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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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伦敦 #1 #2 #3 #4 #5 　　人们越来越看出……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不彻底脱离流亡生活……他就必然会变成傻瓜、蠢驴或者十足的无赖。　　——恩格斯一伦敦的第一年　　我只要把我们一天的生活情况如实地向您讲一讲，您就会看到，过着类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因为这里奶妈工钱非常高，尽管我的胸和背部都经常痛得厉害，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女房东来了。我们一个冬天已经付给她二百五十多塔勒，其余的钱按合同不应该付给她，而应该付给早已查封她的财产的地产主。但她否认合同，要我们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瑙特的信来得太晚了），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我们的朋友施拉姆赶忙进城去求人帮忙。他上了一驾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回我们家来，那时我正和我可怜的发抖的孩子们在哭泣。　　马克思进行得有条不紊。他提出命题（越短越好），接着就比较详细地进行解释，尽量注意避免工人听不懂的一切表达。然后请听众向他提问题。如果没有人提问，他就开始考试听众。他的这种讲授技巧，任何缺陷或误解都逃不过他。我表达了我对于他的机敏的惊奇，得知他以前曾在布鲁塞尔的工人俱乐部做过一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座。无论如何，他具有优秀教师的天赋。他也用黑板，在上面写公式，其中包括我们大家熟悉的《资本论》前面的公式。[9] 　　一个德国社会团体在马克思、沃尔弗、恩格斯和维迪尔的领导下，在大风磨街20号一层聚会。该团体又分成三个分会。分会B讨论最为激烈。它正式讲到并讨论了王子的谋杀者。聚会是前天进行的，我在会上帮忙，沃尔弗和马克思主持会议，我听到一名演讲者高声说：“白痴同样将逃不脱他的命运。英国的钢铁制品是最优秀的，这里有尤其锋利的斧头，断头台正等待着王室的每一个人。”这样，英国女王的谋杀者在离白金汉宫仅几百码的地方就由德国人表达出来了。秘密委员会又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领导人；另一部分是所谓的“盲人”，18人至20人，都是些有胆有勇的人。他们不打算参加骚乱，而是为伟大的事件和主要地为谋杀王储进行节制。[10]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19] 　　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20] 　　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办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24]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　　……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　　这种　　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将是北美半岛南半部……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开采和美国佬的不断努力，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像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43] ［注：2005年的《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中译本里译为“对中国新近开始的社会主义和社会动荡”。］进行了评论，认为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45]。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55]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61] 　　打碎国家机器丝毫也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受其对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赘时的低级和粗糙形态。