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精神分析，1924—1925

到1923年底，史沫特莱的“革命婚姻”已经日趋瓦解，尽管恰托在许多方面对于她都可以说是个比厄内斯特·布伦丁好的配偶。她和恰托有着相同的革命理想。他们一致同意让政治工作，而不是养儿育女，成为他们的粘合剂。两个人全都结过婚，都是分别在独立运动内部确立了信誉之后才走到一起来的。在感情上，两个人全都热烈而有道德观念，都有在较大的政治团体中效力的如炽如焚的需求。但是恰托对于史沫特莱“婚前性关系”的嫉妒和恼怒，终于伤害了她的自尊。在分别写给卡琳·米凯利斯和弗洛伦斯·伦农的信里，、她曾试图就她的困境归纳出一个结论：

我保证，弗洛伦斯，在你和你心上人结婚以后，你就会从你丈夫的手里受到你今天做梦也想不到的折磨，因为你胆敢在遇到他之前就擅自动用你的阴道。在你嫁给他以前，他会大谈自由，解放，生活与爱（的平等权利）。但是，等着吧，结婚后私有财产意识就会钻进他的脑袋瓜里！……

由于掌握不好德语，史沫特莱在德国的政治生活天地主要是由埃玛·戈德曼和亚历山大·柏克曼这样一些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者朋友们形成的一个小圈子。戈德曼对于史沫特莱在莫斯科寻找她的勇气所感到的钦敬，是她们之间最初的感情纽带。她终生的好友、先前的情人亚历山大·伯克曼，在知道史沫特莱童年的部分时光是在1914年大屠杀以前的路德洛附近度过的之后，反倒对她更觉亲近。戈德曼当年在罢工刚一结束时经过丹佛，但是当那里的劳工领袖拒绝了她愿意提供的支持时，感到十分难过。伯克曼曾就大屠杀做了大量宣传工作。曾经有人试图在洛克菲勒庄园里放置一枚炸弹以示抗议，据说他就是那起未遂事件的主要策划人。到1923年，史沫特莱和恰托就在经常和戈德曼、伯克曼一道参加一个学生小组的聚会了。来参加聚会的还有一些欧洲最重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包括德国的鲁道夫·罗克（Rudolf Rocker）和意大利的阿尔曼多·博尔吉（Armando Borghi），此人是墨索里尼以前的一个同伙。虽然在工作中用到、在思想上探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理论，但是史沫特莱在向纽约的伦农谈到自己的态度时，把自己描绘成对这种观念体系退缩不前，避免完全接受的样子：

米勒女士（在纽约的一个朋友）是个浪漫主义者。她以为如果这里发生君主派的反动，我就会吃苦头。完全不至于。我认识一些最著名的君主派人士，有些是非常有趣而有教养的人。我不同意他们的政治见解，但是我以他们对我的态度回报他们。如果我遇到了来自君主派方面的麻烦，我就去找这些人，去问他们打算干什么。对革命派人士也一样。当然，我是在和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们一起工作，所以，一旦共产党人掌权，我也许就会被砍掉脑袋，因为在共产党人最恨的所有人中，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名列前茅，甚至还在希特勒和他那一帮人之前。

和这样一些人为伍，就难怪史沫特莱会以继续不断攻击作为一种制度的婚姻来表达她对自己个人问题的感情。在男女关系的性质问题上，她和弗洛伦斯·伦农有不同的观点，在1923年11月12日的一封信里，她争论道：

你说……虽然女孩子不应该缺乏坚强的意志，却也不应该企图取代男人符合本性的位置。我对此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女人“符合本性的位置”又是什么，除了在性的方面——那个“位置”是被清楚地标明了的。至于在社会方面，我知道的只是，那种本性已经遭到男人的摧残，而女人则被迫占据并不符合她本性的位置，她被迫占据那种位置只是为了满足男人的虚荣。我认为人类发展的未来，将看到女人占有不同于今日所占的位置。你的论点是危险的：旧时代的大人先生们在这样一些场合就使用这种论点：当他们说女人不该担任教会神职，当女人由于其性别不得出席反对奴隶制的会议，当她们由于性别而不能投票选举，当她们由于性别而被排斥在医务、法律和其他专门职业之外。在那些老反动分子——愿他们的灵魂永受煎熬——来，妇女就是在力图“取代男人符合其本性的位置”。

