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国转轨的国际矛盾
中国已经成为区域及全球经济的一个主要力量。不但在1985-1995这10年间的多数年份，中国维持着两位数的实质GDP增长，而且在1997-1998东亚危机期间和危机之后也都维持每年7%的快速增长。摩根史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罗奇〈Stephen Roach〉认为，「中国现在的增长率十分强劲，占了2002年全球生产总值增长的17.5%，对全球增长的贡献仅次于美国。」（注1）到了2002年，中国占了亚洲GDP的17%和出口的20%（注2）有些购买力评估甚至指称中国占了亚洲GDP的一半。（注3）
| （单位：10亿美元） 国家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45.28 45.46 40.29 40.80 46.77 52.77 - - -2.22 5.21 2.57 12.43 -3.98 -3.00 -3.61 -1.49 -1.77 -1.37 -3.44 4.45 7.14 7.83 6.40 1.32 1.97 -1.61 0.67 5.14 4.28 1.11 -.070 4.68 -0.36 -2.75 -4.55 -5.88 -7.07 3.30 7.36 5.74 3.37 3.65 0.86 5.56 2.19 2.32 1.76 0.29 1.30 1.11 1.59 1.92 1.45 1.14 1.03 |
|---|
来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 Key Indicators 2002, Key Indicators 2003(www.adb.org) and Asian Recovery Information Center Indicators (http://aric.adb.org). The PRCdata are an updated version of those provided in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2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2).
许多进步派学者和运动人士，惑于中国出口导向的快速增长而宣称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成功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宣传中国是个发展的典范，其增长战略可以而且应该让其它国家效仿。在我们对中国国内经济动力的分析中，已经论证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反映了对中国经济的误解。本章我们要证明：支持「中国为典范」也表现了对作为国际体系的资本主义的矛盾逻辑的误解，以加强我们的论点。
事实上，我们将看到，脱离更广泛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动力，尤其是不平衡发展和生产过剩，就不能完全理解中国快速经济转轨的性质和结果。我们对这些动力的分析将强调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增长是由于其它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而且也反过头来加深了这些矛盾。换句话说，中国的增长既表明资本主义限制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助长了资本主义的这种限制作用。因此，中国的增长战略不是提供了值得我们支持的发展典范，而只是强化了整个区域的竞争压力，从而伤害了工人群众及其小区。
如前所述，中国在区域经济中越来越具主导作用，很大程度是由于能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如表10所显示，1997至2002年间，FDI流入中国的净值远超过邻近国家。实际上，在1997-1998的危机之后，除了中国和香港，以及危机之后短暂地出现在泰国和南韩的「掠夺式投资」，FDI在东亚主要经济体的净值不是停滞就是减少。由于这些FDI的趋势，中国逐渐成为东亚区域除日本之外的主要出口中心。
（表11）显示在2001年中国是印度尼西亚（重要的石油输出国）以外，唯一没有因为外部核心市场（尤其是美国）的萧条，而减少输出的国家。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主要东亚经济的总体出口在1995年之后比以前大大减缓了，以前的趋势是每5年出口就增长两倍。简而言之，中国在东亚区域日渐停滞的总出口额中占有越来越高的份额。
中国不但越来越主导东亚区域的出口，也快速改变自己出口品的性质。例如：1985年，49%的出口是初级产品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制成品。到了2000年，这些产品的比重下降到大约12%，而非资源基础的制成品则占了大约88%。高科技出品的比重在同时期从3%跃升到22%。
| 中国 | 27.33 | 62.76 | 148.96 | 183.74 | 194.93 | 248.20 | 266.14 | 371.42 |
|---|---|---|---|---|---|---|---|---|
| 香港 | 30.18 | 82.14 | 173.56 | 173.69 | 173.79 | 201.99 | 189.84 | 139.50 |
| 台湾 | 30.73 | 67.21 | 111.66 | 110.58 | 121.59 | 148.32 | 122.87 | 130.60 |
| 新加坡 | 22.81 | 52.75 | 118.19 | 109.89 | 114.73 | 137.93 | 121.72 | 125.09 |
| 南韩 | 30.29 | 67.81 | 131.31 | 132.70 | 143.65 | 171.83 | 149.84 | 153.28 |
| 印度尼西亚 | 18.60 | 25.68 | 45.43 | 48.84 | 48.65 | 62.10 | 64.82 | 63.04 |
| 泰国 | 7.12 | 23.07 | 57.20 | 54.49 | 58.50 | 68.96 | 65.11 | 68.85 |
| 马来西亚 | 15.41 | 29.42 | 73.72 | 73.47 | 84.55 | 98.15 | 88.20 | 96.23 |
| 菲律宾 | 4.61 | 8.19 | 17.37 | 29.50 | 35.48 | 38.06 | 32.14 | 36.55 |
| 总计 | 187.08 | 419.04 | 877.39 | 916.91 | 975.87 | 1176.54 | 1100.67 | 1186.57 |
来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 Key Indicators 2003, www.adb.org.
