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世界体系理论与资本主义过渡：历史和理论的视角 *

一 引论 二 中世纪的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三 现代世界体系 四 从历史角度看16、17世纪的世界经济 　　1．资本主义的起源 　　2．前资本主义时期世界体系论的边缘和半边缘说 　　3．17世纪是否存在资本主义世界分工 　　4．17世纪的封建世界危机 　　5．资本主义发展的突破

一 引论

所谓“世界体系”论，其目的旨在提供一个既能解释资本主义发展又能解释“欠发展的发展”的统一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的核心（即决定这两方面发展进程的机制）又是什么呢？当然是资本主义本身。但什么是资本主义？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世界体系理论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虽然模棱两可但也可以接受：资本主义是一种受交换和营利性生产所主导、并通过技术创新以实现资本积累的经济体系。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话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从事以市场为主导的生产，其目标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在这样一个经济体系中，只要再生产有利可图，生产就会不断地扩张，人们就会不断地创新生产方法以提高利润率。”¹福克（F.Folke）、海因里希（J.Heinrichs）和克莱（0.Kreye）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扩张和积累是资本运动的客观基础，只要资本家有意识地作为这一运动的代表，无限制地占有抽象财富就是其唯一动机。”因此，“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分析，必须从对资本扩张过程及其决定性因素的考察开始。”²

至此似乎没什么可质疑的，但随即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是：经济体系的决定性因素（它们能够通过“单元”经济组件显示出整个经济体系的趋势，即通过不同程度的持续技术创新使得市场和利润主导型生产能带来资本积累的趋势）何在？换句话说，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如下经济发展趋势（1）生产是为在市场上实现交换价值（抽象财富）的最大化（而不是为了直接确保全方位的再生产或生存需要，即只有那些超出生存需要的直接剩余才会被拿到市场上出售）；（2）资本积累的趋势，即将剩余（价值）再投资于扩大再生产（而非用于剥削阶级甚或直接生产者的消费需要）；（3）发展生产力、进行创新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趋势，也就是说，在“相对剩余价值”（它可以使生产资料和工资物品变得更加便宜）基础上进行积累，而不仅仅在“绝对剩余劳动”（通过降低生存需要、延长工作日、增强劳动强度来“压榨”直接生产者，从而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基础上进行积累。再换言之，什么是这一经济体系的决定性因素呢？作为这一经济体系组成部分的使用价值或“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必须而且确实被体系性地结合和重新整合为交换价值，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和更大规模的积累。

在我看来，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正是世界体系论理论家们的致命弱点。因为当他们（只是以间接的方式）触及这个问题时，他们给出的答案实质上都是想当然的或不证自明的。他们认为，由大范围的利润主导型生产所导致的资本积累经济体的出现，有赖于以贸易为基础的分工或世界经济的兴起。按照沃勒斯坦的说法，“……迄今为止只存在过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一种是世界帝国，在这些世界帝国中，存在—个控制大片地域的单一政治体系，不论其有效控制程度减弱到什么程度；而在另一类体系中，在其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空间不存在这样的单一政治体系”。³。沃勒斯坦指出，“帝国是五千年来世界舞台的恒久特征”，“欧洲世界经济体……是不同的，又是崭新的。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一种社会体系……它有异于帝国、城邦和民族国家，因为它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一个经济实体。……它是一个‘世界’体系……由于它大于任何从法律上定义的政治单位。它还是一个‘世界经济体’，因为这个体系各部分之间的基本联系是经济的。”⁴因此，对世界体系理论家们来说，当作为世界帝国之核心组成部分的官僚制度开始没落之时，世界经济便开始出现，而我们也就因此获得了经济的发展。在国际贸易所覆盖的不同地区，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新的体系，在这种新体系下，国际贸易将不同的地理区域“合并”在一起，以最合适的生产组织（有时被称为生产方式或“劳动控制系统”）⁵专门化地生产相应的产品。