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奠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注：比利时西北部港市。］，维利希由巴瑟米陪同。关于这件事，李卜克内西留下了下面的一段记述：　　第二天夜里，马克思家的门是开着的，他不在家，家里只有马克思夫人和琳蘅。巴瑟米动作僵直地鞠了一躬，走进来，用沉郁的声音回答了焦急的“怎么样？”的问题：“子弹击中了脑袋！”施拉姆头部中弹，之后又僵直地鞠了一躬，转身退出去了。你可以想象得到马克思夫人处于麻木状态中的恐惧；她当时知道自己可怕的直觉并没有欺骗她。　　他们用逢迎德国手工业者民族情感的德意志民族观点代替宣言的全面的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　　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　　……所有这一切，就是目前警察当局为一方和我丈夫为另一方之间所进行的斗争。他们把所有的一切，把整个革命，甚至把对诉讼的领导，统统归罪于他…… 二流亡者的政治　　……我却很喜欢你我二人目前所处的真正的离群独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原则。一系列的互相让步，出于礼貌而不得不容忍的模棱两可的作法，以及必须在公众面前同所有这些蠢驴一起对一些可笑的事情分担一部分责任——现在必须抛弃这些。[83] 　　你还可以报道，在伦敦成立了一个由　　马志尼只知道拥有自由贵族阶层和文明市民的城镇。意大利的农业人口——他们像爱尔兰人一样愚昧地受到剥削、受到系统蹂躏和控制——的物质需要，对于他们的宇宙的幻想天堂来说，对于新教的意识形态宣言来说，自然是太低了。然而，要有勇气才能向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宣布，走向意大利独立的第一步，就是农民的完全解放和把他们半佃户的制度转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财产。[97] 　　哈尼之所以被卷入整个这件事情中去，首先是由于崇拜我们早就经常嘲笑的那些官方大人物的感情驱使了他。其次，他喜欢戏剧性的场面……他陷入民主派的泥坑比他愿意承认的要深些。他有两重精神，一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灌输给他的，一是他自己固有的。[101] 三第恩街的生活　　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在现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饮食自然没有什么益处。［注：2005年的《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中译本里这句译为“经济方面不能帮助提升家庭精神，而可以保持家庭精神的必然是保持面子”。］他1852年给恩格斯写到他的困境，他说这些并不重要，不过担心“这种困境总有一天会弄得出丑”[124]。同年，他写到了维尔特的拜访：“……在处境十分狼狈的情况下，身边却有一个如此文质彬彬的绅士，而且还必须把最羞于出口的事情瞒着他，这是很痛苦的”[125]。1854年，燕妮去特利尔，这样，“她又需要一些新的装备，因为妻子自然不能破破烂烂地去特利尔”[126]，所以马克思花了几大笔钱，这自然使马克思的债权人感到十分愤怒。　　一个在伦敦看不到的大午餐篮（这是琳蘅在特利尔时保留下来的）中有一个主角——一块巨大的烤牛肉。他们带着茶和水果；面包、奶酪和酒在荒阜就可以买到。　　有时（李卜克内西写道），我们也会重新回到老朋友的玩笑之中。一天晚上，埃德加尔·鲍威尔（马克思从柏林时代开始熟识的，尽管有《神圣家族》，但还不是私敌）从他海格特那边的清静之地来到这个城镇，目的是做一次“喝酒旅行”。问题是在牛津街和汉普斯泰德路间的每一个沙龙中都要“喝点什么”，由于城市里这一带的沙龙非常多，你甚至把自己限制在最小的选择数量上，也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我们勇敢无畏地去了，努力无碍地到了托登楠大院路的尽头。那里有公共场所房间传出的高歌声；我们进去了，得知：是一个“奇异伙伴”俱乐部在开庆祝纪念会。[131] 　　……为了冷却我们膨胀的血液，我们开始努力地齐步行走，一直到埃德加尔被一堆铺路石绊倒。“好哇，我有一个主意！”为了纪念学生时期疯狂的恶作剧，他捡起了一块石头，啪——，咔嚓——，一块天窗的玻璃破碎了。无理的举动会传染的——马克思和我没有落后，我们打碎了四五个街灯。当时可能是凌晨两点，所以街道行人稀少。不过这种噪音惊动了一位警察，他迅速做出决定，给同一巡逻区的同伴发出了信号。信号立刻得到了回应。形势变得严峻了。此时我们迅速向周围扫视了一下；幸亏我们熟悉这个地方。我们比赛似地向前跑，三四个警察在后面追，离我们有一段距离。马克思表现出我不能想象的活力。这样疯狂的追赶持续了几分钟，我们成功地拐进了一条街边，在那里穿过了一条胡同——这是在两条街交叉的后面——因此回到了我们来的地方，后面的警察迷失了方向。现在我们安全了。[132] 　　作为父亲和丈夫，马克思尽管有着狂野和不安静的性格，但还是拥有最温柔和最温和性情的人。