「日本电子与信息技术产业协会」2003年所做的研究突出地显示了中国已经快速成长为电子产品的主要出口国。根据这个研究，中国在2003年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出口国，在12项主要输出项目中就领先了8项。这些包括了手机、彩电、笔记型计算机、桌上型个人计算机、PDA、DVD放映机、DVD光驱以及汽车音响。这显示了中国的稳定爬升。在2000年，中国还只有两项占第一位，2002年也只有5项。「在中国未占支配地位的四个项目里面，分别由日本在数字相机、汽车导航、印度尼西亚在录像机、新加坡在硬盘机上领先，但是，由于中国在录像机和硬盘机方面的生产快速成长，很可能在未来两年内赶上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注5）
中国出口品的转型当然是受到外国公司的推动，如罗奇〈Stephen Roach〉所指出的：
超过10年以上，中国出口增长的活力来自西方跨国公司规划的外包策略，远过于来自本国公司的快速增长。从1994年到2003年中期，中国的出口从1,210亿美元增长3倍到3,650亿美元。结果，外资企业－全球跨国公司的中国分公司以及与工业化国家合资的企业－占了中国当期出口增长的65%（注6）
外国公司对中国高科技出口品的支配作用是很显著的。在1996年，外国公司的相关企业占了这些出口的59%，1998年占了74%，到了2000年则占了81%。（注7）
因为中国出口品的转型，东亚区域其它经济体的出口导向策略能否继续下去，现在受到相当大的威胁。例如：根据菲律宾经济学家欧福瑞尼欧〈ReneOfreneo〉的说法：
现在，随着中国在工业结构的深度和质量上都逐渐有所发展，连新加坡等较为发达的亚洲经济体现在也感受到完全苏醒的中国巨龙的竞争压力。除了婴儿成衣之类的低价劳力密集产品之外，中国目前生产越来越多低价的中等科技产品，例如电话机、洗衣机、复印机之类的家电产品，以及计算机外设、键盘、磁盘驱动器和桌上个人计算机之类的电子产品。因此，对绝大多数东南亚经济体而言，中国已经是竞争者。（注8）
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也提出类似的观点：
中国已经是一个劳力密集制成品的主要生产国。而且，由于中国加入了WTO，2005年WTO的纺织品与成衣协议终止之后，一般预料中国将在自由化的纺织品与成衣全球市场占有更大的份额。因此，中国给目前生产纺织品和其它劳力密集制成品的东南亚国家提出了重大的难题。此外，中国在附加价值链上的地位也稳步上升，它的机械和高科技产品出口快速增长。过去5年中中国在亚洲电子产品出口总额中的占有率增长了两倍多，到2002年已达到30%。相对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占有率则巨幅下降。非正式的记录也显示高科技部门的生产设备已经从新兴东亚国家和日本转移到中国。（注9）
对中国占居区域经济的主导地位，绝大多数的解释是认为，中国已经变成竞相出口进军美国市场的东亚国家中最具吸引力的平台。在中国营运的外国公司「与美国贸易基本上是顺差，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则是逆差。这显示了在东亚的FDI投资者利用中国做为出口到西方市场的平台，他们的母国则提供这种营运方式所需要的投入品。」（注10）
表12突显出这样的发展，揭示了中国在东亚地区对美出口总额中占有愈来愈多的份额。在这儿又再度表明，整个趋势的发展是，东亚区域的出口总额增长更加缓慢而中国在其中却占有愈来愈多的份额。表13显示了：中国的出口品愈来愈多流向美国市场之际，其它的东亚主要出口国家大部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却有点下降了。表14则对同一趋势提供了更广大的视角。总的来说，中国出口到亚洲的份额日少而出口到亚洲之外的核心国家市场则日增，东亚其它国家的趋势正好相反。
| 中国 | 2.34 | 5.31 | 24.74 | 38.00 | 42.00 | 52.16 | 54.36 | 108.23 |
|---|---|---|---|---|---|---|---|---|
| 香港 | 9.30 | 19.82 | 37.85 | 40.70 | 41.50 | 47.08 | 42.41 | 17.93 |
| 台湾 | 14.77 | 21.75 | 26.41 | 29.38 | 30.90 | 34.82 | 27.65 | 26.76 |
| 新加坡 | 4.83 | 11.22 | 21.58 | 21.86 | 22.06 | 23.89 | 18.76 | 19.11 |
| 南韩 | 10.79 | 19.42 | 24.34 | 23.08 | 29.60 | 37.81 | 31.36 | 33.76 |
| 印度尼西亚 | 4.04 | 3.36 | 6.32 | 7.05 | 6.91 | 8.49 | 9.92 | 9.44 |
| 泰国 | 1.40 | 5.24 | 10.08 | 12.18 | 12.67 | 14.71 | 13.25 | 13.52 |
| 马来西亚 | 1.97 | 4.99 | 15.31 | 15.89 | 18.53 | 20.16 | 17.82 | 21.37 |
| 菲律宾 | 1.66 | 3.10 | 6.22 | 10.15 | 10.49 | 11.41 | 8.99 | 10.39 |
| 总计 | 51.10 | 94.21 | 172.85 | 198.26 | 214.66 | 250.52 | 224.51 | 260.51 |
来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 Key Indicators 2003, www.adb.org.
| 中国 | 8.5 | 8.5 | 16.6 | 20.7 | 21.5 | 20.9 | 20.4 | 29.1 |
|---|---|---|---|---|---|---|---|---|
| 香港 | 30.8 | 24.1 | 21.8 | 23.4 | 23.9 | 23.3 | 22.3 | 12.9 |
| 台湾 | 48.1 | 32.4 | 23.6 | 26.6 | 25.4 | 23.5 | 22.5 | 20.5 |
| 新加坡 | 21.2 | 21.3 | 18.3 | 19.9 | 19.2 | 17.3 | 15.4 | 15.3 |
| 南韩 | 35.6 | 28.6 | 18.5 | 17.4 | 20.6 | 22.0 | 20.9 | 22.0 |
| 印度尼西亚 | 21.7 | 13.1 | 13.9 | 14.4 | 14.2 | 13.7 | 15.3 | 14.5 |
| 泰国 | 19.7 | 22.7 | 17.6 | 22.3 | 21.7 | 21.3 | 20.3 | 19.6 |
| 马来西亚 | 12.8 | 16.9 | 20.8 | 21.6 | 21.9 | 20.5 | 20.2 | 22.2 |
| 菲律宾 | 35.9 | 37.9 | 35.8 | 34.4 | 29.6 | 30.0 | 28.0 | 18.4 |
来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 Key Indicators 2003, www.adb.org.
