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彻底民主主义的不断革命者
陈独秀的民主主义思想构成他的政治思想体系中核心的内容，是他一生思想脉络的主线。它是随着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演变而发展的。
五四运动前，他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以西方英美法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来批判中国封建时代的旧传统、旧思想、旧伦理。1920年秋在十月革命浪潮的冲击下，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而晚年客居四川江津时，发表《我的根本意见》及给西流的信中，又批判了当时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政论界胡适在《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一篇序文（1）中从右的角度欢迎他回到资产阶级民主立场上来。彭述之是大革命时期中共陈独秀手下的第二把手，中国托派领导人，陈独秀早年的亲密战友，他在《悼陈独秀》一文中从左的角度批判陈从革命的无产阶级阵营倒退到反动的资产阶级阵营，对学术思想界自那时起至今一直起了极大的影响。我国自陈独秀学术研究解禁以来，不少学者（2）作了与彭述之内容大体上相同的指责。最近胡明先生在《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春之卷发表《陈独秀晚年的文化见解及逝世后的文化评估》一文中大肆称赞彭述之对陈的评价“以一个光耀的民主主义者踏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以一个最不名誉的民主主义者钻进坟墓里去。”是对的。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地干扰着我国陈独秀学术思想研究的进展。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彭述之攻击陈独秀谬论的错误性。
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最终倒退到资产阶级民主制立场上去了吗？不是的。他自从接受马恩列托的教导后，他的民主思想是沿着不断革命的轨迹，向人类历史最后最高的无产阶级民主制迈进。
陈独秀深受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启示，在《十月革命与“不断革命论”》一文中热烈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验证了不断革命论的无比正确性。
“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之序幕的俄罗斯十月革命，乃是我们的二大首领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携着手第一次实践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的道路遗教。”（3）
他俩遵循1847年马恩发表有名的《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停止培养工人尽可能更加明确认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武器，以期在推翻德国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就开始进行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4）以及马恩在1850年3月为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局起草的致德国支部一封信上说：“当民主主义的小有产者愿意使革命急速完结，至多只要实现上列的要求时，我们的利益和任务就在不断革命，使一切大小的资产阶级都被逐于统治之外，使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使无产者的联合不独在一国向前进步，因此使这些国家内无产者的竞争消灭，至少使各种生产力集中于无产阶级的手中……你们的战声必须是：不断革命。”
列托为了实现不断革命，在深的方面就是不停顿在每个阶段，由资产阶级革命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断的行向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广的方面就是不停顿在每个国家，由俄国很快传播到匈、保、德各国，而不断的行向世界革命。本文侧重的在阐明广的方面，陈独秀说：“他们把俄国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只看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序幕，始终认为它的成败是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胜负相连的。”（5）
因为俄国是小农占多数的国家，只有实现下列两个条件共产党才能最终取得胜利：第一，在这种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得到一个或几个先进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及时支持下才能取得最终胜利。第二，是同农民妥协。
托洛茨基早就预见在一国的革命从事粉碎地主的统治及政权的斗争时，全体农民都会站在革命一边；但当从资产阶级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时，就会发现农民会反对集体主义与国际主义，那时它不得不向世界革命寻求援助。俄国工业的贫乏和落后无论如何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难以克服的障碍，只有在社会主义的西方的援助下，才能打破和消除这些障碍。他说：“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全力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不能把它的暂时统治转变成稳定而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6）
