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人类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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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人类的救星 · #1 #2 #3 一、维持世界的秩序 ¹ ² 　　我们正见证着一个崭新国际社群主义的开端。我所指的国际社群主义乃是明确地认知到下列事实：处于今日，我们比过去的任何时代都还要互相依赖；在相当大程度上，国家利益是受到国际合作所左右；关于这个主义在各个国际努力的领域内，将引领我们往哪个方向，需要进行清晰、一致的讨论。认为伙伴关系及协力合作乃增进自我利益所不可或缺的信念，也就是社群的概念；而正如同在国内政治的范围内，社群概念已得到其应有的声誉，因此，这个概念也需要在国际上寻求回响³ ⁴⁵ ⁶⁷ ⁸ ⁹ ¹⁰¹¹ 　　此刻，假若我们已在冷战之后获得一些经验，并且已从二次世界大战学到一些教训，那么它就是：如果我们的国家要变得繁荣兴盛且安全无虞，那么我们便需要一个安全、稳固、又团结的欧洲，而它可以成为我们绝佳的贸易伙伴；足够富裕的欧洲国家就可以购买我们的产品；如此一来，欧洲盟邦可以和我们共同分担处理世界问题的重责大任……¹² ¹³ 　　这场战事所达成的……乃是将塞尔维亚人进行的种族净化取代为阿尔巴尼亚人实施的种族净化，并且把塞尔维亚当局的暴政换成是一种由联合国、北约组织、欧洲联盟共同保护下所造成的不当治理，而后者显然未能提供日常的安全防卫、进行经济重建的必要手段、或是为了促使某种文明政治出现所需的架构¹⁴ 二、霸权的盔甲 ¹⁵¹⁶ ¹⁷ ¹⁸¹⁹ ²⁰ 　　传统的国家主权与自主性之概念，正在区域和全球秩序的变动过程及结构之内被重新协商及重新阐释。此外，国家被固定在复杂重迭的政治范畴里头──先前我们曾将此范畴称作多边治理（multilateral governance）。因此国家主权和国家自主性必须被看作是镶嵌在更广泛的治理架构内；在此架构中，国家主权及自主性变成仅是一组原则，并且和其它原则一起构成了政治权力行使的基础。西伐利亚的国家主权及国家自主性体制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变更，而它变成是限定在一种基础的形式内²¹ ²² ²³ ²⁴ 　　经济全球化的增强已经和全球经济监督机制的加强有所关联，包括提高的监管行动以及国际管控行动的深化，譬如经由世界贸易组织来实行。而国家经济的解除管制则伴随着全球范畴中新型态的管制措施。但是当美国的势力处于顶点之际，这些发展并未获得推动的助力，反而在美国处于相对衰退时，它们才有所进展。在这个背景下，就全球化的节奏似乎已不再和单一霸权强国或集团的兴衰起落密切相关的情况而言，目前的年代也许是有别于过去……在新的多边管理控制之脉络下，当代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反映出一个累积的趋势，逐渐朝向更多自我组织与市场导向的制度安排发展，而在遭遇危机的时刻，这样的安排往往只会从一个霸权强国得到明确的政治指示²⁵ ²⁶ ²⁷²⁸ ²⁹ ³⁰ ³¹ ³² ³³³⁴ ³⁵³⁶ ³⁷ ³⁸ ³⁹⁴⁰ ⁴¹ ⁴² ⁴³⁴⁴ ⁴⁵⁴⁶ ⁴⁷ 三、帝国的冲突 ⁴⁸ 　　欧洲是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桥头堡。欧洲对于美国具有很大的地缘战略利害关系……大西洋联盟直接确立了美国在欧亚大陆上的政治影响及军事力量。在美－欧关系的现阶段，欧洲盟邦仍高度仰赖美国提供的安全防护，因此任何欧洲领域的扩张也就自动变成了美国之直接影响力的扩展。反过来说，若是和大西洋彼岸没有紧密的联系，则美国在欧亚版图的优势地位将会逐渐快速消逝。从而，美国对于大西洋（Atlantic Ocean）的控制以及使其影响力与军力更加深入欧亚大陆的能力，也将会严重受限⁴⁹ 　　短期内，在欧亚版图上巩固并且长久维持普遍的地缘政治多元主义，对美国是有利的。此举助长了谋略与操纵的空间，以阻止任何最终试图挑战美国优势的敌对联盟崛起，更不用说任何有此意图的单一国家，其出现的可能性乃是微乎其微。而在中期阶段（大约是接下来二十年间），上述作为应该会逐渐演变成更加重视伙伴的出现，这类伙伴是由美国所驱使、具有渐增的重要性、并且和美国的战略兼容。它们或许能协助组成一个更加合作的跨欧亚安全体系。最后，在更长远的阶段，前述措施能逐步形成一个彼此真正共同分担政治责任的全球核心⁵⁰ ⁵¹ ⁵²⁵³ ⁵⁴ 　　西方阵营决定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轰炸伊拉克，接着是发动科索沃战争，这两者都直接违逆了俄罗斯的意愿，并且使得俄罗斯的政策发生革命性的剧变。这两项行动使俄罗斯确信美国意图令其降低至第三级强权的地位。华府对于俄方意愿的故意漠视，使得俄罗斯国安单位相信若没有抗衡美国的手段，俄罗斯将会完全无计可施。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他们和西方的经济关系实际上已经在一九九八年八月的金融危机中瓦解了，所以他们现在几乎已经是退无可退⁵⁵ ⁵⁶⁵⁷ 　　过去十年并未构成历史的终结，这十年一如过往，只能算是一段间歇期；在这段期间内，一个单一强权或是联盟显得如此大获全胜，以致于一个对此霸权之新兴挑战的出现乃是令人无法想象的。