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分最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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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最后十年 #1 #2 #3 #4 #5 #6 　　一个人像我这样在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生活的时间越长，精神生活的圈子就越窄。　　——马克思一家中的马克思　　就是在伦敦的时候对这种文坛上的谎言我也从来是不屑一顾的。要是采取相反的态度，那我就不得不花费我的大部分时间从加利福尼亚起到莫斯科止到处辟谣。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有时给以迎头痛击，随着年龄而增长的智慧，使人避免徒劳无益地浪费精力。[2] 　　在他们提供证据之前，我要求他们按规定的仪式，按着《圣经》发誓，因为当时法律要求合法的证词。这大大地惹恼了他们两人。卡尔·马克思抗议道，他永远不会这样侮辱他自己。勒·穆修说没有人曾指控他行为卑劣。他们争论、抗议了半个小时，每个人都拒绝当着另一个人的面首先发誓。最后，我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证人同时“接触《圣经》”，不用说词。在我看来，两个人似乎要从接触《圣经》的污染中缩回，正像歌剧中的梅菲斯托菲勒从十字架缩回一样。当他们开始争论案件的时候，机灵的勒·穆修赢了，因为卡尔·马克思糊里糊涂，支支吾吾。[7] 　　伦敦有莫丹那别墅，在别墅二楼的起居室里，我常常可以找到我亲爱的摩尔。我不能对你表达出和他分离的时候，我感到我是多么孤独。他告诉我他也非常想念我，并说在我不在身边的时候，他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我的心和以前一样一直想念着他所在的地方，对我来说，其他地方的生活不是生活。[9] 　　昨天晚上利沙又来了……劳拉和拉法格又一次和每一个人握手……独独没有和他握手！他们的行为都非常奇怪。要么利沙加勒是保尔的信中和他自己的行为所表明的完美绅士，所以他应被如此地对待；要么他根本就不是绅士，所以他不应被我们这个或那个人所接受，但就劳拉方面而言，这真的不像是淑女行为，非常令人不舒服。我唯有惊奇利沙加勒毕竟来了。[13] 　　我只要求他不是讲空话，而是提出证据来说明他比自己的名声更好些，从而可以有一定的理由去信赖他。你可以从回信中看出，这个“坚强的人物”是如何行事的。真糟糕，为了孩子，我的举动必须非常温和而慎重。[14] 　　我想知道，亲爱的摩尔，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见到他。见不到他，这是多么痛苦。我一直在尽我最大的努力忍耐，但非常困难。我感到我不能再支持多久了。——我不期盼你说他能够到这里来——我甚至不应该奢望，但我不能偶尔和他一起散会步吗？你让我和吴亭，和弗兰克尔一起出去，为什么不能和他？而且看到我们在一起，没有人会惊奇，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订婚了…… 　　在这些常年困苦的时间里，我和父亲之间有一片阴影……然而我们之间的爱永远是一样的，无论如何，我们永远彼此信任。母亲和我彼此深爱，但她不像父亲那样了解我。在我的生命中，最为痛苦的事情之一是我的母亲去世了，想到尽管我们怀着所有的爱，我曾倔强和不近人情，但我永远不会认为：为了不让她和父亲难过，我曾牺牲了我最美好的、最新鲜的年华。而父亲，虽然直到将近最后才了解了我，认为他应该信任我——我们的天性如此地相似！……父亲谈到我最大的姐姐和我，说“燕妮最像我，而杜西……就是我”。[21] 　　爱琳娜是她父亲最喜爱的一个，她的外貌已经达到了年轻女孩子和父亲相仿的极致。宽阔的、低矮的前额，乌黑发亮的眼睛，散发光芒的脸庞，快活幽默的笑容，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犹太风格的鼻子和嘴巴，同时她有着完全和父亲匹敌的自然活力和决断力，有着她能够但还从来没有达到的文学和政治成就的智力——因为她不但是一位敏锐的政治家，也是一位社会学家。可能，她感到自己有点被父亲的天才遮盖了，她无法看到父亲的不足。[22] 　　他是一位愉快的听众，从来不提出批评，常常能把握到正发生的任何有趣的事情的精神实质，在受到触动的时候，尤其是喜剧，就开始笑，直到笑得眼泪顺颊而下——他在年龄上是最大的，但在精神上却和我们任何一个一样年轻。他忠诚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是一样地自然流露。[24] 二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43] 三健康　　“你的工作一直都是这样吗？”马克思问他，“你还有其他的工作吗？”“没有”，那人回答道，“数年来我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情。只有通过实践，一个人才能学会操作这种机器，把难以制作的形状变得光滑和完美。”“因此劳动分工使人类成为机器的附庸”，当我们往前走时马克思对我的父亲说，“他的思维能力变成了机械记忆。”[56] 　　……不仅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而且当我单独一人的时候，我都感到有他在场。我对他那种用热情的声调郑重其事地发表的滔滔不绝的无稽之谈还能忍受……但当他因闹家庭纠纷使我过于厌烦时，我就再也忍受不住了。这个学究气十足的资产阶级浅薄之徒认为，他的妻子似乎不懂得、不理解他那专注于最高宇宙问题的浮士德式的禀性，因而以极其恶劣的方式来折磨这个在各方面都比他强的女人。因此，我们之间终于发生了一场争吵；我搬到了上一层楼，完全摆脱了他（他使我的治疗受到很大妨碍），直到他启程（上星期日）之前我们才重新和好。但我向他坚决表示，我不去汉诺威了。