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性、政治、神经崩溃，1921—1923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携带着一台打字机和一只手提箱，于1920年12月底，在但泽跳下了轮船，但是，由于没有护照和签证，在海关遭到了阻拦。她给柏林印度革命委员会的维伦德拉纳什·恰托帕迪雅亚（Virendranath Chattopadhyaya）发了个电报，委员会立即和德国外交部联系，外交部对但泽的官员打过招呼，史沫特莱前往柏林的道路就畅通了。

在至少10年的一段时间内，柏林一直是欧洲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漩涡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柏林委员会和德国外交部曾经在就策动反叛以推翻印度英国统治的密谋方面密切合作。在战后的混乱时期，委员会继续得到德国方面某种程度的保护。但是由于财政支持日益枯竭，它已不得不考虑采取比较迎合苏俄和列宁的反帝国主义立场的新战略。

史沫特莱作为一个成功的组织与宣传工作者的声誉早就传到了大洋这边，于是她立刻就被认作是民族主义分子柏林班子的核心成员。然而，在个人生活上，她觉得孤独而且软弱无助。1月17日，她到达柏林一个星期后，写信对弗洛伦斯·伦农（Florence Lennon）说：

我在这里，十分孤立，因为我不会说德语。我正在学习，我能说Ich habe einen hund，等等……这是一个星期取得的出色进步！我能战斗，却学不会“当地人”说的“furren”语言。

孤独感导致了她和维伦德拉纳什·恰托帕迪雅亚之间的一段姻缘。恰托，人人都这么叫他，是个久经锻炼的孟加拉民族主义者，正领导着那个柏林委员会，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都是个杰出人物。他比史沫特莱年长12岁。她对他的吸引力，很可能就象她在1917年对旁遮普老资格民族主义者拉伊帕特·拉伊产生影响的那种吸引力。然而恰托对待她却不那么太象父辈。他们的关系深入发展得很快，不到一两个月，他们就同居而自称为夫妇了。12年以后，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回忆道：

维伦德拉纳什的经历，是印度秘密革命运动的缩影，他也许可以说是这个运动在国外的最出色的战士。他比我年长将近20岁（原文如此），却具有战刀般犀利无比的头脑。他清癯瘦削，肤色较深，有一头浓密的黑发，两鬓已经斑白，面部常常略带怒容。他很容易被认为是南欧人、土耳其人或波斯人。在我看来，他有点象雷，象电，象暴雨，无论他在欧洲或在英国什么地方逗留，对于英国人，他都近乎雷、电、暴雨。他对征服了祖国的那个岛国怀有无限的仇恨。^{1 2}

史沫特莱的“婚姻”，不久就开始瓦解了。关系紧张的主要根源是政治上的，但也涉及到那个印度运动（几乎全都是男性）内部的个人嫉妒，和她同维伦作为流亡革命者不得不过的那种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地下生活。麻烦是从1921年3月下旬开始的，那时她参加了由恰托率领的到莫斯科去和其他印度人和共产国际人士讨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方向问题的一个14人代表团，代表团出发时兴高采烈，但是在莫斯科的火车站上遇到了罗易（M. N. Roy）和穆克杰（Abani Mukerjee），他们是刚在塔什干成立了印度共产党的一个对立派别的领导人。这两个派别立刻就在政治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到共产国际为讨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未来前途而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开始举行会议时，两派的分歧已经不可调和。

导致两派分裂的实质性争端，是个优先顺序问题：在印度，孰先孰后：是反英斗争，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恰托和史沫特莱呼吁在印度反抗英国人的斗争中组织一个共产党与非共产党反帝国主义各派的联合阵线。恰托、史沫特莱和来自柏林的其他人，都不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国际成员，他们要的是印度的民族独立，但是愿意通过和其他派别的联合阵线来达到目的。然而罗易却在争论中大展辩才，竭力反对这样一种联合阵线，而主张领导权应该牢牢地置于尚属草创初期的印度共产党掌握之中。他强调把印度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以确保运动的社会主义方向。最后结局是以罗易一派的胜利告终。