美国在和苏联的对抗中取得胜利是那样的惊人、出乎意料而且绝对性，因此美国的价值似乎就是全球的价值，而美国的权力目前是不容置疑的。然而，没有哪套价值永远是全球价值，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权力是永远无可匹敌的，无论它有多么强大……这场国家的竞赛仍未结束⁵⁸ ⁵⁹⁶⁰ 　　二级强国本身就已接近一级强国……如果它们做出选择的话，它们当中任何一国都可以决定晋升第一级的行列（仅落于美国之后）。这意味着只要新的时机成熟，这场三方赛局很快就会加入新的竞争者。它们有些将不会来自于传统的地域，举例来说，印度或土耳其经年累月下来，便可能进化为强国。此处的重点在于，三方赛局的结构提高了二级强国去仿效法国的动机，并且因此提高了一级强国成员增加的可能性。 ⁶¹ ⁶² ⁶³ ⁶⁴ ⁶⁵⁶⁶ ⁶⁷ ⁶⁸ 　　英国不是一个地理战略的参赛者。它握有的主要选择权不及法国与德国，它对欧洲的未来也并未怀抱远大的愿景，而它的相对衰落亦减弱了其传统上担任欧洲平衡者一角的能力。英国对于欧洲统一的矛盾心理以及其与美洲逐渐减弱的特殊关系，使得就面临欧洲未来的重大抉择而言，它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英国是美国的重要支持者、一个非常忠诚的盟友、一个极其重要的军事基地，也是在关键情报活动上的紧密伙伴。美国需要培养和英国之间的友谊，但是不须对英国的政策投以持续的关注⁶⁹ 注译： 02.htm index.htm 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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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人类的救星 · #1 #2 #3 一、维持世界的秩序 ¹ ² 　　我们正见证着一个崭新国际社群主义的开端。我所指的国际社群主义乃是明确地认知到下列事实：处于今日，我们比过去的任何时代都还要互相依赖；在相当大程度上，国家利益是受到国际合作所左右；关于这个主义在各个国际努力的领域内，将引领我们往哪个方向，需要进行清晰、一致的讨论。认为伙伴关系及协力合作乃增进自我利益所不可或缺的信念，也就是社群的概念；而正如同在国内政治的范围内，社群概念已得到其应有的声誉，因此，这个概念也需要在国际上寻求回响³ ⁴⁵ ⁶⁷ ⁸ ⁹ ¹⁰¹¹ 　　此刻，假若我们已在冷战之后获得一些经验，并且已从二次世界大战学到一些教训，那么它就是：如果我们的国家要变得繁荣兴盛且安全无虞，那么我们便需要一个安全、稳固、又团结的欧洲，而它可以成为我们绝佳的贸易伙伴；足够富裕的欧洲国家就可以购买我们的产品；如此一来，欧洲盟邦可以和我们共同分担处理世界问题的重责大任……¹² ¹³ 　　这场战事所达成的……乃是将塞尔维亚人进行的种族净化取代为阿尔巴尼亚人实施的种族净化，并且把塞尔维亚当局的暴政换成是一种由联合国、北约组织、欧洲联盟共同保护下所造成的不当治理，而后者显然未能提供日常的安全防卫、进行经济重建的必要手段、或是为了促使某种文明政治出现所需的架构¹⁴ 二、霸权的盔甲 ¹⁵¹⁶ ¹⁷ ¹⁸¹⁹ ²⁰ 　　传统的国家主权与自主性之概念，正在区域和全球秩序的变动过程及结构之内被重新协商及重新阐释。此外，国家被固定在复杂重迭的政治范畴里头──先前我们曾将此范畴称作多边治理（multilateral governance）。因此国家主权和国家自主性必须被看作是镶嵌在更广泛的治理架构内；在此架构中，国家主权及自主性变成仅是一组原则，并且和其它原则一起构成了政治权力行使的基础。西伐利亚的国家主权及国家自主性体制正在经历一次重大的变更，而它变成是限定在一种基础的形式内²¹ ²² ²³ ²⁴ 　　经济全球化的增强已经和全球经济监督机制的加强有所关联，包括提高的监管行动以及国际管控行动的深化，譬如经由世界贸易组织来实行。而国家经济的解除管制则伴随着全球范畴中新型态的管制措施。但是当美国的势力处于顶点之际，这些发展并未获得推动的助力，反而在美国处于相对衰退时，它们才有所进展。在这个背景下，就全球化的节奏似乎已不再和单一霸权强国或集团的兴衰起落密切相关的情况而言，目前的年代也许是有别于过去……在新的多边管理控制之脉络下，当代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反映出一个累积的趋势，逐渐朝向更多自我组织与市场导向的制度安排发展，而在遭遇危机的时刻，这样的安排往往只会从一个霸权强国得到明确的政治指示²⁵ ²⁶ ²⁷²⁸ ²⁹ ³⁰ ³¹ ³² ³³³⁴ ³⁵³⁶ ³⁷ ³⁸ ³⁹⁴⁰ ⁴¹ ⁴² ⁴³⁴⁴ ⁴⁵⁴⁶ ⁴⁷ 三、帝国的冲突 ⁴⁸ 　　欧洲是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桥头堡。欧洲对于美国具有很大的地缘战略利害关系……大西洋联盟直接确立了美国在欧亚大陆上的政治影响及军事力量。在美－欧关系的现阶段，欧洲盟邦仍高度仰赖美国提供的安全防护，因此任何欧洲领域的扩张也就自动变成了美国之直接影响力的扩展。反过来说，若是和大西洋彼岸没有紧密的联系，则美国在欧亚版图的优势地位将会逐渐快速消逝。