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成就

任何社会的成就，特别是一个经过了激荡人心的改组和变化的社会的成就，必须要用两种尺度来衡量：第一，用过去的情况；第二，用必需满足的客观需要。

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将近一百年的历史，是一段最黑暗的历史。伊罗生在“中国革命悲剧”一书中写道：

“商业资本及廉价工业品的侵入农村，结束了农民的旧式的自给自足生活，但是，由于整个国家的交通及生产技术落后，农民不但不能够适应这个变化，反而被这个变化弄得破产了，为了生存，他必须为售卖而生产，但是他土地少，耕种方法原始，使他很难（虽然不是不可能）顺利地这样做。他不但不能生产足以供给他的剩余品，而且还要借债购买肥料，购买粮食以度过收获之前的难关，购买种子，偿付农具的租金及费用。他为了这些债务，不但抵押他的收成，还要抵押他的土地，利率永远不低于百分之三十，而且常常在百分之六十、七十、八十以上，甚至于更高呢！沉重的赋税，军阀们的横征暴敛（这些军阀是统治他的），迫使他更深地沉沦于债务中，且使他和他的土地—任高利贷者和收税吏为所欲为”。¹

　　这种穷困对于农村人口的健康及生活所起的影响是可以想象到的，革命后在中国服务了十五年的一个外科大夫，洪若诗医生（DR. JOSHUA S. HORN），对过去的情况作如下的描写：

“在完全缺乏卫生的情况下，可以看出贫穷与无知。由于卫生设备的完全缺乏，苍蝇及跟水有关的疾病如伤寒、霍乱、痢疾等等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寄生虫的传染极为普遍，因为未经过卫生处理的人粪便及动物的粪便是土地的主要肥料，人民活在饥饿的边缘，身体的抵抗力弱到流行病一来，千千万万的人都要死去，一九三五年中国的平均寿命为二十八岁。”²

　　与这些过去的情况比较起来，中国目前在很多方面的收获是使人难忘的，新政权鼓励用群众力量来消除由来已久的灾祸，如传染病、因基本食粮分配不均所引起的饥荒、文盲、娼妓、妇女和少女的强迫婚姻、及其它旧社会的恶习。格雷（JOHN G GURLEY）在“中国的经济及毛派的战略”（CHINA’S ECONOMY AND MAOIST STRATEGY）一书中，总结了一些中国革命的成就：

“中国的胜过一切的基本的经济事实是，二十年来，中国已经使每个人有吃、有穿、有住、身体健康，而且使大多数人受教育，几百万人饥饿的现象已经不再有了；人行道上也没有一大群人睡在地上或在求乞；几百万人生病的现象也没有了，要找这种可悲的情况，我们不要到中国去，而要到印度、巴基斯坦及其它落后的国家去…… ³

　　最感人的成就在于公共卫生、小学教育、及对整个人口的基本食粮、布料、房屋及工作的供应，要达到这些成就，中国亦需要消除通货膨胀，因为在所有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里，通货膨胀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破坏力，以下的报告是关于中国的公共卫生的：

“预防注射和公共卫生教育的广大运动，医学训练的加强，以及健康服务的普及化，在事实上已经消灭了过去极为猖獗的疾病—白喉、百日咳、破伤风、天花、小儿麻痹症、霍乱、肺结核，甚至于梅毒，跟西方的人一样，中国人现在最通常的死因是癌症及心脏病，这就是进步的象征，因为这两种病一般是在老年时才有的。”⁴

　　这些成就达到何种程度，是很难马上掌握到的，在革命以前，以上的每种疾病都有很多人得到，譬如北京的一所大学，在一九四八年所作的健康检查，发现百分之十八点二的学生患有肺结核。⁵

在一九四七年，全国只有六万六千张病床；到一九五六年，已增加到二十六万二千张。⁶最近的数字还没有公布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在过去二十年内，病床的数目一定增加了很多。

过去在农村横行的寄生虫传染病—钩虫、疟疾、血吸虫病、黑热病、丝虫病—都在六十年代初期被控制住。

替农村提供适当医药服务的运动是中国一件新的事情，因为过去的农民一生都没看过一个医生，这个运动的推行，经过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训练成千成万的辅助医疗人员，所谓“赤脚医生”，另方面是让医生到公社去服务一段时期。

