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 “经济学”
第六部分 “经济学” #1 #2 #3 #4 #5 #6 你可能认为，很少的著作能在较为艰苦的环境中写；而我能书写秘密的历史，它将揭示出无穷尽的忧伤、烦恼和不安。 ——燕妮·马克思 一 “经济学批判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1][2] [3] 1[4][5][6][7] [8][9] [10] [11][12][13] （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 [14] [15] [16][17] [18] [19] ……但是，如果说资本因此表现为劳动的产品，那么劳动的产品也表现为资本——不再表现为简单的产品，也不表现为可交换的商品，而是表现为 [20] [21] [22] 这种具有一般性的生产的普遍本性创造了个人同自身以及同他人的疏离，但是也第一次创造了人的关系和能力的一般和普遍的本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孤立的个人显得较为全面，因为他尚未制造出自己的丰富的关系，他尚未把这些关系作为反对自身的力量和自治的社会关系来确立。试图复归于那种原始的丰富性是多余的，因为这等于相信它的全面贫乏的必要性。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未超越同这种浪漫世界观的对立，因而会作为一个合理的反题为这种浪漫世界观所伴随，直至它完结。[23] ……由此也产生一种荒谬的看法，把自由竞争看成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 [24] [25] 遵循这种趋势，资本超越了各种民族界限和偏见，超越了对自然界的崇拜和对局限于既定界限内各种现存需要的固有的、自给自足的满足，超越了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再生产。 [26] 一方面，资本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调动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27] [28] 只限于一种单纯的抽象活动的工人活动，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的，而不是相反。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29] 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30] 结果就是：生产力或一般财富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消灭，这种[31] 如果我们假定共同生产，自然对时间的规定仍然是基本的。社会要求生产小麦和牛等的时间越少，它所获得的用于其他物质或精神形式生产的时间就越多。至于孤立的个人，他的发展、享受和活动的全面性就取决于节约时间……[32] 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洞察力就可以理解：例如，如果把从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自由劳动即雇佣劳动当作出发点，那么，机器只有在同活劳动的对立中，作为活劳动的异己的财产和敌对的力量，才能[33] ……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或者同牧人等等的状况相比，是丧失了）这样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 [34] 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35] [36][37] [38][39][40] [41][42][43] [44][45] [46][47][48] [49][50][51][52] [53][54][55][56][57][58][59][60]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61] [62] [63]2[64][65][66] [67][68][69][70] 二 “福格特先生” [71] [72][73] [74] 我坦白地承认，我不能由于一些小的误会而失掉我所爱的少数真正 [75] [76] 在“同盟”根据[77] [78] [79][80] [81][82][83] 伦敦所有厕所都通过一些隐蔽得很巧妙的管子把人体的脏物排到太晤士河里。同样地，世界名城也通过一些鹅管笔把它所有的社会脏物都排到一个纸制的藏垢纳污的大中心——“每日电讯”里……他3[84] 三 马克思和拉萨尔 4[85][86] [87][88] [89][90] 你为什么以如此洋洋得意的态度、如此骄傲的姿态给我寄来这份材料？为的是要证明你至少是对我毫不信任吗！ [91] [92][93][94][95] [96][97][98][99] 拉萨尔在一些学者当中由于他那本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书而受到尊重，在一些寄生虫当中则由于他的佳肴美酒而受到赞许，于是就被这些蒙住了眼睛，自然不知道他在广大公众中的名声是多么不令人羡慕。