从而，美国对于大西洋（Atlantic Ocean）的控制以及使其影响力与军力更加深入欧亚大陆的能力，也将会严重受限⁴⁹ 　　短期内，在欧亚版图上巩固并且长久维持普遍的地缘政治多元主义，对美国是有利的。此举助长了谋略与操纵的空间，以阻止任何最终试图挑战美国优势的敌对联盟崛起，更不用说任何有此意图的单一国家，其出现的可能性乃是微乎其微。而在中期阶段（大约是接下来二十年间），上述作为应该会逐渐演变成更加重视伙伴的出现，这类伙伴是由美国所驱使、具有渐增的重要性、并且和美国的战略兼容。它们或许能协助组成一个更加合作的跨欧亚安全体系。最后，在更长远的阶段，前述措施能逐步形成一个彼此真正共同分担政治责任的全球核心⁵⁰ ⁵¹ ⁵²⁵³ ⁵⁴ 　　西方阵营决定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轰炸伊拉克，接着是发动科索沃战争，这两者都直接违逆了俄罗斯的意愿，并且使得俄罗斯的政策发生革命性的剧变。这两项行动使俄罗斯确信美国意图令其降低至第三级强权的地位。华府对于俄方意愿的故意漠视，使得俄罗斯国安单位相信若没有抗衡美国的手段，俄罗斯将会完全无计可施。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他们和西方的经济关系实际上已经在一九九八年八月的金融危机中瓦解了，所以他们现在几乎已经是退无可退⁵⁵ ⁵⁶⁵⁷ 　　过去十年并未构成历史的终结，这十年一如过往，只能算是一段间歇期；在这段期间内，一个单一强权或是联盟显得如此大获全胜，以致于一个对此霸权之新兴挑战的出现乃是令人无法想象的。美国在和苏联的对抗中取得胜利是那样的惊人、出乎意料而且绝对性，因此美国的价值似乎就是全球的价值，而美国的权力目前是不容置疑的。然而，没有哪套价值永远是全球价值，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权力是永远无可匹敌的，无论它有多么强大……这场国家的竞赛仍未结束⁵⁸ ⁵⁹⁶⁰ 　　二级强国本身就已接近一级强国……如果它们做出选择的话，它们当中任何一国都可以决定晋升第一级的行列（仅落于美国之后）。这意味着只要新的时机成熟，这场三方赛局很快就会加入新的竞争者。它们有些将不会来自于传统的地域，举例来说，印度或土耳其经年累月下来，便可能进化为强国。此处的重点在于，三方赛局的结构提高了二级强国去仿效法国的动机，并且因此提高了一级强国成员增加的可能性。 ⁶¹ ⁶² ⁶³ ⁶⁴ ⁶⁵⁶⁶ ⁶⁷ ⁶⁸ 　　英国不是一个地理战略的参赛者。它握有的主要选择权不及法国与德国，它对欧洲的未来也并未怀抱远大的愿景，而它的相对衰落亦减弱了其传统上担任欧洲平衡者一角的能力。英国对于欧洲统一的矛盾心理以及其与美洲逐渐减弱的特殊关系，使得就面临欧洲未来的重大抉择而言，它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英国是美国的重要支持者、一个非常忠诚的盟友、一个极其重要的军事基地，也是在关键情报活动上的紧密伙伴。美国需要培养和英国之间的友谊，但是不须对英国的政策投以持续的关注⁶⁹ 注译： 02.htm index.htm 04.htm

· #1 #2 #3

J. G. Ballard, Super-Cannes（London, 2000）， p. 89. ↩︎
T. Blair, ‘We Are Fighting for a New Internationalism’, Newsweek, 19 April 1999. ↩︎
T. Blair, ‘Doctr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对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发表的演说，22 April 1999, www.fco.gov.uk, pp. 2,3,4. ↩︎
Ibid., p. 9. ↩︎
「英国首相就北约停止空袭南斯拉夫发表声明」， 10 June 1999, www.fco.gov.uk, p.4. ↩︎
Blar,‘Doctr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 9. ↩︎
关于本段及后面段落所概述的批评，更多延伸的内容可参见N. Chomsky, 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London, 1999）, L. German, ed., The Balkans, Nationalism and Imperialism （London, 1999）, and T. Ali, ed., Masters of the Universe?（London, 2000）. ↩︎
「柯林顿总统对全美州郡市公务员联合会双年会（AFSCME Biennial Convention）所发表的谈论，p. 3（emphasis added）.　This speech provid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Pete」, 23 March 1999, www.whitehouse.gov, p.3. ↩︎
J. Sweeney,‘Why Can’t They See?’, Observer, 30 May 1999. ↩︎
J. Steele, ‘Serb Killings “Exaggerated” by West’, Guardian, 18 August 2000. ↩︎
