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特权阶层

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时，毛泽东和朱德的游击战士是衣衫褴褛和饥饿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夺取政权前驻在延安的领导层，就会发现他们并不十分苦。这个领导层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前的十年中，到底已领导了一个统治几千万人民的政府。特权享受是相对的。在内战中，那些日后在北京享受到的奢侈品是享受不到的。但是，这个毛泽东主义领导层的历史根源却留下了它的痕迹。它采取了在道德上要官僚层隐闭它的特权享受的形式。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占主要地位的旧统治家族认为，暴发户的挥霍是低级趣味。苏联官僚层就因为这种组俗的自大的奢侈生活变成臭名昭彰。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却有另一观点。他们认为，特权愈不明显，所遇的反对力量就愈少。文化革命就是在消除不平等、废除官阶和重新恢复‘平民生活’的口号下发动的。西蒙，列斯，一位观察敏锐的比利时人、艺术史家、及汉学家，在一九七二年作了六个月的访问后，对中国的实况作了一个很好的描述：“在火车上……头等、二等、三等的名称是没有了，但是有‘硬座’、‘硬铺’、‘软铺’的分别。这和过去的等级完全一样，票价是高一倍到三倍。在军队里，外表的徽章几乎完全消失了；但被宽大军衣所代替；军官有四个衣袋，士兵只有两个衣袋。因此，坐头等车的上校，只是睡‘软铺’的穿四个衣袋军装的军人—一个有两个衣袋的人，恭敬地替他提皮箱。在城市里，我们还可以分得出坐吉普车的四个衣袋的人，坐着挂窗帘的黑轿车的四个衣袋的人，以及有吉普车在前面带路的，坐在有窗帘的黑轿车的四个衣袋的人。”¹

中共从来没有把一九四九年以来所强加给中国的工资差别当作机密。中共的宣传家只用以下的理由来解释：在一个刚从资本主义制度出来的贫穷国家的过渡经济之下，必然会有不平等。抽象地看来；这解释似乎有点道理。但是，只要看看工资差别的程度，上面这种解释，就变成诡辩了。列宁和布尔塞维克采纳了一种工资制度，即苏联的政府和党的工作人员的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早期的布尔塞维克政府内的工资差异不超过五比一，而且高工资是付给专家和技术人员，不是党干部。²

一九五六年中国政府实行一种国家公务人员的等级制度，其中有三十级，最高级的工资比最低级的工资大二十八倍！³高级干部和政府人员，除了拿薪金以外，还可以把房屋、汽车、司机、随员（包括佣人）、饮食和旅行等公费开销。

中共最高层，利用四衣袋军服等烟幕，把它的奢侈生活隐藏起来，不让普通老百姓和外国访客看见。我们得感激少数进入中共内圈的人的报导，因为没有他们的报导，我们很难知道中国统治者的生活状况。对五十年代的中共生活的一个最出名的报导，就是周鲸文写的《风暴十年》。

周鲸文原是东北大学校长，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他曾参加中共在一九四九年所成立的联合政府，而在一九五七年逃亡到香港以前，是北京政府的一个高级干部。周鲸文逃到香港写这本书时，已成为毛泽东政权的死对头。所以，在斟酌他的证言时，应该把这点考虑在内。但是以他当时的地位，他的确可以看到他所描写的东西。让我们先引他的报导，再看看能否从其它方面来证实它：

部长及部长级的大人物“有特许的购肉、购油卷。市场开市，先有吉普车或卡车排列成行，有肉先供他们取用，剩下的轮到人民头上是些残皮碎骨。”“每家都有有名的厨师。我每次在各首长家里吃饭，他们必津津夸耀他们的厨师过去侍奉过那位名人，或是由某大饭店调来。”“在要人公馆里，我吃过溥仪（宣统皇帝）的御厨师所作的中菜西菜。”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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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说，周鲸文为了政治恶意，伪造这些事，或者夸大其词，我们还有当今中国政府所公布的毛派最高领导人的腐败生活的情形来作证。我们在前面几章提及王洪文的挥霍及江青的皇后行为就是个例子。事实上，对中国领导层所掩盖的秘密之幕的一个最大突破，就是江青在一九七二年讲给美国学者洛克珊·威特克听的回忆录。

在某种意义上看来，北京目前指责江青接见威特克的访问录揭露了国家机密是真有其事，因为中国统治者的私生活原是紧密保护的秘密，现在竟给她打开一个可以给外人窥视这个私生活的小洞了。

现在让我们在威特克的指引下进入皇宫吧！事实上，自从周鲸文描写了五十年代高官的豪奢生活以来，甚么都没有改变，只是要人不是登火车而是乘飞机到城外的别墅去。在一九七二年八月的一个晚上，江青先到广州的别墅，然后派专机到上海去接威特克和几个翻译。

“余、老陈和我被送到一个偏僻的机场。机场上只停了一架银色的喷射机…… ⁶

　　威特克以下面的语句描写江青的别墅：

“通向江青的别墅是条狭小的弯路，路的两旁是深阔的竹林。在竹林中，年青的解放军卫士背着上了刺刀的枪，半隐半现。别墅是幢宽广的只有一层楼的近代建筑物，周围是热带花园：攀缘的九重葛、鲜艳的木槿、浮在地塘上的粉红色的莲花、芬芳的木兰花、茉莉花、姜花、有节奏的蝉声配和着群鸟的噪鸣。”^{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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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鲸文在五十年代所观察到的新兴的毛派官僚层的一切豪华生活，现在都已变成最高层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应有的特权享受。这些特权享受包括全体随从人员、私家厨师、外来准备极好的昂贵食品的特别供应、和私用的大厦。江青每月的薪金是四百元人民币。这个数目在中国已相当大—等于一个不熟练工人或农民的一年工资。但是没有人会认为江青所沉迷的像王室一样的奢侈品能够以每月四百元的薪金足以偿付，虽然中国的物价很低，即使根据目前政府的说法，江青在一九七二年还与毛住在一起。

威特克还告诉我们另一个证据。江青不但有无数的钱，以及指挥大批佣人的权利，而且有权叫‘她’的兵士用绳子把公园拦了几天供她和她的朋友私人享受。威特克写道：

“她在广州的渡假期间，虽然没有红楼梦的大观园姶她使用，但是她却保留了与大观园差不多的庭园给她自己享受：一个从她的别墅直伸到珠江的兰花花园（广州兰圃）…… ¹³

　　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有这样的生活。在社会等级中的较低层次，官僚与群众的接触比较频繁，因此他们的生活给群众看到的机会比较多些。譬如加拿大环球邮报驻北京记者约翰·勃恩斯就如此描写他所观察到的中级干部的生活：

“当然，高级干部有工人所没有的费用。他们的典型是：拥有几个房间的公寓，甚至于有一座房子，每月的房租要五十元人民币。与他们比较起来，普通工人住的两个半房间要付一两元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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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当权派和倒台了的毛派在特权问题上的明显差别就是，邓小平集团已经把贿赂当作当然的事情，很少有甚么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虚伪的运动了。而江青却是痛骂高官生活奢侈的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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