此外，还有他那一贯自以为是的脾气；他在“思辨概念”的世界中的留连（这家伙甚至梦想创造一种双料的新黑格尔哲学，并准备把它写成书）；法国的旧自由主义对他的感染；他那夸夸其谈的习气，以及纠缠不清和不知分寸，等等。[101] [101][102][103][104] [105] [106][107] [108][109][110][111][112] 1862年7月，我们接受了拉萨尔的一次来访。他因所获得的学者、思想家、诗人和政治家的名声而显得几乎不堪重负。桂冠戴在奧林匹亚神式的额头和供品般的头颅，或者毋宁说戴在他僵硬竖立的黑人式的头发上是新奇的。他刚好胜利地结束了意大利运动（the Italian Campaign）——这个伟大的行动者正在努力的一场新的政治行动（coup）——并且在他的头脑中正在酝酿各种激烈的战斗。有多少科学的领域他不曾探索过！古埃及学在撂荒：“我会对古埃及学家的称呼惊奇吗？作为一个行动者、政治家、斗士或者说战士，我不应该显示自己的通才吗？”这是一个辉煌的困境。他摇摆于对自己心灵的思考与情感之间，并常常以实际上洪亮的声调表述这种斗争。因为他像风一样横扫过我们的每个房间，如此大声地斩钉截铁说着话，打着手势，把自己的嗓音提高到像浓稠的沥青一样，以至于我们的邻居都被这种恐怖的嚷嚷吓坏了，询问我们发生了什么。这是在尖叫的不和谐中喷发出的“伟”人的内部斗争。[113] [114] [115][116][117] [118] 拉萨尔的不幸遭遇使我在这些日子里一直感到痛苦。他毕竟还是老一辈近卫军中的一个，并且是我们敌人的敌人。而且事情来得太突然，使人难以相信，这样一个爱吵爱闹、非常好动、不愿安宁的人现在却永远无声无息，不再言语了。至于造成他死亡的原因，你说得完全对。这是他一生中许多次轻率行为中的一次。无论如何，使我感到痛心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的关系变暗淡了——当然，这是他的过错…… [119] 您知道，关于拉萨尔去世的完全出乎意外的消息，使我多么惊讶和震动。他是我所十分器重的人之一……请您相信，拉萨尔离开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为此感到格外深切的悲痛。5[12] 四 格拉弗顿坊的生活 [121]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习惯于跟外界完全隔绝。我经常不能做我在拥挤的西端街、各种会见中、俱乐部里，以及在我们喜欢的公共场合和家庭会议中习惯于进行的长谈，这些长谈曾经常常使我暂时忘却生活的焦虑。幸运的是，我仍然可以每星期两次地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复写文章，以使我保持同世界事件的联系。[122] [123][124] [125][126][127][128] [129] 终于使我妻子同意我早巳向她提出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尽管有使人极不愉快的一面，但它不仅是摆脱已经造成的局面的唯一出路，而且要比最近三年特别是最近一年我们所过的生活好得多，同时，这个建议还使我们有可能重新恢复我们的自尊心。 [130] [131][132] [133] [134][135][136] [137][138] 6[139] [140][141] [142][143][144][145][146] 在给你回信以前，我想还是稍微等一等为好。一方面是你的情况，另一方面是我的情况，都妨碍我们“冷静地”考虑问题。 [147] [148] 现在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尽管最近这几个星期我受尽了一切压抑，但是再也没有比担心我们的友谊发生裂痕的忧虑那样使我感到沉重。我向我妻子讲过很多次，由于生活上的琐事和她的极度紧张，我在这样的时刻竟还以我个人的穷困来烦扰你，而不是来安慰你，同这点比起来，所有那些讨厌的事情，对我来说，都算不了什么。结果家庭的和睦严重地遭到破坏，可怜的女人为这件事付出了代价，而她对此本来是完全无辜的；要知道女人总是习惯于要求做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她当然不知道我在给你的信中讲了些什么，但是只要稍微想一下，也能够猜到八九分。女人是一种奇妙的创造物，甚至那些才智卓绝的也是这样。[149] [150] 即使“漂亮”一词不适用于她们，即使对我作为母亲的骄傲冒着嘲笑的风险，我仍然要说，她们三个人看起来非常整洁和有趣。小燕妮的头发惊人的黑，脸盘带着孩童般的玫瑰色，眼窝深而甜美、眼睛和肤色显得非常有吸引力。劳拉就一定程度上说，在每一件事上都表现得很好和清楚，实际上她比大女儿更让人怜爱，因为她的轮廓更规整，在她的黑眉毛下有一双绿眼睛眨吧着，不断闪出欢乐的火花……对她们的教育我们作出了一切尽可能的努力。不幸的是，在音乐方面，我们不能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为她们做出很多，她们的音乐表现不太突出，尽管她们都有特别欢乐的嗓子并以让人爱怜的表情唱歌。但是，珍妮的实际长处是演说，由于这孩子有副特别美妙的嗓子，低平而甜美，从孩童时起就着迷地研究莎士比亚，实际上她早就登上了家庭未曾为她考虑的舞台。我们对她的支持是……如果她的身体健康，我们不会为她的生活道路设置任何障碍……第三个孩子，老小，是一个真正的甜美、可人而又带有孩童式暴躁脾气的复合体。