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工会对工人阶级的影响
无论如何，工会将是决定工人在今后的年代中扮演什么角色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它们从来也不能命令工人们应该想什么或做什么，但是和工会比起来，在对工会成员的生活和观点的影响方面，其他机构是望尘莫及的。
有一个时期，这种影响是被自由主义者基本肯定的。虽然在三十年代的工会中，有很多可以批评的东西，自由主义者却认为工人运动、特別是产联，是社会中最进步的力量之一。但在近几年中这种看法已经明显地改变了。种种问题，从三十年代“理想主义”的消失，到工会內部的腐化、缺乏民主和形形色色的种族歧视，使得很多人失去了对于那种肯定看法的信心。
自由主义者所作的批评大部分是有根有据的。上面讲到的几个问题，并不象“富裕”或“权力主义”的概念那样是一些具有恩赐意味的神话，而是冷酷的现实，并且，一些最强烈的谴责事实上并非来自工会外面的工人，而是来自进步的工会会员本身。
但是，这些缺点连同象工会支持越南战争这样的事件，使得很多人得出结论：工会不仅背离了它们的理想，而且已经断然地从进步方面转向反动方面。
正如《华盛顿邮报》一系列关于工会问题的作者们指出的那样：
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往往认为工会是美国最反动的力量之一，是一个只关心金钱和维护现状的特殊利益集团。(1)
这种观点突出地说明工人和管理人员已经基本上变成一丘之貉。例如，杰夫·格林菲尔德和杰克·纽菲尔德在《人民党宣言》中宣称，“的确，观察工人和管理人员有时就象观察奥韦尔的《畜牧农场》里的猪和人一样，你说不出彼此有什么区別。”(2)
这种观点显然把工会看作美国社会中一支基本上保守的力量。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往往以尊重工会运动的“最好传统”或“基本理想”的言论来保卫那个辛辣的结论。但是，如果人们甚至不能把进步人士认为是保守的企业同工会区別开来，那么工人运动就显然是一支基本上保守的力量了。
如果这种观点有事实作为佐证，未来的前景就会显得异常暗淡。但是很幸运，事实并非如此。你可以尖锐地批评美国工会的缺点，指责它们背离了它们自己的理想，同时又全然否定它们客观上是保守的或反动的这种看法。固然，谁要在美国寻找象中国红卫兵那样的组织，都会深感失望，但是，用现实的和实际的眼光来看问题，工会的作用在美国政治和工人日常生活这两方面都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上，在不少重要的地区里，我们都能够证明工会是美国社会中最进步的力量之一。
但是，在能够证明这一点之前，还需要稍为看一看工会的日常工作和它们对工人生活的影响。因为，象在工厂里的生活一样，工会的日常工作多半是外人所看不见的工人阶级生活的一部分。
当我楼下的邻居沃尔特敲门时，我正在看电视。
① 如下面所说，“ss”表示“车间代表”，“f”可能是指“开除”。——译者
在理论上，谁都知道工会并不是政党，也不是象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联盟那样的“事业”团体。可是在实际上，许多争论都那么完全地集中在工会活动的政治或立法方面，以致看起来工会就几乎象是政党或“事业”团体了。但工会基本上是地方组织，其主要任务是为给它们的会员争取具体利益。要这样去了解工会，那就是，首先着手了解的地方不是在劳联—产联的华盛顿总部里，而是在往南几百哩地一个低工资的、最近才有工会组织的工厂里；我们应当去倾听的第一个人不是劳联—产联的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而是前面提到过的车间代表沃尔特，听他来描述在他们组织工会之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他们老是把人调来调去，只要他们想那样办，就强迫加班加点。有一次我一口气干了九天，一天干两班，因为他们缺乏人手。如果最后那天他们没有弄到人，我就要辞职不干了。
工会还为工人们商订了一个养老金计划和略微增加工资的办法。经济上的好处是微小的，但是，正如沃尔特所说，“第一个合同里主要的事情不过是建立工会。签订第二个合同，才是认真考虑事情的时候。”
在全国范围內，虽然各工会得到的好处很不平衡，但当它们“认真考虑事情”的时候，它们普遍给自己的会员争取到重大的利益。例如，劳工部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蓝领工人工会会员平均［收入］……比与他们地位相同但未入工会的人多大约二千美元。”(3)另一个比较——那是有名气的报刊上很少见到的一次比较——指出工会会员显然比可资比较的非会员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在某些工业部门中高到百分之四、五十）。此外，这篇文章指出，他们有较好的附加福利待遇，如假期、较好的保健和工作提升规定，还有申诉办法。它得出结论，“好处多于坏处，这好象没有什么疑问。”(4)
除了具体的好处以外，还有一些不大能用数字来表达的利益，比如当“他们必须把你当人看待”时所产生的尊严和独立地位。
有的时候这些东西会比具体利益更加重要。如旅馆和餐馆雇员工会国际副主席迈拉·沃尔夫冈所说：
我得出结论，那些加入工会的（较年轻的餐馆工人）之所以加入，是因为他们愿意身边有个把老板叫做狗崽子的人。他们心痒难熬地想叫他狗崽子，可是他们不敢叫，因为他们想要那笔额外的钱。于是他们就在工会里找代言人。因此，我的公开态度就得是做一个捣乱的总头头。(5)