马克思居住的是条件最差的地方，因此也是伦敦收价最低的街区之一。他租了两间房子。一间是可以向外看到街上的用作沙龙的客房，后面是卧室。整个看来，房间里没有一件干净耐用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破破烂烂的，上面布满半英寸的尘土；所有地方都处于最为杂乱的状态。客房的中间是一张老式铺着油布的大桌子，上面堆着手稿、书和报纸，还有孩子们的玩具、抹布和妻子缝纫篮子装的碎布条，还有几个边缘破损的茶杯、小刀、叉子、灯具、墨水瓶、大玻璃杯、陶土制的烟斗、烟灰。总之，一切都乱七八糟的，所有的东西都在同一张桌子上。一个二手物品的售货员都会很不好意思卖掉如此惹人注目的零碎物什。　　1852年复活节（燕妮写道），我们的小弗兰西斯卡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她在生死线上挣扎了三天，忍受了可怕的痛苦。她死了之后，我们离开了在后面房间里的她小小的身体，到了前面的房间，在地板上支起了床。我们把其他三个孩子放下来，我们都为天使般的孩子哭泣，她那生动、无生命的身体就在隔壁。我们心爱孩子的死正发生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的德国朋友们正好在那时不能帮助我们。厄内斯特·琼斯，他那时经常长时间地来访，答应要帮助我们，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给我们带来……我内心感到痛苦，匆忙到了离我们不远的、常到我们这里来的一位法国移民那里，请求他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我们。他立刻以最友善的同情给了我两英镑。这些钱被用来买了棺材，我的孩子现在正安静地躺在那里。她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没有摇篮，长时间没有最后休息的地方。我们心情沉重地看着她进了坟墓。[134] 　　……流不尽的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实际上，她是对的。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产。尽管如此，你该记得，我生来就缺乏耐性，甚至有些严厉，所以常常不够冷静。[139] 　　他定期每周来看望她；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他从来不从前门进来，而总是从厨房进来。而当我进来的时候，他仍然不走，我才确信他有着一个来访者所有的权利…… 我亲爱的：我的亲爱的：［注：海涅的组诗《归乡集》中的一首。］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爱情。撒谎和空虚的世界对人的看法也是虚伪而表面的。无数诽谤我、诬蔑我的敌人中有谁曾骂过我适合在某个二流戏院扮演头等情人的角色呢？但事实如此。要是这些坏蛋稍微有点幽默的话，他们会在一边画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另一边画上我拜倒在你的脚前。请看看这幅画，再看看那幅画，——他们会题上这么一句。但是这些坏蛋是笨蛋，而且将永远都是笨蛋。　　母亲默默地流着泪，俯在死去的孩子身上；琳蘅在她旁边抽泣着；马克思处于极度可怕的焦躁之中，他近乎愤怒，拒绝一切安慰；两个女孩子偎依在妈妈身上静静地哭着；母亲痉挛性地紧紧抱住她们，好像是用拥紧来保护她们免受已经夺去了她的儿子的死神的袭击。[157] 　　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的联系是这样多，他们感到兴趣的对象是这样广，以致他们能够轻松地经受任何损失。我不属于这样的杰出人物。我的孩子的死震动了我的心灵深处，我对这个损失的感受仍像第一天那样的强烈。我可怜的妻子也是万分悲痛。[158] 　　你要接受以最为友好的（一个拜访者写道）和最为真诚的方式送给你的点心和烟草，还有其他可能有用的；你最终还要接受我热情友好的谈话来面对你所遭遇的一切家庭困境，这样会使烦恼变得可以忍受一些。最后你会逐渐习惯这个伙伴，感到他有趣并富有活力。[160] 　　困难在于，必须取得在与欧门的关系上作为我的老头的代表的正式地位，而在这里公司内部仍不担任负有工作责任和领取公司薪水的　　改革我的私人开支是刻不容缓的了，一两个星期以后我要搬出这所住宅，搬到比较便宜的住宅里去，同时改用较清淡的饮料……天知道，去年我花掉了我的老头的此地营业利润的一半。当我的老头快要来的时候，我们就搬到漂亮的住宅去，买一些上等雪茄和酒等等，以壮观瞻。生活就是这样。[165] 　　至少这是你现在惯用的方法，自鲁普斯先生迁居曼彻斯特以来，你在涉及我同这两位先生的私人关系的一切事情上就惊人地一贯采用了这种方法。为了使我们的通信不致降到单纯的电报往来，最好我们两人今后完全不要在话里涉及你那里的朋友和受保护者。[166] 　　你知道，每个人有时都有他自己的怪癖和《nihil humani》〔“人所具有的”〕东西，等等。关于“秘密活动”和诸如此类的胡说，我自然从来没有想过。我的一些忌妒，你已经习惯了，实际上使我生气的是，我们现在不能同生活，同工作，同谈笑，而你的那些“受保护者”却能很方便地同你在一起。