关于这些计划的一些报导是非常动人的。它一方面告诉我们巨大的进展，另方面则告诉我们，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农村仍是极端贫穷。洪若诗医生回忆了一段与中国医生的讨论，这位中国医生，于一九六五年参加一个医疗队，在河北省北部住了一段时期：

“……我起先以为从舒服的城市生活转变到艰苦的农村生活是很难的，但是，当我看到我的同事适应得那么快，就大感惊奇，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吃惯了过去在北京连看都不看一眼的糙米饭，热烈地参加艰苦的劳动，而且跟农民很合得来，我对一个外号叫“上海姑娘”的娇生惯养的年青女医生表示惊奇，她说：‘我也觉得奇怪，我来这儿以前，我以为我决吃不惯小米煮的饭，因为太硬了，我的胃消化不了。可是，奇怪得很，我一点也没有问题，在开头六个星期，这里生活很苦，砖坑太硬，根本不好睡，虱子又多，粪坑又臭，我很讨厌用农民吃过的碗盛饭。现在，一切都习惯了，我比在北京时睡得更好，虱子也不怕了，农民又好又慷慨，使我对我的吹毛求疵感到惭愧，我为甚么要挑剔呢？这些农民几乎每天都从早工作到晚，替大家生产食粮。’⁷

　　我们很难估计这些措施对人的寿命能延长多少，加拿大经济学家李屈曼（BARRY RICHMAN）作了一个研究，他的结论是，中国一个普通老百姓在一九六六年能够比革命以前“多活十二至十六年”。⁸

两个最普遍的对社会一般进步的度量，是初生婴孩死亡率及识字率。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政府对增进公共卫生所达到的一些成就。除了文革那几年高等教育所受的挫折以外，政府继续提倡小学教育，以及教不识字的成人读与写。

因为中国已经十七年没有公布统计数字，所以很难估计这方面的成果，当西方经济学家企图从片断的统计资料来做估计时，他们常得出对中国非常有利的结论，表一比较中国与几个亚洲国家、美国、和苏联的初生婴孩死亡率和成人识字率。

	初生婴孩死亡	成人识字率
中国	20	96
孟加拉国	130	35
缅甸	100	67
印度	139	36
印度尼西亚	125	56
伊朗	40	40
马来西亚	26	60
巴基斯坦	124	25
菲律宾	68	72
斯里兰卡	45	70
泰国	23	80
美国	18	98
苏联	26	98

*1977年亚洲年鉴（香港：远东经济评论，1977年）第14页。

这些数字表明在保健和初等教育方面，中国已达到先进国家的水平，而不再与大多数半殖民地国家同类了。

下面几章将考察工业及粮食生产的发展，这里应该谈一谈中国革命的另一个社会成就。那就是，除了官僚层及它的一些弊病以外，土地及工厂已不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这意味：中国能够从事集体工作来改进土地和工厂，由于它们不是私有财产，因此不会一开头就窒碍了集体工作。

每一个访问过中国农村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关于农民在灌溉工程、开荒、建筑及其它对国家有利的工程方面采取主动合作的故事，其中一个是文革以前华北一个穷公社的老农的故事，这故事可以说是许多同样情况中的一个例子，这个老农过去受过重伤，曾到北京给洪若诗医生治疗过，洪医生后来到公社去看望“老张”：

“山上稀薄的空气使我的嘴唇干枯，太阳光从山路旁的石头上反射过来使我眼花缭乱，虽然他最近受过伤，而且劳苦了五十年，老张晒得黑黑的，留着小胡子，跑起路来像个山羊，我实在赶不上他……。下山坡的时候，他指出下面村庄的标志，“他说：‘看见下面那几幢瓦屋顶的房子吗？我去年盖的，你从伦敦来，伦敦是世界上大城市，你可能不会觉得这些房子大，但我很喜欢它们，屋顶厚，夏天不热，冬天不冷，十二年来，我们替每家多盖了四个房间。’” ⁹

　　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穷国家相比，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完全不同，在中国，能力被解放了，但是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等穷国家里，能力还不会用在生产上，这是中国较光明的一面。

04.htmindex.htm0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