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方式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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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运动丰富多彩。它以其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气魄为荣。这是一股多方汇成的力量：无数的仁人志士踊跃地投身到一系列伟大运动中，例如那些在西雅图、热那亚、阿雷格里港、巴塞罗那的示威者，包括贸易组织的主合者与主分者，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非政府组织成员与共产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与黑人组织，和平示威者与激进分子，还有大量的年轻人，他们几乎代表了当代的多元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中间隐含了反资本主义运动在策略和原则上面几种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们有必要在直接讨论策略和原则之前先简要分析一下在反资本主义大旗下，几种主要的政治手段。下面列举的几种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且，尽管我力求实事求是，但有些地方仍有所出入。还应该注意的是，由于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往往十分复杂，某些个人或组织采取的方式可能分属下列方式的一种或几种。

自工业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确立以来，很多人即通过早期的政治运动反对这种社会制度。乔治·卢卡奇将此命名为“浪漫的反资本主义”。¹这种极端保守过程的形成极其复杂：对理想化过去的缅怀引发了一场为建立一个不仅仅是简单排斥现代化的新社会的斗争——在英国社会主义演变中，从前拉斐尔派到威廉·莫里斯，再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进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样的精神还出现在巴西艺术家在第二届阿雷格里港会议的示威运动中使用的标语“重新迷惑这个世界”中。但是从前现代社会的有机秩序角度来看，对资本主义提出批评是极端右翼势力的思想动力之一。斯坦贺尔在一项战前法国纳粹主义的研究中把纳粹主义归结为“有序的民族主义与反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结合体，一种建立在排斥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民主基础上的革命理论”。它的目标是：

一种共产的、反对个人主义的文明，本身有能力把各个社会群体和阶层完美地聚合在一起。而国家就是承载这一和谐的有机结合体的框架。在这个净化的、复兴的国家，人人都只是国家有机体里的一个细胞，社会道德非常和谐，这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战争和分裂的因素都不能带来的。²

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极端反动的反应如今仍然比比皆是。当代欧洲法西斯运动的威胁可以通过2002年4月的法国总统大选中马利·勒庞在首轮击败社会党总理若斯潘这一事件得到体现。反动的反资本主义还表现在美国极右势力反对经济全球化的运动中。这些运动主要是反对1992—1993年协商并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以及1995年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上决定建立世界贸易组织。马克·鲁伯特在对这些运动的研究中写道：

美国例外论（exceptionalism）这一极右思想把跨国合作看作是对美利坚民族特质（白种人的，具有男子汉气概的，基督教的）的潜在威胁。美国的民族主义者在反对全球化的同时也敌视一切在美国看来是外来的、威胁美国国家特征的东西。³

自从当代反资本主义运动在北美出现，并在反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世界贸易组织运动中脱颖而出以来，运动的反对者就诽谤它与反全球化极右运动有染。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运动背后的主要动力之一是国际主义，尤其是指南方受压迫的贫穷国家之间的团结协作。而且，就像前面的章节指出的，运动中提出的批评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运作机制；而美国极右势力的依据却是经典的法西斯阴谋理论，提出让一伙国际金融炒家（自然主要是犹太人，已经据此操纵全球政治经济），建立由他们掌控的所谓“新世界秩序”。鲁伯特指出：“这种以代理人为中心的世界观的结果之一是： 爱国者们无法认识、理解或者评判美国与世界经济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⁴

极右势力的狡辩表明他们反资本主义的思想是肤浅的。斯坦贺尔认为，“如果法西斯思想侵蚀到精神和物质领域，它会首先从资产阶级及其‘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而不是资本主义或者私有财产入手”。⁵无独有偶，亨利·阿什比·特纳在关于希特勒的描写中也提到：“希特勒对经济竞争和私有财产的重视决非偶然，而是出于他对达尔文社会进化论关于人类和人类社会本质观点笃信……希特勒的确是一个反社会主义者，但有时也有例外。”⁶纳粹以对“犹太金融资本”伪革命性的批判为借口，大搞运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抵制为他们赢得德国精英阶层的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与大资本家之间的合作存在冲突，国家社会主义动员起来的革命意愿并未通过社会得到实现，而是被用在灭绝所谓的种族敌人上。⁷目前欧洲的法西斯运动和美国的反全球化极右运动也体现了类似的误用。值得庆幸的是，这种误用的规模远不及战前德国的规模，然而极右势力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却提醒我们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从根本上制止这种误用，它就有可能继续蔓延。