孟菲斯的垃圾工人——马丁·路德·金就是在他们的罢工中被杀害的——选择“我是一个人”这句口号来表示加入工会对他们的好处，这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工会就是把民主带进美国工业界并使工人摆脱从上午九点至下午五点完全无权地位的唯一力量。
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他们最基本的任务、即为会员争取具体的改善方面，工会通常都很尽职，并且往往干得很出色。它们起到了深远的积极作用。
在美国，地方基层工会之上有各种全国工会一百八十五个。虽然有些很大，多数却规模很小，这些小工会大部分隶属于劳联—产联这个联盟，但就是在这里面，它们也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十四个有势力的大工会拥有的会员总数超过美国有组织工人总数的一半，另一方面，大多数工会的会员数都不到五万人。
然而，比工会大小更加重要的是产业工会和熟练工人工会之间的区别。熟练工人工会常常被指出是工会运动中的保守派，但这并不一定说明熟练工人工会也是本质上有所不同的一类劳工组织。
一个产业工会把整个的工厂、车间或已雇有工人的其他工作场所组织起来。另一方面，一个熟练工人工会则把具有某种技能的个别工人组织起来，除了工资和工作条件等问题以外，这种工会还必须主要关心保证它的成员能找到工作。这个基本的区别导致了一个关键性的后果。按照产业工会的本质，它趋向于把工人们联合起来，使他们集体地与公司对抗。对较高的工资、较好的工作条件等要求，都使工人的需要和公司的需要对立起来，而不是使工人同工人相对立。特别是在战后时期，当很多公司都不再使用工贼，并以稳定的办法按工龄长短来决定在萧条时期解雇哪些工人的时候，三十年代存在于工人之间的许多主要冲突根源就都消除了。
熟练工人（特别是建筑工人）一般都没有永久性的工作。工会在完成一项计划时刚向他们调查了不多几个月或几个星期，他们就又失业了。
所以，以参加工会的木工为例，他们就不能长期地联合起来反对一个共同的大雇主。他们反而从其他蓝领工人那里受到最直接的威胁。有如我们所看到的，失业是一个主要问题。在1970年，有百分之三十的木工在这一年的某个时期是失业的。[8]
其结果是，建筑技工不但不能发现与其他工人的共同利益，反而往往陷于与同行工人对立的地位。例如，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一个管子工与一个小店铺业主的共同利益倒比他与装配线工人这样典型的“无产者”的共同利益多一些。
在过去有好多年，当他们有足够的工作的时侯，这种冲突就由于一种非正式的休战而平息了。在这休战期间，加入工会的技工修建了一些最大的建筑物（这样的工作比较受人欢迎，因为它们保证了比较长期的就业），而那些非会员工人却干些较小的工作，包括绝大多数的一家独用的住宅。*
- 因此，当人们把他们的房屋造价太高归咎于工会时，建筑工会是有理由感到愤慨的。
然而，在近几年中，这种休战状态被破坏了，许多承包人已经转向非会员工人，甚至象旅馆和商业大楼那样的大工程也是如此。[9]同时，预制构件和油漆喷雾器之类的革新也减少了某些工作所必需的人力，淘汰了其他一些人力。
这些变化是建筑业发生很多骚乱的基本原因。接近于大打出手的严重冲突，虽然还不是那么有名，却已经在会员工人和非会员工人之间出现。佛罗里达州有很多正在修建的工程，那里传说发生一些殴打和有人遭受重伤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普鲁士市，一些非会员承包人宣称，有一千多名费城工会会员参加袭击一个承包人的设备和建筑，造成三十万美元的损失。[10]
要求各建筑工会保证给工会员以工作的压力，也导致这些工会互相争斗。有时，比如管道安装工和勤杂工这两个工会都声称有权从事某些工作，结果就引起那种关于权限问题的罢工。不但工会和“工贼”之间有冲突，在各个不同的工会之间也已发生过冲突。[11]
这种同样的压力也导致了众所周知的“担任闲职”的情况，那就是，工会强迫承包人雇用不需要的劳力，使它们的会员不致失业。
从基本上说，建筑行业还遇到三十年代最不易解决的问题。普遍的工作不牢靠的情况造成严重的关系紧张和冲突，而这些在工人和经理部门之间却不如在工人和工人之间出现得那么多。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基本现实影响着熟练工人行业的种族政策，内部事务和政党关系。
但是，至于说到工会在全国舞台上所起的政治作用，那么主要的力量是劳联—产联，在美国的一百八十五个工会中有一百二十个隶属于这个联合组织。
顾名思义，劳联—产联的中心问题也许就在于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工会，而是一个联合组织。正如一个工会职员所指出的：
劳联—产联并不出面谈判合同或处理申诉问题。它的基本作用是政治性的，对立法进行院外活动，支持候选人等等。它也在关于权限问题的争论中充当仲裁者，并做一些调查研究和其他事情，但它大部分的精力是用在政治上的。[12]
虽然一些最大的全国工会都在政治舞台上独立活动，大多数工会却只有有限的活动范围。如另一个工会职员所说：
工会能够起到的政治作用委实非常有限。因为人们摸不清工会是干什么的，他们以为我们能把全部时间都用在政治上，其实我们的办法实在非常少。我们主要应该对我们所代表的工人们负责，管理养老金基金，保证它处理得当，经办一些申诉和合同，并办理我们的其他工作。因为美国没有工党，人们有时候就希望工会来充当那个角色。但是工会没有能力，也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那种事。[13]
我们将会看到，这与美国工会的政治立场有很大关系。但是我们必须讨论的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乃是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污点。