支持中国模式的进步派往往回避了中国的增长是否威胁到东亚区域其它国家经济的健全发展的问题，而新自由派分析家大致说来却直率得多。大多数新自由派认为即使有上述所强调的FDI和出口的趋势，中国的兴起实际上是东亚区域其它国家的一个良机而不是威胁。他们宣称，毕竟这也不是东亚区域第一次经历重大的生产关系重组，前几次的生产关系重组预示了如今被广为传诵的日本、四小虎（南韩、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增长奇迹，以及晚近所谓东盟三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出口导向增长奇迹。
实际上，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巨大的绝对规模以及中国的出口品依赖进口原材料、零部件与机器设备使得中国的增长成为愈来愈强劲的区域经济火车头。要使这样的可能性成真，只需东亚国家调整它们自己的生产活动来响应新的良机。这意味着取消不利于货币、商品和生产性资本在东亚各国间自由移动的所有障碍（同样也要放松每个国家内部经济运行的管制），这样跨国资本就可以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率」（即利润极大化）的区域分工。只有当区域中的其它国家做不到这点时，中国才构成威胁而非良机。
顺着这个逻辑，雷让〈Ramkishen Rajan〉驳斥「日益忧心东南亚会在同中国激烈竞争FDI中『落败』的恐惧」，以及「许多区域观察家和决策者发出的出口悲观论」，说那仅仅是犯了逻辑上的「合成的谬误」（fallacies of composition）（译按：指误以为对个别、局部的情况是对的、合理的，那么对由个别合成的总体情况也是对的、合理的）：
| 中国 | 1990 | 68.8 | 10.3 | 10.2 | 10.7 |
|---|---|---|---|---|---|
| 香港 | 1990 | 46.5 | 19.8 | 27.3 | 6.4 |
| 台湾 | 1990 | 38.2 | 18.2 | 36.0 | 7.6 |
| 新加坡 | 1990 | 51.1 | 15.9 | 23.1 | 9.9 |
| 南韩 | 1990 | 35.4 | 15.5 | 33.4 | 15.7 |
| 印度尼西亚 | 1990 | 67.7 | 12.2 | 13.9 | 6.2 |
| 泰国 | 1990 | 39.2 | 24.1 | 25.3 | 11.4 |
| 马来西亚 | 1990 | 59.8 | 15.6 | 18.1 | 6.5 |
| 菲律宾 | 1990 | 37.5 | 18.8 | 40.2 | 3.5 |
来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 Key Indicators 2000, Key Indicators 2001,Key Indicators 2002, Key Indicators 2003, www.adb.org.
11）
David Roland-Hoist〉在主张「中国的兴起对东亚决策者既是良机也是威胁」时，也预测中国的「长期发展将使它成为东亚的重要进口国」，也是可畏的出口竞争者。（注12）对「东亚经济体的各个国家而言」，中国在区域和全球经济的日益重要要求「它们适应更开放的多边合作，在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共同努力降低贸易障碍。只有这样，它们才能不被排挤出目前既有的出口市场，并充分取得新的出口机会……这些机会主要来自中国，一方面直接来自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间接地则因为它从世界其它地方吸收中间产品来满足出口的需求。」（注13）
2010年中国融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景，东盟在2002年11月的会议中已达成原则的协议。根据泰国经济学者Suthiphand Chirathivat的说法，由此产生的东盟－中国字由贸易区（ACFTA），将可以「降低成本、增加区域内贸易并提高经济效益」，从而「提高两个地区的实际收入，因为资源流入那些可以更有效率、更有生产效果地使用资源的部门」（注14）。另一位东盟秘书处聘请的泰国经济学者则以「著名的集体发展模式－雁行理论」来论证ACFTA将带来「良好的商业收益以支持收入增长、结构转型与现代化、降低穷以及全区域规模的社会进步」：
15）
1950年代的日本开始）就充满着不稳定和危机，从区域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经济来看，也不是纯粹整体得利的发展。而且，即使在「奇迹」国家之内，这种发展也使劳动人民付出极高昂的代价。（注16）
FDI和出口导向。鉴于1997-1998年的区域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东亚的出口品生产过剩和FDI不再流入（以及随之而来金融投机循环）。所以，更加依赖出口和FDI只会使得区域经济更加失衡。（注17）
18）
FDI争取回来，必然意味着政府会再力求强化对工人和环境的剥削。或许，新自由主义者只是将此当做「别无选择」的宿命吧。
下文我们考察中国的新作用对一些东亚主要经济体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个考察揭示了中国在外资驱动下跃升为出口大国只会加深整个东亚区域经济关系的紧张对立与矛盾，而有害于各国工人。中国之所以不该被视为值得我们支持的发展典范，于此又得一强而有力的证据。换言之，如果不虑及中国的崛起对东亚区域与世界其它国家的不利影响，就无法真正了解中国崛起的涵义。资本主义作为世界体系是各国相互联系的不平衡发展过程，称颂中国，视其发展战略为典范，就是无视于资本主义的这个特点。
中国的崛起可能对东盟四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威胁最大。虽然中国的出口增长连带促进了从整个东亚地区（包括这四国）进口商品。但可以预料的是，这对推动这些国家再度获得经济增长终究没有多大帮助。主要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它们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仅集中在大多无助于广泛工业化规划的少数产品系列：第二，由于中国本身的出口生产在现存的出口市场排挤了它们的产品，它们出口到中国的获利远不足以抵偿损失。（注19）结果，他们被迫要调整经济结构，可能使其工业更狭隘地集中在少数产业，各产业部门之间更加脱节，无法形成完整一贯的经济体系，也对它们国家的工人造成深重的损害。
