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万能的“钥匙”

特列齐雅柯夫就住在本地。陈列馆把他的住址告诉了我们。同时我们还抄下了二十个参加过国内战争的老战士的住址，想必他们也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第二天，我们就去访问了特列齐雅柯夫。后来又在市党委的协助下，请来了一些老战士。据他们说，中国营不仅像马哈拉泽所写的那样，在一九一八年六月起了作用，在同年更艰苦的八月，决定捷列克苏维埃命运的时刻，他们还起了更大的作用。当时中国营约莫有六百人。包清山营的战士参加了争夺普罗赫拉德纳亚、格罗兹内、基兹里亚尔、阿斯特拉罕的战役；参加了解放南高加索的战役；还在很多别的地方作过战。

他们回忆起的都是些最普通的事情，虽有价值，但不够具体，又都是零零碎碎的，很难衔接，就像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即的路标一样。凭着这样的路标，怎能找到目的地呢？于是我们只好一天到晚埋头在档案室、陈列馆和图书馆里，不住手地翻阅一年一年地陈旧报纸，关于这个，谢尔盖·哥洛吉兹基说得好：怀着激动的心情，翻阅发黄地旧报；只见在字里行间，跳动着历史的脉搏。

但是我们却比诗人困难得多了。在“字里行间”我们差不多没有发现什么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关于中国志愿兵的简讯，在整年的报纸里，有时我们只能找到四五则。

档案室里的资料实在无法鼓起我们的工作劲头来。因为那儿所搜集的有关参加俄国革命的中国人的史料同样少得可怜。

但总归还可以找到为历史做证的活人的呀！要是能找到这些人，那么，工作就顺利多了。从这点上说，我们这个万能的“中国钥匙”，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同什么人交谈，只要我们说明采访的目的，人们都欢迎我们，尽力帮助我们。

罗斯托夫州民警局少校阿夫吉恩科就是这样接待我们的。我们曾经跑去请他协助寻找革命时期的中国老战士。

过了不久，当我们从罗斯托夫回到莫斯科时，就收到少校的来信：

承蒙嘱托，我已在顿河岸罗斯托夫找到了几个人，他们知道不少中国人的事。下面就是他们所介绍的几位：

　　阿夫吉恩科少校实在太低估了自己作出的成绩。他，和所有我们在采访时会见的人们，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说实在的，我们所有的收获，正是他们共同劳动的结晶。

我们的本子上，渐渐地填满了村镇的名字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沃舍梯人，切禅人、印古什人、格鲁吉亚人、阿尔明尼亚人以及中国人的姓名。

常有这样的事：我们查得了姓名，却查不出地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找地址查询处。但是从许多地方打听到的住址也不是全部可靠的。于是我们又写信到北京，请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协助。

我们在信里向中国同志们概述了自己的工作，请他们帮我们在中国寻找参加过俄国革命战争的中国同志；我们还附上一份名单。并说明，我们认为名单上所开列的人都已经返回祖国了。

名单里有刘泽荣——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早年，他出席过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会见过列宁，主持过旅俄华工代表大会。他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列宁全集》第23卷里（俄文版第三版）提到他的名字时这样写道：“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广东工人代表刘泽荣和张永奎交谈。”

名单里还有陈达昆。他的名字我们是在第一届莫斯科苏维埃代表名单中发现的。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二日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中报道莫斯科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时这样写道：“陈达昆同志代表莫斯科的华工向苏维埃俄国致祝词。”

名单里还有任夫成。关于他，《贫农报》于一九一八年写道：

中国共产主义者任夫成把中国劳工组成几个连队，参加反对捷克白匪的斗争。

　　单堂方也谈到过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者。单堂方这位中国国际部队的战士，现在已经退休养老，我们在塔干罗格会见过他。他说：“任夫成是一个很勇敢的指挥员，打起白匪来可真叫狠。战争结束后，听说他已回故乡沈阳去了。”

……名单里还有杨春。有关他的资料，我们是在皮亚蒂戈尔斯克地志博物馆的资料中发现的。他是加入捷尔宾特团的中国营营长。

他是否回祖国去了，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材料。但我们还是决定把他列入名单，以便多方打听。我们想，也许中国同志们可能找到一些材料。

在名单里我们还提到两个人：中国国际部队指挥员鲁义文和政委张海成。

这两位的姓名我们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报纸报道：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国志愿兵大会，在群众大会上，指挥员和政委都发表了演说。

这是一九一九年在俄国各地举行的众多群众大会之一。当时北京的代表在法国凡尔赛发表演讲，他说红军里的中国部队是被迫组成的，还说苏维埃政府阻挠中国人自由返回祖国。他的目的就是破坏中国志愿兵的威信。因此，旅俄中国侨民举行集会，向北京代表提出抗议。

在这次群众大会上，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如下：

协约国及其仆从企图污蔑在俄罗斯的中国国际部队志愿组织，这完全是枉费心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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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单里还有红军战士李富清。我们请求务必尽力找到这位同志，因为红军战士王树山（他已退休养老，住在塔干罗格）告诉我们，李富清常常会见列宁，还教列宁说过中国话。

我们对王同志说的话，当然极感兴趣。我们向他打听详情，但得到的仍然很少。王同志说，李富清加入红军后，被调到彼得格勒，在斯莫尔尼宫做警卫工作，常常见到列宁。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很快就来了回信。

“你们信里提到的参加过俄国革命的中国同志的名字，”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戈宝权写道，“对于我们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根据这些姓名，我们一定可以搜集到一些真实的史料。我们已经给有关机关发出了信件，请求它们协助寻找这些同志。”

　　我们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北京同志的合作上。但我们知道，在六万万人海中寻找几位同志，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更何况，那些中国姓名都是用俄文拼写的。如果能用汉文或极为准确的俄文拼写，使中国同志能够正确无误地掌握那些姓名，那么寻找起来会比较容易一些。

然而，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中国战士的姓名，我们都是从旧文件和证明书上抄来的，或是在听人讲述时记下来的。

这里应该预先交代一下，我们名单上开列的那些老战士，在中国只找到了一个，那就是在斯莫尔尼宫当过卫士、同列宁谈过话的李富清。很久以后，我们还了解到，担任过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的刘泽荣，现在也住在北京。

可是有意思的是，由于我们要寻找这几位老同志，却引出了许多别的线索。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一批参加过俄国国内战争的同志随同中苏友协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我们访问了他们，记录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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