工会种族主义和对黑人不公平的证据是很明显的。如同美国社会的其他许多部门一样，工会也犯了严重歧视黑人的罪行。但是，要想理解所涉及的问题，有必要把产业工会和熟练工人工会分开来考察。
在工业中，黑人获得加入工会的许可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已经指出，如果产业工会希望得到任何力量，它们必须依照它们的性质，把一个工厂或车间里的每一个人组织起来。甚至在三十年代，人们就认识到，把黑人拒之门外而建设起一个有生命力的工会是不可能的。单就会员问题而言，产业工会是美国最没有种族隔离的团体。
但是，黑人们在提升和获得工资较高的需要技能的职业方面是确实遇到问题的。1971年，黑人在工业中只获得百分之五点四的需要技能的工作。[14]
产业工会有一个在理论上民主的工龄制度。在好几个有能力做一种需要较高技能的工作的人中间进行选举时，工龄制度就有规定，为这家公司工作时间最长的那个人将被选中。但是，一个大的工业工厂往往分成若干部门，工人的提升就只限于在他们那个部门中有缺额的一些较好的工作。一个部门与另一部门相比，提升的机会可能有很大不同，黑人时常被骗去做一种实质上是不可能提升的工作，这种工作往往是工资最低而且是最脏的。例如，在伯利恒钢铁公司的一个纽约分厂里，联邦上诉法院发现：
这是美国北部职业上典型的种族歧视的一个缩影。分配工作的做法是应当受到谴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黑人工人被分派在十一个包含工厂中较热和较脏工作的部门中。黑人被排除在工资较高和较干净的工作之外……公司与工会之间在1963、1965和1968年达成的全国范围的协议中，包含着普遍而又长期的公然表现种族歧视的录用工人和分配工作为做法。[15]
虽然如法院所指出的，在工会和公司之间的共同协议中规定了工龄制度的一些种族歧视办法，我们还应当指出，从四十年代以来工会一直没有能够对各个部门雇用什么人的问题进行任何直接控制。固然它们默许种族主义，但作出导致今天不公平状况的具体决定的，却是人事负责人和工头们。
在需要技能的行业中，情形就不同了，黑人所面临的问题只是加入工会。如下面那张图表所示，在很多例子中，黑人会员的数目都非常少。但是，一般人错误地认为：这种歧视是由于想同黑人分开的简单愿望；工厂工人由于某种原因能够同意与黑人一起干活，建筑工人却不能这样。常常有人说“经济”问题掩盖着单纯的种族主义，这种说法也根本是错误的。
在大多数建筑工地上，你会看到黑人在搬木头或干其他的苦工。他们是黑人在其中占很大比例的非熟练工人的国际劳工工会的会员。他们或多或少和工厂工人一样同白人在一起工作。相处的方式从十分愉快的谈话和打趣，直到怀有真正敌意的偶然事件，他们的态度一般是冷淡的但又是互相容忍的。在报纸上关于黑人在建筑工地举行示威游行的描述中，我们常会碰到一两句形容黑人杂工在越过纠察线时所面对的为难处境的话。
| 机械行业： | ||
| 锅护制造工人 | 138,000 | 4.3 |
| 国际电气工人兄弟会 | 921,000 | 1.8 |
| 管工和管道安装工人 | 311,000 | 1.2 |
| 钢铁工人 | 177,000 | 2 |
| 金属薄板工人 | 120,000 | 1 |
| 其他行业： | ||
| 木 工 | 820,000 | 3.6 |
| 工地技术人员 | 393,000 | 3.7 |
| 油漆工人 | 210,000 | 3.7 |
| 泥水行业： | ||
| 砌砖工人 | 142,000 | 7.4 |
| 抹灰工人和混凝土泥水工人 | 68,000 | 18.3 |
| 盖屋顶工人 | 24,000 | 16.8 |
| 杂 工 | 580,000 | 28.5 |
然而，如同在产业工会中一样，黑人被排除在高工资的需要技能的工作之外，而集中在不需要技能的杂工的工会和“泥水行业”——需要技能的建筑工作的最低一级——中。产业工会和建筑工会之间的区别是前者的黑人比后者仅仅多百分之二。我们前已提到，工业中有百分之五点四的需要技能的工作为黑人所占有，与之相比，建筑行业中却只有百分之三点三。事实是，种族歧视的问题今天仍然是美国工会运动在实现其理想时所遇到的最可悲的失败。
但是，为了正确地说明这个问题，必须证明三个论点。第一个是由帕特里夏和布伦丹·塞克斯顿－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中两个进步的工会工作者——提出来的，这就是，“甚至在排挤黑人最厉害的木工工会中，黑人会员也占会员总数的百分之二，这比北部大多数大学院系中黑人的比例还高些。” [17]
第二点，如果进步人士不能认真对待充分就业和政府保证工作的原则，黑人参加需要技能的工作的问题就一定会变成这种情况：比方说，为了雇用一个黑人，就得使一个白人木工失去他的工作，或者得让一个波兰人去管理焦炭炉，才能使一个黑人得到较好的工作。于是这个白人木工就得靠救济金过日子，而那个波兰工人就得代替那个黑人得癌症（焦炭炉管理工常常会得癌症）。
这不是作为一个反对种族公平的论点提出来，而是要表明其中的一些困难。我们已经看到，黑人问题一次又一次地成为较大的阶级不公平问题的一个部分。当种族公平原则要求黑人不遭受失业的打击时，彻底公平的原则却要求任何工人都不应由于节约措施认为他没有价值而遭受这种打击。终止工会中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这一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争取结束黑人的失业、低工资和贫困的斗争，则是一个必须由美国经济体系而不是单独由工会来提出的要求。*