她是家里的光明和生命。这三个孩子都是伦敦的不可分割的灵与肉，她们在生活习惯、方式、趣味、需求和习性方面都变成了十足的英国人——没有什么比必须让英国和德国交换更让她们可怕的了……我本人也发现这种可怕前景……首先，伦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可以让人消失得无影无踪……[151] [152][153] 五 《资本论》 [154] [155][156][157][158][159][160][161][162] [163] [164][165][166][167][168] [169][170][171] [172][173][174][175][176][177][178] [179] 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7[180] [181] 关于这本“可诅咒的”书，它的情况是：12月底已经 [182] [183] [184] 这次从汉堡回伦敦，总的说来很顺利……在抵达伦敦之前几小时，有一位德国小姐——她的军人风度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声称，她当晚要从伦敦到威斯顿一修珀一梅里去，而她带了很多行李，不知怎么办才好。情形更为糟糕的是，在英国星期六很难找到搬运工人。我请这位小姐指给我看她到伦敦后要去的火车站。她的朋友们把车站的名称写在一张名片上。这是西北车站，我也要打那里经过的。于是，我像一个真正的骑士那样建议送她到约定的地点去。我的建议她接受了。不过后来我仔细想了一想，发现威斯顿一修珀一梅里在西南，而我要经过的和那位小姐指出的车站却在西北。我便去请教船长。结果弄清了，她该去的那个地方确实不是我要去的地方，而且完全相反。不过，既然我自己已经提出愿意效劳，当然只好勉为其难。下午二时我们到了。我伴送这位流浪妇女到她去的车站，在那里才知道，火车要到晚上八点才开。这样，我算倒了霉，不得不和这位小姐一起消磨掉六个小时；我们在海德公园游逛了一番，又去吃了点冰激凌，等等。原来，她名叫伊丽莎白·冯·普特卡默，[185] [186][187] 1867年8月16日深夜两点 你的  [188][189] [190][191] [192][193] [194][195] 劳动过程的第二段时间，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这段时间形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我把工作日的这部分称力剩余劳动时间，把这段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196] [197]8[198] 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199] [200] ……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以及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末，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交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隨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201] 我们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隨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02]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03] [204][205，以及资本主义在生产中“尽可能减少拿工资的工人数量”、在纯粹服务性行业中却增加工人的数量之趋势。[206] 第一卷论述了生产，而第二卷和第三卷则考察了当资本家要卖掉自己的产品换得现金的时候，工厂之外的情况。在第二卷，马克思探讨了利润和为下一生产循环进行的再投资，以及构成经济危机的复杂因素。 第三卷的第一部分呈现出或多或少的最终的手稿形式，但此后这本书在没有任何最终结论的情况下就结束了。它开头讨论了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以此探讨了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很多人一读第一卷就问这是如何发生的，如果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来衡量的，那么应该极不同于市场价格。马克思提供了这一问题的惟一答案，即认为价值“是它们的价格围绕着运动的重心，而且价格的不断涨落也是围绕这个重心来拉平的[207]。他接着说：“不管价格是怎样调节的，我们都会得到如下的结论：……价值规律支配着价格的运动，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或增加，会使生产价格降低或提高”[208]。