[167] 四继续研究经济学　　在个人生活上，他极度没有条理、愤世嫉俗，是一个糟糕的家庭主人。他过着一种真正的吉卜赛人的生活。他极少清洗、修饰、换衣服；常常醉酒。虽然他经常一连几天都无所事事，但当他有大量工作的时候又会毫不疲倦夜以继日地去做。他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常常通宵达旦，然后中午就和衣躺在沙发上，一直睡到晚上，整个世界的运转都打扰不了这个房间。[171] 　　大陆上另一个还没有明朗化的事件，就是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大危机即将到来。如果大陆上的革命延迟到这个危机爆发的时候，那末，英国也许一开始就会成为（即使不是出于本意）革命大陆的同盟者。我认为，革命过早爆发（除非它是直接由俄国的干涉所引起），是一种不幸……[173] 　　……再有大约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的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搞完这个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里搞别的科学。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时代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186] 　　……第三卷可以出《社会主义者》，第四卷出《批判》——《批判》之外可能剩下的东西——和已经非常有名的“正面的东西”，即你“本来”想写的东西……对于多少能思考问题的人来说，有前几卷的暗示，反蒲鲁东和《宣言》，就足以把他们引上正路了；至于普通的购买者和读者，如果在第一卷中就已经发现了大秘密，对历史等等就不会再感兴趣；正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读一下《序言》，一般东西那里全有了。[191] 五新闻工作　　《论坛报》当然竭力替凯里的这本书吹嘘。它们二者确实有共同点，它们在西斯蒙第的博爱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工业化的形式下，替美国的主张实行保护关税的资产阶级即工业资产阶级说话。《论坛报》虽然大谈各种“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空话，却能够成为美国的“第一流报纸”，其秘密也就在于此。[195] ［注：疑为“用德语写作”之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把草稿寄给恩格斯翻译。但1853年1月，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第一次冒险给德纳用英语写文章”[200]。同年，由于与俄国的关系变得紧张，马克思扩大了他的主题，不久写作就涉及了世界政治的各个方面。他的文章得到极高的评价。1853年1月，其稿费增加到了每篇文章两英镑。当时的一位作家说德纳定期地“陷入了‘卡尔·马克思’或‘巴黎的一个美国人’的读物之中”。1854年初，马克思经由德纳得到了美国杂志提供的一个机会，即写一些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史的文章。文章要“辛辣而又能引起兴趣”，而且“不包括任何有损该国宗教感情的东西”[201]。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如果他们在一起，可能会赚到钱，而他“一个人可不敢冒险干这项工作”[202]，但事情没有继续下去。同年，马克思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了：德纳经常删减马克思的文章，有时把文章的第一段作为社论，其余部分独立刊登，并且不署名。《纽约每日论坛报》总共有165篇社论摘录自马克思的文章，虽然事实上德纳喜欢的这些文章（他并不知道）是出自于恩格斯之手。马克思坚持认为要么全部署名，要么全部都不署名。1855年以后，所有刊登的文章都没有署名。1853年，《纽约每日论坛报》刊登了马克思80篇文章，1854年也大概是这个数目，1855年只有40篇，1856年是24篇。1857年初，马克思威胁说既然《纽约每日论坛报》对于斯拉夫语言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而刊登他的文章这么少，那么他要给另一家报纸撰稿了：于是德纳答应不论是否刊登，每星期都要给他一篇文章的稿酬。 [04.htm](第四部分科伦.md)index.htm[06.htm](第六部分 “经济学”.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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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越来越看出……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不彻底脱离流亡生活……他就必然会变成傻瓜、蠢驴或者十足的无赖。　　——恩格斯