*关于白人工人在这一方面所面临的问题，有些人表现了一种自我欺骗和与现实缺乏接触的倾向，那会使一般头脑容易冲动的年轻人感到嫉妒。例如，1971年的劳工部部长霍奇森把增加黑人名额的“唯一”结果说成“某些白人雇员的前程的……毁灭”。[18]把这种巧妙的委婉说法翻译成基础英语，意思就是：去干低工资、坏条件、象看焦炭炉那样从容易得癌症的工作的，将不是黑人工人，而将是白人工人了。成为不公平的是工作本身，而不是干这工作的人的肤色。但是“某些白人雇员的前程的毁灭”这句话却巧妙地回避了这个现实。
最后，黑人在工会本身内部所起的作用和所得的待遇比他们在熟练工种方面的待遇要好得多。帕特里夏和布伦丹·塞克斯顿还指出：
虽然他们的代表人数是不足的，黑人已经在工会中比在任何其他社会团体中赢得了更大的势力。为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和库克县的城市联盟进行的一次关于黑人无权力状况的研究，发现工会拥有的黑人政策制定者的百分比（百分之十三）比任何其他私人团体都大。在往往拥有大量黑人的福利和宗教组织里，制定政策的职位中只有百分之八为黑人所占有。大学（包括芝加哥大学这样一个激进学术观点的堡垒）中只有微不足道的百分之一的代表……大学里三百八十个制定政策的职位中只有五个为黑人所占有。
上述情况完全不能说工会中所存在的明显不公正状况已不存在了。但是它却提出了一定的警告：还不能把工会看作“毫无希望”而一笔抹杀，除非淮备把美国社会中每一个团体和每一股力量都说成是毫无希望的。
药房和医院工会的1199地方基层工会的总部，同纽约时报广场只隔着几条街，挤在两座古老的建筑物中间。它代表着纽约地区大约五万个医院工人，他们大部分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
工会的辩护者们对于非难贪污问题的回答，往往是经统计资料证明了的这样的事实：“因挪用公款而被逮捕的银行员比工会职员更多。”他们还可以同样正确地补充一句，公司偷漏所得税所构成的盗窃比工会方面任何骗钱的行为都大得多。
但是，这样地把蓝领工会的犯罪行为同中产阶级“层出不穷的罪行”相比，却没有触及真正的问题。贪污和不民主作风的存在已使很多人得出结论：工会不能成为一支争取变革的力量。我认识的一个自由主义政治运动的主持者说，“一个团体既然有那么多的贪污行为，而内部生活中的民主又那么少，怎么能够在美国政治中起积极作用呢？”**
** 要客观地对待这个问颐，存在着实际的困难。很多人对所有的工会都有不好的印象，那是因为，虽然新闻界对最坏的罪犯作了卓越的、必要的揭露，对于一个并不引人注目但是诚实的并合理地公开的地方基层工会的描述，却并不是“新闻”。所以，许多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什么也看不到，而只能看到一些对极端不公平现象的耸人听闻的报道，比如在联合矿工工会里（在1972年反抗的普通工人候选名单胜利之前）的那些事：滥用养老金基金，漠视安全的要求，完全压制民主，对于持不同意见的人施加暴行，最后竟然野蛮地枪杀反抗者领导人乔克·亚布隆斯基和他的一家。事实上，新闻界本来应该以更多的注意力来揭发这伙丑恶的家伙，但如果认为历史悠久的联合矿工工会是十足“典型”的例子。那就错了。
一般地说，产业工会的贪污腐化现象似乎比其他工会少一些，这部分地是它们的结构所造成的结果。基层的产业工会并不控制其成员的工作，这就消除了一个重大的权力根源，并且，产业工会中的行政管理工作更加集中，这就意味着流动在外面的产生诱惑的钱款较少（例如，养老金从金常常会招致最大的弊害，但在那些大产业工会中，养老金基金不是由地方工会管理，而是由全国工会掌管的）。
关于这点，有一则有趣的实例。在三十年代，肉类产品是由两个工会处理的，即有技术的劳联屠宰工人工会和被组织在产业工会中的产联屠宰加工厂工人工会；屠宰工人工会一般认为已被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所渗透，而只隔一趟运货汽车路程的屠宰加工厂工人工会一般来说却没有受到影响。产联组织者的斗争精神和献身精神起到了确实的作用，但是根本原因则是这两类组织的结构不同。[20]事实上，近几年对于贪污腐化的揭露多半集中在非产业工会身上。[21]
然而，在任何大工会中，都存在着一些腐化的基层或工作人员。如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一个地方基层工会领导人所说：“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以诚实著称，这是它当之无愧的；但是，你如果找一找，还是会发现坏的基层的例子。不过，我的老天爷，你在谈论的可是一个有着上百万成员的组织呀。只有在坟场里你才会发现一百万人中没有一个坏人。” [22]
五十年代提供了各种各样贪污腐化的事例。1952年，联合纺织工人工会的领导成员向劳联要求一笔数目很大的补助，用在组织工作上。经过调查后发现，工会的基金正在被用来为领导人员购买两幢房屋和其他一些个人财产。酿酒工人工会在1959年由于“任人唯亲，帐目不清，给工会职员巨额工资和费用报销”而受到调查工会贪污问题的麦克莱论委员会的控告。[23]
需要技能的行业、特别是建筑业享有坏得多的名声。但是在这方面，必须把涉及工会与管理部门之间共同剥削工人的肮脏交易（关于这点，我们一会儿就将看到一些例子）的最可憎、最不可原谅的“腐化”，同并不直接损害会员利益的非法活动区别开来。
行贿受赂的行为充斥整个建筑工业。承包人贿赂建筑检查员，警察拿到一份“辛苦钱”，城市官吏、国家官员以及甚至联邦政府都卷进了一种已经成为公认的制度的分赃的纷争中。[24]
一些工会职员也卷了进去，强迫承包人从他们女婿的公司里买材料，要不然就用“劳资纠纷”的威吓来勒索。但是，这类勾当通常和工人本身的处境关系不大或者没有关系。因为建筑工会地方基层领导人的薪给一般都比产业工会领导人的薪给高得多，个人进行投资的机会就比较多，其中有些可能是不正当的（例如，一个承包人把修筑一条新公路的地点偷偷告诉一个工会职员，那个职员就去买下那边的地皮）。