这乍看上去像是无稽之谈，从语言角度来说，似乎确实存在矛盾。但毕竟，意识形态领域允许矛盾的存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讽刺了“保守社会主义或称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说他们“幻想在没有斗争和危险的前提下享受现代社会的所有好处。他们希望现有社会能够排除一切革命性的和分裂性的因素”。⁸其实在当今反资本主义运动中也能找到这类思想的影子。诺瑞娜·赫兹就是一个例子。“我的主张并非反对资本主义”，她接着写下我们在上一章曾经予以批判的话：“很明显，资本主义是促进财富增长和自由贸易的最佳制度。开放的资本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几乎遍及全世界的经济增长。”⁹不过赫兹还是通过一系列公开讲话谨慎地表明她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立场，她还参加了布拉格和热那亚的抗议活动，并且借助“反资本主义者”的外衣成为赞成商业化的纽约世界经济论坛中“进步团体”的一员。¹⁰

很明显，反资本主义需要像汤姆·沃尔夫那样剖析当前采取的激进方式。但是赫兹的立场似乎更有代表性。她不是抱怨资本主义的存在，而是抱怨它过于强大：

在过去的20年中，政治与经济间的平衡发生严重的倾斜，政治家越来越从属于大资本家集团……而且，随着商业的扩张，它已经开始独立定义自己的企业公共王国，再由企业的王国定义政治的王国。¹¹

赫兹所作的努力就是矫正这种失衡。其实，企业正在填补政治家退出后留下的真空。她告诉我们“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商业机构比其他任何领域的机构都更适合充当司法代理者”，还称如果“合理地进行管理”，公共福利的私有化是“引人注目的发展”，我们仍然需要采取具体的措施保证政府和企业能够恪尽职守。赫兹强调消费者维护自身权利的意义，却在消费者是否应该采取直接行动上含糊其词：“抗议行为干扰了这一平静的过渡，因为抗议本身的片面性使它与抗议对象同样负有责任……保持缄默的多数派意志有可能被喧闹的少数派取代。”事实上，选民们对政治的冷漠，主要是由政府执行能力的下降所致，将最终导致“政治的完结，即由抗议示威取代政治”。¹²

抗议是否片面是个很现实的问题，这点我在以后还会讨论。赫兹的批评具有两个方面的价值。首先，它清楚地表明那些反对公司全球化的批评者倾向于接受的观点——即更高程度的国际一体化将会使国家丧失对经济发展的控制力。我们已经不厌其烦地证明这种论调的错误及其危险的误导性。¹³其次，赫兹无疑道出了很多企业的自发观点，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不断扩大，这本身就是对抗议示威的一种回应。《观察者》杂志写道：“躲在警察围栏之后的公司首脑们不由自主地被那些在和平示威中被忽略的人们的力量所震撼。”¹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某些知名跨国公司都在致力于把大型企业和“文明社会”融合在一起。《金融时报》不无讽刺地道破其中的缘由：

为什么公司首脑热衷于企业的社会责任（CSR）？因为他们害怕被人们看作公众和这个星球的敌人从而毁掉他们的品牌。同样重要的是，企业社会责任令他们有机会树立参与环保、维护人权等积极良好的品牌形象。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大幅节省了为达到同样目的所要付出的广告和公关成本。¹⁵

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积极与批评者开展对话一样，“企业的社会责任”等的产生也是企业面对外部压力做出的有效回应。但是有些资本家自己的确也反对公司全球化。例如，专门为示威者传授抗议技巧的“骚动社会”（Ruckus Society），在2001年就得到联合利华10万美元的资助。这并不是一个知名跨国公司向反资本主义的转变，而是联合利华接管本—杰瑞冰淇淋公司的条件：联合利华同意每年交给本·杰瑞基金会500万美元［而当时的一个主要运动组织，全球交流（Global Exchange），在3年中得到100万美元的资助］，同时每年向“社会变革团体”（Social Change Group）捐助至少110万美元。本—杰瑞的两名创始人之一本·科恩回忆当时的接管谈判时说，“我们告诉联合利华，本—杰瑞的价值观就是反对全球化。而他们自称是全球化的热情支持者。”如果能亲耳听到这样的对话一定十分有趣。本和杰瑞只是上世纪60年代支持反全球化运动的老资本家的代表。据詹姆斯·哈丁所说，Body商店（Body Shop）的创始人安尼塔·罗迪克，还有骚动社会组织的领导人，“正在为工厂剥削的反对者、独立的媒体组织、持不同政见者、地方环境保护组织、社会公益企业等寻求更多的支持”。¹⁶