第五部分伦敦 #1 #2 #3 #4 #5 　　人们越来越看出……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不彻底脱离流亡生活……他就必然会变成傻瓜、蠢驴或者十足的无赖。　　——恩格斯一伦敦的第一年　　我只要把我们一天的生活情况如实地向您讲一讲，您就会看到，过着类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因为这里奶妈工钱非常高，尽管我的胸和背部都经常痛得厉害，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女房东来了。我们一个冬天已经付给她二百五十多塔勒，其余的钱按合同不应该付给她，而应该付给早已查封她的财产的地产主。但她否认合同，要我们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瑙特的信来得太晚了），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我们的朋友施拉姆赶忙进城去求人帮忙。他上了一驾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回我们家来，那时我正和我可怜的发抖的孩子们在哭泣。　　马克思进行得有条不紊。他提出命题（越短越好），接着就比较详细地进行解释，尽量注意避免工人听不懂的一切表达。然后请听众向他提问题。如果没有人提问，他就开始考试听众。他的这种讲授技巧，任何缺陷或误解都逃不过他。我表达了我对于他的机敏的惊奇，得知他以前曾在布鲁塞尔的工人俱乐部做过一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座。无论如何，他具有优秀教师的天赋。他也用黑板，在上面写公式，其中包括我们大家熟悉的《资本论》前面的公式。[9] 　　一个德国社会团体在马克思、沃尔弗、恩格斯和维迪尔的领导下，在大风磨街20号一层聚会。该团体又分成三个分会。分会B讨论最为激烈。它正式讲到并讨论了王子的谋杀者。聚会是前天进行的，我在会上帮忙，沃尔弗和马克思主持会议，我听到一名演讲者高声说：“白痴同样将逃不脱他的命运。英国的钢铁制品是最优秀的，这里有尤其锋利的斧头，断头台正等待着王室的每一个人。”这样，英国女王的谋杀者在离白金汉宫仅几百码的地方就由德国人表达出来了。秘密委员会又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领导人；另一部分是所谓的“盲人”，18人至20人，都是些有胆有勇的人。他们不打算参加骚乱，而是为伟大的事件和主要地为谋杀王储进行节制。[10]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19] 　　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20] 　　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办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24]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　　……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　　这种　　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将是北美半岛南半部……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开采和美国佬的不断努力，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像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43] ［注：2005年的《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中译本里译为“对中国新近开始的社会主义和社会动荡”。］进行了评论，认为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45]。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55]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61] 　　打碎国家机器丝毫也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受其对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赘时的低级和粗糙形态。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奠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注：比利时西北部港市。