大多数的分析家都同意，中国出口品种类的变换对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未来的出口竞争力会构成重大的威胁。根据「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Chia Siow Yue的研究，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品有83%是同类的，与新加坡则有38%相同〈注20〉世界银行的看法与此大体一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泰国这类中等收入国家的出口品即使在『国际贸易商品分类标准』（STTC）的五位数类别上也有很大的相互关联，而且相关程度有增无已」（注21）对印度尼西亚与泰国出口品的这种威胁「已由一项研究证实，这项研究针对一些样本国家逐一分析其每个出口市场与每项产品，我们根据产品对出口国家的重要性与它们和中国同类产品的竞争程度，找出在美国、日本市场中『处境危险的出口品』。最危险的出口品类别是那些中国进口品的市场占有率高（最少5%）以及单位价值与中国进口品相近的产品。结果显示，泰国与印度尼西亚出口到美国、日本的产品有15-25%因中国越来越强劲的竞争而处境危殆。」（注22）
制衣与纺织业的处境特别危险。一般预料一旦美国与西欧解除对中国纺织品与成衣的出口配额限制，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全都会失去它们的市场份额。据估计，中国成为WTO的一员后，其成衣出口可在十年内增长330%，届时中国的成衣占全世界总额的比例会超过44%。（注23）
中国的增长正在带动从这些国家的进口，但这不易补偿它们在出口市场上的损失。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它对中国的出口高度集中在原油、橡胶、棕榈与木材这类初级产品。世界银行过度乐观地主张说，中国正在进行经济转轨以确保工业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印度尼西亚如果放松经济管制，善用此良机，就能够从中得利。例如：
印度尼西亚有机会参与全球的生产网络（例如化妆品、机器、视听设备），外国可同时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扩大这类投资。这个区域的产业结构正在重组，印度尼西亚就像其它中等收入的东盟国家，有潜力发展成汽车生产网络部分零组件的提供者……印度尼西亚如要抵补它输往美国、日本与欧盟衰减的份额，就得调整战略以抓住贸易与投资不断增加的机会。有些关键因素是恢复投资者信心与增强竞争力的方法。印度尼西亚必须避免用过度的防卫措施保护本国的生产者，以促进印度尼西亚制造部门的调整来因应中国市场所创造的机会。例如，最近为抵制成衣进口而采用的暂时防卫措施，只会拖延印度尼西亚为取得它在区域中的竞争优势所必要的调整。（注24）
然而，以现有的趋势来看，印度尼西亚要吸引到外资来专门生产世银所建议的产品，是大可怀疑的「本年（2003）前9个月同意投资的外资总计只有61亿美元，比2002年同期增加3.7%，但远不如危机发生前的1990年代中期。」（注25）实际上，由于「部分劳力密集的制造部门……转移到像越南、中国这样竞以更抵的成本招徕外资的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入额已越来越降为负数了（见表10）。（注26）
大体来说，泰国的经济处境与印度尼西亚类似。它与中国的贸易机会严重偏向油种子、糖、木制品与棉花这类农产品。随着它的工业制品被挤出了第三国的市场，它如果要保持制造基地，就不得不调整工业结构。因此世界银行提出这样的建议：
泰国能退出装配型态的生产或提升它的能力到什么程度，大部分取决于它所遵循的政策－是以贸易带动竞争力与生产力的增进，还是屈从于短期的保护主张的压力；制造业者已在抱怨从中国进口的低成本电器与摩托车。同样重要的是供给因素，包括本国提供可用的工艺与组件的能力，获取这些能力是政府追求技术升级的动机。（注27）
世界银行相信可再由外资推动想要达到的经济结构调整，所以重弹老调主张经济要进一步放松管制，也不用由本国主导控制。当然，这样的战畧会以中国作为地理区域的重点，把泰国更加紧密地套进由外国支配的出口带动的增长战略中。
马来西亚的经济比印度尼西亚、泰国发达，但也面临严重的难题。马来西亚的出口商品类别已从纺织品与成衣转向电子机械部门，因此中国纺织品与成衣可预见的出口增长对马来西亚的伤害并不大。马来西亚电子机械产品的出口从1980年占出口品的9.9%，增长到1990年的26.6%，再到1996年的33.6%。但在中国的贸易中，电子机械的出口份额在1990-96年间几乎翻了一倍，达到12.3%。此后，电子机械产品的出口份额一直有巨大的增长。（注28）
因此，中国出口品的不断转型目前已威胁到马来西亚的主要出口部门之一。2001年马来西亚彭安河（Penan gstate）的电子产品生产中心失掉了1万6000个工作，虽然部分是美国经济衰退造成的，但事实是「公司转往中国扩厂，新的投资就逐渐减少了。」（注29）《远东经济评论》提到马来西亚的电子产品出口在2003年的第三季（继前一季下降14.5%之后）下降39%评论说：「这个数字证实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生产个人计算机、行动电话和路由器（routers）的电子公司从马来西亚迁往成本更具竞争力的生产中心，特别是中国，开始造成损害。」（注30）
日本在外国投资的电子业对马来西亚出口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日资可能外移特别令人关切。一位区域经济的分析家概括这个情况说：
由于计算机与电子产品的次级部门构成马来西亚出口的主要制成品，这类产品的劳力密集部分也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马来西亚运用技术工人生产的高科技出口品，由于这个次级部门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其前途也就系于未来的外国直接投资……1998年日本在马来西亚的电力与电子产品次级部门的直接投资达到44亿8百万马币，占日在马来西亚直接投资总额的57%，对比之上，美国同年在同一次级部门的直接投资只有7亿7千万马币，占美国在马来西亚直接投资总额的35%。1998年在电子与电子产品次级部门的所有外国投资中，日本来的直接投资56%，美国是第三大的投资国占9.8%。因而高科技出口产品的前途就系于未来日本在这个次级部门的直接投资。（注31）
更广泛地来看，日本带头的东亚地区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促进了马来西亚的快速增长与工业化，对泰国与印度尼西亚亦然。日本人现在似已决定把他们的区域生产基地移向中国。这意味作为东南亚增长战略的基础框架即使未被摧毁，也已遭受到严重的削弱。虽然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东盟国家可以用提升技术生产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来对付这个难题，但中国本身「现在正开始销售像计算机、DVD这类更精密的商品给美国消费者。」（注32）
中国日益剧烈的竞争压力甚至连技术精密的新加坡都感受到了。事实上，在东盟诸国中，新加坡受中国崛起为出口大国的打击最大。J.PMongan的一份报告引述说，虽然新加坡电子工业生产的附加价值比中国高，但却是受害最深的部门。报告说「电子公司移往中国，群众于亚洲北部，新加坡在电子产业链的区域地位就遭到削弱了。」换句话说，只具有比较精密技术的生产基地并不能保证安全。1997-2002年，中国占亚洲电子出口产品的份额（日本除外）从14.3%跃升到30.1%。虽然大部份国家（包括泰国与马来西亚）仅有小幅衰减，新加坡却从19.3%大幅锐减为9.8%。（注33）