两派之间的斗争，不久就变得个人意气更重于意见分歧。史沫特莱作为一个非印度人的女人是非常容易遭受攻击的，而从一开始，她就成了主要的攻击靶子。史沫特莱1917年在纽约见过的罗易，指控她道德败坏，是个“邪恶的妖婆”，是她在鼓动反对他的情绪，而且很可能是为英国人效力的间谍。罗易的真实目标当然是恰托，希望能使他在他的追随者心目中威信扫地。史沫特莱非常生气并且进行了反击。她指控共产国际调查印度问题委员会的主席、支持罗易的英国人杰姆斯·贝尔（James Bell）是英国间谍。她在10月3日向弗洛伦斯发泄她的怒气：“反对我们的计划的印度人竟干得出这样肮脏的事来：居然叫我英国间谍！想想看，甚至不是美国间谍，而是英国的！！！于是我就处于受审查的地位！……如果我不是一个较大的代表团的一员，我想，我已经被关起来了。”

恰托的柏林代表团，花了很多时间在等候：等候共产国际召开专门委员会，等候会见列宁。但是他们未能见到列宁，被罗易有效地挡了驾。³于是，史沫特莱就花了很多时间呆在勒克斯旅馆里和客人们混在一起，他们大多是从世界各国前来出席预定7月举行的共产国际三次大会的代表（史沫特莱并没有参加）。她把她的印象归纳在写给纽约一家社会党杂志《解放者》（1921年10月出版）的一篇文章里。她的印象是，西方的和亚洲的革命者之间存在着鸿沟，她强烈地同情亚洲一方。最使她反感的是英国共产党人，他们在亚洲问题上的观点，她认为是帝国主义的观点。但是她把所有西方的代表，尤其是美国代表，都说成是幼稚而不具有代表性的。她在10月3日写给弗洛伦斯的信里，谈到美国代表艾拉·里夫·布卢尔（Ella Reeve Bloor）和厄尔·白劳德时说：

在莫斯科，在极度的贫困之中，她（布卢尔老太太）穿着镶花边的上衣、丝绸花裙子；戴着长串的彩色珠子，耳环、戒指，等等……而她又和一个白痴厄尔·白劳德住在一起，这是一个大约二十五六岁的小白脸，他（穿着）从市场上买来的浅蓝色俄式工作服；把一长条黑色缎带当腰带系。然后，便带着他那婴儿的白皮肤、牙刷似的漂亮小胡子，在莫斯科摆出一副堪萨斯矿工代表的架式！哦，老天保佑！可怕！我简直恶心得说不出话来。我最讨厌的就是女里女气的男人。其次就是听他们说他们代表矿工，恰好我又知道他们连距离矿山一千英里以内的地方都没有到过。而布卢尔老太太则装作是从西部到马萨诸塞州五六个团体的代表！

史沫特莱还对苏联的政治气候深感失望，她严厉谴责这个新国家的极权主义和不合理。莫斯科对她心目中的两个英雄埃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柏克曼所实施的软禁，使她深为震惊，她曾认为有必要和恰托一起去看望他们。1921年较晚的时候（信上未注明日期）她写信告诉纽约的弗洛伦斯：

我们读到的有关俄国的许多情况只不过是想象和愿望。没有一个人能保证不遇上陷入阴谋和监狱的危险。监狱里挤满了在革命时期战斗过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埃玛·戈德曼和柏克曼之所以能留在（监狱）外面只是因为他们享有国际声誉。而他们也处于软禁之中，他们预料任何一天都可能入狱，说不定现在已经进去了。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如果为这类事情辩解，就是恶棍和无赖。然而他们却为之辩解——为之辩护……如果我不被驱逐、或关起来、或遇到什么倒霉的事，我就要小小地狂欢一番。每一个人都把他以外的每一个人叫做间谍，在俄国，在暗地里，每一个人都处于监视之下。你永远不会有安全感。

她说，她还由于俄国普通人民的苦难和贫困而感到痛苦，特别是在看到一帮帮无家可归的孩子在莫斯科街头流浪的时候：“人民已经达到了人类所可能达到的最低层；再低于这个阶段，他们就会或是死去，或是重返动物状态。”