House of Commons Select Committee on Defence, Fourteenth Report, 23 October 2000, www.parliament.the-stationery-office.co.uk, para.299. ↩︎
「柯林顿总统对全美州郡市公务员联合会双年会（AFSCME Biennial Convention）所发表的谈论」, p. 3（emphasis added）. 这篇演说提供了葛文（Peter Gowan）之彻底分析的出发点,‘The Euro-Atlantic Origins of NATO’s Attack on Yugoslavia’, in Ali, ed.,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
和俄罗斯政府有联系的瑞典金融家卡斯腾费德（Peter Castenfeldt），其与德国资深官员密切合作以促成这笔交易的角色被揭露于Financial Times, 14 June 1999. ↩︎
E. N. Luttwak,’ No-Score War’,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14 July 2000. ↩︎
A. Giddens, The Third Way（Cambridge, 1998）, p. 70. ↩︎
Idem, Runaway World （London, 1999）, p. 18. ↩︎
J. Rawls, The Law of Peoples（Cambridge, MA, 1999）, passim; quotations from pp. 37-8, 93 n. 6. 罗尔斯亦提到了第五种社会，即开明专制（benevolent despotism）（ibid., p. 92），但是它在其论点中所占份量甚少。 ↩︎
Ibid., pp. 48-9. ↩︎
例如参见ibid., pp. 117-8, 罗尔斯在此处辨别了社会发觉其自身所处的环境以及社会面对这些环境时所作的选择。这是罗尔斯之作品中的一个桥段，这明显与他在《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中对「应得」（desert）的评论有所矛盾。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主张，个人所作的选择必然反映了他们无法掌控的环境，例如自然天赋的分配。关于这一点的讨论，我必须感谢马垂维斯（Matt Matravers）。 ↩︎
Rawls, The Law of Peoples, pp. 52-3, 79. 关于现今对民主国家是否会互相交战的广泛讨论，简略的批判概论可参见S. M. Walt, ‘Never Say Never’,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1999. ↩︎
D. Held, A. G. McGrew, D. Goldblatt and J. Perrati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Cambridge, 1999）, pp. 443-4. ↩︎
在哈特与内格里（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著名的新书《帝国》（Empire, Cambridge, MA, 2000）中，他们提出了这个分析的一个极左派变体。他们主张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伴随着一个新型政治主权的出现，即帝国（Empire），它无法减缩为任何特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就连美国也一样。此帝国的特征是它的统治不具有任何界限，与其（正如其名称所暗示）最类似的形式是古罗马的政治秩序。但是，不同于赫尔德、麦格鲁及他们的合著者对此发展提出了一个正面的诠释，哈特与内格里则将此帝国视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最新形式，劳工以及反殖民的斗争使这个帝国得以出现，而且由于依赖跨国「大众」（multitude），此帝国处于持久的危机状态（因为它须寄生于榨取后者的创造性精力）。尽管哈特与内格里的分析十分杰出，但和左派自由主义「政治全球化」理论一样，容易遭遇相同的根本反对所攻击；正如我在本章试图要说明的，没有证据显示，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协调其政策并协商其争论的多边政治形式发展，能够消弭超级强权之间的利益冲突，或是消除美国在强权之间的相对优势。至多，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混合主权形式的出现，在这当中国家利益追求之合法化，是经由诉诸跨国组织（例如，联合国、北约组织、欧洲联盟）以及它们所确认之价值的方法；因此，如同哈特与内格里所注意到的，人道干预确立了「被普世价值所合法化」的「警察权」（ibid., p. 18）. ↩︎