资本家资助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们的立场引出了贯穿本书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些运动提倡的合理价值——我会在下一章指出它们至少包括公正、效率、民主、稳定——会出现在任何资本主义模式中吗？这就是我称作“地方主义者的反资本主义”表现出的问题。在这里我是指那些主张用革新过的、集中化程度更低的市场经济来医治当前资本主义病症的社会活动家和学者。这些人包括公平贸易的倡导者——其中有“全球交流”，西雅图示威中的幕后主力军，还有各门各派的环保主义者。

公平贸易的基本思想是北方的消费者应该与南方的生产者建立更平等的贸易关系。“全球交流”的黛伯拉·詹姆斯写道：

公平贸易是指北美的经销商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的生产商之间的平等、公正的贸易伙伴关系。公平贸易的参与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则：

¹⁷

公平贸易从它寻求公正的角度来看属于地方主义。不过它对公正的追求不是通过整个贸易制度的转型，而是通过在各个市场主体之间建立一种始于消费者，通过新的流通体制，终于生产者的公正的微观贸易关系。但是这种做法很容易演变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替代者。科林·海恩斯称这种替代方案为“本土化”，并做出描述：

本土化要求任何东西都应当尽量在一国或一个地区内被生产出来。远途的交易只局限于提供一国或一个地区无法从内部得到的资源。这样地区对经济的控制力会加强，而且控制权的分配也比较均匀和公正。当有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的时候，科技和信息的流动将受到鼓励。在这些情况下，一种更富有合作精神的利人利己的全球化就会取代损人利己的全球化。¹⁸

海恩斯的意图是将权力尽可能分散在小的团体手中。果真如此的话，倒是与“绿色运动”组织的目标和英国反对一体化的批评家乔治·蒙贝尔特的观点不谋而合。¹⁹但是海恩斯提出的模式势必会导致干涉主义的抬头。国家政府和地区集团会做出相应调整以确保“有充足的资本积累来支撑可持续性发展和创造的就业机会”，歧视性关税可以保护本国产品，可以采取其他措施限制跨国公司，同时也可以鼓励本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资源税的征收则可以保护环境并且创造新的就业机会。[19]

地方主义在很多方面反映了法国19世纪社会主义者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思想。蒲鲁东认为经济权利的集中，特别是在银行系统的集中，限制了市场规则作用的发挥；那些降低集中度，恢复小生产者——工匠和农民──市场权力的措施，能够恢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从而维护社会公平。这种思想遭到马克思的猛烈抨击。在他看来，葡鲁东主义者主张的废除货币，支持建立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基础上的经济，“简直就像是废除了教皇的天主教”。²⁰蒲鲁东主义与海恩斯是有必然联系的：“经济的本土化发展迟早会取代市场。”²¹能否认清市场的优点和缺点是我们下一章主要讨论的问题。

海恩斯关于地方化论点的好处之一是它把民族国家（nation-state）本身置于公开的讨论之中。国家一向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害者：它是不是反资本主义运动联盟的潜在成员呢？海恩斯的回答是肯定的。对于那些提倡恢复到更受管制的资本主义的人来说，他们更多地强调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替代品，国家是一种有效的社会变革的载体。正因为如此，我将其命名为“改良主义者的反资本主义”。在经典的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指的是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策略。然而很多当代的社会民主人士都不相信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可行的。他们关心的是如何管制资本主义，使它更人性化。改良主义的反资本主义者与地方主义的反资本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前者的行动层次更多地集中在国家甚至国际的级别上。