埃玛·戈德曼很感激史沫特莱去看她，并且钦佩她去看望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这是有助于支持史沫特莱熬过此后10年的一段友谊的开始。戈德曼在她的自传《我行我素》中回忆她最初的印象：“她是个出色的姑娘，是个真正的热诚的反抗斗士。她在生活中似乎别无兴趣，关心的只有印度被压迫人民的解信事业。恰托聪明而有风趣，但是我觉得他有点滑。他自称无效府主义者，虽然他完全献身的显然是印度民族主义。”

史沫特莱和恰托回到柏林不久，德国政府迫于英国的压力。开始了把他们两人驱逐出境的程序。在这种做法被放弃以前，他们不得不在这个城市里过了好几个月的地下生活，这意味着从一家旅馆到另一家旅馆，从一所住宅到另一所住宅，频繁地搬迁，以便逃脱警方搜捕。这正意味着英国秘密特务经常不断的监视和骚扰。有一次，英国特务用药物麻醉绑架了恰托；只是在检查小汽车时才被一名警觉性高的边防警卫救了回来。不再东躲西藏以后，史沫特莱和恰托和另外一些人成立了一个新的印度新闻和情报局，他们希望通过这个机构为争取印度独立而加强宣传和组织工作。为了开办这个局，他们卖掉了战争时期柏林恰托那个老委员会的家具。他们的处境，无论是政治上或是财政上，都象在莫斯科时一样困难。

史沫特莱的麻烦又由于赫拉姆巴拉尔·古普塔在柏林出现而更形复杂化，此人曾经在史沫特莱1918年被捕之前不久以暴力强迫同她发生过性关系。这两人之间的冲突，起初是在她从莫斯科返回柏林之后立即举行的民族主义者柏林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发生的。史沫特莱对那一幕在《大地的女儿》追述道：（她对姓名作了如下的变更：古普塔改称胡安·迪亚斯，恰托改称阿南德。史沫特莱改称玛丽·罗杰斯）：

在所有在场的别人看来，这是一件与个人无关的事情，但是对于胡安·迪亚斯和我则不然。在他说出的每一字的背后都有着令人憎恶的威胁和无耻。有一次我遇上了阿南德从他到我扫视的疑惑目光。我内心有什么在颤抖。他会发现的——他的敏感足够发现任何事情！

古普塔拒绝道歉，并在会议不欢而散之后散布流言，说史沫特莱曾经和他发生过性关系。不过几个月的时间，由此引起的极度愤怒导致了史沫特莱的神经崩溃：11月，她终于支持不了而进医院住了一个月。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支持，她又回过头来向纽约的女朋友们伸出手去。在写给弗洛伦斯的两封信里（一封无日期，一封的日期是1922年6月1日），她说：

印度工作已经彻底毁掉了我的健康。在这里要比在美国艰难一千倍。在这里，我没有象在纽约那样的社会联系和知识界的伙伴。印度工作和疾病使我无法学习德语或其他任何东西。这里的印度人对妇女和外国人抱有苛刻的偏见。他们照例对工作漠不关心，而对有效率的人员心怀嫉妒……

史沫特莱的问题并不仅仅与个人有关。她还为德国的状况而心情抑郁。一群群面色阴沉、眼睛里燃着怒火的男男女女在寒风中一站几个小时，等候着轮到自己买一点点面包、油脂或土豆。报纸的消息和标题宣布自杀的人数有令人吃惊的增长。柏林的每一座教堂，她说，好象每天都在举行葬礼。1921年12月31日，她寄给弗洛伦斯一封长信，描写了她的内心反应：