由于东盟国家以为，除了参与跨国资本主义的生产链别无发展的方法，我们可以了解何以东盟各国卯足了劲就想加速进行经济整合，以吸引重振出口与增长所需的外国直接投资了。因此，在2003年10月匆匆召开的东盟会议上，所有的发言都围绕着如何「面对中国的竞争……东盟正被迫面对其长期主张而未能完成的目标：合并成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吸引力的单一市场。」（注34）从这点才能看清何以东盟突然紧急接受了中国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提议。虽然雷让〈Rajan〉认为「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提议有个立即的附带效果，即：推动了东南亚国家加速东盟内部的融合进程」，但与之相反的情况无疑也是真实的。（注35）与新自由主义的产业结构调整理论家的乐观看法不同，一些分析家主张，东盟国家应让径直接受中国在制造上占居优势的现实，全力开发自然资源与旅游业「『如果你问我，我会说，比起老是说我们将来在制造高阶产品上可与中国一搏，那是更合乎实际的选择，因为中国也正快速进入高阶产品的领域』，马来西亚彭安河的经济计划顾问委员会主任Ton Kin Woon说。」（注36）
同样的，在全面评估中国对驱动东盟增长「奇迹」的各项产业的竞争威胁后，两位新加坡大学的经济学者建议：
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明显造成大多数东盟国家严重的产业空洞化……这突显了东盟加速内部的结构改革的必要，也会迫使东盟国家把未来的经济增长奠立在真正的比较优势上。为了对付中国的挑战，东盟国家必须在生产上专业化，在农业、自然资源与旅游之类的服务上增强，培养核心实力。（注37）
然而，这种资源旅游的战畧，其发展的限制却极其明显。例如：
「摩根．史坦利公司在新加坡的经济学者DanielLian就对这个战略表示怀疑。2002年，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五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共有5660亿美元，它们的工业制品出口额占了54%。……Lian估计10年内这些出口中的900亿美元（或出口总额的30%）会由中国取得，而每年因中国观光客激增而有的旅游荣景，其收入实际上不可能超过200亿到250亿美元，……『旅游业无法取代制造业』，他在一份报告中说。」（注38）
总之，很难看出中国在区域经济中的新作用怎么可能支持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朝向正面发展。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仍会是出口导向与依赖外国的，而且会更强烈地受到区域与国际力量的影响，这些力量会进一步离开工人，却不大可能转移任何持续的利益给工人。事实上，由于前面特别提到的东南亚政府不顾一切想吸引外国投资，它们会继续牺牲本国工人的生活与劳动条件，将之奉献在竞争的祭坛上，是可以预料的事。
南韩的工业基础比前所论及的东盟国家稳固得多，扎在本国的根基也深厚得多。大部份的主流分析家都认为南韩因中国的新增长战略而受益良多。的确，南韩一直卯足了劲在中国市场牟取利益。「根据韩国贸易投资促进会一份比较韩国、台湾与日本在中国市场的进展的报告，过去10年（从1992到2002年）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530%，台湾增长290%，日本则为230%」（注39）结果，韩国占中国进口品的市场份额，从5.16%增加为9.68%。（注40）
2002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南韩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快要取代美国成为南韩最大的出口市场。再者，自1992年以来，南韩每年对中国都保有贸易顺差。中国也成为南韩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地，迄2003年第一季为止，约占南韩对外直接投资的40%，而南韩在美国的投资则占28%。（注41）
然而，贸易与投资越来越集中于中国对正奋力以求长期健康发展的南韩经济，却极其不利。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提供所需外汇的外国直接投资自1997-98年危机后，已大半枯竭。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从2000年的152亿美元掉到2002年的91亿美元，2003年的第一季更掉到27亿美元。（注42）所以致此的原因大体上有两个因素。第一，外国投资者趁火打劫，利用南韩的危机大肆购买南韩的资产，现在已差不多买够了。第二，中国对新的外国直接投资是比南韩更具吸引力的投资地。
南韩政府为了力挽颓势，正打算提供外国直接投资特别的优惠措施，这不但会导致南韩经济更加支离不成一体，更加受外国支配，也会更压制工人的权利。例如，南韩政府已要求国会同意创立几个经济特区，好让南韩成为「东亚的商业中心」。在经济特区经营的外国企业不仅可不受诸多环境与劳工规章的约束，还可享有税收减免。外国企业也会被授权建立、经营教育与医疗机构，为特区内的外国居民乃至南韩人服务。此外，政府准备提供外国高科技投资者相当于他投资总额20%的现金补助。（注43）
总统计划委员会的一位成员注意到：「例如：英国、爱尔兰与中国在仔细分析过外国的投资计划后，依其高科技的含量慷慨给予外国投资者不同比例的现金补助。」为此，他又说：「韩国政府也正打算采取类似的奬励外国投资者的办法，特别是在最先进的科技领域。」（注44）
但南韩不仅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上吃了败仗，也面临南韩企业大量的资本外逃《朝鲜前锋报》解释说：
韩国的龙头企业组织昨天说，韩国的产业正比其它发达经济体更快速地移向海外，所谓的产业空洞化到2007年可能会成为严重的问题，……根据为财团游说的团体「韩国产业联合会」的一份报告，韩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额到2000年末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8%，与全国人均收入总值是其四倍的日本几乎达到同一水平……这个组织认为，如果产业迅速外移的趋势持续不衰，韩国海外直接投资额占国内总产出的比例到2007年会升高到9.7%，而制造业产值在总体GDP的比例将急遽下滑，这引起对产业空洞化的严重关切，……该报告提到，产业外移过去大多发生在像制鞋、成衣这类轻工业，现在则快速扩展到其它部门，包括电子产品、电子通讯、金属与机械工业。（注45）