象这样写法，也许能使史沫特莱得到暂时的轻松，但是她的朋友却为她的个人情况感到惊慌，而敦促她再一次求医，这次是求助于一位女性精神分析学家。史沫特莱同意了。但是恰托嘲笑精神分析疗法是一种邪术和迷信。被恰托逼入窘境的史沫特莱觉得迫切急需一次突破。12月8日，在开始接受一位新的分析师的帮助之后大约一个月，她写信对弗洛伦斯说：“我宁愿死也不愿忍受这些咒语和失眠了……我的生命延续将取决于我的精神分析；我现在是丝毫也不怀疑的了。”

史沫特莱的新的精神分析师，是一位中年妇女，伊丽莎白·内夫（Elizabeth Naef），是柏林精神分析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¹这一时期，这家研究所正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精神分析训练中心而在国际上声誉日隆。它和柏林大学有一种松散的隶属关系，由于倡导研究情绪紊乱的社会根源和要求所有的精神分析师都必须是医师而有别于弗洛伊德的维也纳集团。其早期成员包括卡伦·霍尼（Karen Horney）、海伦·多伊奇（Helene Deutsch）、梅拉尼·克莱因（Melanie Klein）和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

史沫特莱于1923年末开始接受内夫的分析时，女性个性的发展问题正在研究所成员之间引起热烈的争辩。霍尼等人对弗洛伊德的“阉割情结”和“阳物嫉妒”理论提出异议，并对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的理想提出质疑。然而内夫博士作为弗洛伊德的门徒显然要比卡伦·霍尼正统些。经过三星期的分析治疗，史沫特莱于11月27日写信给弗洛伦斯：“我对精神分析这一套实在太嫩，还无法告诉你我出了什么毛病。但是你也许会有兴趣知道，我有一种很深的阉割情结，我所有的关系都带有这种情结的色彩。我得到的最初的印象是，我是由于我的男性生殖器被割掉才成为一个女人的！有一天我会能够对你讲许多有趣的事情。然而现在你对我的轻视女人之作为一种性别而同时又怀有强烈的女权主义也许已能有所理解。同样，还有我终身难改的男子气。”两星期前，她曾写道：“我的医生妙极了。我不仅从分析中得到真正的帮助，而且发现这是一种极其有趣的研究。当我找出伤害了我的事情的最初根源时，我感到极大的兴趣，以至忘掉了伤害。真的，这确实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治疗方法。”显然又恢复了幽默感的她，在信里还给弗洛伦斯添加了一点有关“印度洋泾浜”的“滑稽副刊”，谈到一些“半瓶醋印度人试图写英语诗”的情况。有一个例子是：“在被践踏的时间的沙滩上/我看到一只消失了的手留下的脚印”。

随着自负心理的复苏，史沫特莱写出了将近两年间她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在11月28日出版的《民族》杂志上的《饥饿的德国》一文中，她报道了通货膨胀和失业日增所造成的难以收拾的悲惨局势。她曾决定靠卖文维特生活，但是当这篇文章只为她从《民族》带来了一张17.50美元的汇款单时，她不得不三思了，因为她单单是分析疗法一项就要求每月支付62美元。弗洛伦斯已经在8月的两封信里给她寄了20美元，并且答应再寄30美元，但是她也告诉史沫特莱，她无法卖掉她寄来的相当俗气的纱丽和那些断线珍珠。史沫特莱便刊登广告寻求打字工作。当美国大便馆邀她前往面谈时，她去了——冒着很大风险，因为她没有可以出示的护照。经过长时间的询问，一位使馆官员告诉她，没有打字工作可让她做。但是由于她已决心自食其力，这一类问题她不愿向她的“丈夫”吐露。她11月12日向弗洛伦斯解释：“我从不告诉恰托我收到了（你寄来的）钱和付钱给分析医师的情况。他对于我接受精神分析而和他很少接触大为恼怒。”