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描述不同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目标，这些运动试图回到更受管制的资本主义。这其实也是运动中主力之一的改良派试图解决的问题。帕特里克·邦德认为有一种运动正在加速人类的全球化，阻止或至少从根本上改变资本的全球化。他将其命名为“新社会运动”。

一场论战正在上演。问题的焦点在于是否应该花精力帮助华盛顿共识之后的改革者建立全球性的国家管制能力——这种能力还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清算银行（BIS）等组织得到加强，或者是否应该削弱目前的国际规制以便在国家层次上重新打造更先进的政治体制。²²

如我们所见，詹姆斯·托宾提出著名的外汇交易税，部分原因就是为了“保护和提高国家政府在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方面的自主性”。²³伯纳德·凯森，积极支持托宾税的前任反全球化运动组织（ATTAC）主席，还有极具影响力的《雷·蒙德外交》月刊的编辑组成员们，都在政治上与公民运动党（Mouvement des Citoyens）的领袖让·皮埃尔·舍维内芒的主权实现论的主张相近。另一个重要的反资本主义领袖，《聚焦南半球》的主编沃尔登·贝洛，明确表示应该废除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以回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下：

正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相对多元化的全球体系中，霸权统治还未通过 那些强势的无所不包的多边组织确定下来，拉丁美洲和许多亚洲国家才取得了有限的工业发展。正是在一个多边体系中，关贸总协定（GATT）的影响受到限制，国际环境朝着更灵活、更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方向发展时，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才能够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实行有悖于被WTO奉为圣谕的自由市场原则的工业政策，成为新兴工业国……在这样一个更富于流动性、更松散、更加多元化的世界中，在多方力量的制衡下，南方国家才能获得按照自己的意愿、节奏和战略选择进行发展的空间。²⁴

但是没有人满足于相对独立自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其一，托宾税只能应用于国际规模（虽不普遍）的交易。海基·帕托马基经过对税收的深入研究后发现，有30个国家支持托宾税，假使他们代表着至少20%的外汇市场交易量，托宾税组织的发展最终会演变成一个隶属于改革后的联合国的统一机构。²⁵与托宾一样，卡马尔·马尔霍特拉主张建立一个世界金融权力机构，来实现“全球集权向当地国家、地区分权的转化——尤其是国家”。²⁶改革后的欧盟常被认为是行使所期望的管制的代理机构。建立世界金融权力机构不仅是因为对金融市场的管理需要国际性的联合行动：大多数托宾税的支持者并不希望托宾税产生的大量税收收入留在外汇交易频繁的国家，而是要求收入重新分配，从北方转向南方。推动反资本主义运动的主要力量之一就是弥补全球化造成的不公正的愿望，也正是这样的愿望把各股力量团结起来。很难想象，这一愿望能够通过提倡国家自主发展来实现。因为一旦如此，各国人民就只能接受历史和地理因素决定的经济现状，更不用说打破目前的国与国之间不可逾越的贫富差距了。

苏珊·乔治作为反全球化运动组织的副主席和第三世界国家长期以来的忠诚卫士，提出了“新的凯恩斯策略……它不仅应用于美国或者欧洲，而且应用于全世界。我们需要为世界经济注入大量危机导向性资源，它们将被用于恢复环境，铲除贫穷，实现民主统治”。她设想这份“地球和约”将以托宾税和统一的跨国公司利润税为收入来源，具体工作由一个全新的国际组织来实施。²⁷建立世界债务企业联合以及就第三世界国家债务问题向七国集团、国际金融组织、北半球的大银行施加压力的主张，与她的观点一脉相承，都可以看作是实现这种全球凯恩斯主义的途径。²⁸

企图在全球范围内重建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至少在北方）更加人道的、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就等于反对革命。乔治在此再次做出清晰的阐述：

我很遗憾地承认在21世纪初，我不再能够理解“推翻资本主义”这句话的确切含义。也许我们即将见证哲学家保罗·维希留所说的“全球事故”。如果它真的发生了，必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如果所有的金融市场和股票交易所同时崩溃，数百万人将不得不依靠救济金生活，银行倒闭的冲击将远远超出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之外，不安定和犯罪现象将充斥整个社会，我们将陷入霍布斯地狱（Hobbesian hell）中，人们会大规模无休止地纷争。你可以把我称作“改良主义者”，但我决不希望这样一个未来，正如我不希望新自由的未来一样。²⁹

