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共兵运工作之对象

中共的兵运工作，开始在北伐时期，当时第三国际曾指示：“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工作，建立组织”，其目的在瓦解本党之革命武力，同时争取官兵扩充其自己之实力，潜伏武装力量于我大后方为扰乱之准备。在中共华中局《关于友军工作的指示》中，曾指示工作的对象说：

“友军工作的中心目标，也就是工作主要对象，是向着国民党政治领导最弱的一环进攻，因为这样的一环，最容易在整个链子中个别的突破”。

　　上面工作中心目标，是“政治上最弱的一环”，也就是所谓“非嫡系”部队，与某一时期中政治上军事上起重要作用的部队，以及地方部队，等，便是中共兵运工作的中心目标。

中共所谓之“杂牌”部队，是指素质不良，训练较差，编组欠周密的部队，以及其他地方部队，非中央直系下的军队而言。中共以此种部队有机可乘，兵运工作的主要力量乃集中于此。下面两个中共文件，可以看出中共对“杂牌部队”工作的动向，同时也可以了解中共对政府整军复员工作的破坏阴谋。

中共陕北高干会议决定，对政府整军计划破坏的阴谋是：

“国民党自整编其军队后，其内部已显露出一个严重的危机，这一危机潜伏着的是国民党的中央军队与杂牌军队的洪沟，我们不否认杂牌军队在抗战期内，确是表现了他们英勇战斗的精神，可是在敌寇投降后，他们所得到的报酬是什么，无疑的是在整编的前提下被遣散了。在国民党大后方的都市，都有被遣散的无数的官兵，在那里酝酿着对国民党统治派的斗争心理，如军官队与宪兵团及地方团队的冲突，这都是很明显的例子。因此，我们的工作动向，也要由瓦解国民党的武装运动，掉转方向，对这些排挤掉的军官们施以工作……我们不要忽视这些人，他们才是我们最优良的工作基础，只要抓紧了他们的心理，不失时机，和不吃亏的把握领导他们，一定会掉转枪杆，朝着他们身后的敌人——国民党统治派开枪，但我们领导这一工作，须认清环境，首要的撇开任何党派与政治工作的立场，以免暴露了身份，一事无成。我们很单纯的是为了他们鸣不平，引导他们向我们的路线上走，但是这些虽然对国民党不满意，可是对共产党也不十分好感，因为他是受了顽固派与国特传统的训练，我们这一工作，应前后互相应用拉打的方式，去向他们进攻……”。

　　中共华中分局在关于争取西北军工作指示”（三十五年一月）中说：

“一、目前，国际国内政局虽似存转机，（如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政治协商会将在重庆举行，美总统发表对华政策赞成中国和平团结之局面等），但反动派对我解放区之大举进攻，并未停止，反而更甚。因此，要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必须组织解放区自卫战的继续胜利，给蒋以更大打击，必须推动大后方反内战运动更广泛开展，给蒋以更大压力，特别要发展邯郸起义运动，争取高树勋第二第三之不断出现，把蒋介石内战阴谋，作一釜底抽薪。这是制止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极有力因素。

　　上引两文件，使吾人认识如下两点：

第一、所谓“杂牌”部队，中共认为“虽然对国民党不满意，可是对共产党也不十方好感”，并认为他们受过“传统的训练”，所以在工作上是不以真实的政治面目相向，而是采用阴谋诡计，挑拨离间，应用一拉一打的方式进攻，使被利用者上其圈套而不自觉，或自觉而无法摆脱，不得不被利用。由此可知，目前一部份投匪将领与部队，其自身已发生问题，中央未对之适切注意，复因整军复员处置不当，乃予中共以可利用之机会。

第二、中共自觉其生活方式工作制度不为他人所习惯，乃企图在军事组织上建立第三重力量，说明中共并无容纳异己济之气度，有利时拉之，不用时打之，纯系一时利用，这种利用是一时的军事投机，包含了绝大的矛盾和危险性，待被利用者觉悟，和反正条件具备时，将给中共以打击。

自抗战胜利结束，整编统编国军方案公布后，国军即按期实施整编，中共不惟借口未予实行，反到处扩军，吸收我方复员人员，形成我遣彼收之矛盾现象。下面是中共阴谋和活动的事实：

（1）贺龙于本年七月七日在石门关（晋北）伪警备司令部召开各县区政委政治指导员生产科长参谋课长等开会，对军事部门曾决定：（一）饬各级军事负责人员，嗣后对国军所有退伍编余官兵，应竭力争取，并设法煽动国军叛变；（二）对政府方面政界裁汰人员及无业知识青年积极争取。

（2）延安最近派员携带密令赴西安一带活动，对西安军官总队方面尤其注意。密令内容为：（一）政府欲提前召开国民大会，共党须于各地造成军变，以刺激政府。（二）发动军官总队学员向政府，1．要求八年抗战额外待遇，2．要求无职军官（收容军官）应一律十成待遇，3．要求于最短期间给予适当工作。