1906年2月列宁写道：“我们要对农民运动支持到底，但是我们应当记住，这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而不是那个能够实现并且完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的运动。”（7）1906年4月他又说：“俄国革命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取得胜利。但是它没有足够的力量保持胜利的果实，……因为在一个小农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包括农民）在无产者从争取自由者走向争取社会主义的时候，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者……要防止复辟，俄国革命必须有非俄国的后备军，必须有外来的帮助……就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8）
陈独秀深受列宁和托洛茨基思想的启发说：“很明显的，列宁始终认为十月革命只是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之起点，并不是认为俄国一个国家具备了经济条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可以独自建设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是在全世界整个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之部分的突破，是全世界资产阶级阵地较弱无产阶级主观力较强的部分之突破。要维持它，巩固它，主要的是在它不断的向外发展，即是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成为真实联系，在全世界总的阶级战争的形式上决定最终胜负，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观点。”（9）
俄国革命领导人在十月革命前后这段时间内都酝酿在“不断革命论”浓厚的气氛中。就是斯大林本人在1924年4月，即列宁死后3个月，在他自命为发挥列宁精神的《列宁主义问题》的著作中也曾写道：“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10）
斯大林为了反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需要，1924年12月，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全面的陈旧的公式”。他说，“缺点就在于把不同的问题连接成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可能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一问题可以应当肯定的；另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可以认为它无须革命在其它几个国家获得胜利就有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因而免除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的问题——这个问题应当否定的。我且不谈这种说法会引起一种想法，以为用一个国家的力量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11）
斯大林修正的说法完全违背了列宁、托洛茨基等领导人的一贯理论，甚至他自己已发表的说法。他之所以在短短几个月间臆造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陈独秀曾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论述其产生原因如下：
他以列宁之死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党的全体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使资产阶级进攻不能发生什么作用。后期即斯大林继列宁而执政时期，主要的特征，就是二元政权的势力增长。由于内战停止及世界革命到来的迟缓，群众要求恢复他们的疲劳，要相当提高物质生活。无产阶级在内战中大批阵亡，战后又一批转业行政，工会，苏维埃等工作，力量涣散而被甩到后面去了；而非无产阶级成分，官僚系统的国家机关的人员、职工会合作社的职员在政权上占领了大部分势力。新经济政策促使小生产者重新复活，一些转为中等资产阶级的耐普曼，农村富农势力抬头。斯大林有意以“列宁的征求”为名招收党员，打开列宁一向小心把守的党门，让投机分子蜂拥进党与机关内来，用个人迷信吹捧他。这更加速了国家机关和党的官僚主义化过程。陈说：“此时党对国家机关已不能起领导和监督作用，倒转过来，国家机关反用官僚的系统和势力来支配党。”（12）