[59] 四欧洲景象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75] 　　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76] 　　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　　是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86]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博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如果它将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那末很遗憾，我们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一向在国外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愿事情不致于弄到五俄国、法国和英国　　这次危机是欧洲历史的　　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99] 　　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100] 　　……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103] 　　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104] 　　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但是，俄国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105] 　　这个党认为英国的革命不是　　他是一个个子不高、有点矮小的人，花白的头发，花白的胡须，与他嘴角上仍然乌黑的胡子形成了奇怪的对比。脸有些圆，前额轮廓分明，非常饱满，眼睛锐利，他的整个表情令人愉快，绝不是一个惯于啖食摇篮里婴儿的人——我敢说警察是这样看待他的——的表情。他的谈吐显得见多识广，而且很博学，对比较语法很感兴趣，这把他引向古老的斯拉夫语和其他一些比较冷僻的研究。他的谈话还由于很多古怪的措辞和一些冷面幽默而富有变化。当他谈到赫泽切尔（Hezechiall）的《俾斯麦亲王的生活》（Life of Prince Bismarck）时，总是通过将它同布什博士（Dr Busch）的著作对比，把它作为《旧约》而提及。［注：伦敦西区主要住的是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对此进行了广告张贴，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而且这件事在燕妮去世前两天给她带来了快乐。然而矛盾的是，马克思在他居住和工作了大半生的国家仍然鲜为人知。他的讣告登在《泰晤士报》上，内容出现了最荒唐的错误。当《资本论》英文版终于在1894年面世的时候，在最初的几年中，英国和美国加在一起的销售量一直极低。有记载的马克思关于不列颠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这些不列颠人见鬼去吧！” [129]这一点都不令人奇怪。六最后几年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期，我们亲爱的妈妈躺在前面大的房间里，摩尔在后面的小房间里。他们两个人，过去是如此地彼此熟悉、彼此亲密，而现在甚至不能一起在一个房间里。我们年迈的好琳蘅……和我不得不照料他们两人……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早晨，他感到有了气力，可以走到妈妈的房间去。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又年轻了——她是一位年轻女孩，而他是一位恋爱中的青年，都刚迈进生活的门槛，而不是即将永别的病魔缠身的老头和即将离世的老妪。[133] ［注：位于摩纳哥。］，在那里待了一个月，然而他的胸膜炎和支气管炎没有丝毫减轻的迹象。［注：似应为7月下半月，参见《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5卷，325页。］去瑞士的沃韦（Vevey）时，这“成了你的义务——作山谷老人的旅伴”。劳拉答应了，在那里马克思答应给她所有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材料，以写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并提出她承担把《资本论》译成英文的工作的可能性。[143]他们在小燕妮生下她唯一的女儿之后回到了阿根地。与和劳拉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爱琳娜与小燕妮相处很好，并在阿根地发展了她在伦敦完全蛰伏了的才能。而她也在8月底离开，带着小燕妮的大儿子琼尼回到了英格兰，在那的好几个月里，她对孩子严格管教，就像他的第二个母亲。　　……全家都在掉泪：似乎快到临终的时刻了。我就询问了情况，想弄清原因，进行安慰。先是少量出血，接着体力就立刻衰竭了。我们那个非常好的老琳蘅看护他要胜过任何母亲照顾自己的孩子，她走上楼去，立刻又下来了，说他处在半睡状态，我可以跟她一起上去。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躺在那里睡着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了。脉搏和呼吸都已停止。在两分钟之内，他就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147] 07.htm index.htm 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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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像我这样在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生活的时间越长，精神生活的圈子就越窄。　　——马克思