今年的德国处境可怕，特别是劳动群众的处境。他们严重营养不良，以致肺结核在获得丰收，特别是在少年儿童中间。做马克的投机成为资本家们时兴的室内游戏已经有几个月，因而食品上涨了25%至100%。我一直住在一些工人的家里，他们靠煮土豆和抹着猪油而不是黄油的黑面包以及变质的啤酒度日。在一家旅馆里，生火的女侍晕倒在我们房间的地上，原因是精疲力竭。后来我们和她交谈时得知，她每天工作17小时，每月挣95马克——大约相当于50美分。她住在旅馆，和所有其他的女侍睡一个房间——个又小又脏的小房间。她们还能领取食物——衣服由自己购买——要从每月95马克中支付！这意味着她们全都变成妓女，只要有一点时间就在街头游荡，有时也在旅馆内“拉客”。

史沫特莱指出，她们的共同朋友约瑟芬·比内特在她离开纽约前往德国时送的一支防身用的手枪，对她是个极好的安慰品。

进一步加重史沫特莱情绪低落的是，有关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在美国的消息难以令人鼓舞。自她走后，争取印度自由之友协会很快走上下坡路，而在1922年终于瓦解。据鲍德温和达斯认为，是印度人的内讧和戈什的无能疏远了这个组织的关键性美国支持者，诸如罗勃特·摩尔斯·洛维特和玛格丽特·山额。在达斯看来，是失去了史沫特莱作为两种文化桥梁的损失无法弥补。

1922年6月1日，史沫特莱写信告诉弗洛伦斯，她已接近神经崩溃和彻底衰竭。她说她最近在梅克伦堡的一家疗养院里住了两星期。同一封信还透露了一种新的窘困处境：为了应付日益增高的医疗费用找钱而求爱，这是一长串请求信中的第一封。为了减轻她的负疚心情：她寄给弗洛伦斯一些印度纱丽，希望能够售出以偿还她的债务。她要求弗洛伦斯不要告诉任何人，她的朋友塔拉克纳什·达斯在寄钱给她。

到1922年秋，她觉得身体已经好到可以在家里为一家商业杂志做些英语润色工作了，但是情绪消沉依然如故。11月22日她写信对弗洛伦斯说：“德国令人压抑得可怕……我不知道曾有谁笑出过真正欢快的笑声。只有在他们面前有了啤酒的时侯才笑，即使这时的笑也沉重而缺乏生气。我已对德国感到厌倦，正象人们会厌倦长时期的痛苦、沉闷和丑恶。也许我的厌倦是在于旷日持久的疾病，或是由于——但愿不是——衰老！我真希望能在一种清新愉快的环境中得到一次休息。”

这种情绪的背后，是她的“婚姻”的解体。1923年6月4日，她对弗洛伦斯解释，她和恰托合也难受、分也难受：

我嫁给了一个在十多个不同方面表现出革命性的艺术家，一个象猫一样神经质，总是在动、从不休息，永不疲倦、精力超过我十倍的真正的高度兴奋型男人，一个瘦削而多毛发、舌头有如剃刀、头脑象着了火的地狱的男人。多么好的一对。我已经被焚烧成灰。而他总是把灰耙拢来让它重新燃烧。他怀疑接近我的每一个男人——和所有来自美国的男人或女人。我的神经崩溃使他安静了不少。有一次在我就要失去知觉时告诉他：“让我安静一会，让我一个人单独呆着；如果我不能有完全的自由，我就要死在你的眼前。”但是他总会时不时地发起火来。而他经常是在冒烟，我觉得我就象一个生活在火山口上的人。然而爱一个不断折磨你的人是可怕的。而他有使你神魂颠倒的魅力，他爱你，他什么也不愿听，除了你爱他，永生永世活在他身边！我们成了彼此的欢乐的地狱，我可以保证，他正在很快地苍老，恐怕是受了我的影响。这使我痛苦。

恰托，不论是否有意识，在惩罚史沫特莱——由于他所认为的她以往的“性劣迹”损害了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他现在公然以她为耻。他们阶级出身的不同又加深了紧张关系。他不仅认为要把她介绍给他家族会使她难堪，而且，介绍给他家的上等阶级朋友也同样是令人尴尬的事情。一两年后，她给一位新结识的朋友卡琳·米凯利斯（Karin Michaelis）写信时，作了如下这段生动的记述：