斯大林的“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保守的理论就在这个环境中形成了。陈说：“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十月革命的基本方法，列宁主义之主要的教训，都被斯大林加以严厉的修正，以适应党内外新生的小资产阶级的职员之安富尊荣及其畏难苟安避免革命震动的心理。”（13）这些小资产阶级认定革命把他们的社会地位高高抬起，已经完成使命，现在想坐享革命的成果，在一个国家内关起门来和平地建设社会主义，安度他们和平而舒适的生活了。但托派激起贫农反对富农，和工人反对新兴资产阶级分子及官僚的压迫，以期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如果对外推进世界革命，一旦在帝国主义国家内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其革命浪潮必将震动苏联的无产阶级觉悟，起来打破官僚的统治，这在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层看来，都是极度危险的。因此对于以“不断革命论”为出发点的托派，不断加以攻击与迫害。托洛茨基以反革命罪被开除党籍，褫夺其一切职权，被流放。1929年初，又被驱逐到土耳其。上千百万的革命战士，也因同意托的意见，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而被开除党籍，甚至被监禁和充军，不少人因此被枪杀。
“此时表现二元特征的中派斯大林政权，若没有工农群众力量来克服富农、新有产阶级及官僚的反动，使十月革命复兴，使无产阶级专政更臻巩固；则特米尔多终不免到来，将成立一个反革命的独裁政府，无产阶级政权将宣告灭亡，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回到资产阶级的统治”。（14）
苏联自1920年代末掀起大转变的风暴后，斯大林乘1934年基洛夫被刺之机，诬陷托洛茨基奉帝国主义命令指使行凶，掀起一场三大公审的大镇压高潮。陈这时正在南京监狱与同狱彭述之辩论。彭认为陈思想发生倒退的大转变。当时未形成文字，待陈到江津后才发表《我的根本意见》与给西流的信说：“我根据苏联二十年来的经验，沈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15）
彭述之对陈批评当时苏联的政治体制时说：“但陈独秀……而以其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公式来判断苏联的堕落过程。因而他又进一步把斯大林的官僚独裁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混同起来，宣称斯大林的官僚独裁乃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必然产物，甚至把它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专政归纳之于同一范畴。”（16）
陈独秀说：“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17）这句话前面他已分析清楚：“如果说斯大林的罪恶与无产阶级独裁制无关，即是说斯大林的罪恶非由于十月以来苏联制度之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当时苏联违反了民主制，就是不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堕落，所以陈说斯大林对外宣称他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是领袖的独裁。”拙著《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之我见》（18）已交代清楚。因为无产阶级独裁由于未实现无产阶级民主，最后蜕变为个人独裁，这就是无产阶级独裁之逻辑的发展。“试问斯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制之独裁而发生的呢？”（19）彭述之及诸学者们仅凭断章取义以一二句话便断定陈攻击列宁的无产阶级独裁制。
陈独秀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乃是俄国激进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的布朗基主义。德国此时的纳粹主义，即旧的普鲁士主义与新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混合物。”彭述之认为陈把斯大林的一切背叛思想及一切政治上的罪恶，都归咎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从而断言说：“从此独秀的思想便最后转到了资产阶级极端反动的阵营，而以反布尔什维克，反第四国际思想与政策的十字军急先锋自居了！”（20）斯大林当政时，把格柏乌警察大权凌驾于党与政府之上，党内民主窒息，布尔什维克蜕变为德国的纳粹国社党一样。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后，共同瓜分波兰，完全证实了苏联党已堕落，与纳粹国社党一样行为。
陈指责苏联斯大林当政时布尔什维克主义堕落与纳粹主义一样，并不指十月革命初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陈在死前仅几天发表的《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中说：“十月革命是全俄绝大多数人民在共产党解放劳动者解放农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帜下成功的；革命胜利后，三样都一一实现了，并非是俄国共产党的空头支票，所以当时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都看着莫斯科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灯塔，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参谋部。前期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后期苏联则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21）
陈指责苏联布尔什维克在斯大林当政时，堕落与法西斯纳粹国社党一样，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个人独裁，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当人们未发现时，陈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勇敢地站在最前线战斗，孤单一身不怕众讦围攻，实在难得。他并没有从坚定的无产阶级民主立场倒退到资产阶级阵地上去。