如果说，反资本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者是以其着眼于国家、单独或联合采取行动约束市场而著称，自治论者的特点则是抛弃集权、根据自己的特点采取独特的组织和行动方式。我将这一派的观点称作“自治主义”是因为它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是活跃于上世纪70年代意大利的左翼团体，正是这一团体把这个概念推广开来。托尼·尼格里，《帝国》一书的作者之一，就是意大利自治主义最著名的代表。³⁰《帝国》一书反映的是著名的意大利联盟组织的思想。运动者在示威时穿白袍，称作“白衫党”（tute bianche），在热那亚之后称作“叛逆者”（disobbedienti）。“白衫党”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自治主义的力量更多采取来自北美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在开始之初首先使用的独特方式——即分散化的“联盟的联盟”，就像凯文·达纳赫所说的，在统一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关系集团、调控委员会、控制中心、统一媒体等多种方式把各种抗议运动组织起来。³¹

内奥米·克莱恩就是积极推行这种新式激进政治的代表：

这些政治运动的分散并不会造成不连贯和分裂。相反，它实际上是对现存破碎的运动体系的灵活适应，也是在更广阔的文化范畴中成长的体现。它是非政府组织激增的副产品，并在1992年里约峰会之后就开始不断积蓄力量。有如此之多的非政府组织卷入了“反对公司”的运动，而只有轴心辐射模式能很好地兼容各种组织的特点、策略和目标……这一自由组织模式最大的优点之一是对它的控制难度太大，这主要是因为它的组织方式和原则与那些作为它攻击目标的公司的组织是截然不同的。它的分散化与公司的集中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它通过自己的地方化来实现全球化，通过分散权力实现团结统一……美国的一份对墨西哥恰帕斯州萨帕塔主义者上升的问题军事报告中就体现了上述道理。根据兰德公司的研究，萨帕塔分子正在利用互联网和全球的非政府组织网络发动“跳蚤战争”，并且逐渐向“集群战争”演变。根据研究，“集群战争”带来的军事挑战是，它没有“中央领导和命令机构。它是多头领导的，它的领导力量不可能被一次性地铲除”。 ³²

像这篇报道提到的，萨帕塔运动已经成为自治论反资本主义运动者的重要参考（实际上主要的“白衫党”集团喜欢自称为Ya Basta! 这来自于萨帕塔的口号：“够了就是够了！”）。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最初的口号是向资本进军。但是——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军队不久即为墨西哥军队包围和吞并，于是他们的生存就取决于能否团结墨西哥其他地方以及国际上的力量——他们后来的政治目标主要集中在满足墨西哥当地国民的公众权利上，这对于一个在2000年总统大选之前始终处于一党专政的国家来说，也是整体民主水平提高的一部分。³³马科斯将这种明显的倒退理论化，他指出：“也许，新的政治道德可以在新的领域建立起来，这些新领域中不再需要权利的获取和保留。但是权力的制衡和反对力量的存在决定了新的统治也遵循‘从而治之’的原则。”³⁴

不过马科斯的观点有时也类似反全球化运动组织的主权主义者和雷蒙德派的观点：“萨帕塔分子相信，对墨西哥主权的恢复和保护是反自由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有必要在全球化过程中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³⁵这种观点与其他自治主义者关注的帝国中的概念形成鲜明的对比。内格里与其同僚迈克尔·哈德认为国家主权正在无可挽回地被帝国主义取代。但这种国家主权主义即使在发挥到极致的时候（如在殖民地国家解放运动中），民族主义仍企图重新掩饰“多样化”内在的区别——资本和受剥削的劳动力的对立——以组成同质的“人民”，与国家相对应。“对多样化的否认推动着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资本必须容纳这种否认。”³⁶ 于是哈德和其他自治主义者宣称： “帝国是多样化的敌人， 但这也不是说古老的国家就是我们的朋友。”³⁷

自治主义学者不怎么反对这种明显的矛盾，部分原因是他们喜欢模糊的、富于隐含意义的论调，而这正是马科斯所擅长的。例如，克莱恩把反资本主义运动说成是分散化的“群体行为”，最近意大利叛逆者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卢克·卡萨瑞尼在第二届世界社会论坛上也对反资本主义宣言作了隐喻：