然后，马克思作了比第一卷更为详细的论述，清晰地说明了构成第三卷中心内容的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用十分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这一规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因为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同它所推动的物化劳动的量相比，同生产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量相比，不断减少，所以，这种活劳动中物化为剩余价值的无酬部分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断减少。而剩余价值量和所使用的总资本价值的比率就是利润率，因而利润率必然不断下降。[209] 接下来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危机的性质，他追溯了不考虑消费水平扩大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可允许的程度之间的根本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210] 结论是： 同资本主义以一种只有整个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自己的极限的方式发展生产力的生产趋势相比，一切现实危机的最终原因从来就是贫困和大众的有限消费。[211] 接着马克思论述了减缓利润降低的因素，最主要的是扩大生产和扩大对外贸易，并试图表明这些只是短期的治标方法。接下来两部分论述了生息资本和地租，内容到关于阶级的不完整的叙述就突然结束了。 即使在今天，《资本论》，尤其是第一卷，仍然是一部杰作。它的历史分析方法至少在一个方面生动展现了19世纪英国的罪恶画面，它细致而卓绝的风格不论是对历史还是对文学都是一个永久性的贡献。它的理论前提和长期性的预言都是“反驳不了的”——只要它们不是面临根本性反驳的挑战：劳动价值理论不是一种“科学的理论”[212]——，而是可以由它通向资本主义制度运作这样的洞见来断定的一种理论。马克思的著名预见只不过是建立在他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模式”之上，这种模式在给定的条件之下可以有着几乎无限多的形态，像所有模式一样，它必须由其结果来进行评判。[213] 《资本论》没有立刻获得它后来所享有的成功。它在马克思小圈子中被热切地接受，甚至他的老同盟费尔巴哈和卢格也发表了赞扬性的评论。但在德国有为数不多的令人恼火的评论，其中大部分的态度是不友好的，尽管马克思以后的论敌杜林撰文赞扬了它。恩格斯是最勤勉的评论者，设法写了7篇，每一篇都认真地使之适合于每份报刊的性质。库格曼在德国还是一名非常有影响的公共关系官员。恩格斯努力使之在英国获得公众影响，但惟一的结果是只在1868年1月的《星期六评论》引起了小小的注意，它报道说：“作者的观点可能正如我们所想象的一样有害，但毫无疑问，他的逻辑似乎有理，辩论充满活力，他把魅力投注在了政治经济这种最枯燥的问题上了”。马克思的从事工会工作的同事的总的态度可以用彼特·福克斯（Peter Fox）的话来概括：马克思把书送给了他，他回信说他感到好像一个人得到了一只大象，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的确，书的被接受程度是令人失望的，燕妮写信给库格曼：“你可以认为我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很少写出过著作，但我能写一部秘史，描写无穷无尽的烦恼、困扰和不安。如果工人们稍微感知到为完成这部著作、为他们而写这部著作、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所作的必要的牺牲的话，他们可能会表现出更多一点的兴趣。”[214]1 000册卖出去花了长长的4年时间。 六 莫丹那别墅的生活 尽管1864年的两份遗产毫无疑问地给了马克思相对的舒适，这使他能够完成《资本论》的第一卷，但这绝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1864年4月，马克思一家移居到了梅特兰公园路一所相当大的房子，距离格拉弗顿坊南有几百码，接下来的11年他们一直住在那里。对燕妮来说（据她的回忆录），莫丹那别墅1号（邮寄地址1868年改为梅特兰公园路1号）“是非常吸引人的、干净的居处，我们布置得很舒适，还比较漂亮……这是崭新、充满阳光、通风的宜人房间”[215]。的确，后来对她来说，房子好像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宫殿，对我来说，这是一座异常宽敞、异常昂贵的房子”[216]。这是两套分开的房子，其中一套正在该公园的入口处，它的前面是一座花园，还有一个装备很好的温室，有足够大的空间来养他们的两只狗、三只猫和两只鸟。每个女孩有自己的房间。马克思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书房。可以俯瞰公园，这间房正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一卷的地方，并成为第一国际的焦点。保尔·拉法格留下了对马克思书房的描写： 它位于楼上，被来自可以看到公园的宽敞窗户的光线所笼罩。