12月1日，史沫特莱决定在能够自己设法付钱以前暂停分析。但是离开内夫博士只不过5天，她的咽喉痉挛就复发了，使她陷入了一种想要自杀的沮丧心境。在回答弗洛伦斯要她返回美国的劝告时，她说，她是打算回去的，但要等到分析完成。12月8日，她为了要钱而又一次写信：“请谅解我。你所做的已经超过了为我分忧。甚至我写这封信给你也是在强人之所难。我无权，然而我又别无他人（可求）。”史沫特莱后来承认，她又一次求助于“睡觉粉”或其他药物，以帮助她在不作分析治疗的情况下面对生活、战胜新的痉挛。弗洛伦斯·伦农和约瑟芬·贝内特很快就寄来了足够她付医师治疗费用的一笔钱。

她12月20日告诉弗洛伦斯，她正为闯出一条有点意义的生路而努力：“白天，我总努力做些事情——工作、唱歌、敲打钢琴——来恢复我对现实的某种真实感；我努力恢复对于生活的幻想（你说过，如果我没有它我就是受到了欺骗）。于是我埋头于各种细小的琐事之中。”但是到了1月3日，她就不得不告诉她又有两天严重的病情发作：“我病了。我产生了幻觉，我看到恰托把我的房门插上就要来杀害我。然而当时我觉着，并不是做梦，我发现我自己在半夜里尖声喊叫。”在这次犯病期间，由于史沫特莱扬言要立刻返回美国，她的房东太太打电话找来了内夫博士，她从1月3日起又开始给史沫特莱治病，并且表示可以延期结帐，到她“付得起”了再说。恰托被这次发病吓坏了，终于默许她继续分析治疗。

史沫特莱欢迎内夫博士支持她为自己重新塑造一个作家的正面形象而奋斗。与此相反的是，她不满意她前夫的姐姐索伯格·哈伯曼“现实主义的”建议。索伯格劝她向恰托的上层阶级亲戚们谋求资助，以便她回纽约去开一家印度餐馆。1月19日，史沫特莱在信中告诉弗洛伦斯她近来在把稿子卖给柏林最大一家报纸《德意志Allgemeine报》之后，继续写道，“至于开一家印度餐馆（！）我还不如开一个汤姆森式小吃店！如果我回去，我就会到《纽约世界报》去当一名记者或撰稿人，我几乎有把握在那里谋得一个好职位。这个前景时时刻刻在吸引着我……我爱索尔，我愿意为她去做一切——只是除了开餐馆。我不会烹饪，而且讨厌这种工作；我不会买东西，我不会计算2+2，所以要当个会计也是不合格的。我只会做一项工作：写。我宁愿饿着肚子写作也不愿开个餐馆过好日子。”她继续往下说的言外之意是她正为顺利通过她成为作家的障碍而努力：

我意识到我说话比写作好。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希望精神分析能使我的脑子摆脱这样一种观念（一种起源很早的观念），那就是：书本上的任何东西都体现着神圣，而我身上的则代表着粗鄙。我需要时间，这就是全部。我有了充分的时间，我就觉得能够胜任一切……正如我的医生所说，我在心胸和性格方面或多或少是支配性的、是男子气的。还说我，在31年之内闯过了三代人的文化，而在此过程中，我隐藏了、忍住了、压制了似乎是属于一种人性底层特性的……每一种倾向。甚至和她，我也争了好几天又好几天才承认我总觉得是卑下的一个事实。即使她在解释的过程中有时也似乎是机械的。我承认我对我父亲的爱恋——这是我早就承认的，我根本不反对这种感情——我还承认不喜欢我的母亲。所有这一类问题我都能无所顾虑、毫不困难地承认。和精神上的渴求相比，这都是些简单的事情。

在同一封信里，她说，内夫博士愿意把恰托挡开，正在证明对于她的康复具有决定性意义。例如，艾玛·戈德曼设法使她被邀请在2月到柏林大学去对英语系作一次有关甘地思想的学术报告，而恰托表示反对，这时内夫博士就为她而出面干预了：“我的医生上星期去找恰托，和他谈了一两个小时。她要求他克制自己，不要反对不是来源于他的一切意愿。比如说，他把我叫作傻瓜，因为我要到大学去演讲——并不因为那是大学，而因为我的题目是印度。他不能忍受不是来自他的一切。他要压倒我。她告诉他‘不要干涉’，如果他希望我康复。”结果是有益于健康的。2月16日她写信告诉弗洛伦斯：