］，维利希由巴瑟米陪同。关于这件事，李卜克内西留下了下面的一段记述：　　第二天夜里，马克思家的门是开着的，他不在家，家里只有马克思夫人和琳蘅。巴瑟米动作僵直地鞠了一躬，走进来，用沉郁的声音回答了焦急的“怎么样？”的问题：“子弹击中了脑袋！”施拉姆头部中弹，之后又僵直地鞠了一躬，转身退出去了。你可以想象得到马克思夫人处于麻木状态中的恐惧；她当时知道自己可怕的直觉并没有欺骗她。　　他们用逢迎德国手工业者民族情感的德意志民族观点代替宣言的全面的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　　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　　……所有这一切，就是目前警察当局为一方和我丈夫为另一方之间所进行的斗争。他们把所有的一切，把整个革命，甚至把对诉讼的领导，统统归罪于他…… 二流亡者的政治　　……我却很喜欢你我二人目前所处的真正的离群独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原则。一系列的互相让步，出于礼貌而不得不容忍的模棱两可的作法，以及必须在公众面前同所有这些蠢驴一起对一些可笑的事情分担一部分责任——现在必须抛弃这些。[83] 　　你还可以报道，在伦敦成立了一个由　　马志尼只知道拥有自由贵族阶层和文明市民的城镇。意大利的农业人口——他们像爱尔兰人一样愚昧地受到剥削、受到系统蹂躏和控制——的物质需要，对于他们的宇宙的幻想天堂来说，对于新教的意识形态宣言来说，自然是太低了。然而，要有勇气才能向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宣布，走向意大利独立的第一步，就是农民的完全解放和把他们半佃户的制度转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财产。[97] 　　哈尼之所以被卷入整个这件事情中去，首先是由于崇拜我们早就经常嘲笑的那些官方大人物的感情驱使了他。其次，他喜欢戏剧性的场面……他陷入民主派的泥坑比他愿意承认的要深些。他有两重精神，一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灌输给他的，一是他自己固有的。[101] 三第恩街的生活　　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在现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饮食自然没有什么益处。［注：2005年的《卡尔马克思传（第3版）》中译本里这句译为“经济方面不能帮助提升家庭精神，而可以保持家庭精神的必然是保持面子”。］他1852年给恩格斯写到他的困境，他说这些并不重要，不过担心“这种困境总有一天会弄得出丑”[124]。同年，他写到了维尔特的拜访：“……在处境十分狼狈的情况下，身边却有一个如此文质彬彬的绅士，而且还必须把最羞于出口的事情瞒着他，这是很痛苦的”[125]。1854年，燕妮去特利尔，这样，“她又需要一些新的装备，因为妻子自然不能破破烂烂地去特利尔”[126]，所以马克思花了几大笔钱，这自然使马克思的债权人感到十分愤怒。　　一个在伦敦看不到的大午餐篮（这是琳蘅在特利尔时保留下来的）中有一个主角——一块巨大的烤牛肉。他们带着茶和水果；面包、奶酪和酒在荒阜就可以买到。　　有时（李卜克内西写道），我们也会重新回到老朋友的玩笑之中。一天晚上，埃德加尔·鲍威尔（马克思从柏林时代开始熟识的，尽管有《神圣家族》，但还不是私敌）从他海格特那边的清静之地来到这个城镇，目的是做一次“喝酒旅行”。问题是在牛津街和汉普斯泰德路间的每一个沙龙中都要“喝点什么”，由于城市里这一带的沙龙非常多，你甚至把自己限制在最小的选择数量上，也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我们勇敢无畏地去了，努力无碍地到了托登楠大院路的尽头。那里有公共场所房间传出的高歌声；我们进去了，得知：是一个“奇异伙伴”俱乐部在开庆祝纪念会。[131] 　　……为了冷却我们膨胀的血液，我们开始努力地齐步行走，一直到埃德加尔被一堆铺路石绊倒。“好哇，我有一个主意！”为了纪念学生时期疯狂的恶作剧，他捡起了一块石头，啪——，咔嚓——，一块天窗的玻璃破碎了。无理的举动会传染的——马克思和我没有落后，我们打碎了四五个街灯。当时可能是凌晨两点，所以街道行人稀少。不过这种噪音惊动了一位警察，他迅速做出决定，给同一巡逻区的同伴发出了信号。信号立刻得到了回应。形势变得严峻了。此时我们迅速向周围扫视了一下；幸亏我们熟悉这个地方。我们比赛似地向前跑，三四个警察在后面追，离我们有一段距离。马克思表现出我不能想象的活力。这样疯狂的追赶持续了几分钟，我们成功地拐进了一条街边，在那里穿过了一条胡同——这是在两条街交叉的后面——因此回到了我们来的地方，后面的警察迷失了方向。现在我们安全了。[132] 　　作为父亲和丈夫，马克思尽管有着狂野和不安静的性格，但还是拥有最温柔和最温和性情的人。马克思居住的是条件最差的地方，因此也是伦敦收价最低的街区之一。他租了两间房子。一间是可以向外看到街上的用作沙龙的客房，后面是卧室。整个看来，房间里没有一件干净耐用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破破烂烂的，上面布满半英寸的尘土；所有地方都处于最为杂乱的状态。