南韩产业的领导人说，他们是被南韩工人的高成本与好斗性格所迫才离开的。他们要求南韩政府采取行动削弱工会力量，支持他们降低工资与劳动条件的作为。（注46）他们宣称，如果政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会继续把他们的生产「越过黄海移往中国，那儿的工资较低而且工人的要求很少让经理头痛。」（注47）
这绝非虚言恫吓。例如：三星电子、LG电子与大宇电子一半以上的耐久消费品已在韩国之外的工厂生产，其中许多工厂设在中国。（注48）三星电子2003年9月宣布，正把整个制造个人计算机的企业移往中国。（注49）
移往中国生产确可提高南韩跨国公司的获利。然而，却不可能增强南韩的经济。南韩工人必将因此而更难确保并防卫他们获得维生的工作与工资的权利。
中国的新经济战略还以另一种方式危及南韩经济。南韩经济长期以来高度依赖出口，自1997-98年的危机后，依赖出口更深。到目前为止，南韩还能够保持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有人认为，当南韩在中国的投资通过企业内贸易的渠道再促进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顺差还会变得更大。然而，实际上这类利益可能马上就会因为中国生产并出口目前南韩向中国与第三国出口的商品而造成南韩的出口受损，导致南韩得不偿失。
虽然中国与南韩刚开始的贸易互补不足，各取所需，这两个国家现在在许多地区做几乎同样的买卖，包括钢铁与化工产品，这里有个与此有关的实例：
「1992年中国向韩国出口的重工业产品只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现在已占47%。中国是韩国第二大的钢铁进口来源，但也是韩国钢铁与化工产品的最大市场。韩国在信息技术上仍占有优势（韩国出口总额的16%输往中国），但在纺织业上似已败北。根据韩国国际贸易协会的统计，中国是韩国的纺织进口品最大的来源。」（注50）根据由南韩政府支持、设立在美国的研究机构「韩国经济研究所」的报告：「在下一个10年内，可以预见中国的企业在生产低阶的电子设备上，不论国内外都会胜过韩国厂商。研究机构与企业组织已报导韩国的家电产品在本国的销售量下降。」（注51）韩国私人与政府的研究机构都提出同样的警告：「中国在机械、电子、家电、纺织与某些信息产品这类部门的出口竞争力在一些情况下比韩国更强。一些研究也论及中国进入WTO对韩国的影响，也毫不足怪地预测中国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弃韩就中，而且在农业与家电产品上会增加它的竞争力与全球市场的份额。」（注52）
中国力图保护以外资为基础的生产者表现了对南韩出口品的另一种威胁。例如：
中国近年来对韩国的进口品援用反倾销条款以抑止倾销与韩国厂商越来越厉害的竞争。在中国刚加入WTO的2002年中，对韩国产品进行了很多次的倾销调查。中国已限制或威胁要限制许多韩国出口的主要产品－聚酯纤维、纺织品与钢铁。工商能源部对韩国出口品在中国的竞争力报告揭示了，中国频频对韩国进口品进行倾销调查，而外国制造的同样产品在中国竞争力上升，两者互有关联。（注53）
总之，中国的经济转轨对南韩的经济提出了严厉的挑战。中国日益吸引南韩的投资，也日益生产出可能在本国与第三国市场都胜过南韩出口品的产品，主流经济学者主张，南韩可依靠市场力量促进技术升级，生产附加价值较高的出口品，使南韩经济免于过早的空洞化，当然，这意味南韩必须再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政府虽力图削弱劳工运动却仍未受外资青睐。
目前区域与国际经济力量相互作用最可能的结果是，南韩的经济会更狭隘地集中在出口并紧紧拴在中国经济的前途上。这会使南韩经济更不平衡也更不稳定，远远无法支持大多数南韩工人广泛改善其生活与工作条件。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出口日益畅旺并加入WTO日本该是亚洲国家中从中获益良多者。（注54）中日贸易增长快速，2002年首次高达1000亿美元。同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猛增28.2%，达399亿美元。中国现在仅次于美国是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中国的对日出口于2002年达617亿美元，超越美国，成了全世界对日本最大的出口国。（注55）预料两国的贸易在未来几年还会继续高速增加。
中国的增长目前为日本的经济创造了机会，主要理由有二。第一，中日经济「目前大体上是互补的。中国专门生产劳力密集的产品，而日本则擅长于生产需要资本与设计技术的高科技商品。」（注56）结果，「双方在工业上针锋相对的竞争领域还比较小－大约只有16%。2002年，中国只占日本进口总额的17.8%，或说接近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3%」（注57）
第二，「日本是资本品的出口大国，而中国则正大肆采购资本品。」（注58）「对原物料、资本设备与（高阶）消费电子产品的需求再度高涨，这很大部分来自中国的订单，而日本生产这些产品仍优于其它国家。」（注59）中国的这些订单有助于日本从2001年的衰退中复苏（虽然仍很迟缓）。
不幸的是，贸易与投资的持续活络所确保的只是日本的大厂商可从中日分工的进展中实际获利，而不是大多数的日本劳动人民。日本竞争力优于中国的产品类别（以及工作机会）正迅速减少。「中国不再只具有充沛的廉价劳动力，它的劳动力越来越由有技术的人力资本与廉价劳工一起构成。」（注60）更重要的是，中国出口到日本的产品有越来越高的比例是用日本的零部件和（或者）由日本在中国营运的公司生产的。事实上，日本资本在中国的工业已投下巨资，且增长快速。至2000年日本在中国已有772个生产设施，而在美国只有692个。（注61）「自2001年起，日本在中国投资了323亿美元，这还不包括香港、澳门，使日本成为在中国大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投资国。」（注62） 虽然这样的大举对外投资目前有助于增进日本出口资本品与零部件到中国，但这大部分只是短暂的「装置设备效果」，若从日本整体经济而不只是由日本资本的观点来看，这会造成出口市场的损失并强化进口的竞争，终究是得不偿失之举。日本经济从停滞中历经了两次相似的短期复苏，第一次是在1985年日圆升值危机之后，就在1997-98年东亚危机的前一年又有一次复苏，两次都靠出口资本品与零部件到设在东南亚的海外出口平台（也出口到美国，当时设在那儿的日本工厂，特别是汽车厂正在装置新的生产设备）。（注63）日本资本在中国建立新的出口平台，就像早先这两次的短期复苏，可能让日本经济减少了可生产具有国际竞争力商品的部门，这些部门本来可为日本提供合宜的工作机会。
事实上，日本制造业的雇佣人数从1992年的1570万掉到1995年的1460万，到2001年则只剩1300万人，日本把生产移向中国与邻近国家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注64）一般都认为，工作丧失及中国对此所起的关键作用，这两个趋势还会持续下去，《纽约时报》解释说：