但有的时候这种交易确实损害了工人。非工会会员承包人贿赂工会职员，以换取雇用非会员工人的默许，而其他那些拒绝付钱的承包人就受到了损害。[25]承包人还可以贿赂工会职员，以换取违犯合同中的安全规定、人力标准等等的权利。
事实上，整个制度都在鼓励贪污。正如油漆工人工会的一个职员弗兰克·舍恩非尔德所指出的，“如果工会业务人员不同雇主合作，雇主就不愿雇用他的工人。这是一种奖励贪污的腐化办法。一个贪污腐化的工会业务人员可以使他的全班人马都有工作，虽然他们可能必须去做那些没有订在合同里的事情。诚实的业务人员力图执行合同，他手下的人就没有工作。[26]这些机会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建筑业和其他类似的工会中，工会控制着工作。杰克·巴巴什说：
工会业务人员在分配工作方面必然能够行使很大的权力，这就使他的地位容易进行敲诈勒索的活动……这种活动可能会采取工会会员向工会业务人员支付回佣以换取……分配工作的形式，东海岸码失工人那里发生的众所周知的事情就是如比。它还可能会采取这样的形式：工会业务人员与雇主相勾结，收受贿赂，允许雇主偏离合同规定的劳动标准。[27]
但必须指出，固然需要技能的行业的工会中存在着贪污腐化现象，它们大体上还是为它们的会员赢得了很不错的工资。
掠夺工人并损害他们利益的真正不可容忍的贪污腐化，发生在几个特定的地区和工会中。最重要的是发生在大城市那种低工资的、临时的或“辅助的”劳动力市场，那种市场是很难组织起来的。迈克尔·哈林顿指出：
经济底层社会是很难组织起来的，这一事实使它成为两种敲诈取财者——劳方敲诈取财者和他们经常的伴侣、即资方敲诈取财者——活动的理想场所。……〔在餐馆里〕 这种交易十分简单。不诚实的工会人员常常会向不诚实的餐馆老板索取一笔贿赂。为了报答这笔钱，那位“工会工作者”就答应资方只付比工会规定的一般工资低得多的工资。……有些波多黎各人是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工会的会员。他们在那些工会组织中的权利只限于缴纳工会会费。企业老板是工会敲诈取财活动所必不可少的，他付款给这个工会领导人。作为报酬，他取得了不受工会组织限制和发给饥饿工资的权利。[28]
这些工会有许多是劳联—产联以外的“独立”工会，另一些则是在五十年代时而参加时而退出的工会。***在一个案件中，联邦法庭发现一个拥有两万会员的工会的领导人从工会养老金基金中支付大笔款项（据说超过五万美元）时，有“盗用公款、密谋策划、伙同作案”的情况。其他几个案件牵涉到滥用某工会视力计划的基金以及实际上答应永远禁止罢工（甚至在目前合同期满之后）的各种“情投意合的”协议。[29]
*** 劳联—产联之外也有一些很好的工会，顺便在这里提一下它们中间有一共是发卡幅歇斯底里的受害者。
有些工会，例如东海岸码头工人和海员工会，以及矿工和货车司机工会的旧领导，都有贪污腐化的坏名声。但一般地说，如博克和邓洛普在他们对工会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工会会员从不中用的和没有想象力的管理工作那里所受的损失，无疑地比他们从贪污腐化方面损失的要多。[30]虽然这样的提法很难说是址高明的，但它确实把这个问题很正确地提出来T 。****
**** 有必要谈一下货车司机兄弟会。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有一位非常了解他们的地方基层工作人员试图给他们作这样的评述：“你必须理解的是，简直不能把‘货车司机兄弟会’当作一个团体来谈论。各个地方基层工会都各自为政，有几个同我一起工作过的人是你所碰到过的最有斗争精神的那种人，其余的却是一些道地的骗子。在我国的很多地区，货车司机地方基层工会可以当之无愧地赢得交易好手的名声．并给会员们弄到真正的好合同。但是，在有些地区，它们签订真正‘情投意合的’协议。你确实应该调查一下每一个具体的事例。” [31]
工会民主和普通会员参与管理的问题更加复杂一些。关于会员参加集会或无异议的选举的统计资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在有些情况下，会员们基本上感到满足，或者认为两个可能当选的领导人的观点没有什么差别，而在其他情况下，他们知道人们对他们已经暗中作好布置，如果他们兴风作浪，就可能遭到麻烦。
一般说来，工会可能和一个大城市的市政府差不多同样民主，这是一个不很高的准标。工会在职人员有许多有利条件，能够象任何一个大城市的政治机器那样进行赏罚。有时侯，他们可以使用工会报刊而不让反对派有答复的机会。选举票可能被故意搞得乱七八糟，工会集会可能被一个有手腕的主席所操纵。
在最坏的情况下，选举可能被操纵，投票规则变得显然很不公正，持不同意见的人被解雇，有时还会受到恐吓或殴打。
人们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最糟糕的工会上面，在那里既使用暴行和恫吓，又使用一些比较巧妙的方法。全国海员工会、联合矿工工会（1972年普通会员候选名单胜利之前）和其他几个工会，已经因为独裁统治和对持不同意见的人施加暴行而被引证过多次了。[32]
但是公然的独裁统治并不典型。比较普通的是使用这一类的计策：如拒绝把工作给予持不同意见的会员（在有工会职业介绍所的情况下），或者根据显然捏造的理由滥用工会章程中那些允许把工人逐出工会的条文。很少有几个工会真正能接受秘密会议的意见，并且甚至愿意为一个批评者辩护，比方说，如果他被公司开除的话，而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却是这样的工会中的一个。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中，持不同意见的人或秘密会议必须小心翼翼地处于某种限度之内，不然就会遇到被逐出工会的危险，或者至少也会在他们的前进道路上发现种种障碍。产业工会又会比其他方面的那些工会好些，但必须指出，缺乏充分、公开的民主和不能容忍不同意见，是美国工会的一个仅次于种族主义的主要弱点。