从俄国民主革命不断的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到从俄国社会革命不断的扩大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断革命一贯的逻辑。孟什维克对无产阶级不信任，而向资产阶级妥协，所以把俄国革命限于完成民主主义，拼命阻止它发展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去，可以称为“民主主义阶段论”。斯大林把已经超过民主主义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限于俄国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极力妨碍它发展到全世界去，这可称之为“民族社会主义阶段论。”（22）
斯大林尽量利用这二套阶段论，来牺牲无产阶级的及弱小民族的利益，来维护民族利己主义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必然对世界革命的国际社会主义彻底的背叛。所以当时陈独秀说：“不恤牺牲各国革命，不恤忍受不名誉的和平，以谋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之安全，这是苏联的国策。”（23）
陈指出二战亚洲战场：“假使俄国仍旧坚苦的守着当年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场，中日战争一开始她便应该以全力援助中国”，“而应该以领导中国抗战为她自己的责任，并且应该出兵参加战争，凭着苏联和中华民族共存亡，这才是国际社会主义者的态度，这才是领导国的态度。”如果是这样，中国的战局不会败得这么快。（24）
1941年4月，希特勒快要发动侵苏时，苏日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承认日本在中国扶植的伪满洲国，以图换取日本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不进攻苏联，从而严重损害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事业，违反国际社会主义原则的精神。
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希特勒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后，9月1日纳粹军队侵入波兰，17日苏联入侵波兰东部，两国合谋肢解波兰。陈独秀说：“苏联若仍旧站在国际社会主义立场，便不会和希特勒妥协；便不会把代表民主主义，领导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向法西斯蒂进攻这一伟大事业说成为他人在火中取栗；更不会伙同法西斯蒂瓜分波兰”。（25）
瓜分波兰后，苏联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实行武装占领。1940年2月1日苏军入侵芬兰，3月12日强迫芬兰签订停战协议，占领其领土11%。
苏联破坏别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残暴的践踏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陈独秀认为苏联把民族利己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作为立国基础，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把它与法西斯相提并论，就是根据当时它的行径与纳粹一样侵略他人。这是高度科学的见解。
苏联为求自身安全而牺牲别国利益的行为，同英法美绥靖政策并无二致。陈说：“不错，英法美苏是一致避免战争希望和平的，然而他们所希望的和平，是跟在侵略者的后面，承认侵略者侵略弱小民族的既成事实，以避免战争。这是对侵略者的和平。他们对于国内的反对派或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很不和平的。”（26）这些行为完全不利于世界人民正在进行的反法西斯战斗，是造成希特勒之所以在欧洲大陆横冲直撞，横行无忌，如入无人之境的根本原因。
上面论述了陈所说斯大林不恤牺牲弱小民族，以忍受不名誉的和平。至于他又怎样不恤牺牲各国革命呢？
先说彭述之对陈这个问题的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独秀的思想倒退更是惊人，他认识这次战争只是民主反法西斯主义侵略的战争，并肯定说：在这次大战中绝没有革命的前途。因而他宣言站在英法美民族帝国主义方面，坚决反对在这些国家内进行革命运动。根本反对列托以国内战争去转变帝国主义侵略了。于是独秀便完全退到了享法曼格德和蒲列哈诺夫的社会爱国主义的立场，而与现今的布鲁姆和阿德里之流沆瀣一气了！”（27）即陈倒退到维护旧资产阶级民主立场上。
第四国际认为二战战火猛烈程度远胜于一战，一战后期尚能爆发十月革命及德、匈、保一系列世界革命，二战后失败国必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因而采取列宁一战时的战略将帝国主义转变为国内战争。而陈认为这次战争没有震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便肯定地说“英法失败后，革命起来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统治之假定，这完全是幻想奇迹”（28），原因如下：
（A）“各国的革命力量，已为斯大林派摧残干净。”（29）
第四国际在1938年成立不久便发生二战，全世界各国的革命组织刚刚处在萌芽幼弱状态，根本没有具备领导工农群众推翻整个资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况且斯大林横加摧残，苏联国内经过1934—1938大镇压，革命前卫力量已被毁灭。国际上以西班牙内战时期说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党人被杀害几十万人。其它各国托派也被斯派或格柏乌暗杀很多。