他问：“就是这个问题——用英语怎么说？”说着论坛激进分子的世界语和哑语，他拎起T恤衫的袖子给我看袖子的缝合处。 ³⁸

宣告组织的分散化形式的各种隐喻的盛行不一定有益于明确隐喻所指的运动策略。哈德和内格里的多样性观点得到广泛的继承，然而这一过程却更像是在声明自己的立场，而不是谨慎的研究。哈德在阿雷格里港二次会议上或多或少地承认了这一点，将其称作“一个政治概念”，即“不在乎究竟是什么，而在乎可能是什么”，“无需证明阶级究竟是一个整体还是多个个体”。哈德认为多样化即“普遍存在的个性化”。他认为这一概念包括了“资本统治下的所有规律”，“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有相似的地方，但不是19世纪和20世纪狭隘的无产阶级概念”。³⁹多样性的政治作用之一是把自治主义者与传统左派区分开来。二次会议之后，卡萨尼·哈德等人联合撰文，谴责“左翼资产阶级”和源于欧洲的“白种工人社会主义”，并称赞2001年12月的阿根廷人的起义，证明存在可以替代“左翼资产阶级和源于欧洲的白种工人社会主义”的方式：

只有多样化是经得住考验的法则。它根本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工人阶级连同其组织代表的分散化共同为社会多样化提供条件，这引燃了国家危机的导火索。因为社会多样性能够将金融民主上的失败转化为史无前例的激进民主的进程。⁴⁰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主义与反资本主义大体上属于两个并存的范畴。然而自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后1968年”（the post-1968）运动的回潮起，左翼力量一直陷于困境，并因1989—1991年斯大林政体的倒台而受到了重创，这使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使是反对斯大林的左翼势力也由于中央政权的消失而受到削弱，虽然这种中央政权既专制又腐败，但表面上它还是市场资本主义的一种替代品。当代反资本主义运动的鲜明特点也体现了这一运动产生于目前自由资本主义占据明显优势、马克思主义日趋衰落的政治气候中。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最为清楚。整个20世纪，美国有组织的左翼力量都徘徊在政治的外围。而在欧洲，情况却截然不同。尽管受到1989年意识形态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的攻击，工人运动和大量由支持改革者、革命左派组成的联盟并没有就此消失。虽然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在消退，社会民主沿着右倾的方向发展，但是，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思想仍被革命左派继承，尤其是体现在西欧的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t）运动中。

尽管某些托洛茨基主义者以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出现，不过托洛茨基主义的两大主要国际流派，第四国际（FI）和国际社会主义者先驱（IST）却迅速认识到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巨大潜力。⁴¹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LCR）在反全球化运动组织开始之初就扮演了重要角色；来自拉丁美洲和欧洲的支持者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阿雷格里港的世界社会论坛中。同时，国际社会主义者先驱最大的三个欧洲支会，英国、爱尔兰、希腊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这些国家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发展过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不过在意大利，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运动却被一个强大的组织取代。由拒绝将传统的共产主义转变为第三条道路的少数派组织民主左派发起成立的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RC），没有退化为斯大林主义的残余，它始终是一个有着议会席位和受到贸易组织支持的大型团体。在2001年夏天，PRC积极推动了热那亚示威运动，参与并得益于运动引发的一系列变革。PRC的领袖，法乌斯托·贝尔蒂诺蒂明确表示了PRC支持反对新自由主义和战争的运动。

但是这些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组织，如果不参与（有时甚至主导）那些反资本主义的运动和游行示威，它们的力量仍将十分单薄。用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思想，在运动中，尤其是在北美部分的运动中，只有很小的市场。帕特里克·邦德在西雅图会议前夕写道：“在目前（资本过度集聚）的危机特征下，的确应当把精力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转向革命的社会主义战略上来。但是很少有组织向着这个方向努力以至于这样的思想始终无法奏效。”⁴²社会主义者的呼声在运动过程中得到增强。在阿雷格里港二次会议有关社会运动的最后决议中，来自巴西的“无地劳动者”运动（MST，该运动的领导人有着毛泽东思想的背景）打出这样的口号：“另外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比如社会主义。”但他们的口号（尽管在当时得到一些狂热的应和）却远不能主导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思想。社会主义者必须克服来自保守的非政府组织和自治主义者的重重阻力，亲自证明他们对世界的构想与目前新运动试图实现的目标是吻合的——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是可信的也是可行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仍然是实现社会形态更替的决定性力量。本书的其他部分就是想为这种努力作出一点贡献。