再也没有说什么，直到昨天演讲以前，（恰托）问我是否反对，如果他来听讲。我表示可以。对于这类事情他是个苛刻的评论家，甚至他也说，我讲得不错……

2月在财务上也是个好月份。弗洛伦斯虽然仍旧要靠父母接济，但是她许诺史沫特莱每月寄给她25美元以供支付分析费用，期限的长短则取决于她的需要。史沫特莱自己也觉得有足够的自信在一家印度人的商业性杂志谋得一个职位，而由于德国货币这时已渐趋稳定，她尝到了一点经济安全的滋味。在她精神上更为重要的是，她继续把论述印度问题的文章卖给各种各样的报纸和杂志——爱尔兰的、法国的、印度的、德国的和美国的。

然而到了3月，精神分析的紧张和生活在恰托身边的紧张都变得不可容忍了。而当他们的房东太太由于服用一种麻醉剂过量而完全丧失照料房客的能力时，史沫特莱的耐性也突然枯竭。她离开恰托，搬进一个朋友家的女仆室——有一张床、一把椅子的一间小房间。恰托也跟着来了，但是很快就垮了，由于精力衰竭，也由于生了一种医生要求使用吗啡注射剂的病。在此后两个星期，史沫特莱成了那个迫使她出走的男人昼夜不间断的特别护士。恰托恳求她留下来和他呆在一起，并且答应要全力支持她，于是，在这个月底，他们又共同找到了一处新居。

1924年春，史沫特莱和内夫博士合作，以发现她对妇女和性生活的态度是怎样形成的。在写给弗洛伦斯的两封值得注意的信里，她记述了她从这方面的努力中获得的新见识。4月1日她写道：

当我还是个姑娘的时候，西部也还很年轻，暴力和体力的法则处于支配性的地位。女人，当然是男人想要得到的，但是被看重的是粗壮而能劳动的女人，西部的女人，大家庭的母亲之类，常常是高大、强壮、发号施令的女人。而不是这样的女人就会被人瞧不起，因为西部不需要“小姐”。能够赢得男人尊敬的女人常常是能够赤手空拳把他打倒在地再坐在他身上直到他叫救命的女人。至少，我那个阶级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的阶级是劳动阶级。当然我的母亲却纤弱、文静而温柔，死在38岁，并没有生什么特别的病，只是由于劳碌过度，精神寂寞和难以忍受的痛苦与饥饿。她不是高大到足够在我父亲不把工资带回家时狠揍他一顿的那种女人，于是我们就得挨饥，而饿得最厉害的是她一——以便省下一口让孩子们有点吃的，而我的父亲，是个喜欢胡思乱想——一个皮尔·京特（Peer Gynt）——生活在梦幻世界里的男人，他只要有了一点钱，一分钟也不耽搁，就会跑去痛饮。在酩酊乡里，没有现实扮演的角色，他却可以梦想自己是个大英雄，成就了不可能成就的业绩，以及诸如此类，等等。

在给弗洛伦斯的另一封信里，日期要早两天，史沫特莱说她不知道童年遭遇的那种贫寒和痛苦她是怎么能够忍受得了的：

听我告诉你。我常常思念我的同类。明年如果你不到这里来我就回美国一趟。我希望到时候我的钱够我到新墨西哥去，在父亲死以前看看他。我认为一个人有权在自己的创造者死以前看望他一次。把我往回拉的唯一的东西是压在我心上的感情压力。我将不仅去看我自己的父亲，我还要看看我没有能力加以改善的贫困。我童年的记忆在我回去以前也许已经可以理解，但是那些记忆仍将是阴暗的。我常常感到无所适从。我已经离开了一个苦难的世界，一个充满贫困、卖淫、愚昧和污垢的世界。我应该在没有能力加以改善的情况下再回去看看它吗？然后再一次走开，带着重新打开了的伤口，怀着更加尖锐的痛苦？我忘不了，然而又无法把这些东西解释成为合理的，那是我生长其中的土地。