自相矛盾的是，世界体系理论家们一贯拒绝把任何社会财产关系当作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生产（这种生产通过技术革新可以导致资本积累）的一个条件。相反，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言，“资本主义是一种以追求市场利润为目的的生产模式。”因此，在他看来，“资本家为获取最大利润而不断扩张经济活动领域，这一持续进行的基本过程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变化，即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和土地的资产阶级化”。使社会财产关系发生诸多变化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功能之一。福克等人也以类似的方式提出：“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决定性力量是资本的扩张和积累，而不是一种所谓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拓展和深化趋势。”因而，“资本扩张和积累的不同模式……是根据所面临的紧急状况、机会和困难，利用不同的生产模式，在特定条件和（或）源于自身的条件下，所进行的保留、终结、调整以及改变的结果。”⁶所以，资本扩张和积累的出现是一种统一的、实际上是单边的线性过程，即为满足资产阶级利润生产的需要，最大化地利用世界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一个自我发展的资本积累体系。

当然，这种扩张模式正是对几百年来（乃至更长历史时段）经济发展史的一种总括性描述。就此而言，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世界体系论无可置疑的吸引人的一面。但若从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视角来看，就会发现世界体系理论所做的概括性描述显然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是一个想当然的过程，而在我看来，正是这一过程本身需要加以详细解释。更何况，在以交换和获得市场利润为目的、同时旨在进行大规模资本积累的生产活动中，各种决定性条件的出现也并非是不证自明的。伴随着地区、生产种类和劳动力组织方式的专业化分工，一旦世界经济凌驾于世界帝国之上，上述这一过程就不会自动发生。因此沃勒斯坦（认为这一过程基本上能够决定其自身发展）的看法是缺乏依据的。而且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世界经济的存在虽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普遍性（沃勒斯坦注意到它采取的是分工的形式），但却并没有普遍形成具有现代经济特征的发展模式。简言之，沃勒斯坦的论点是基于一个错误的等式得出的，即“世界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或者也可以说，世界体系理论的问题就在于：它恰当地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以交换和营利为目的的生产（这种生产通过技术革新可以实现资本积累——这是一种资本自我扩张的系统），但它却不能正确理解使这一趋势普遍化所必需的条件。

从最普遍同时也是最抽象的角度来看，能带来资本积累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趋势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下必要条件：第一，生产组织者和直接生产者（有时是同一批人）与生产资料（即他们借以维持现有阶级地位和基本生存的手段）的直接“所有权”相分离；第二，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

这样的话，首先，只有当生产组织者和直接生产者与其再生产资料的直接所有权相分离，他们才会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售其劳动力以求生存或者维持业已建立的阶级地位。因为这是他们挣钱的唯一途径，而只有有了这些钱他们才能继而购买自身（即继续保持其剩余生产者或榨取者身份）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此外，为了能成功地进行再生产，他们也只能通过生产使交换价值（抽象财富）最大化，此外别无选择，因为这是他们得以在市场竞争中立足的唯一途径。的确，为了有效竞争，生产组织者必须削减成本以使利润最大化，但这不仅需要专门化，更需要利润积累（或利润再投入），并最终投资于技术革新。因为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不可能仅仅通过“压榨劳动力”、降低工资、提高劳动强度和延长劳动时间来削减成本了。一般说来：只有在生产组织者和直接生产者已经同再生产资料（或生存资料）直接拥有权相分离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假设，作为一种规则，他们不得不使交换和利润主导型生产最大化，并进而试图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资本积累。也只有满足这些条件之后，我们才能够普遍认为，他们必然会尝试着扮演资本主体代理人的角色，从而通过技术革新，用资本积累的方式来使以实现利润为目的的生产最大化。