Held et al.,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 43；另请参见table 1.1, ibid., pp. 44-5. ↩︎
ibid., pp. 425. ↩︎
ibid., pp. 426. ↩︎
R.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rinceton, 1984）, p. 31. 这个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变体（其导致一个循环的历史哲学）可参见G.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London, 1994）. ↩︎
R.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 1986）. ↩︎
例如参见R. G.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1981). ↩︎
C.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Harmondsworth, 1987）. ↩︎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 135. ↩︎
See N. I. Bukharin, 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 （London, 1972）, and A. Callinicos, ‘Marxism and Imperialism Today’, in Callinicos et al., Marxism and the New Imperialism（London, 1994）. 赫尔德等人虽引述上面第二本书籍，但似乎并不了解其论点：参见Global Trans formations, pp. 3, 6. ↩︎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p. 136-7. ↩︎
R. Brenner, ‘Uneven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 Downturn’, New Left Review, I,（229）, 1998, ch. 2. ↩︎
See F. Block,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77）. ↩︎
R. Brenner, ‘Uneven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 Downturn’, pp. 197-204. ↩︎
G. Achcar, ‘The Strategic Triad: USA, Russia, China’, in Ali, ed.,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p. 106. ↩︎
J. S. Nye, Jr, Bound to Lead （New York, 1991）. ↩︎
Z.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New York, 1997）, p. 59. ↩︎
Ibid., p. 46. 布里辛斯基在其美国之欧亚战略的「重要地缘政治中枢」名单中，把乌克兰排在首位：ibid., p. 41. ↩︎
Stratfor,‘Finally, NATO Tests a Resurgent Russia – in Kiev’, 2 March 2000, www.stratfor.com. ↩︎
关于北约扩张的批判性讨论，可参见J. Rees,‘NATO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in German, ed., The Balkans, and G. Achcar, ‘Rasputin Plays at Chess: How the West Blundered into a New Cold War’, in Ali, ed.,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
Held et al., Global Transformations, ch. 2. ↩︎
Financial Times, 9 February 1998. ↩︎
参见R. Wade and F. Veneroso,’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 New Left Review, I（228）, 1998, and P. Gowan, The Global Gamble（London, 1999）, ch. 6. ↩︎
例如参见S. George,‘A Seattle, le commerce avant les libertes’, Le Monde dip lomatique, November 1999, and W. Bello,‘Reforming the WTO is the Wrong Agenda’, in K. Danaher and R. Burbach, eds, Globalize This! （Monroe, ME, 2000）. ↩︎