第八部分最后十年 #1 #2 #3 #4 #5 #6 　　一个人像我这样在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生活的时间越长，精神生活的圈子就越窄。　　——马克思一家中的马克思　　就是在伦敦的时候对这种文坛上的谎言我也从来是不屑一顾的。要是采取相反的态度，那我就不得不花费我的大部分时间从加利福尼亚起到莫斯科止到处辟谣。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有时给以迎头痛击，随着年龄而增长的智慧，使人避免徒劳无益地浪费精力。[2] 　　在他们提供证据之前，我要求他们按规定的仪式，按着《圣经》发誓，因为当时法律要求合法的证词。这大大地惹恼了他们两人。卡尔·马克思抗议道，他永远不会这样侮辱他自己。勒·穆修说没有人曾指控他行为卑劣。他们争论、抗议了半个小时，每个人都拒绝当着另一个人的面首先发誓。最后，我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证人同时“接触《圣经》”，不用说词。在我看来，两个人似乎要从接触《圣经》的污染中缩回，正像歌剧中的梅菲斯托菲勒从十字架缩回一样。当他们开始争论案件的时候，机灵的勒·穆修赢了，因为卡尔·马克思糊里糊涂，支支吾吾。[7] 　　伦敦有莫丹那别墅，在别墅二楼的起居室里，我常常可以找到我亲爱的摩尔。我不能对你表达出和他分离的时候，我感到我是多么孤独。他告诉我他也非常想念我，并说在我不在身边的时候，他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我的心和以前一样一直想念着他所在的地方，对我来说，其他地方的生活不是生活。[9] 　　昨天晚上利沙又来了……劳拉和拉法格又一次和每一个人握手……独独没有和他握手！他们的行为都非常奇怪。要么利沙加勒是保尔的信中和他自己的行为所表明的完美绅士，所以他应被如此地对待；要么他根本就不是绅士，所以他不应被我们这个或那个人所接受，但就劳拉方面而言，这真的不像是淑女行为，非常令人不舒服。我唯有惊奇利沙加勒毕竟来了。[13] 　　我只要求他不是讲空话，而是提出证据来说明他比自己的名声更好些，从而可以有一定的理由去信赖他。你可以从回信中看出，这个“坚强的人物”是如何行事的。真糟糕，为了孩子，我的举动必须非常温和而慎重。[14] 　　我想知道，亲爱的摩尔，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见到他。见不到他，这是多么痛苦。我一直在尽我最大的努力忍耐，但非常困难。我感到我不能再支持多久了。——我不期盼你说他能够到这里来——我甚至不应该奢望，但我不能偶尔和他一起散会步吗？你让我和吴亭，和弗兰克尔一起出去，为什么不能和他？而且看到我们在一起，没有人会惊奇，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订婚了…… 　　在这些常年困苦的时间里，我和父亲之间有一片阴影……然而我们之间的爱永远是一样的，无论如何，我们永远彼此信任。母亲和我彼此深爱，但她不像父亲那样了解我。在我的生命中，最为痛苦的事情之一是我的母亲去世了，想到尽管我们怀着所有的爱，我曾倔强和不近人情，但我永远不会认为：为了不让她和父亲难过，我曾牺牲了我最美好的、最新鲜的年华。而父亲，虽然直到将近最后才了解了我，认为他应该信任我——我们的天性如此地相似！……父亲谈到我最大的姐姐和我，说“燕妮最像我，而杜西……就是我”。[21] 　　爱琳娜是她父亲最喜爱的一个，她的外貌已经达到了年轻女孩子和父亲相仿的极致。宽阔的、低矮的前额，乌黑发亮的眼睛，散发光芒的脸庞，快活幽默的笑容，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犹太风格的鼻子和嘴巴，同时她有着完全和父亲匹敌的自然活力和决断力，有着她能够但还从来没有达到的文学和政治成就的智力——因为她不但是一位敏锐的政治家，也是一位社会学家。可能，她感到自己有点被父亲的天才遮盖了，她无法看到父亲的不足。[22] 　　他是一位愉快的听众，从来不提出批评，常常能把握到正发生的任何有趣的事情的精神实质，在受到触动的时候，尤其是喜剧，就开始笑，直到笑得眼泪顺颊而下——他在年龄上是最大的，但在精神上却和我们任何一个一样年轻。他忠诚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是一样地自然流露。[24] 二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43] 三健康　　“你的工作一直都是这样吗？”马克思问他，“你还有其他的工作吗？”“没有”，那人回答道，“数年来我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情。只有通过实践，一个人才能学会操作这种机器，把难以制作的形状变得光滑和完美。”“因此劳动分工使人类成为机器的附庸”，当我们往前走时马克思对我的父亲说，“他的思维能力变成了机械记忆。”[56] 　　……不仅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而且当我单独一人的时候，我都感到有他在场。我对他那种用热情的声调郑重其事地发表的滔滔不绝的无稽之谈还能忍受……但当他因闹家庭纠纷使我过于厌烦时，我就再也忍受不住了。这个学究气十足的资产阶级浅薄之徒认为，他的妻子似乎不懂得、不理解他那专注于最高宇宙问题的浮士德式的禀性，因而以极其恶劣的方式来折磨这个在各方面都比他强的女人。因此，我们之间终于发生了一场争吵；我搬到了上一层楼，完全摆脱了他（他使我的治疗受到很大妨碍），直到他启程（上星期日）之前我们才重新和好。但我向他坚决表示，我不去汉诺威了。