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延安，1937

西安事变以后，红军便开进了延安山寨。延安是古老的县城，历来是陕西北部贫困山区最重要的交易和行政中心，位于长城以南100英里，有很长一个时期，是商人和入侵者前往西安的门户。例如，在13世纪，成吉思汗和他的骑兵，就是通过延安长驱直入而席卷中国的。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把延安描写成“偃卧在山峦环抱的盆地，坚实的城墙在岩石突出的山坡攀援直上峰顶，现在依附着城墙的是许多新近构筑的蜂巢般的防御工事。”一条河流从旁流过，好象是围绕着这城古老的和近代的城垛的护城壕沟。但是，尽管重要而古老，它却是一座小城：只有一条主干大街，两旁是些平房铺面，人口不足一千。大街一端有一座已被废弃的天主教堂，另一端是宋代（954—1268）（当为960—1279。译者）留存至今的一座宏伟的城门。耸立山头俯视山寨的，是一座8世纪的佛教宝塔。

蒋介石被劫持以前，在西安周围布置了一条遏制共产党人的军事封锁线，目的在于切断共产党人从本省获得各种物资的供应来源和控制这一地区的出入通道。外国新闻记者是被明令禁止进入红军根据地的。这时急于前往延安的史沫特莱，在1937年1月12日这一天，利用西安事变后的混乱，在她的红军护送人员提供的卡车后车厢里，悄悄地混出了封锁线。

史沫特莱经过三个星期的周折，乘着那辆卡车，缓慢地穿越过红军正在把村落的框架结合成一块新苏维埃区域的陕西中部，来到了延安。周围的乡村使她回想起青少年时期熟悉的美国西南部的荒凉地貌：“乡村是荒凉的，没有人烟。我们有时也会遇到一个小小的村落，只有几家人家，几个衣衫褴褛的农民……（再往南，我们）来到了高高的台地。这里的台地使我回想起美国西南部那些广阔的台地……（不同的只是）这里的台地斜坡形成了台阶状，有些地方已开辟成为梯田。但是有些地方，我们往往一整天也看不见一块种植庄稼的梯田。雨水冲掉了许多梯田，野草正在先前的梯田里长起来。那些地方已经荒芜多年。”史沫特莱所见到的荒芜是西北大饥荒的后果：在1928到1933年之间，大约300万人，几近陕西人口的半数，都由于饥饿而死去。交替出现的干旱和洪水摧毁了农业。传教士们曾经组织了一个国际救灾委员会，但是遇到了种种令人生畏的障碍。委员会试图送去谷粮，但是这个省既没有铁路也没有河运系统可供运输谷粮；即便有一些道路。也不适宜这种用途。在整个饥荒时期，在外的地主和彼此竞争的军阀，都把他们最好的土地用于种植生产鸦片的罂粟以保障他们最可靠的商品收成，同时，还侵吞了不少饥民救济金。

除了想要亲自考察农村状况之外，史沫特莱还急于访问红军部队。经过三天道路崎岖的40英里旅行，她在潼里获得了第一次机会。潼里是个已经荒芜了一半的县城，这时成了红军第一军团总部驻地。一军团的军团长左权，是她在上海庇护过的军人之一。她到达不久便受到丁玲的欢迎。丁玲作为她正式的东道主已被从延安派来护送她余下的路程。就在潼里的东西两侧，驻扎着她从未见过面的两位红军英雄的部队，一位是勇敢、活泼、生性快活的贺龙，另一位是其貌不扬、严肃而质朴的彭德怀。她在潼里地区逗留了两星期，花费了不少时间访晤彭德怀。她在《中国的战歌》中记下了最初的印象。

“太平军的幽灵！”我暗自惊叹，因为贺龙看上去不象是中国汉人，倒象某种陈旧的版画上所描绘的民间故事里有胡髭的蒙古人或中亚细亚人。他已是个四十四五岁的中年人，但是步履矫健、敏捷如豹。他走近时，我发现，他的服装十分古怪，有好几种颜色，因为是用许多旧军装残余的布块拼制而成的。他上身是褪了色的灰制服，下身的裤子却是黑色，裤子紧绷在身上，简直象是化了妆要演出中古戏剧似的。在他青色的中国式布鞋口上，露出了白色的短袜。从脚踝到膝盖，是一片鲜亮的绿色，那是按人字交叉裹紧的绑腿。他那一身服饰中似乎还缺少了点什么——噢，对了，一条耀眼的腰带和一柄弯刀。