A. Sinai, ‘Le Jour ou le le Sud se rebiffa’, Le Monde diplomatique, January 2000. ↩︎
See D. Johnstone,’Humanitarian War: Making the Crime Fit the Punishment’, in Ali, ed.,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pp. 161-4. ↩︎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p. 10. ↩︎
Ibid., p. 59. ↩︎
Ibid., p. 198. ↩︎
M.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London, 1991）, p. 210. ↩︎
例如参见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 29. 对于过度机械性的霸权理论，奈伊（Nye）提出了一些有用的批评：参见Bound to Lead, part I.关于前现代帝国的权力限制，参见M.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I （Cambridge, 1986）, ch. 5. ↩︎
更加细微的讨论可参见Keohane, After Hegemony, ch. 3, and G. Achcar, ‘D’un siecle americain a l’autre: entre hegemonie et domination’, Actuel Marx, 27,2000. ↩︎
P.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II（I）, 2000, p. 12. ↩︎
Stratfor, ‘The Putin Doctrine: Nuclear Threats and Russia’s Place in the World’, 17 January 2000, www.stratfor.com, p.2. ↩︎
Financial Times, 24 June 2000. ↩︎
Achcar, ‘The Strategic Triad’, passim. ↩︎
‘Stratfor’s Decade Forecast: 2000-2010: A New Era in a Traditional World’, 20 December 1999, www.stratfor.com, pp. 2,3. ↩︎
Stratfor, ‘Why It’s Not a New Cold War: Secondary Powers and the New Geopolitics’, 6 March 2000, www.stratfor.com, p.1. ↩︎
‘Stratfor’s Decade Forecast’, p. 4. ↩︎
Stratfor, ‘Why It’s Not a New Cold War’, p.6. ↩︎
一个对于现实主义的重要批判，参见J. Rosenberg, The Empire of Civil Society（London, 1994）. ↩︎
摘自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p. 134. ↩︎
A. de Waal, Famine Crimes（London, 1997）. ↩︎
Johnstone, ‘Humanitarian War’, p. 150. ↩︎
除了Johnstone, ‘Humanitarian War’, pp. 164-5之外，还可以参见A. Callinicos, ‘The Ideology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Ali, ed.,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二○○○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小布什和他的顾问抨击高尔与即将卸任之柯林顿政府的人道干预政策。根据战略预测所述，这段争论代表： ↩︎
Johnstone, ‘Humanitarian War’, pp. 164-5. ↩︎
‘Building“a Bridge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英国首相布莱尔及俄罗斯甫当选尚未就任之总统普亭所召开之记者会的编辑副本，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London’, 17 April 2000, www.fco.gov.uk, p.2. ↩︎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pp. 4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