（2001年的春季）东芝公司停止在日本生产电视，转由它在中国的工厂供应本国市场。不久，Mindta公司宣布将逐渐减少在日本生产相机，改由上海进口……就在上个月，像骨牌倒塌一般，其它几家日本制造厂商也宣布打算从它们的中国工厂进口自行车、摩托车、公共汽车与行动电话。『我们把中国看做最重要的增长市场』，松下电子机件公司的海外经营主管说。他的公司正关闭11家工厂，逼迫在日本的8000名工人提早退休，他形容日本工人的劳动成本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在过去的10年，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增加了一倍，这使得中日贸易有半数以上是在日本公司之间进行的。（注65）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持续调整，日本经济的其它部门也可能区域化。例如，当日本的生产者为了把中国纳入而重组生产体系时，日本的汽车工业预料也会进行重大的转型「根据WTO的规则，中国的汽车关税到2006年会大幅削减25%，进口限制也会终止。为此，日本的汽车工业现在正大举入侵中国，这除了可长期进入中国国内的汽车市场，还可为日本汽车的出口节省10到20%的制造成本。」（注66）世界银行预测其结果之一是日本的汽车生产会大幅缩减。（注67）
日本工人显然无法与中国的生产匹敌，「只要短程货运就可把材料运到中国，一个中国工厂的工人……干两天的活却只拿相等于有些日本工人1小时的工资。」（注68）日本的生产如果进一步区域化，可以预见会使日本经济更加出口导向、不平衡并强化现已存在的就业与工资难题。（注69）
正如日本早先在1970、80与90年代的经济结构调整所发生的情景，日本的产业资本移往中国并不会减低日本对区域之外的市场的依赖－尤其是美国市场。相反，由于中国的出口（就像此前四「小虎」与东盟－三国的出口）日益依赖美国市场，只要日本是以中国为出口基地，就会依照美国对进口品的需求程度而增长或萎缩。因而日本的增长仍易受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也易遭到因美国巨额贸易赤字而滋生的长期难题的损害（包括保护政策的压力）。
我们至此一直把讨论的焦点放在区域发展上，因为支持中国模式的分析家主张中国可充当再度启动东亚增长的新发动机。在揭露这种想法的夸大不实之际，我们很容易扩展我们的分析来说明，中国成为跨国资本的出口平台也会使其它地方（包括北美）的工人产生新的紧张不安状态。
例如：中国大幅增加在美国市场的份额损害了墨西哥的利益。根据《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报导：
目前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额仅次于加拿大，居第二位。但中国在力阻SARS造成的重大挫折后，今年终将取代墨西哥的地位……这对墨西可是灾难深重的命运大逆转，过去10年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下，享有进入美国这个世界最大市场的特惠。
「我们深陷苦境。中国成长那么快。他们有廉价的劳动力还给公司许多优惠以招引外资」，墨西卡利的Melco显示器工厂经理贾西兹（OscarGarcia）说。这家工厂大量制造用于计算机屏幕的真空管，7月底就要关厂。因为它竞争不过中国价格更低的产品。（注70）
设于美墨边境低税低工资的外资产业maquiladora在2000年的高峰期雇用了140万人，到2003年则下降了近20%。（注71）美国的经济衰退仅是部分原因：2002年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实际上是零增长，但中国则增长了20%。（注72）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解释的话）是越来越多的maquiladora生产者移往中国生产。尤其是他们在寻找更便宜的工资：「在瓜达拉惹拉（Guadalajara）一个装配线工人每小时赚2.5到3.5美元，而广东的工人则只赚5到8毛美元。」（注73）
「墨西哥低技术的劳力密集产业在劳动成本上无法与中国竞争，可能会继续失掉市场份额，已差不多败下阵来」，林区（Merrill Lynch）说。（注74）墨西哥政府现在大体上以牺牲工人的办法为外资生产创造更能获利的条件，以求阻止外资他移。（注75）总之，墨西哥本身由外资支配的出口导向增长战略正处于危机中，大部分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更为吸引外国资本的条件。
美国的工人也在奋力自卫抵抗中国的增长战略所产生的竞争压力，2002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达1030亿美元，美国的出口额仅220亿美元，中国的出口则有1250亿美元。「数目之巨令人瞠目。（2002年）中国的出口额飙升了22%。而且中国出口的不只是低价的毛巾，计算机与电子通讯产品的出口也每年增长60%。」（注76）
如我们所见，外国直接投资设在中国的制造业的增长改变了中国出口品的性质。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越来越属于危及较高工资工人的那类产品。（注77）「1989年只有30%的中国进口品在美国市场上与高工资产业的产品竞争，但到了1999年这个比例已上升到50%。」（注78）一个结果是：「从电子产品、家具到钓饵的制造厂商不是关门就是移往中国生产。」（注79）
中国现在拥有对美国最大贸易顺差的主因是，许多过去从亚洲其它国家出口到美国的亚洲生产者现在在中国生产并从中国出口。当然，美国公司也利用在中国的良机大量增加在中国的投资。如《金融时报》所评论的：「虽然许多小企业与纺织品制造商在与中国竞争中受损，GM、GE、DuPont与Yum Brands（包括KFC）这类美国大公司却因中国大陆而兴旺发达。」（注80）在许多情况中，这些美国投资直接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在几年当中，在中国营业的美国跨国公司就从对中国的净出口者，转为对美国的净出口者，这个缺口只会随着外国直接投资到中国的增加而扩大，进一步促使美国的贸易赤字增加。」（注81）这有助于解释何以中国经济比美国增长更快，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却有增无已。（注82）
中国的经济转轨与其出口的成功虽然让一些美国大公司获利，但对美国的工人与美国的经济安全、经济稳定却远不是正面有利的。它促使美国制造业的生产与工作遭到摧毁，导致美国生活与工作条件恶化，以及美国与世界经济更不平衡、更不稳定。
出口导向的增长造成各国竞相压低价格，资本主义对此无法提供取代的对策。少数承认中国的出口成就产生国际矛盾的主流经济学者所提出的战略方案，把这点极为突出地显现出来。我们思考一下《商业周刊》专栏作者高德（Pierre Goad）对为何中国除了采取消费导向的模式别无他法的解释：
「中国太大了，无法照搬它的邻国采取的出口导向的模式。去年（1999）南韩的4700万人口出口价值312亿美元的商品到美国。如果中国每位工人的出口值达到韩国的水平，中国去年就会出口8370亿美元的商品到美国－或说全世界出口到美国的83%。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注83）