毫无疑问，反资本主义运动是一项崭新的运动。但是它在发展过程中却遇到一些老问题。这些问题在过去200年中，每次大的社会转型运动中都会遇到，虽然其表现方式有所不同。在很多方面，这些问题都表现为改良还是革命的两难选择：运动的目标究竟是逐步使当前的社会制度人性化还是用其他制度彻底取代它？如果是后者，能否避免苏珊·乔治所反对的：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防止对这个问题作出片面判断，仅从运动外部、仅仅根据一些过时的资料作出判断，我们不妨一同来考虑这一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具体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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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疯狂地展开猛攻。我从政治事实角度作了回应，我们进行了回击。对我们来说，单纯采用武力回击无异于以卵击石。当时在热那亚汇集了可以调动世界上最先进的8个国家（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衡量）的军队、秘密武器。我们的运动根本无法与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相提并论。我们3个月内就会被镇压下去……两三年前，我们就深入考虑过如何避免在行动中引发毁灭性的冲突。我们的策略与众不同：首先告诉公众我们将要做什么，让他们知道如果我们受到警察的攻击，我们仅有木板可以御敌。我们的原则是我们对自己造成的冲突或舆论负责。在热那亚，我们还是按照这种思路来行动。但他们欺骗了我们……警察开了火，尽管之前他们保证不会动用武器。意大利贸易部长雷纳托·鲁杰罗曾许诺示威权属于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如今这一许诺却被警察武装起来的车轮轧得粉碎。^{56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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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提到“放弃”，并不是表达一种消极的意义。如果放弃仅仅是指罢工，那它的意思是消极的：当资本成为所有生产资源的分配手段，放弃和罢工就是消极的。在今天，如果有人放弃了，而且所放弃的是资本、知识和语言的关联力量，那就是一种积极的反抗。无论是主观上还是物质上，放弃都成为可怕的斗争。我们可以在黑客世界中找到这样的例子。这是一种“削弱”的模式，也就是说拒绝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政权。⁶²

　　跨国公司……将会动用他们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反对地方化，因为地方化严重削弱了他们的权力基础。但是，群众运动还是应当说服欧洲和北美的政府使用他们的政治力量对贸易规则作出必要的修改，他们会发现，自己其实低估了规范这些庞然大物的能力。跨国公司的决策中心仍然是以国家为基础的，虽然他们在全世界建立了许多分支机构。因此，他们的活动也难以逃脱国家和经济力量的管制。^{63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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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传统的分析意识形态冲突的模式来分析运动内部各个对立方的矛盾是错误的。网络运动时代的政治斗争具有很多新的特点。尽管有力量强大的团体占据中央地位，支配着整个论坛，但他们终究是失败者……他们最终也会被多样性淹没，因为多样性能够把任何固有的、核心的元素化为无形的、松散的网络。^{78 7980}

● 反资本主义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成分复杂：包含了众多的政治流派；

● 资产阶级的反资本主义接受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即市场资本主义为人类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但是强调它必须回应“市民社会”的批评；

● 地方主义的反资本主义试图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微观的关系，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和经济的自给自足，从而能使市场作用正确发挥；

● 改良主义的反资本主义主张通过国际层次的改革（比如托宾税）恢复国家的经济控制力，回到战后受管制的资本主义时代；

● 自治论者的反资本主义认为以分散的网络组织运动，来充分利用各种战略和社会道德准则，能够找到替代资本主义的方式；

● 社会主义的反资本主义（下一章有更加深入的分析）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唯一替代者应该是民主计划经济；

● 反资本主义运动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反映在一系列的冲突和争论中，这其中隐含着一个古老的难题，改良与革命之间的两难选择：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承认和讨论上述差异，并且不影响运动统一性的组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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