但是，在试图判断这些缺陷对于工人运动未来作用的影响时，我们必须看到，在大多数工会里普通会员参加话动的情况比美国其他社会团体高出一筹。实业界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民主。一家大公司的一位女秘书告诉我说，因为她偶然对另一个秘书说了一句什么话，那个秘书把她“告发”了，于是她那“缺乏循规蹈矩的态度”就使得她被叫进入事办公室，问她是不是“到别的地方去会更恰当些。在大学生活中，任期制往往被用来对付持不同意见的教授，就象各工会经常采取各种手段来对付持不同意见的普通会员一样。甚至在哈佛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芝加哥大学那样以自由主义闻名的大学里，校方用各种手段来对付不受欢迎的持不同意见的教员，而这些手段都可说是一个贪污腐化的工会领导人所非常熟悉的。在一点上，工会是异常民主的。对会员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即工会同管理部门商订的合同，由普通会员表决确定：六十年代被工人拒绝的合同数量之多，足以表明这一权利对于工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人们只能选举那个作出最中听的诺言的人，然后希望他信守诺言；与此不同，合同批准权却使工人能够对于工会活动的这一最重要的问题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所以，虽然那些问题都是现实的和严重的，但是要象那位政治竞选经理人那样抹煞工会的进步潜力，却需要一个严格的双料标准。事实上，当我们转向政治时，看得很清楚的是：工会在全国舞台上已经起了基本上进步的作用，它们的潜力是巨大的，能够在未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当我步入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总部的“团结楼”时，关于我去拜访的那个人，即欧文·布卢斯通——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五个副主席之一和工会的“通用汽车处”的头头——我是知道得很少的。“团结楼”位于离底特律市中心只有几分钟路程的一个黑人居住区，隔河与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厂之一相对，是一座并不华丽的大楼房。我在同别人的谈话中一再听到布卢斯通的名字，谁都说他是一个我应该见见的人。我的约会订在十一点钟，刚到这个钟点，他的秘书就把我领进了他的办公室。布卢斯通不象人们通常料想中的一个典型的工会领导人。他言谈明晰透彻，知识渊博，使人想起“知识分子”这个名词来；如果他当初选择了这方面的职业，他就会成为这样一个教授：他的课堂里总是座无虚席，他的学生会想出各种借口到他的办公室去，希望和他谈谈话。
“工联主义”一词背后的真正问题是工会在社会中的作用问题，正如布卢斯通所解释的，即工会在多大程度上是朝前看并以整个社会为对象，还是局限于一种有限的而且基本上是采取守势的作用这个问题。“理想主义的消失”和工会成为公司结构的一部分这一非难，最终都归结到这个问题。
“工联主义”的内容存在于工业的产联（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各工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发生的变化中（劳联的熟练工人工会一直是“工联”，并且，它们还引以自豪，甚至在萧条时期也是如此。那时它们同共和党人纠结在一起，甚至不顾几百万失业工人，令人惊讶地反对失业保险）。[32]
这个变化基本上是接受一定时限的集体合同，以及只有当合同被违犯时才使用罢工。
从根本上说，车间代表制和立即处理申诉的办法被削弱了。全国工会在订合同时尽力达成最有利的协议，但在合同里未具体载明的事项就成了经理部门的“特权”。一般说来，地方基层工会丧失了对于基层问题——如雇用政策、职业保健和安全、工作规章等等——进行罢工的权利。车间代表变成了解释合同的律师，自发的斗争精神不是被导入那个框框，就是在野猫式的罢工（即未经国际工会批准的罢工）中爆发出来。经理部门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使申诉手续比以往更加拖拉和繁复。[34]
工会领导人就陷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们显示出能控制住普通会员，他们就可能在协商时得到一个较好的合同。这样，基层的问题和自发的斗争精神就成为不是什么值得称赞的东西。如果经理部门感到工会不会阻止未经批准的罢工来“实现”合同规定它应办的事项，他们就不会愿意做那样的交易。而且，虽然扣除会费——即预先从工资中扣除会费——的办法可以减轻工会的工作，便于它去做更重要的事情，但这在工人同工会疏远方面却加上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自由主义者所抱怨的理想主义的消失，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丧失，是接受一系列削弱他们所能起到的自发的斗争作用的限制。大多数工人仍旧支持工会，认识它们在工厂日常活动中的价值。但是，在工会所保护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工会的作用确实有了某种程度的减损。
这个变化的原因，比领导人为了换取“卡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和“特殊供应”而做的一次简单的出卖活动更复杂一些。