在继续前往延安的路上，史沫特莱有丁玲做伴。丁玲是她所认识的在有关妇女和婚姻的观点上和她自己相近的唯一一位著名中国共产党女党员。这两位女性全都坦白直率、无所顾忌、风风火火，而且习惯于“象男人们”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她们又都很钦佩俄国女革命家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尽管交谈困难——史沫特莱只能讲几句蹩脚的中国话——但是他们之间却发展着一种相互尊敬的感情。

史沫特莱和丁玲到达延安时已是黑夜，立刻便被带去见朱德和毛主席，他们都住在城边山坡上各自的窑洞里。史沫特莱的第一印象是：朱德生性合群、平易近人；毛，则超然离群和“在精神上落落寡合”。第二天，史沫特莱应邀在有延安人口大多数出席的正式欢迎集会上发表演说，她讲话将近一个小时。她谈到自己在密苏里一块肮脏的小农场上度过的早年岁月，生动地叙述了她在1918年由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而被投入监狱的经历。她说美国人民理解中国人民为反对日本侵略而进行斗争的感情。“你们并不孤立，你们的斗争也不是没有引起关注”，她最后指出，“你们的斗争是全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这是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说，充满了她个人的感情。甚至通过一位中国翻译听讲的群众，也被这位有着罗马人宽阔前额和锐利的蓝眼睛的外国女人的话语所深深感动。她讲完时，他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当然，史沫特莱并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来客，她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为数不多的外国友人之一。亲自来欢迎她的有陈赓、刘鼎、丁玲、周恩来和其他一些她在上海庇护过或在西安共过事的同志；马海德，是一年前经她劝说来到西北的那位美国医师；王炳南和王安娜，是在西安照顾过她的那一对夫妇。所以，围绕着她的到来而形成的，是一种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们无从干预的老朋友公开聚会的欢乐气氛。而且，史沫特莱在延安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中竟奇怪地象在家里一样自在。尽管有着特色鲜明的中国地物，这山城仍然使她回想起本世纪初美国西部那些简陋的小镇。她作过一个有趣的比较，她把那些新近来到的红军战士比作刚从牧场来的没有见过市面的牧童：“对于那些红军小伙子来说，这也算得是个大城市了——大到能让那些商人把他们骗得晕头转向。”

在城里一所老鼠成灾的屋子里住过几天之后，史沫特莱搬进了城外山坡上一口宽敞的窑洞，离毛泽东和朱德的住处都不远。她在最初几个星期里釆访了毛泽东、彭德怀、朱德、周恩来等人；她在便携式打字机上整理釆访结果的打字声常常响入深夜。在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她和年轻的翻译吴光伟，也就是被史沫特莱和其他外国人叫作莉莉·吴（Lily Wu）的那一位，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莉莉是个很有魅力、离过婚的少妇，参加革命的大学生，丁玲剧团里的演员，（史沫特莱第一次见到她好象是在西安。）不久搬进了紧邻史沫特莱的窑洞，和她成了亲密的朋友。在一个军事营地里，史沫特莱、丁玲、吴光伟成了独一无二的三人小组：三个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都希望妇女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能享有较大的权力。

到4月，史沫特莱已经安顿下来，着手较长期的写作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红军传奇式农民总司令朱德的一部传记，她经常在晚上去对他作长时间的釆访。他们使用一种中文、德文、英文的混合语，而在确定难以沟通时求助于吴光伟、马海德和黄华。其成果就是在史沫特莱死后6年才得以出版的《伟大的道路》（1956）。在中国，这本书至今仍被看成是一部经典性著作，近年来，已经有数百万册新译本售出。

符合其个性特征的是，史沫特莱并不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釆访和写作，她还同时投身于另外好几个项目。她吁请国际社会向延安提供物资和医务人员。著名的加拿大外科医生，共产党员，西班牙内战中的英雄诺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之所以会到中国西北部来，应该部分地归功于史沫特莱的呼吁。她成了一名干劲十足的图书馆员，负责扩大新建不久的窑洞鲁迅图书馆外文部，以服务于延安人口中不断增加的学生群；纽约出版的《新群众》由于图文并茂而成了最受欢迎的读物。她努力吸引外国记者来访延安，鼓动他们突破西安的国民党封锁。到5月和6月，她的工作始见成效，维克多·希恩（Victor Sheen），厄尔·利夫（Earl Leaf）和海伦·斯诺（Helen F. Snow）等等便陆续来到。她甚至还发动了一场节制生育运动，但是在邻村农民以为这位蓝眼睛外国女人是要让他们服一种具有神奇力量的药而把她从上海买来的一种灌洗用柠檬制剂喝掉之后，就不得不放弃了。成功得多的是史沫特莱发动的灭鼠圣战，和有关卫生重要的宣传。起初，许多人都嘲笑她那种西方人对待鼠类的“偏见”，但是当毛泽东以他的权威的全部分量加以支持时，他们也就哑口无言了。不久，从北京和上海运来的捕鼠器就对延安古老的鼠国人口开始产生严重影响。