客房的中间是一张老式铺着油布的大桌子，上面堆着手稿、书和报纸，还有孩子们的玩具、抹布和妻子缝纫篮子装的碎布条，还有几个边缘破损的茶杯、小刀、叉子、灯具、墨水瓶、大玻璃杯、陶土制的烟斗、烟灰。总之，一切都乱七八糟的，所有的东西都在同一张桌子上。一个二手物品的售货员都会很不好意思卖掉如此惹人注目的零碎物什。　　1852年复活节（燕妮写道），我们的小弗兰西斯卡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她在生死线上挣扎了三天，忍受了可怕的痛苦。她死了之后，我们离开了在后面房间里的她小小的身体，到了前面的房间，在地板上支起了床。我们把其他三个孩子放下来，我们都为天使般的孩子哭泣，她那生动、无生命的身体就在隔壁。我们心爱孩子的死正发生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的德国朋友们正好在那时不能帮助我们。厄内斯特·琼斯，他那时经常长时间地来访，答应要帮助我们，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给我们带来……我内心感到痛苦，匆忙到了离我们不远的、常到我们这里来的一位法国移民那里，请求他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我们。他立刻以最友善的同情给了我两英镑。这些钱被用来买了棺材，我的孩子现在正安静地躺在那里。她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没有摇篮，长时间没有最后休息的地方。我们心情沉重地看着她进了坟墓。[134] 　　……流不尽的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实际上，她是对的。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产。尽管如此，你该记得，我生来就缺乏耐性，甚至有些严厉，所以常常不够冷静。[139] 　　他定期每周来看望她；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他从来不从前门进来，而总是从厨房进来。而当我进来的时候，他仍然不走，我才确信他有着一个来访者所有的权利…… 我亲爱的：我的亲爱的：［注：海涅的组诗《归乡集》中的一首。］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爱情。撒谎和空虚的世界对人的看法也是虚伪而表面的。无数诽谤我、诬蔑我的敌人中有谁曾骂过我适合在某个二流戏院扮演头等情人的角色呢？但事实如此。要是这些坏蛋稍微有点幽默的话，他们会在一边画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另一边画上我拜倒在你的脚前。请看看这幅画，再看看那幅画，——他们会题上这么一句。但是这些坏蛋是笨蛋，而且将永远都是笨蛋。　　母亲默默地流着泪，俯在死去的孩子身上；琳蘅在她旁边抽泣着；马克思处于极度可怕的焦躁之中，他近乎愤怒，拒绝一切安慰；两个女孩子偎依在妈妈身上静静地哭着；母亲痉挛性地紧紧抱住她们，好像是用拥紧来保护她们免受已经夺去了她的儿子的死神的袭击。[157] 　　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的联系是这样多，他们感到兴趣的对象是这样广，以致他们能够轻松地经受任何损失。我不属于这样的杰出人物。我的孩子的死震动了我的心灵深处，我对这个损失的感受仍像第一天那样的强烈。我可怜的妻子也是万分悲痛。[158] 　　你要接受以最为友好的（一个拜访者写道）和最为真诚的方式送给你的点心和烟草，还有其他可能有用的；你最终还要接受我热情友好的谈话来面对你所遭遇的一切家庭困境，这样会使烦恼变得可以忍受一些。最后你会逐渐习惯这个伙伴，感到他有趣并富有活力。[160] 　　困难在于，必须取得在与欧门的关系上作为我的老头的代表的正式地位，而在这里公司内部仍不担任负有工作责任和领取公司薪水的　　改革我的私人开支是刻不容缓的了，一两个星期以后我要搬出这所住宅，搬到比较便宜的住宅里去，同时改用较清淡的饮料……天知道，去年我花掉了我的老头的此地营业利润的一半。当我的老头快要来的时候，我们就搬到漂亮的住宅去，买一些上等雪茄和酒等等，以壮观瞻。生活就是这样。[165] 　　至少这是你现在惯用的方法，自鲁普斯先生迁居曼彻斯特以来，你在涉及我同这两位先生的私人关系的一切事情上就惊人地一贯采用了这种方法。为了使我们的通信不致降到单纯的电报往来，最好我们两人今后完全不要在话里涉及你那里的朋友和受保护者。[166] 　　你知道，每个人有时都有他自己的怪癖和《nihil humani》〔“人所具有的”〕东西，等等。关于“秘密活动”和诸如此类的胡说，我自然从来没有想过。我的一些忌妒，你已经习惯了，实际上使我生气的是，我们现在不能同生活，同工作，同谈笑，而你的那些“受保护者”却能很方便地同你在一起。[167] 四继续研究经济学　　在个人生活上，他极度没有条理、愤世嫉俗，是一个糟糕的家庭主人。他过着一种真正的吉卜赛人的生活。他极少清洗、修饰、换衣服；常常醉酒。虽然他经常一连几天都无所事事，但当他有大量工作的时候又会毫不疲倦夜以继日地去做。