其次，只有在直接生产者已经与生存资料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经济中，我们才能够认为生产组织者（资本家）不仅必须并且可以通过大范围资本积累的方式使利润最大化。也就是说，只有在直接生产者已经被降为法定的雇佣劳动者的情况下，劳动力和土地才必然会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⁷然后这又成为通过技术革新（这种技术革新发生在生产和分配的组织者已经与其再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经济环境之中）进行资本积累这一发展趋势实现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当这些“使用价值”或者“生产要素”作为商品出现，它们才能自由结合为“社会必要率”，从而使削减成本、获取最大利润，并最终通过投资新的更好的生产资料来实现利润积累成为可能。直接生产者与土地（生存资料）和工具（生产资料）相分离，尤其为生产资料集中、特别是固定资本的积累和合作劳动的出现打开了通途。这就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从否定意义来看：在一种所谓“封建宗法”关系的经济结构下，即便出现了贸易，我们也不能认为以交换和实现利润为目的的生产会出现一种系统性趋势，并会因此通过技术革新带来资本积累。换句话说，只要生产的组织者与直接生产者确实能够以非市场方式获得生产资料，就不会出现上述发展趋势。因为在这种非市场化的情况下，用马克思的话说，直接生产者保有“劳动的部分客观条件”，其结果是，剥削阶级的再生产所依赖的是一种超经济的强制性剩余剥削系统，是剥削者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关系。在这样的条件下，剥削者与直接生产者都没有必要为再生产而不得不在市场上进行买卖活动。因此他们可以免受经济竞争的威胁，也不必为利润而进行生产，不必进行资本积累或是技术革新。也正是因为经济的“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和土地）彼此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其对剥削阶级的超经济控制的依赖，使得那些希望通过生产获得利润、积累资本和革新技术的个体生产者会发现自己被这个社会财产关系体系所窒息。因此，即使面对贸易的增长，我们只需运用最基本的方法，就能搞清楚借助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或财产关系“合并”地方性生产系统的所谓“世界经济”机制了。也就是说，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分析世界经济的组成要素，它们包括：商业资本和“潜在的”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体系。

就商业资本而言，它正是“抽象财富”的最原始形式，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当然，商人总是希望实现利润最大化。一般说来，他们与再生产资料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当他们拟实现作为商人的自我再生产时，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利用其商业资本在市场上从事买卖活动以获取利润。然而，正如马克思早就阐明的，商业资本本身缺乏能够保证带来资本积累的系统化利润生产能力。因为商业资本与非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因素及生产过程之间的关系，使得它只能在特定的有限条件下才能确保交换价值的自我扩张。

因此，首先基于剩余榨取者和直接生产者都通过非市场方式获取再生产资料这一事实，就不能认为在市场上可以购买劳动力或是可以购买土地。其结果就是：商人无法使用他们的财富来购买土地和劳动力，因此也就不能直接进入生产环节。而且商人也不能使用他们所拥有的钱（或商品）及其买卖活动来确保潜在的前资本主义经济一定也会将其生产的产品投放于市场。商人可以把商品从地球的一个角落带到另一个角落，从一个地区带到另一个地区，但是这些商品不会自动出现在商品交换的市场上。因为剩余榨取者和直接生产者都已拥有实现自我再生产的必要经济条件。虽然新的商品的出现有可能会导致消费与交换的增加，但这样的结果却未必会真的实现。