以这种心情继续写下去，她把自己的努力和在德国的一些女朋友的成就进行了比较，她们是社会改革家、作家、艺术家、许多人都很有钱或是很有名：

卡琳·米凯利斯（丹麦小说家）来信（要我）明天和埃玛·戈德曼一道去见她，再同她一道去参观她的一个做医生的奥地利女朋友为贫穷的艺术家们开设的一个厨房……那位奥地利女医生已经邀请我到她在奥地利的家里去过夏天。我几次三番在想：“我应该把这种生活继续下去么，会见和结识一些在思想界工作的人，参观他们为穷艺术家开设的厨房，而不理睬总是生活在贫困和饥饿之中的那些人的汪洋大海，我从中走出的那个大海？……”

3月17日，史沫特莱写信告诉弗洛伦斯，她精神的脆弱状态使得内夫博士提议，她们两人一道去度三星期的暑假，以便不中断分析治疗。

4月，内夫博士离开柏林到奥地利去出席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她启程前一天，史沫特莱的病又有一次发作。她在4月的信里对弗洛伦斯说：“（这次发作）使我完全昏倒了四个小时。从此就一直在病，而她已不在这里。我不知该怎么办，弗洛伦斯，为了我这条命，我急需分析治疗……我已显得又老又丑，而丝毫也没有打扮一下的愿望。我对一切都不感兴趣，我实际上处于一种极少见的身心交瘁的状态……我总记得你那句话：没有认为生活是值得的那种幻想，是在受骗。我在等着，并且希望，精神分析会还给我那种幻想。”

弗洛伦斯曾谈到要在夏天来看史沫特莱，但是现在她说在明年2月以前不能前来（她的父母不赞成她和史沫特莱的交往，一定要她大学毕业后再到欧洲旅行。）

到了5月，史沫特莱又觉得被日常生活的负担和少量的债务所压倒。她四处告贷，先是向卡琳·米凯利斯，米凯利斯拒绝了，说她那位年轻的丈夫花光了她富余的钱，但是提到一位著名的奥地利女医师，说她或许能帮忙。史沫特莱找到这位女医师，但是未能得到帮助：她拒绝贷款，对史沫特莱说精神分析毫无价值，并且劝她回美国去。经过这一番挫折，史沫特莱开始向在纽约的弗洛伦斯·伦农和约瑟芬·贝内特以外的朋友透露使她感情激动的问题之广之多。她首先于5月9日写信给玛格丽特·山额：“你也经历过我这样一种生活。我相信你会理解小债务的含义。我终于写信给你是因为我知道你过去的生活曾使你和一些有钱的妇女建立了联系，她们曾在你通过深水区时设法帮助了你……我知道这样一些人理解你的工作要比我此时此地的工作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而我还是找你。”山额的答复是许诺为史沫特莱支付每月50美元的分析费用一年，与此同时，她敦促史沫特莱返回美国。²

这重新接上的联系把史沫特莱又带回到了节制生育的工作中。6月，她就如何有效地把节制生育的知识介绍到印度寄给山额一份详细的建议，并附有一份可能会愿意提供帮助的印度医生的名单。她还给山额寄去一封写给恰托的妹妹莎罗吉妮·纳伊杜的介绍信。莎罗吉妮是独立前的印度最著名的女政治家。但是她根据自己辛酸的经验，还提出了这样的忠告：

在站稳脚跟以前，最好不提妇女自由的观点。印度要比你想的反动。但是从改善民族和种族的观点、从儿童卫生的观点，你能够荻得进展。甚至提髙劳动阶级的地位在目前的印度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尽管时常抱怨她的分析治疗在“以蜗牛的步子前进”以及她的写作效率太低，史沫特莱在1924年春夏两季寄出的信件却显示那是一个在许多战线上都取得了真正的成长和发展的时期。

5月，她谈到了弗洛伦斯寄给她的：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的《法官》、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的《人间的枷锁》和《一个小男孩》和埃玛·戈德曼寄给她的，伊芙琳·斯科特（Evelyn Scott）的《脱逃》。在这些著作的启发和鼓舞下，她在5月23日吿诉弗洛伦斯：“有一天当我摆脱了财务上和精神上的炼狱，我要写点创作。而现在我只能日复一日写些能够立刻卖出去的东西。我的医生经常对我的精力和在一两天之间从忧郁的深渊上升到可以一连写作几小时的状况感到惊讶。”

