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一九三○年一月五日） “中央此信（指二月九日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三次进剿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份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的消灭。在将来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六次大会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十分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武装暴动。但革命的发展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精神。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有可能。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现在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的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这封信对红军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之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一九二七）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因为：（一）红军多不是本地人，与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之刻不能离。……” 这一段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理由应该是：集中了才能打破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池。打破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池，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份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上发生些实际的效力。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大的原则。至于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大要如下：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里所谓“打开”，就指近距离的，或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与三十一团之永新境内的分兵；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之赣南各县分兵，七月之闽西各县分兵，都是适例。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这到这些目的，甚至反因分兵而遭失败，削弱了红军势力，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一样，则不如不分的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是无疑地应该分兵的，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兵比集中更有利。至于在严重环境下为保存实力避免目标集中而分兵，此点我在原则上是反对的，前头所引前委给中央的信内业已说明。此外，将来是否有因为经济情况不许可集中而应该分兵工作的时候呢？那也或许会有，但我不能对此下一肯定的断语，因为我们还没有这种情况的具体经验。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国民党统治从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的会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粤湘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政策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成〔诚〕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卢两部均土匪军，战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力必不大；只有张贞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团好的；且现完全是无政府，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仍在的；赣南的希望更是很大，吉安、永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此一年中，要在上海、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立无产阶级的斗争基础，使能领导浙赣闽三省的农民斗争。江西省委必须健全，南昌、九江、吉安及南浔路的职工基础须努力建立起来”。 上面一年为期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机械地规定着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在我的意识中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意义，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机械地说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机械性和急燥性。但你不相信一年争取江西，则是由于你之过高估量客观力量和过低估量主观力量，由此不相信革命高潮之快要到来，由此而得到的结论。至于江西主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仍如前头所说，没有新的意见增加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残余即地租剥削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有力。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自来都是外省军队前往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之关系切身，而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干涉的影响比较小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要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暴动比哪一省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要多了。 毛泽东，于上杭古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