史沫特莱从事所有这些活动的时期，是1937—1945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6个月战争间歇期，也许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攀登权力高峰30年历程中最轻松的一个时期。毛和他的同志们正想着做实验，连西方的社会和文化形式都打算试试。为贯彻新的统一战线路线，实行一切愿意抗日的分子团结合作的方针，而采取了一些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措施。在农村，成立了新的统一战线政治联合管理机构，第一次举行了选举。锋芒指向地主的土地改革措施取消了。跨越阶级界限的妇女和青年团体在组织起来，扫除文盲的运动也在进行。

为所有这些活动所振奋的史沫特莱——也许，以为在延安看到了革命的未来——她采取了可能考虑了多年的一个步骤：在1937年的3月或4月，她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是遭到了拒绝。当她得到否定的答复时，她号啕痛哭，而且，使身边的人们惊愕的是，她哭得近乎歇斯底里。党的宣传部长陆定一试图把这种拒绝解释得容易接受些，说这是因为她作为一名记者留在党外会起更大的作用。但是，尽管她继续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农民的事业，而在延安被拒的这一事实却是她终生未能完全从中恢复过来的一次毁灭性打击。现在回顾起来，能够解释那次被拒的理由显然不少，例如，她那种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和中国人的怀疑，尤其是在和孙夫人争吵之后，怀疑她接受党的纪律的能力。所有这些因素又和自从史沫特莱来到延安就一直在酝酿的一场争论联系着，这场争论在这年夏天她被党拒绝之后达到了高潮。

2月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别的一些领导人曾鼓励史沫特莱为介绍一种新的娱乐活动所作的努力。这种活动就是西方风格的交谊舞。史沫特莱确信，这些坚强的长征幸存者需要学会放松和娱乐。她还认为，舞蹈会有助于打破那些领导干部被妻子们强加的严格社会戒律。她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架旧留声机和一些西方唱片，而到了3月，她和吴光伟就在天主教老教堂里教开了舞蹈夜课。红军丈夫们都是不带妻子来的，但是和他们一起还有少数刚从北京和上海的校园前来报效统一战线和革命的男女青年。埃德加·斯诺写道：

由于她是在美国西部牛仔中间长大的，她喜欢《在老斯摩基山顶》、《红河谷》和《她来时将从山那边来》之类的民歌，（在这类歌曲唱片的配合下）她教大家跳方阵舞……起初，很少女士愿跳，常常只有男人在跳。艾格尼丝说，每一场舞跳下来，她觉得她的脚就象被一整个师踩过似的。这时她44岁，头发已开始发灰；但是她有一个孩子般的精力，而且懂得游乐的愉快，她把这种“土包子们”的舞会办得比第一流的纽约舞会更加欢快热闹。

史沫特莱是在玩弄炸药，却似乎并不知晓。无疑是她那种坚定的西方女权主义有关婚姻和两性自由的观点使她变得盲目，但是舞会却在延安的窑洞里造成了一种爆炸性气氛。史沫特莱和她那位漂亮的伙伴和翻译吴光伟，越来越受到了延安女同志们尖刻的批评。这种局势在1937年6月以一种极不寻常的方式达到了极点。史沫特莱曾把经过情形告诉埃德加·斯诺，以下是斯诺在她死后（以日文）复述的那个故事：

延安的妇女开始注意到那里的男人中间出现了不驯的气氛，就怀疑艾格尼丝是主要的祸根。比如，她们认为，一个外国女人竟会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在她的窑洞里和她们的丈夫谈话是不可思议的……据说朱德将军的妻子——她本人也是个久经锻炼的战士——就不喜欢她的丈夫单独接受艾格尼丝一次次长时间的采访，而且把这一点告诉了他。当朱德笑着告诉艾格尼丝时，她吃惊得睁大了两只蓝灰色的眼睛。她对朱德说：“认为军人和女人在一起时只有一件事情可谈岂不是布尔乔亚思想？”最不欣赏史沫特莱的，是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而史沫特莱也明确地表示，她认为子珍过的是一种枯燥的修道院似的生活，而且，并不具备作为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资格。她以不理睬贺子珍的行动表明了这种观点。因此，她们之间虽不曾发生过具体的争吵，却存在着不小的怨恨。