高德的评论是正确的，但他提议的「消费导向」的新增长方式却与中国愈来愈依赖出口的现实相矛盾。中国向资本主义转轨造成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速恶化，侵蚀了劳工阶级庞大市场的基础，高德没有说明，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众的消费怎么可能补足倒转出口趋势所形成的缺口。
实际上，由于大部分农村人民的购买力停滞，由于对产业工人的剥削与压迫加剧，也由于新资本家阶级与中共联盟掠夺国有资产，中国的家庭收入不平等现在已超过印度、印度尼西亚，而与巴西、南非相当。（注84）如《纽约时报》所报导的：「有些公司领导人仍很怀疑，在产业工人若每月能赚到200美元就自认幸运的经济体里，花在行动电话与其它消费项目的费用还能大幅提升吗？『只要工资是这么低，就很难增加消费』，德国一家大型的合同研究公司Fraunhofer-Gesellschaft的总裁HansJorg Bullinger说。」（注85）
资本主义消费导向的增长方案的更根本问题是它们假定，生产过剩与出口依赖的问题所反映的只是企业的政策错误或预测偏误，而不是竞争性的资本积累的基本运动规律。主流的分析家甚至不停下来思考一下，表现在通货紧缩与产能快速过剩（特别是耐久消费品产业）上的生产过剩，同中国的增长日益出口密集两者并存的现象，正是某种更深层次的功能失灵的可能症状，特别是不平等也一并加大。实际上中国的经验强有力地表明了，资本主义往往只能靠剥削劳工与自然、社会的条件来发展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限制了民众消费市场的增长，使其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中国的生产过剩与出口依赖是资本主义这种趋势同体并生的结果。
从这个观点来看，在中国资本主义转轨中，任何「消费导向」战略的可能结果，不会是条平衡且可持续增长的道路，而是用为资本家与小资产阶级菁英生产消费品，来掩饰继续依赖外国直接投资与出口作为增长的基本发动机－这种模式依然会加重对中国与跟它竞争的其它国家的大多数人的压力，使其工作与生活条件更形恶化。中国政府可能会继续增加政府支出，放松信用扩张，试图缓解生产过剩的趋势（但同时又进行造成生产过剩本身的资本主义改革）。但在工人阶级的大量消费市场付诸阙如的情况下，这种挹注支出以扩大需求的手法效果有限，已从2003年的失败获得明证，2003年过剩的生产能力继续增加，还以全国房地产部门的投机热潮吸收强劲的需求，兴建了大批找不到买主的豪宅、高档住房与商业大楼。（注86）
我们强调中国经济转轨的破坏性影响，并无意主张中国工人现在是东亚与东亚之外的劳动人民所遭受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如我们所见，中国的快速出口增长是靠中国劳动人民本身付出高昂代价达到的，而且也未能为中国工人在制造业的工作机会上维持任何增长。中国政府的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就业的总人数自1985年的8350万上升到1995年的1亿960万后，到2002年下降到只剩8310万人，可见中国并没有从其它国家的工人那儿「偷走工作」。（注87）
事实是，在中国乃至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竞逐利润的动力有其内在趋势：藉机械化、加强劳动强度与生产过剩及其造成的衰退与经济紧缩来消除工作。在中国，这个趋势采取了经济结构调整、私有化、关闭国有企业的形式。同时在美国，最近制造业的就业萎缩大部份可归因于2000-2001年的衰退与「美国生产力快速提高，可以用更少的人大批量生产出更多的商品」，虽然产业资本外移与进口的压力也是重要因素。（注88）如马克思曾说过的：「资本家相互间的产业战争……有一个特点，就是致胜的办法与其说是增加劳动大军，不如说是减少劳动大军。统帅们即资本家们相互竞赛，看谁能解雇更多的产业士兵。」（注89）
简言之，我们的目的不在痛打中国，而是论证中国的资本主义增长战略产生了区域、全球以及本国的矛盾。只要中国把整个东亚区域更紧地绑在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上，中国的转轨就会加剧生产过剩与不稳定的危险。出口导向的增长压低了区域的工资率、损害了国内的消费，并且导致区域内的国家为求外国投资与出口生产而展开破坏性的竞争，也日益依赖美国消费越来越大量的进口的能力。在这些情况下，越来越可能出现新的危机。当然危险在于不同国家的工人会视彼此为敌人，而不是把决定他们的关系并使他们在破坏性的竞争中彼此对抗的资本主义体系视为敌人。
2：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73rdAnnual Report (Basel, Switzerland: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003),44.
3：Elena lanchovichina, Sethaput Suthiwart-Narueput , and Min Zhao, “Regional Impact of China’s WYO Accession,” in East Asia Integrates: A Trade Policy Agenda for Shared Growth, ed. Kathie Krumm and Homi Khara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3).
4：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2: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2), 161.
5：Mi-Kyung Jung, “China, Emerging Giant in Electronics Market,” Dong-A llbo, May 4,2003.
6：Stephen Roach, “The Hypocrisy of Bashing China,” Financial Times, August 7, 2003.
7：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1: Promoting Linkage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1), 26.
9：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44-5.
www.adb.org, 157.
[marxist.org-chinese-ChinaandSocialism-ch3.htm](第三章 中国转轨的国内矛盾.md)marxist.org-chinese-ChinaandSocialism-index.htm[marxist.org-chinese-ChinaandSocialism-ch5.htm](第五章 中国与社会主义 结论.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