首先是1948年那个不吉利的亨利·华莱士竞选运动。他的支持基础来自产联各工会；但当杜鲁门抢先把他花言巧语的百分之九十的讲话内容说了出来，并夺去了他的大部分支持者时，产联就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刻在政治上陷于孤立。杜鲁门完全不必依靠它的帮助。
此后不久又出现了严重限制各工会以前所拥有的特权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案。许多左翼的工会领导人和整个工会被劳联和产联开除，这也差不多发生在同一时候，预示着麦卡锡时期的开始。最后，人们广泛地相信，战时生产的结束将导致另一次经济萧条，这使很多工会为了准备度过它们所预料的那场危机而力图巩固一些既得利益。大多数研究者都忘记了，在签订工会合同以前，工资是常常既有上升又有下降的。保障工资标准的诺言和其他某些有保证的协议在今天听起来可能无足轻重，但在1948年却不是这样。
然而，理解这一变化的原因并不等于就是为它的后果辩护。虽然“工联主义”的经济利益是很现实的，它在最好的时候也是一种无能的哲学。在象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这样一个技术迅速改革的时期，它会成为灾难性的。
各工会并没有用切合实际的纲领来对技术进步的挑战作出反应。相反，每个工会都被迫用一些零碎的办法进行自卫，以期减轻自动化的冲击，而不是在美国社会里把它自己结合进劳动和劳动者的新概念中去。
但是中心问题又一次成为这样的问题：这些变化是否已经把工人运动变成美国社会中的一股保守力量。
回答必须是否定的。一些事实很清楚地表明斗争精神有所衰退，“面包和黄油”工联主义局部地战胜了一种较为广阔的社会观。但是，一次后退并不等于是对社会所起作用的一个决定性改变。许事产联工会在三十年代斗争性较强，社会觉悟较高，但甚至在今天，就政治范围或它们帮助美国工人的作用而言，它们也并不是“反动的”。
工会运动中一位“被遗忘了的人”，老年的黑人组织者、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最不被人赏识的一场斗争一一“把南部组织起来”的企图——中战斗过的人，发表了下述议论：
你们知道，现在的工会基本上不是激进的团体。它们的工作是维护它们的会员。回想三十年代，我们那时是富于战斗性的，但当时的形势需要斗争性。那时他妈的整个国家都遭受你们年轻人所不能相信的痛苦。我的叔叔总是吃垃圾，真正的垃圾。他到饭馆后面去，在垃圾桶里拣东西吃。
正是这样的观点值得使人们深思一下，可不要因为工会缺乏进步的理想而把它一笔抹煞。
我正坐在一间作为国会议员竞选助手“办公室”的用纤维板墙壁隔出来的小房间里。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我在两年前就认识了，那时候我们在这个国会议员的第一次不成功的竞选运动中一起出过力。
比起任何其他方面来，工会，特别是劳联—产联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更明显地揭穿所谓它们多多少少同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反对进步势力的指责是浅薄的。使这样一种解释成为可能的因素是劳联—产联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它对越南战争的支持。乔治·米尼和劳联—产联的执行委员会一般都支持这场战事，而大多数进步人士则加以反对。在这一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基本分歧。
但是，对于这场战事的支持却决不是铁板一块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由于劳联的立场而深感不安，于是外交政策就成为他们与劳联—产联分道扬镳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他工会也很不愉快，1967年召开的一次工会工作者反对战事的大会——“劳工领袖要求和平大会”——包括了五百二十三名工会职员，其中有来自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混合成衣工人工会、混合切肉工人与屠宰工人工会、国际木工工会的高级职员，以及正式支持这场战争的较小的工会和大工会的许多代表。[36]
到1972年，第二次劳工争取和平支持者大会吸引了一千多名代表，其中包括美国州、县、市工人联合会的领导，货车司机兄弟会的三位副主席，以及1967年出席过的工会以外的一些单位。[37]但是，就算六十年代中期工人一般地倾向于赞成战争，他们在国内事务上的记录也显然是进步的。
在黑人问题上，1963和1964年的公民权利法案不仅得到劳联—产联的支持，而且这个支持在确保它们的通过上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工人本身坚决要求通过公平的雇用条款，不但适用于管理部门，也适用于工会（在工会种族歧视问题上所以有这个似乎矛盾的立场，原因是工会领导想把“棘手问题”推给政府，这样他们就可以说是全国性的法律迫使他们实行所需要的变革）。而且，各工会曾一再支持黑人候选人，反对提名种族保守分子担任最高法院职务或其他公职。实际上，对于每一个不仅有利于工会会员、而且有利于下层社会所有美国人的社会和经济计划，各工会支持的记录一道是坚定而有力的。从高等教育经费到福利基金和老鼠控制，它们都是一股积极的力量。在充分就业问题上，它们的记录是无可匹敌的。
而且，在一系列有关消费者和其他“人民主义的“问题上，它们的作用一向是无与伦比的。在税则改革、消费者保护和选举改革方面，他们拥护了自由和进步的事业。