6月，拉伊帕特·拉伊在向英国议会请愿要求加速实现印度自治之后返回印度途中，和史沫特莱有过短时间的聚会，不久，她写出了这个夏季最成功的一篇文章，“阿喀利运动”，发表在7月号的《民族》上。文章记述了英国士兵在旁遮普的又一场大屠杀。受害者们是阿喀利的成员。阿喀利是锡克族的一个改革派，一直在抗议英国要攫取他们土地的企图。在8月的一封信里，山额称赞了那篇文章，并且谈到史沫特莱在写作风格方面的进步。

在争取多受些教育的愿望驱使下，史沫特莱仍然计划着进大学；到6月，她已经在拐弯抹角地朝着那个目标玩弄花招：通过她和柏林大学一名英语教授发展一种个人关系来加强她的地位。17日，她写信给伦农：

柏林大学一个该死的德国教授正在追求我。他以为我是一个Miss，而我就是！他正在作出安排（让我）到柏林大学去开英语课。所以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德国人，邀请我每星期二1：30都去和他共进午餐！我们谈论文学，而我竭力避免“正如我丈夫昨天所说……”之类的话脱口而出。这位教授是个讨厌的家伙，讨厌得甚至使我无法恨他。今天是星期二，我在电话里说，我刚在波茨坦消磨了一个星期！我的生活变成了这样一种沉重的负担，由于有个求婚者而这个求婚者是个讨厌的家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这样一个讨厌的家伙。我知道，不定哪个星期二的2：45，他会掏出手绢，铺在地上，以无可挑剔的姿势跪下去，请求我接受他的求婚！哦，我知道我会打着哈欠告诉他，下星期二的2：45我会让他知道（我的答复）。他是那样一种人：他会就某一部希腊文手稿里的某一处为什么有一个句点写一篇博士论文，而在学位到手之后（他会发现）那个句点是个苍蝇留下的粪斑。他是一个语言学家，正在探索从“a”演变为“o”的过程。这一切都是我的耻辱。我32岁，死气沉沉，而且不漂亮。在我身上还剩下点生气的唯一迹象只是我的起誓和诅咒。

但是到了8月25日，她用非常强调的语气告诉伦农，由于恰托在对待性的态度上也有问题，他们之间达成了一项交易——他们可以继续留在一起，只要他开始精神分析。

恰托于9月1日开始接受分析，由德国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医师（麦克斯·艾廷贡（Max Eitingon），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创办人）主持，而且免费——都因为他是这样潦倒而又是个印度人，是他们希望研究的对象。这对于他非常困难，因为他已43岁，他的习惯已僵硬如铁。然而我是再也无法和他一起生活下去了，除非他经过分析洽疗。他自己几乎已经毁掉。由于他加给我身心的压力，他正每天每天在毁掉我。知道他准备接受分析，真使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那个夏季早些时候，史沫特莱的情绪曾有过戏剧性的逆转，她不再说她自己又老、又丑，对男人缺乏吸引力：

你说你使男人反感，并开始对爱情生活的可能性感到绝望。啊呀，我最亲爱的，我真希望我能把我自己的性别属性和你平分——任何一个能走路的男人，从垃圾工往上，都要停下来在我身上试试运气，或是希望能够试试。尽管他什么也不说，我能感觉出他的心愿。所谓“灵魂”有他自己的语言！但是象你一样，我也主张多夫！而多夫的女人不象一夫之妇受人欢迎。我在生活中并不多夫，但是我免不了有这种感情。在说过我这一生对性毫不关心然后又知道我主张多夫，是使我相当难堪的。然而，我得到多夫的欲望仅限于笔下，而不是在床上（请原谅话粗）。

在这封信里，曾经自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布伦丁夫人的史沫特莱，批评她们一个共同的朋友把她丈夫的姓加在她自己的前面。

如果说史沫特莱和男人之间的情谊和来往有些是背着恰托的，象她和那位德国教授的约会之类，却也有一起她确实是向他透露了的，而且为此她“让他付出了代价”。在得知弗洛伦斯在夏天堕入了情网之后，史沫特莱于10月28日写信给她：