有一次。有几个著名的印度男女来到柏林，我丈夫要去会见他们。正好同一天晚上有几个美国朋友邀我去看戏。我丈夫很生气，因为我要和那些美国人一起出去——尽管他和那几位印度人已经有了约会。我不理睬他的反对，还是去了。但是在剧院里我并不舒服，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未能和我丈夫取得一致。于是在第一幕演了一半时，我便起身离席，并决定去找我的丈夫，告诉他由于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那出戏我也看不下去。我高高兴兴赶到他约定会见印度来客的那家旅馆。我走进门去，就看见他正站在那几位印度人中间。我跑步来到他的身边，高高兴兴，面带笑容。但是他非常尴尬，把我拽到一边对我说：“瞧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不明白这会让我为难？我不能把你介绍给这些人，他们认识我家里人。我怎么能把你介绍给他们？”我目瞪口呆，大吃一惊，问他，“你的家里人，为什么你就不该把我介绍给认识你家里人的人们？”他说，“哦，这不可能，你必须走开。”他把我带到门口，我就上了大街。我回头看去，只见那几个印度人都正在背后盯着我。他们以为我是个大街上的女人，是个妓女，或是个……

后来，恰托也作出了让步，似乎和他在这些问题上彼此冲突的感情达成了妥协。终于，他的家族成员，包括他的妹妹和外甥，都曾和这一对在一起生活过，而称史沫特莱为“Auntie”（伯母、婶娘、姑姑、阿姨……的亲昵叫法。——译注）。

和这些紧张关系纠结在一起的，还有文化差异。按照东方传统，是不应该把客人轰出门去的。由于恰托被欧洲所有的印度人视为精神上的家长，前来拜访他们家族和谋求暂时食宿的印度人，多数是男人，便在这里进进出出，川流不息。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节日庆祝聚会也常在他们家里举行，“直到我们家的墙壁都似乎涂上了厚厚一层咖喱味”。烹饪和洗涤的重担当然就落到了史沫特莱的肩上。

恰托对待钱的态度使得他很难有生活上的舒适。他把钱看成只不过是争取国家独立的一种手段。他从来没有一套以上的衣服，史沫特莱就不断地为他缝补、熨烫。他对吃也从不计较。20年以后，在《中国的战歌》中，史沫特莱可以把这类漠不关心看成优点：“一旦有了钱，他就会把它送给缺钱的任何人用，以至我们永远负债。他对钱所持态度的形成，可以溯源于印度财产共有的大家族制，特别是婆罗门种姓免费传授知识的学者和教师。过了一些年，我在那些也是出身于由宗族代替个人照管财务的大家庭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也发现了这种态度。”但是到了1923年，史沫特莱已经开始认为她在恰托的世界里的地位是不可容忍的。她在给米凯利斯的一封信里描述了那种处境：

三年来……我一直在沉默中生活，从不曾顶撞过他一句。我帮助了他；我借钱来养活我们两个。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要洗衣物，熨衣物，擦地板，做饭、洗碗碟。一切事情都是我做，从给他补衣服、洗衣服，到借钱和让我自己背上将来许多年也还不清的债。与此同时，他在免费为这里的印度人提供服务，而我却不得不付钱甚至付邮票钱。他为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商人或学生到处找房子，他帮助他们选购东西，他还要办公事。他在开饭的时候把他们带回家来，每天每天都有额外的两三个人，我不得不每天每天牺牲我那一份饭食，因为他要招待他的客人。有些日子我吃不饱，因为印度的好客风尚要求必须喂饱客人。但是我不得不为这些人做饭，而他们并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们从不为解救印度而动一动手。我的生命已经献给印度，而我却不得不为商人做饭。我还要坐在一边听他们议论“所有的欧洲女人都是妓女”。然后从清早直到深夜，我要在门铃和电话铃响时回答那些上门或是打电话要我丈夫还钱的讨债人。而钱，他并没有拿过，拿钱的是别的印度人而他答应还，因为他说，“这关系到印度的荣誉”。但是不得不还这笔钱的是我。“印度的荣誉”见鬼去吧！它来自我的身体，而我从不曾有过一秒钟的休息和安宁，总是在做好家务的同时还要为额外挣点钱而写文章。耳朵里听到的除了要钱还是要钱。我丈夫就成天为那些印度人打电话，那些印度人又总来我们家打电话——他们可以不必付电话费。月复一月，我还不得不应付电话费，这笔费用上升到数百马克一个月，而电话则常常由于欠帐而被切断了线。这只不过是问题的经济方面而已。