在窗户对面的壁炉的两侧墙壁边，并排放着装满书籍的书架，书架上各种报纸和手稿堆至天花板。在壁炉对面的窗户的一侧，有两张堆满文稿、书籍和报纸的桌子。房间中央，光线很好，放着一张小平桌和一把木靠椅。靠椅和书架之间，面对窗户的，是一张皮沙发，马克思习惯于时不时地躺在上面休息一会。壁炉台上摆满了更多的书籍、雪茄、火柴、香烟盒、镇纸以及马克思的女儿和夫人、威廉。沃尔夫和恩格斯的照片。[217] 书是按内容，而不是按大小进行排列的，书角翘起，空白处写满了评论，字里行间到处作了画线。“它们是我的奴隶”，马克思说：“它们必须按照我的意愿为我效劳”。[218]这间书房后来新添的两个特色是他的朋友和崇拜者库格曼博士送给他的礼物。一件是奥特里科利（Otricoli）的宙斯半身像，这件礼物寄到的时候令全家大吃一惊，当时是1867年底，大家正准备着圣诞节的布丁；另一件是一幅挂毯，上面是莱布尼茨（马克思对他有极高的敬意）在他的书房中的画像。 安置新家（包括还债）共花了500英镑。房租和费用几乎是格拉弗顿坊的两倍，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住家的年收入要大约在500英镑，这实际上正是马克思每年收入的总数。[219]此外，马克思和三个女儿在拉姆斯盖特度了三个星期的假，燕妮一个人在布赖顿码头[9]呆了两星期。10月，女孩子们（她们以前由于没有钱回答别人的盛情而不得不拒绝邀请）举行了一个有50个朋友参加的舞会。财政状况并没有由于1865年5月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的到来而有所改善。他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他很矛盾地在美国内战中参加了支持南方的战斗。尽管他有古怪的倾向，但却有着很大的胃口，还令马克思愉快，马克思把他描写为“自私自利，但是人倒还善良”[220]。在埃德加尔住的六个月里，马克思的精神变得越来越紧张。 迁居几个月之后，尽管马克思在美国的投机生意赚了400多英镑[221]，但仍然被迫给恩格斯又写了一封求助的信： 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能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个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就我的条件来说，我住的房子的确太贵，再就是我们这一年比往年生活得好一些。但是唯有这种办法能使孩子们维持那些可以使她们的前途得到保证的社交关系，况且，她们受过许多痛苦，也应当使她们至少有一个短时期的补偿。我想你也会有这样的看法：即使单纯从商人的观点来看，纯粹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在目前也是不适宜的，如果只有我们夫妻两人，或者这些女孩子都是男孩子，这种生活方式当然很好。[222] 恩格斯适时地救了难，尽力地担保每年给马克思200英镑，可能的话另外再加50英镑。1866年11月，由于法兰克福姑母的去世，马克思立刻升起了希望，但结果只有可怜的12英镑。全家很快受到了驱逐的威胁，马克思不得不从熟人那里借点钱，“像在流亡中的最困难时期那样”[223]。境况由于必须在保尔·拉法格（他正在追劳拉）面前维持住面子而更加糟糕。马克思又一次表达了他要宣布破产的想法，然而却按照医生的建议为劳拉订购了香槟酒和选了体操课程。1867年间，马克思承认恩格斯已经给了他“很多钱”[224]，但说是由于他200英镑旧债花去了。接下来的一年，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他痛苦地回忆起了母亲的话：“小卡尔要是积攒一笔资本，而不是……该多好啊！”[225]境况是如此地坏。以至于马克思认真地考虑移居日内瓦。马克思在邻居的眼里已经是一个体面人，尤其是他被选上圣潘克拉斯教区仲裁法官颇有声望的闲职的时候更是如此，此时贫穷越发紧随着他。马克思不会接受这个职务，而同意一个邻居的意见，“我是一个外国人，让他们吻我的屁股”[226]。 1868年11月，经济状况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恩格斯让马克思首先知道他需要多少钱才能偿清他的全部债务，再者，以后他每年350英镑的开支是否够用。（恩格斯自己从1860年以来的收入从来没有超出过1 100英镑。[227]）马克思回信说自己“十分感动”，让燕妮算了一下总的债务，发现债务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228]恩格斯使自己被欧门收买，所以令他十分开心和值得庆祝的是，他放下自己的公司比自己预料得要早。然而，3个星期以后，马克思发现他每星期给燕妮的补贴仍然不够她用来开支。在他的压力下，“……女性的愚蠢就暴露出来了。在她替我开给你的债务清单里，约有七十五英镑她没有写进去，后来她就想办法从家庭开支中逐渐补偿这笔钱。我问，为什么要这样？回答是：她害怕一下子说出个大数字！可见，女人总是需要监护的！”[229]恩格斯宽宏大量地接受了这件事，马克思的财政困难终于清除了。通过1865年到1869年的通信来计算，恩格斯给马克思的钱不少于1 862英镑。[230] 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期间，马克思还成了岳父，并终于成了外祖父。19世纪60年代晚些时候主要发生的事情是劳拉的爱情和婚姻。