他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常常通宵达旦，然后中午就和衣躺在沙发上，一直睡到晚上，整个世界的运转都打扰不了这个房间。[171] 　　大陆上另一个还没有明朗化的事件，就是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大危机即将到来。如果大陆上的革命延迟到这个危机爆发的时候，那末，英国也许一开始就会成为（即使不是出于本意）革命大陆的同盟者。我认为，革命过早爆发（除非它是直接由俄国的干涉所引起），是一种不幸……[173] 　　……再有大约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的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搞完这个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里搞别的科学。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时代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186] 　　……第三卷可以出《社会主义者》，第四卷出《批判》——《批判》之外可能剩下的东西——和已经非常有名的“正面的东西”，即你“本来”想写的东西……对于多少能思考问题的人来说，有前几卷的暗示，反蒲鲁东和《宣言》，就足以把他们引上正路了；至于普通的购买者和读者，如果在第一卷中就已经发现了大秘密，对历史等等就不会再感兴趣；正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读一下《序言》，一般东西那里全有了。[191] 五新闻工作　　《论坛报》当然竭力替凯里的这本书吹嘘。它们二者确实有共同点，它们在西斯蒙第的博爱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工业化的形式下，替美国的主张实行保护关税的资产阶级即工业资产阶级说话。《论坛报》虽然大谈各种“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空话，却能够成为美国的“第一流报纸”，其秘密也就在于此。[195] ［注：疑为“用德语写作”之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把草稿寄给恩格斯翻译。但1853年1月，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第一次冒险给德纳用英语写文章”[200]。同年，由于与俄国的关系变得紧张，马克思扩大了他的主题，不久写作就涉及了世界政治的各个方面。他的文章得到极高的评价。1853年1月，其稿费增加到了每篇文章两英镑。当时的一位作家说德纳定期地“陷入了‘卡尔·马克思’或‘巴黎的一个美国人’的读物之中”。1854年初，马克思经由德纳得到了美国杂志提供的一个机会，即写一些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史的文章。文章要“辛辣而又能引起兴趣”，而且“不包括任何有损该国宗教感情的东西”[201]。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如果他们在一起，可能会赚到钱，而他“一个人可不敢冒险干这项工作”[202]，但事情没有继续下去。同年，马克思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了：德纳经常删减马克思的文章，有时把文章的第一段作为社论，其余部分独立刊登，并且不署名。《纽约每日论坛报》总共有165篇社论摘录自马克思的文章，虽然事实上德纳喜欢的这些文章（他并不知道）是出自于恩格斯之手。马克思坚持认为要么全部署名，要么全部都不署名。1855年以后，所有刊登的文章都没有署名。1853年，《纽约每日论坛报》刊登了马克思80篇文章，1854年也大概是这个数目，1855年只有40篇，1856年是24篇。1857年初，马克思威胁说既然《纽约每日论坛报》对于斯拉夫语言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而刊登他的文章这么少，那么他要给另一家报纸撰稿了：于是德纳答应不论是否刊登，每星期都要给他一篇文章的稿酬。 [04.htm](第四部分科伦.md)index.htm[06.htm](第六部分 “经济学”.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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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越来越看出……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不彻底脱离流亡生活……他就必然会变成傻瓜、蠢驴或者十足的无赖。　　——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