史沫特莱还由于封建的印度习俗而受到排斥，甚至受到其本身也是受害者的妇女的排斥。1924年8月25日，她写信告诉弗洛伦斯·伦农：

我们正和一对穆斯林夫妇住在一起。这是那位做妻子的离开深闺的第一年。这些天真无邪的深闺妇！她对性的了解要比最无拘束的美国妇女多。而且，有这样可悲的见不得人的习惯！她常常贴着钥匙孔偷听隔壁房间里的男人们说些什么，而且，似乎认为我能理解这种行动。她，这位天真无邪的女人，患有淋病，那是她丈夫从妓院带进她那可爱的深闺的——这位丈夫相信，女人必须藏身深闺，以防止残酷外界对她的侵害。而她则认为，淋病就有点象伤风咳嗽那样的毛病。我们发现这种问题是在他们搬进来以后，他们之所以搬进来，是因为她是一个和我们很贴心的年轻人的姐姐。那位把病传给她的老先生却笃信伊斯兰教，每天要按照最纯正的穆斯林方式祈祷五次。他而且常常大骂西方道德败坏！其余的时间他就吃鸦片或是静坐默祷。

随着史沫特莱情绪的日益恶化，她性格上变得内向起来。在1923年初寄到美国去的一些信里，她不再谈论政治了——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这位热衷于政治的女人生活中出了什么严重的毛病。发现那些“革命的”人士的偏见所形成的打击，更由于她自己“革命的”丈夫恰托插到她心上的一把把最有毁灭性的刀子而加重了。她以一种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方式看待制度，她把许多问题都归罪于某种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她怪罪婚姻制度，她认为这种制度是被“私有”观念败坏了的制度。

1923年春天她常见的仅有几个朋友是亚历山大·柏克曼、埃玛·戈德曼和一些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者朋友。由于她病倒的次数越来越多和依赖安眠药的程度日甚一日，这些朋友深感关切。在她们的劝说和催促下，1923年初，史沫特莱曾求助于一位精神分析学家。5月8日，她向弗洛伦斯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你问我为什么不“到维也纳去一趟请教一下弗洛伊德”。为什么不建议我到天国去和上帝在一起喝一杯茶呢？我告诉你，那是远远不可能的。弗洛伊德要收费；到维也纳去也要花钱。而且，走这一趟还必须有我恰巧没有的护照……

史沫特莱在政治上的消极后退太不符合她的性格，因而使弗洛伦斯感到意外，因而推测，也许是由于她对个人的处境反应过度。史沫特莱未能对弗洛伦斯明言的是，她的精神分析师曾试图诱奸她。在6月14日的信里，史沫特莱反倒写道：

你5月20日的来信今日收到。我读得很有兴趣。这是你写过的最“老成”的一封。你在信里所说的，并不象你似乎以为的那样，当然没有任何一句会冒犯我。有一两处确实使我生气……（但是）仅仅是因为我的自我由于长时期受折磨而非常敏感，而且，也因为你的话说得对。然而我此刻仍然生气的是你说，我被我的自由永远有限这个观念迷住了心窍。也许我在这一点上过分敏感。但是一定也承认，人们爱做的一件事是摆出高人一头的架式，影响别人，以确立自己的权威。而这类人中的男性，经过几百万年的支配地位，已认为支配是男性特征的一部分……我常认为，自由比幸福更可贵，除非二者也许只是同义词。请相信，在谈到我目前的处境时我并不是在胡思乱想。那件事月复一月地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感到意外。我打了值得打的一仗，但是失败了。我现在有病。我的神经崩溃每月至少发作两次，每次要虚弱无力地在床上躺上一个星期。我正在接受高日光疗法和高频电疗。