（3）陇东合水县西华池之共军警七团，近对我复员返里之青年军无职业者，极力拉拢。七月十日在西华池召集秘密会议议决：如青年军自行投诚者奖洋若干万元，由人介绍者奖洋若干万元，并竭力向我方宣传，企图诱惑复员之青年军。

（4）中共近在澳门方面进行吸收复员青年军，凡参加者可获一百万元之安家费，另发本人五十万元，惟一切证书证件均须缴交中共收存，如中途变志，则中共予以处分，并杀害其家属。

（5）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吴玉章，于十月七日自重庆致电中共驻京代表团：报告谓: “重庆国民党登记失业军官已达二千六百余人，因国民党办事机关腐败，对于所登记之失业军官，尚无具体办法安插。中共方面现已拟就两种收买办法：一种系将有战阵经验及懂得机械化之军官与技术人员收买，每人分发十五万元，令其向各地解放区军区报到候用。另一种系对国民党不满之军官，令其仍听候国民党调遣任用，中共方面负担其家属费用，作为情报人员。现已派员分头接洽，希望驻京代表团转请延安允准。”等语。

从以上事实可知中共对复员人员的争取工作，多注意在军官总队和复员青年军上面。除挑拨他们向政府作各种要求外，主要仍在吸收为他工作，或用金钱收买。复员军官及青年军，大部受过相当训练，富有作战经验及学术技能，今一旦复员，精神上多受激刺，生活亦成问题，最易走向极端，同时又因缺乏训练与领导，乃被中共认为绝好的工作对象，在各地设站收容，积极拉拢宣传活动。

中共对土匪工作，原则上在吸引其下层群众，对上层领袖则认为流氓意识浓厚，缺少革命性。但土匪之组织，具有特殊性。以领袖个人为团结中心，一失倾袖即形瓦解。因此，中共进行匪运。一面笼络其领袖人物，一面进行下层工作。然土匪常与帮会有密切联系，故中共最近对内地之帮会工作亦甚积极，中共认为如帮会工作做好，各地之散匪在帮会关系下，就易于控制。中共进行此项工作，常利用退伍军人及有帮会身份之党员，从事联络宣传，乃至领导行动，扰乱后方治安，响应中共军事行动。

中共四川省委会曾于九月十七日，在渝举行中级干部会议时决定：“军运、社运、匪运要配合起来做”，“要展开党的散布”，“匪运工作仍应加强注意全川各点线工作的配置”。这就是说，四川匪运工作仍要扩大与深入。川省有复员青年军范某，近接由陕北刘本初（余泽洪之旧部）寄来一函，内称：可乘此天灾人祸民心浮动之际，在后方各地——尤其南六一带（川滇黔交界）——吸收动乱份子，积极扩大匪运工作，其办法为利用帮会作支干，大量收容游惰及失意军人政客，相机勾通南六各股匪，并至各县插花地带，凭滇黔大山脉集中力量，作有组织之活动等语。可见中共进行匪运和帮会工作活动事实之一斑。

综上所述，可知目前中共兵运的动向，一面在煽动所谓“杂牌部队”旧西北军、东北军、川军、滇军等叛变，另立军事组织系统，以配合中共武装作乱之阴谋，一面鼓动吸收我复员官兵，特别是注意军官总队及青年军之煽惑与收容，同时自中共叛乱全面行动后，对第一线国军及后方治安部队，采取全面宣傅煽惑行动，达到“不特在前线作战之国民党军队会兵变，连在后方负治安之国民党军队亦会发生问题”。

九月四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公开号召国军“罢战怠战”，在分述高树勋藩朔端“反战起义”后，总结说：“如果我们综合起来一看，各地国民党军官兵实行罢战的，不仅有西北军、滇军、东北军、川军等“非嫡系”部队的官兵，而且也还有国民党当局嫡系部队的官兵，不仅有陆军的官兵和空军人员，而且还有海军人员（渤海海面“长治”号一个班乘汽艇投八路军）和枝术兵种的人员（兰封战役中装甲兵团教导纵队一团一营一连〔原文为“」连”，应系误作。当时中共对于此事件的报道中，记载张剑萤隶属“一连”。《装甲兵团张剑萤少尉控诉蒋介石卖国内战》，《人民日报》（邯郸）1946年9月5日，第2版。 ——录入者〕张剑萤少尉驾驶坦克投解放区），甚至特务头子戴笠亲手训练的武装“交通大队”王一藩，亦整队退出内战，站到人民方面来”，“目前这个运动刚在开始，它将发展成为更大规模的和更自觉的运动”。

中共这种狂妄的宣传，说明其兵运工作正在向着所有的国军武装力量全面活动，无论国军力量的削弱或士气低落，都是日前中共所努力争取的主旨。

[02.htm](第二章 中共兵运工作之策略.md)index.htm[04.htm](第四章 中共兵运工作中之宣传.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