让找们以第九十二届国会为例。下面就是劳联—产联所支持的议案清单：
这个清单很长，但重要之处在于从这里可以看到工会所支持的自由主义措施的数目和范围。
此外，正如那位国会议员竞选助手所指出的，劳工对于很多法案的支持都很积极，并在取得它们的通过上很关重要。由于劳工在其立法部的领导下进行院外活动，以及政治教育委员会支持自由主义侯选人（虽然他们同这些人中的很多人在战争问题上意见有分歧），劳工就成为华盛顿的一支主要的进步力量。约翰逊和科茨引用了劳联—产联的一个工作人员的这样一段话：“我们是……在任何可能情况下为一个民主党党员竞选总统的重要力量，并且很可能是能够在众院和参院形成比较进步的多数的唯一内聚力量。”[39]
他们两个人自己也指出：
毫无问题，工人的院外活动有助于为主要社会立法（包括六十年代中期的力量法律）赢得当时迫切需要的中间派和保守派的投票。“当你要进行任何有关日间托儿和法律服务这类问题的顽强战斗时，”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人）说，“你不妨说你的议案可以得到劳联—产联的支持。那种支持给议案增添了令人兴奋的威望。” [40]
考虑到工会的观点和它的力量，我们的确不能不得出结论，劳工已是美国事取进步的国内立法的主要力量。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选举权法”，因而也就不会有竞选运动中的黑人核心小组。虽然劳联—产联支持战争，但如果没有许多获得劳工支持的鸽派参议员，那么很多最有价值的社会计划就无疑地会在国会被否决，就是国会本身的成分也会保守得多。事实上，甚至当乔治·麦戈文在1972年竞选运动期问被劳联—产联攻击时，他在工会的政治记分牌上也还有百分之八十八的有利评定。这并不值得惊奇，因为劳联—产联的政治教育委员会的评定通常都和自由主义者的评价相同，除非问题涉及到外交政策或是美国的失业问题。例如，在九十二届国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政治教育委员会采取的立场与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联盟相同，除了关于洛克希德飞机公司和超音速运输机这两个与职业有关的问题。同时，劳工和右翼的美国人争取保守行动联盟在每一个单独的问题上意见都有分歧。[41] 工人从他们的工会那里接受的政治观点也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观点，有时比那些不把工人运动当成一支争取变革的力量的自由主义批评家的观点要“激进”得多。
这里是工人们在他们的工会报刊上读到的一些东西。关于福利问题，《劳联—产联新闻》上写道：
缺乏还不错的工作机会而不是不愿工作，把几百万没有配偶的家庭中的母亲锁进福利救济系统……在“帮助有儿童需要赡养的家庭”计划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极度贫困的母亲和孩子……
关于马丁·路德·金，钢铁工人工会的一本小册子写道：
作为我们民族的伟大领袖之一，小马丁·路德·金把生命献给了非暴力的反对种族歧视的事业。他仿效甘地的办法，用非暴力手段向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作斗争……他的一篇讲话“我有一个理想”感动了整个民族的灵魂。1964年，金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他赢得了全世界的赞扬，成为一个反对战争和贫困的国际发言人。
关于军事支出，钢铁工人工会又写道：
但是，政府对预算作了方向错误的削减和扣押，其不幸、惨痛和讽刺之处就在于这一事实：它需要更多的钱用于军事方面。国防预算将有所增加，尽管我们在越南的卷入已经明显地接近结束了。这种对于轻重缓急的颠倒的考虑是讲不通的。
关于手枪控制，电讯工人工会的报纸写道：
要到我们有勇气坚决消灭无执照的枪支时，我们才会阻止在美国日常发生的残忍的、毫无意义的枪击和杀人。
关于劳工本身，《机工报》写道：
有人曾经说过，人类的历史可以根据“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永久的斗争这一线索来编写。很难认清，仅仅四十年之前，美国和加拿大劳动人民的极大多数是被算作“无产者”的。那时他们的工资很低。他们的工时很长。他们对于职业或对于在职业问题上受公平对待的要求是不存在的。
最后，电讯工人工会主席有这样一段话谈到乔治·麦戈文：
他的敌人把他叫做激进主义者。他们说他赞成很多不得人心的事情（很象富兰克林·罗斯福赞成当时不得人心的社会安全法令一样）。
应该承认，这些引文是从比较平凡的文章里选出来的，而且，由于保守的建筑业工会的杂志里几乎没有政治评论，所以没有从那里选录。但是这里也没有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美国州县市政工人联合会或者任何被称为对于工会保守主义的规律是“进步的例外”的工会。
同时，有一点是必须看到的。与那些达不到工人手中的、销数至多几千或几万份的自由主义杂志不同，工会的报刊是在几百万工人中间传播的，并提出与《读者文摘》之类杂志的保守观点相对立的坚实的自由主义观点。而且，工会报刊篇幅狭小，不容许从那些关于经济和工人问题的观点都是进步的论文中摘出一小部分来刊载。因此，完全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工会不能满足“革命派”的要求，它们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以及在美国社会本身，却基本上起着一种进步的作用，而不是保守的或反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