然而我必须向你吐露一点秘密，你和我的医生是这个世界上我能够说这种话的仅有的两个人。我的丈夫嫉妒心很重，连我私下的想法（甚至我的医生、还有你）他也嫉妒，因此和他生活在一起十分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受到压抑的感情会要寻找而且也找到了一个牺牲品是合情合理的。我说的这个牺牲品是一个比我年轻8岁的年轻人，他不仅由于对我的爱慕，还因为他和我丈夫是以情谊和理想为纽带联结在一起的密友而感到痛苦。想想看，爱上了朋友的妻子——去对他和他妻子这样说！想想看，这妻子说：“我也爱你，我会象爱怀里的孩子一样温柔，然而又象保护自己幼儿的狂人一样猛烈。我的爱不要求有性的关系，却仍然是深沉而温柔的爱。”

在那个夏天，由于朋友们催促她返回美国，她继续和她对恰托那种矛盾的感情作斗争。由于没有护照和英国方面肯定会反对，恰托是不可能跟她一起到美国去的，而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又都不会获准进入印度。她仍然不情愿放弃她所认为的恰托的真正的爱和对她的关心。4月19日，她写信对米凯利斯说，“生活充其量不过是一段短促的经历，而失去爱，或是有意识地放弃一种伟大的爱，是非常困难的。世界上有许多男人我可以一道生活，但是我对男人的知识告诉我，和他们大多数人一起我会遇到比现在更糟的命运。而我，卡琳，我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并不打算过没有男人的生活！”

恰托在1924年11月开始接受分析，大约和史沫特莱开始到柏林大学去教英语会话和辩论课。同时。12月10日，史沫特莱写了一封信给当时正在英国作演讲旅行的玛格丽特·山额，在信里她把她的年轻印度情人，一个叫巴卡尔·阿里·米尔扎（Bakar Ali Mirza）的牛津学生，介绍给山额，而称他为“我的儿子”。到1925年1月，史沫特莱和恰托已经一致同意作六个月的分离。史沫特莱搬到了一个美国老朋友A·马歇尔·布利特·格拉比希（A. Marshall Bullitt Grabisch）夫人的家里。她是外交官威廉·布利特（William Bullit）的姐姐，他正和另一个美国人玛丽·凯勒曼（Mary Kellerman）合作创办一个在美国出售欧洲文学著作英译本的欧洲文学经销社。³

在1925年1月16日的一封信里，史沫特莱似乎支持伦农最近宣布的结婚计划，但是她提出了这样的警告：“你知道，我不是永久性‘婚姻’关系的赞助人。”一两个月以后，她要弗洛伦斯帮她在美国找一个文学代理人，她报怨，“近来所写的几乎全被退了回来……我正越来越多地依靠教书维持生活”。也许到了这时，史沫特莱已经使得有关印度的文章在需求市场上达到了饱和。

史沫特莱开始在学术性写作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研究时间。她的长文《世界政治中的印度》于1925年6月发表在德国最有声望的政治学刊物《地缘政治学报》上。

那年春天，尽管她个人的困苦处境相当难以说得清，但是自从年轻的巴卡尔·阿里·米尔扎离开德国几个月以来，史沫特莱和艾玛·戈德曼和卡琳·米凯利斯已有了一系列的书信往来，主要话题是年长妇女爱上年轻男人的种种悲哀。使得事情复杂化的是，史沫特莱不能容忍卡琳·米凯利斯的年轻丈夫。她相信，他是个同性恋者，和米凯利斯结婚只是为了获得一个“财务基地”。她并没有对米凯利斯“明说”她的疑心，但是她对这位丈夫的反感却发展得相当强烈，以至在7月又一次谢绝了要她到丹麦去看他们的邀请——这是很难作的决定，因为她正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柏林、摆脱恰托。

而恰托，则每天央求史沫特莱继续维持和他的“婚姻”。他的论点是，他的年岁已经不允许他从头开始再找一个，而她，在从政治和感情两方面都毁了他之后，现在要甩掉他是不负责任的。但是正象史沫特莱2月2日对卡琳所说：“我愿意为他的理想和他的国家去死，却不愿做他的妻子。”