（接下去，斯诺详细复述了一个在很多回忆录中被提到，对史沫特莱此后的生活道路有重大影响，在下文被称作“吴光伟事件”的故事。其后里，简言之，导致了毛与贺子珍的离婚，吴光伟被迫离开延安，史沫特莱在延安老红军女战士中的孤立）

据尼姆·韦尔士（Nym Wales，斯诺的第一个妻子）叙述这同一故事的较短一个版本说，贺子珍曾扬言要枪毙史沫特莱（《中国共产党人》，第二册）。这确实是一场深刻的冲突，使得延安的老资格革命女性，和史沫特莱以及刚从大城市来到而对农村生活所知甚少的少数女性，处于对立状态。尽管双方都同意，在新社会中妇女应该在经济上独立，但是各方对于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婚姻各有迥然不同的估价。史沫特莱长时期以来始终相信，婚姻对于所有的妇女都是一种压迫制度。而延安那些妇女老革命却认为一夫一妻制婚姻是中国妇女赢得的一项重大胜利，是一种应该加以保护和增强的文化上的进步。她们不准备容忍引进一种“自由相爱”制度，这在江西苏区早就试过，而害苦了许多妇女（《中国季刊》59期，1974年7—9月）。不消说，毛轻易获准离婚也使她们深感不快。现在回过头去看，似乎清楚的是，史沫特莱在这种争吵中所持的立场和她那种西方的“解放”行为所引起的反感，给了党的领导人们以充分的理由，设法使她离开延安。

春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被拒和后来的莉莉·吴事件，对于史沫特莱的精神都是沉重的打击。留在延安的最后两个月内，她曾努力以尽可能的忙碌求得补偿。她不管不顾，继续教她的舞蹈课。但是也转而从事园艺和扮演养父母的角色。在留存下来的一些信里，她试图以牧歌式的措词描绘她的生活；以隐藏她的失望。7月21日，她写信告诉兰德尔·高尔德：

在战争（气氛）和有关战争的流言声中，我在这里开辟了一个美国花园。外边的朋友给我寄来了种子，各样都有；包括藤蔓植物、旱金莲属植物；还有各种蔬菜：茄子、豆类，西胡芦、黄瓜。我动锹挥锄干了几个月，直到现在，我的花才开始开放出引人羡慕的。美丽花朵。当这些花结籽时，我将把它们分送给许多农民；好让我们这里的花能有几种新品种。

8月下旬，史沫特莱摔下马来，伤了脊背，从而延迟了离去的日期。她准备离开时的心情是苦与甜参半。她在延安常常感到真正的愉快。她知道，除了还有一些人以外，朱德和周恩来仍然对她很有好感；还有朱德甚至把他的马“云南”送给她作为一种友情的表示。但是她对毛泽东却有越来越大的反感，也许是把他看成了拒绝她入党的根源。她再也没有见过他，而她此后对于毛泽东的描绘是尖刻的。以下是40年代留存下来的一例：

我在延安见过毛泽东许多次，或是在他工作的窑洞，或是在别处。我觉得很难和他的目光相遇，他回答我的问题总是采取绕圏子而回避个人责任的方式。有几次他干脆就不愿回答，从而使我觉得他并没有听进去。不知为什么，他似乎对自己缺乏信心，尽管他的人望和权威是不容置疑的。我出席过好几次有他讲话的公开集会。场地在露天，听众难以数计。他的演讲术并不高明。他说起话来就象嘴里含着一口汤粥，他的说话声也难以使人听清。他肯定知道这种情况，而总是使用简短易懂的句子，但是缓慢并且多次停顿，这样，前几排的听众就能把他的话向没有听清的后排听众转述。然后是全场一片表示赞成的嗡嗡声，毛就等待这种声音平静下去了再继续讲。他开始演讲还是非常平静，两只手一动不动。然后，他就会开始指手划脚，而他的演讲也就越来越糟。这倒关系不大，因为非常准确的是只要靠近他的那些人一开始鼓掌，在场的所有人就当然会响应。这是颇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因为能使人感觉到，无论毛说些什么，他都是所有听众的代言人。

1937年9月，史沫特莱终于启程前往西安，带着伤痕，却并未折断，她已经在盘算着到前方八路军去和朱德、周恩来会合的途径。她决心继续为中国革命而战斗下去。不过她的这种使命将始终只是她自己交派给她自己的任务了。

[11.htm](第十一章 “白色女皇” 西安事变,1936—1937.md)index.htm[13.htm](第十三章 八路军,汉口的魔力,1937—1938.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