早在1865年，在燕妮21岁的生日派对上，劳拉就收到了查理。曼宁热情洋溢的求婚。查理·曼宁是一个富有的南美洲人，父亲是英国人。但是，按马克思的说法，劳拉“对他并不在意”，已经懂得怎样“压制”这种“南方的热情”[231]。这一年，她遇到了拉法格，当时他已经23岁，是古巴富有的种植园主的独生子，他的父母已到法国，进入了波尔多葡萄酒行业。保尔是一名（不很热情的）医学学生。作为蒲鲁东的追随者，他活跃在学生政坛上，作为法国代表被派往伦敦的国际总委员会，在那里他由于政治原因被从法国大学驱逐出来。到1866年8月，他同劳拉“半订婚了”。[232]马克思不是特别高兴。劳拉好像对拉法格没有真正的好感，马克思对恩格斯说拉法格是“漂亮的、有知识的、精力充沛的小伙子，而且是一个出色的体操家”[233]。虽然如此，他还是极为谨慎地把拉法格作为潜在的女婿角色。他写信给拉法格以前的巴黎教授开介绍信，并给拉法格写了一封相当沉重的信，信的第一段写道： 如果您想继续维持您同我女儿的关系，您就应当放弃您的那一套“求爱”方式。您清楚地知道，并没有肯定许婚，一切都还没有确定。即使她同您正式订了婚，您也不应当忘记，这是费时间的事。过分亲密很不合适，因为一对恋人在长时期内将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这必然会有许多严峻的考验和苦恼。我惊讶地看到您的举止在只有一个星期的地质年代里，一天一天地起变化。在我看来，真正的爱情是表现在恋人对他的偶像采取含蓄、谦恭甚至羞涩的态度，而绝不是表现在随意流露热情和过早的亲昵。如果您借口说您有克里奧洛人的气质，那末我就有义务以我健全的理性置身于您的气质和我的女儿之间。如果说，您在同她接近时不能以适合于伦敦的习惯的方式表示爱情，那末您就必须保持一段距离来谈爱情。明白人，只要半句话就会懂的。[234] 马克思接着解释说：“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他对这一点不感到懊悔，只是如果可以再选择的话，他就不会结婚了。“既然我力所能及，我就要保护我的女儿不触上毁灭她母亲一生的暗礁。”[235]在信的结尾，他仍然坚持要求劳拉的未来的经济保证，因为“我的观察使我相信，按本性说您不是一个勤劳的人，尽管您也有一时的狂热的积极性和有善良的愿望”[236]。燕妮也相当怀疑这个法国医学学生，但在1866年劳拉21岁生日的时候宣布了订婚，所以拉法格一定减轻了他们的忧虑。燕妮·马克思变得有活力了，保尔的父母亲曾答应他4 000英镑结婚，她赞扬他的“美好性格、他的好心、慷慨以及他对劳拉的爱慕”[237]。特别幸运的是保尔和劳拉有着一致的宗教观点。她痛苦地回忆起她自己求得爱情的经历，写道：“这样劳拉将会避免一个有着自己想法的女孩子所遭受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和痛苦。因为今天找到一个有着相同观点而同时又有文化和社会地位的人是多么少见。”[238]家庭之间的友好关系由于马克思的三个女儿到波尔多旅行了三个星期而巩固了。 燕妮特别希望举行非宗教仪式的婚礼，尽可能地不声张，避免邻居的闲言。恩格斯友好地建议说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劳拉是新教徒，而保尔是天主教徒。[239]结婚的公布一直拖到最后可能的一刻，因为燕妮没有准备劳拉的嫁妆，马克思不想“把她像个叫化子那样打发出门”[240]。燕妮仍然在劳拉结婚四个月为她准备了大量的衣服。婚礼在1868年4月2日圣潘克拉斯登记处举行，接下来是在莫丹那别墅用午餐。在那里，恩格斯关于劳拉的开支说了很多笑话，以至她笑出了眼泪。[241]这对夫妻在巴黎度了蜜月，然后返回伦敦，保尔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医学学业。 在此期间，她的姐姐也开始独立了。小燕妮没有征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找了一份女家庭教师的工作，每周工作5个上午，教附近门罗博士家的孩子们。实际上马克思强烈反对，在严格的条件下才同意的。小燕妮享受自己的工作，尽管从雇主家得到报酬时实际上经历了困难——报酬付清经历了将近四年，直到门罗家“可怕地发现我是为邪恶的公社运动辩护的爱挑起事端的领导人的女儿”[242]。她也开始为法国报纸写关于爱尔兰的文章，像爱琳娜一样，热衷于自治事业。马克思向恩格斯坦陈：至少“让小燕妮干点什么事情散散心，特别是使她不再总是呆在四壁萧然的家中”[243]，他是高兴的。接下来他说：“我的妻子完全失去安娴和文静的性格已有好几年了——这种变化是环境造成的，然而它并不会因此而变得使人感到好受些——，她常常抱怨，发脾气，心情不好，这使孩子们苦恼得要命，然而任何孩子都不可能更乐观地忍受这一切。但是一切总归有个限度。”[244]境况由于恩格斯移居到伦敦和巴黎公社的光鲜的效果而得到了改善。 〔注释〕 （略）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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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认为，很少的著作能在较为艰苦的环境中写；而我能书写秘密的历史，它将揭示出无穷尽的忧伤、烦恼和不安。 ——燕妮·马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