到了1925年夏天，史沫特莱觉得她的分析已经走到绝处，她写信告诉弗洛伦斯，她对内夫博士已经再也“说不出什么”。7月2日，她停止再做分析。在请求山额帮助她在美国找个工作之后，她就逃离了柏林和恰托，到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和她结伴同行的是一个学生而又是女演员的朋友。在临动身之前（大约在7月），她写信对埃玛·戈德曼说：

恰托最终是会好起来的。他此刻正在萨克森。这星期他只（在柏林）住了几天，其余时间他都在为他的杂志拉广告，以便弄点钱。他每星期只接受两次治疗是太少了一点。他看上去疲惫而又苍老。我的心充满怜悯。我可以改变他那种面容，也能够使他恢复不少生气，如果我愿意回去和他生活在一起，甚至只消告诉他我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不能。我常想，他比我有价值得多；所有的人全都知道这一点——所有你们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所有的印度人，所有同时知道我们俩的人。但是我不能勉强我自己回去……我知道我如果回到他身边，不出一个月就会自杀。而我常常在想，我是不是到头来无论如何也会这样做的，即使并不回到他的身边……

恰托对她出逃的反应是动人怜悯的。他请她年轻的印度情人巴卡尔到捷克斯洛伐克去，恳求她回到他身边。巴卡尔照他的请求做了，但是无济于事。为了避开她和恰托之间的进一步对抗，她乞求卡琳·米凯利斯再发一个邀请，并提供一笔钱，让她在8月下旬到丹麦去和她会合。9月5日，史沫特莱从丹麦的小岛特鲁写信给山额：

我这里是在丹麦，和我的朋友你也许知道的丹麦女作家卡琳·米凯利斯一起在一个小岛上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我是两星期以前来的，而我仍然在希望不久会觉得好些，因为我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差，而且神经质。但是这里很冷——经常有大风从海上吹来——要过很长时间，才能适应……卡琳要我在这里住到12月1日，写出我的第一部著作。我想我会在这里住下去的，只要我能获得签证的延长，因为我不想和恰托同在一个城市，至少要再过几个月……然而我知道我不可能在三个月内写好我的书。我最多只能拟出大纲，写出初稿。卡琳愿意帮助我完成计划。这部分将以我的生平经历为基础，我打算把它写得直率而真实——这本书将使我失去朋友中的大多数，因为出书后，他们会羞于与我为伍。我不会失去你和卡琳和少数几个象你们这样的，但是大多数我会失去。我不得不以尽可能直白朴素的方式来写这本书，因为我的健康从来靠不住，我的头脑也坏到了我无从知道还能干些什么的地步。我始终是极不愉快，以至我对生活已不十分介意，我想，如果我写这样一本书，也许我的身体往后会好起来，要不就此草草了结，而在这叫做生活的该死过程中我也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大致就是我所能献出的全部。

但是11月12日，史沫特莱向弗洛伦斯宣布：

这里……猜猜看……什么。我根据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了一本书。已经完成了第一稿。

史沫特莱的第一本书，最后叫做《大地的女儿》，就这样在一个劲风不断的丹麦小岛上诞生了，接生的产婆是丹麦小说家卡琳·米凯利斯和俄国出生、流亡国外的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伯克曼，原拟的书名《一个社会弃儿》是有揭示性的。在以往的四年里，她的书信所表达的是，孤立与疑惑，深沉的渺不足道之感和知识上的自卑，再加上任性和不驯的强烈迸发.她那缺乏锻炼的语言常使她的作品——象她的演讲一样——具有喜剧或喜歌剧的素质。因为她常常显得不信任和在摆布她的朋友，伦农和戈德曼，米凯利斯和山额，恰托和巴卡尔，这些给了她支持和爱的这些人，他们有时发现很难体会她那种孤独感的深度。埃玛·戈德曼曾在5月28日写给亚历山大·伯克曼信里说：

我懂得孤独和渴望的痛苦。我因此同意你的看法，无论男人或女人，都需要有个真正关心（自己）的人。女人的需要更甚，然而在达到一定年龄以后，她会发现要遇到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她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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