、在工厂内外，工人单独或集体从事抢劫、盗窃、暴行、诈骗、胁迫；在工作单位里公然赌博；养成工、征用工行为不轨；这些不良倾向显著增加；

八、工人集体对监工和管理层施暴¹⁵。

[09.htm](第九章 工会运动的覆灭与产业报国会的成立.md)index.htm[11.htm](第十一章 接连不断的镇压.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