（B）“各国的资产阶级有了1871年和1917年的经验，战败后宁肯把武装交给国外的敌人，免为国内的敌人所利用”。
（C）“此时德国的武装和战术及统治征服地的方法，均非1871年和1917年可比，英法政府军失败后，民间一时决不能苍头特起。”（30）
斯大林为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之安全，当获得二战胜利战果时，必要巩固它在东欧的特殊势力范围，对此范围以外的西欧、巴尔干等国共产党采取民主主义阶段论的手法，向资产阶级妥协让步的策略，同时要这些国家共产党采取民族社会主义阶段论，放弃以苏维埃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来搞社会主义革命。
1942年11月法共加入戴高乐领导的联合阵线，组成了全国抵抗委员会，将法共游击队25万5千人统一在法国内地军内。1944年7月意共加入以英美盟军为背景的政府内阁，意共的加里波的纵队153600人合并于自由义勇军内。希共在1944年9月与英签订卡塞塔协定，把正规军76535人、后备队5万人交给盟军希腊战区部队总指挥官斯克比领导。其它各国也如此，党及军队都受资产阶级领导，工农群众手足被缚，失去了独立自主的能动性。
当英法联军由敦刻尔克海峡败退英伦，戴高乐远逃北非，欧洲大陆被德军占领，由于德军装备先进精良，解放军武器低劣，傀儡政府推行纳粹的专政统治方法，严禁反法西斯及罢工运动、国民议会等中间斗争，各国共产党及群众难以营造革命形势，发动起义夺权。正如陈所说：“一切均非1871年和1917年可比，英法政府军失败后，人民难能起义。”
待1944年6月英美联军在诺曼弟登陆开辟西方战线配合苏联东方战线夹击德军时，各国解放军乘机进攻德军，劳苦群众认为社会主义大好革命形势已到来，纷纷占领工厂及政权机构。当时法巴黎及全国90%，希腊雅典及全国90%，意罗马及北中地区均行解放。欧洲工人沉浸在胜利气氛中。但自1945年春德国宣告投降后，局势发生大转变。西欧、巴尔干人民原与法西斯的矛盾已转变为和英美盟军及本国资产阶级的敌对矛盾。革命人民一旦翻身作主有了自己的江山，个个意气风发，誓死守护。资产阶级着了慌，戴高乐于1944年11月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密谋策划。早一年斯大林在三强外长会议上，已做出牺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换取东欧势力范围。便决定指示多列士、陶里亚蒂回国为资产阶级效劳共同镇压工人革命，命令共产党及解放军退出占领的工厂及行政机构，把武器交给盟军。法共部分领导及各地战士坚决反对，杜克洛于10月宣布将爱国民兵改为爱国警卫队，不愿解散。各国许多城市还爆发了连续不断的示威游行，双方争执。后经多列士、陶里亚蒂压服。希共这时犹蒙在鼓里，仍与英军作顽强的战斗。殊不知斯大林早已将希腊划归英国势力范围，结果惨遭屠杀，血染雅典城。（31）
由上可知，各国资产阶级有了1871年和1917年的经验，怕自己政权不稳，金身难保。他们明白斯大林为获得东欧势力范围放弃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而工人自发的阶级革命性难以驯服，宁愿把武器交给国外敌人英美联军，免得政权被人民推翻，历史事变完全证实了陈独秀死前（1942年5月）预言的正确性，此次战争无震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彭述之无视陈预言正确的三大因素，指斥陈说这次大战绝对没有前途，反对列托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革命，倒退到享德曼格德和蒲列哈列夫的社会爱国主义的旧立场即保护资产阶级民主立场。
陈独秀曾说：“政治上民主主义与经济上社会主义乃相辅相成的。”（32）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那么也可说一国建成无产阶级民主也是不可能的。只能说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之序幕，也即是无产阶级民主之起点。如果把社会主义建设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舞台内，则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日久必堕落为个人独裁，那么无产阶级民主也必中途灭亡，为个人独裁所取代。陈于1934年5月15日给托派国际书记局的信中不是说过吗：“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所谓‘工人国家’与苏维埃政权只有名义上的存在”。所以我们提出“保护苏联”是错误的。陈接着说：“我们必须把‘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代之以‘重建十月革命精神的苏联’这个口号。”（33）
所谓“重建苏联十月革命精神”，是指再次发动十月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根本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包括斯大林的社会帝国主义在内，不是像以后赫鲁晓夫发动苏联体制原封不变，仅改换几个上层官僚的政治革命。因而他说建立“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34）才可在国际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的基础上，建立人类社会最后最高的无产阶级民主制。陈于死前1942年4月19日发表《再论世界大势》一文中所列人类进化表上未来世界一栏内已阐明很清楚，这就说明陈的民主主义思想路线从未倒退到旧资产阶级民主立场上去，而是沿着不断革命路线向前上升到人类社会最后最高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因此我们称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彻底民主主义的不断革命者”。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