[59] 四欧洲景象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75] 　　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76] 　　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　　是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86]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博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如果它将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那末很遗憾，我们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一向在国外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愿事情不致于弄到五俄国、法国和英国　　这次危机是欧洲历史的　　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99] 　　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100] 　　……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103] 　　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104] 　　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但是，俄国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105] 　　这个党认为英国的革命不是　　他是一个个子不高、有点矮小的人，花白的头发，花白的胡须，与他嘴角上仍然乌黑的胡子形成了奇怪的对比。脸有些圆，前额轮廓分明，非常饱满，眼睛锐利，他的整个表情令人愉快，绝不是一个惯于啖食摇篮里婴儿的人——我敢说警察是这样看待他的——的表情。他的谈吐显得见多识广，而且很博学，对比较语法很感兴趣，这把他引向古老的斯拉夫语和其他一些比较冷僻的研究。他的谈话还由于很多古怪的措辞和一些冷面幽默而富有变化。当他谈到赫泽切尔（Hezechiall）的《俾斯麦亲王的生活》（Life of Prince Bismarck）时，总是通过将它同布什博士（Dr Busch）的著作对比，把它作为《旧约》而提及。［注：伦敦西区主要住的是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对此进行了广告张贴，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而且这件事在燕妮去世前两天给她带来了快乐。然而矛盾的是，马克思在他居住和工作了大半生的国家仍然鲜为人知。他的讣告登在《泰晤士报》上，内容出现了最荒唐的错误。当《资本论》英文版终于在1894年面世的时候，在最初的几年中，英国和美国加在一起的销售量一直极低。有记载的马克思关于不列颠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这些不列颠人见鬼去吧！” [129]这一点都不令人奇怪。六最后几年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期，我们亲爱的妈妈躺在前面大的房间里，摩尔在后面的小房间里。他们两个人，过去是如此地彼此熟悉、彼此亲密，而现在甚至不能一起在一个房间里。我们年迈的好琳蘅……和我不得不照料他们两人……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早晨，他感到有了气力，可以走到妈妈的房间去。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又年轻了——她是一位年轻女孩，而他是一位恋爱中的青年，都刚迈进生活的门槛，而不是即将永别的病魔缠身的老头和即将离世的老妪。[133] ［注：位于摩纳哥。］，在那里待了一个月，然而他的胸膜炎和支气管炎没有丝毫减轻的迹象。［注：似应为7月下半月，参见《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5卷，325页。］去瑞士的沃韦（Vevey）时，这“成了你的义务——作山谷老人的旅伴”。劳拉答应了，在那里马克思答应给她所有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材料，以写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并提出她承担把《资本论》译成英文的工作的可能性。[143]他们在小燕妮生下她唯一的女儿之后回到了阿根地。与和劳拉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爱琳娜与小燕妮相处很好，并在阿根地发展了她在伦敦完全蛰伏了的才能。而她也在8月底离开，带着小燕妮的大儿子琼尼回到了英格兰，在那的好几个月里，她对孩子严格管教，就像他的第二个母亲。　　……全家都在掉泪：似乎快到临终的时刻了。我就询问了情况，想弄清原因，进行安慰。先是少量出血，接着体力就立刻衰竭了。我们那个非常好的老琳蘅看护他要胜过任何母亲照顾自己的孩子，她走上楼去，立刻又下来了，说他处在半睡状态，我可以跟她一起上去。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躺在那里睡着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了。脉搏和呼吸都已停止。在两分钟之内，他就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147] 07.htm index.htm 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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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像我这样在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生活的时间越长，精神生活的圈子就越窄。　　——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