现在，由于她对男人近乎彻底的不信任，史沫特莱发动了一场保护她的朋友们以免受婚姻制度之害的运动。粉碎婚姻新度成了她此后生活中的一项事业。与此同时，她对男人的怀疑还使得她几乎仅仅寻求女人的帮助。

1923年夏天，史沫特莱由于在纽约认识的一位印度民族主义者，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莉拉·辛格（Lila Singh）而暂时获救。她娘家和夫家都很有钱，是印度独立运动和争取妇女权利和教育机会的老资格斗士。在从柏林路过前往英国的辛格对史沫特莱的处境感到惊骇，而愿意给她一笔足够夏季两个月开销的钱，让她离开恰托到奥地利的阿尔卑士山地去住一段时间。

大约同一时期，史沫特莱写信告诉弗洛伦斯，卡琳·米凯利斯已经邀请她到丹麦一个小孤岛上去访问她的家。

我向往那座小岛。那是一座孤立的小岛，我们将在那里独自生活、划船、写作。卡琳本人比我大得多。她53岁。你不曾听说过她么？她是一位很有名的小说家，是《危险年代》和其他许多著作的作者。由于某种说不清的原因，在她来到柏林的时候，我们交上了朋友，结下了一种奇特而有趣的友谊。她并不老，尽管有了一把年纪。我有个想法，她要我去是想从我的生活经历中“抄下”许多东西去写一部小说！真的！……格奥尔·布兰兑斯（Georg Brandes）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和顾问之一，我将会见到这位了不起的男人，卡琳很聪明，表面上看是个轻浮的女人。她喜欢胡说八道，但是似乎能够深深下潜到所有女人的心底。她看了看我便决定，我应该成为她一部著作中的下一批牺牲之一。此后她就象条蚂蝗一样叮紧了我。我当时非常疲倦而又有病，不可能使人发生兴趣。但是她比看上去还要聪明，我敢保证，她知道女人为什么不舒服……在这里，就在柏林，我帮助她办妥了离婚。她现在离开了那个男人。那男人比她年轻得多。他利用她的名声和社会联系，而且花尽了她所有的钱。他是只耗子。我不想用骂人的话。

在断定自己还不足以被别人用作写作素材之后，史沫特莱便写信给米凯利斯，以要求延期为辞婉言谢绝了她的邀请，而接受了莉拉·辛格的建议。7月的大部分时间，她是在巴伐利亚格斯特鲁本村附近山麓的一个牧人小屋里度过的。虽然她觉得那里的舞蹈、民歌和节日活动都能使人乐而忘忧，然而，无论是这类消遣或是被认为具有疗效的阿尔卑士山地日光，都未能终止她的失眠症和夜间恐惧。8月初，她迁到了贝希特斯加登，距离希特勒的山间巢穴不远的一个旅游胜地小镇。8月11日她写信对弗洛伦斯说：

我此刻正在巴伐利亚，这里是反动势力的根据地。夜里我常被军事口令声和士兵们（保皇派）的脚步声惊醒，他们正在丛林和山地进行夜间训练。这种使得一部分人去杀戮另一部分人的秘密训练，令人不寒而栗。受训的都是些农民和工人，而不是我们通常想到的那个阶级。在萨克森也有同样的事情正在发生：在那里夜间受训的也是工人，不过领导者却是共产党人。有时我看不出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到处都在进行的究竟是什么事情——人们为了一种思想而准备去杀他们的同类？那种思想也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想要利用它作为掌权工具的那些人的。我们只是在等待着有一天两派开始互相屠杀。两派都坚决反对消极抵抗的方法；这种方法不够血腥，或是不够残忍。

她写给纽约另一位老朋友埃伦·凯南的几封悲观失望的信，带来了不仅仅是言辞上的安慰。史沫特莱是在慕尼黑和艾伦·凯南会合的，她到德国来是为了向史沫特莱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和看望老朋友埃玛·戈德曼。这两位女士一同参加了慕尼黑的瓦格纳音乐节之后又一同前往柏林。

史沫特莱9月一回到这个首都，就立刻在试图进入柏林大学的问题上遇到了障碍。她心急火燎地写信向纽约大学和她在加利福尼亚读过的学校索取成绩单，而且还同她的律师吉尔白特·罗交换了想法。她认为她已经联系好的工作，结果证明是一项义务性工作，所能给予的只是有关未来收入的含糊的许诺。到这时，凯南已经回到纽约。由于史沫特莱的希望落空，在美国的朋友们便劝她回去。在回信时，她告诉他们，恰托在扣住她不放，扬言要放弃他为争取印度独立的工作随她到美国去，他发誓，没有她就不能活。史沫特莱充分意识到，如果再和他一起生活下去，史沫特莱的日子将非常难过，但是，她屈从了他的恳求，并在10月重又搬回去和他同住。她告诉弗洛伦斯，她已同意和恰托留在一起，但以六个月为限，如果到了春天还不能入柏林大学，她一定回美国去。

这时，史沫特莱为接受朋友们的钱而感到歉疚，成了她心头沉重的负担。她在10月8日写给弗洛伦斯的信里说：

请为我这样做——绝不要再寄任何钱，除非是纱丽已经售出。我会拒收，并将立即退回。我已决定绝不再接受不是我自己挣来的哪怕是一分钱。我不能总是象现在这样觉得自己象一条寄生虫，因为不属于我的钱我也接受。我的健康已经好转。但是我对生活已失去了热情。我以为，我将再也难以重新鼓起热情了。唯一的希望是把自己埋在工作里，带着一个死去的心走完人生的旅程……

日趋崩溃的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局势，导致了更大的经济混乱。史沫特莱由于不能找到足够的钱以维持生活而感到的悲观失望，和她日益加剧的对于死亡的忧虑，绝不是独特的现象。许多艺术家和作家，诸如凯绥·珂勒惠支，乔治·格罗斯（George Grosz）和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之流，也有类似的心情，而在他们的艺术中捕捉通货膨胀不断吞食弱者时期德国劳动人民的苦难。在11月28日出版的《民族》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史沫特莱写道：

本星期在这座城市的几个地区发生了许多店铺被抢的事件，全国大多数城市出现了骚动，许多城市在打真正的巷战。抢劫和骚动，被认为对于共产党人和反动分子都同样有利。共产党人利用这种局势传播他们的信条；君主复辟分子也做着相同的事情。当他们读到生活费惊人高涨的消息时冷笑道：“这种局势在恶化的道路上走得还不够远。在人民大众意识到他们建立一个共和国是犯了错误以前，还会更糟。我们还要略微再等一等。”但是多数城镇居民都疲惫不堪，由于捉摸不定的前途和多年来长期神经紧张的折磨，而对发生什么都已经毫不在乎。他们对一切都感到厌倦。

史沫特莱指出，到11月，通货膨胀扶摇直上，以至一美元的比价达到了2.5万亿马克之钜，而一块面包的售价，已从9亿马克涨到了1.2万亿马克。

史沫特莱先前在贝希特斯加登对于日益两极分化的政治局势所感到的忧虑，也大为增强了。在1923年9月16日写给伦农的一封信里，史沫特莱预言到内战和内战后法西斯的胜利。她的预言在10月开始实现：共产党的起义在萨克森和条林几亚两省和汉堡市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随着史沫特莱周围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崩港，她给弗洛伦斯的信里越来多地谈到了死。在10月寄到的一封信里，塞进一张手写的纸条，说，“我又垮了”。11月12日，她描写了苏伦德拉纳什·卡尔（Surendranath Karr）死在床上的情况。卡尔在散布恶毒流言以攻击史沫特莱方面是超过了柏林其他人而仅次于古普塔自己的一名印度民族主义分子。她说，面对死亡，人们可以“忘掉政治上和个人气质上的分歧”。6天以后，她写信对弗洛伦斯说，“我在德国绝活不过这个冬天。如果我继续留在这里，我就会死。”

[04.htm](第四章 有所主张的新闻工作者,1919—1920.md)index.htm[06.htm](第六章 精神分析,1924—1925.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