其次，即使由商人带来的新货物的出现会在—定程度上产生剩余剥削，或者剥削阶级和直接生产者努力以交换为导向来进行生产，但这个过程却会受到直接剩余的严格限制。换句话说（除非有支持相左观点的理由），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剩余榨取者和直接生产者将会“首先”进行多样化的生产以确保他们基本的再生产需求。因为只有当这些需要得到保证，他们才能继而进行专门化的生产。且对于直接生产者来说，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性更大，因为他们实在有太多理由来直接确保自己的生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完全有能力这样做），而避免对市场的依赖，因为依赖市场会给他们的生存带来巨大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大量的劳动力和土地都用于为直接再生产而进行的封建宗法制式生产，而与商品生产之间保持着严格的分离状态。因而，这些生产因素也不会为生产专门化和资本积累的趋势所主导。在此情况下，我们的确可以拥有一个“劳动的世界分工”，一种世界经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不同区域各有专攻）。但归根结底，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仍然受到了限制。相应地，以生产专门化、资本积累和技术革新为主要特点的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系统的发展也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再次，即使剩余榨取者个人或是直接生产者个体希望为适应市场机遇尽可能地使生产专门化，并借技术革新来实现资本积累，但这样的努力也往往会存在内在的障碍。正是因为社会是在封建宗法式的社会财产关系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潜在的资本积累者要想使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结合在一起，以增加和提高市场生产的努力，就显得比较困难或不太可能了。因为其他的剩余榨取者和直接生产者与作为再生产直接基础的地和劳动力相分离，使得积累固定资本和合作生产的可能性变得更小了。而且，甚至任何一个特定的剩余榨取者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安排自己的直接生产者（正如封建制度和宗法式的奴隶制度），但要想借此来有效地提高生产却很困难。因为直接生产者无须为了生存而采用先进技术或是改进后的生产资料以进行有效作业，理由是：他们并不会因为低效的劳动而被“解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因此与雇佣劳动者相区分，即雇佣劳动者因缺乏生存资料，而不得不为求生存依赖于资本家的继续雇用）。相应地，任何一个剩余榨取者要想从他们身上得到高质量、高强度的劳动，就必须要面对管理和监督成本的提高这一现实问题。

最后，即使个体生产者会介入以商品交换、资本积累和技术革新为目的的生产，但他们这么做却是基于一个“一劳永逸”（“一次性”）的基础，因为他们的这一举措绝不是有意识的。要知道，剩余榨取者和直接生产者可以直接占有再生产资料，所以他们没有必要为了生存而展开竞争。这样一来，也就不会有直接的经济压力迫使他们必须通过生产专业化、资本积累或是技术革新来实现盈利，而不是通过增加消费的方式来获得商品交换利润回报。

的确，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在享用由非生产交换消费（如军事支出）所带来的利润回报时，很可能会出现来自社会制度方面的压力，但这种压力却正是来自社会生产关系本身。紧随其后的便是发展生产力所面临的普遍困难：因缺乏借提高生产效率而增加剩余所需的生产资料，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借助于强制性的转变（再分配）来实现这一目的的趋势，也因此积聚了发展强制性手段的资源。

基于上述原因，即使在由商业资本组成的“世界经济”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区域化专门生产，也不可能给这种“世界经济”带来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因该趋势意味着一个系统扩张过程，即生产借技术革新可获得利润和实现资本积累。而且，商业资本也是不能“自我扩张”的（尽管它需要如此）。这就给商业资本本身（在与由非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组成的“世界经济”的冲突中）带来几个重要的后果：正因为它不能确保资本积累规模的日益扩大，也不能保证资本投资的“平均利润率”（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得以建立的“商业资本”基础），所以那些必须与非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相联系的商人就只能买卖直接生产者有选择地投放到市场上的产品。此时的他们只能靠“贱买贵卖”来获取利润，也就是说，他们所能占有的只是同种商品在不同地方的价格差。当然，即使是这个过程也有其严格的限制。一般来说，竞争者加入市场会增加不同地域间商品的流动，因而会带来货物价格的一种均衡，进而消除了“让渡利润”的潜在可能性。结果，在直接生产者还没有与（借非市场手段对）再生产资料的占有权相分离的情况下，商业资本总会借助贸易垄断以求生存。这也就意味着商人们的存在需要与统治力量的紧密相连以及来自统治力量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主导力量必然是指非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归根结底，由于在非资本主义的“世界分工”里还没有进行借技术革新而实现的盈利和资本积累式生产，所以商业资本更倾向于融入这些经济体系之中，以使自身适应非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个初步的结论（在下文中，我们将对这两个结论进行进一步充实和补充）：第一，与世界体系理论家们所认为的相反，不能将基于贸易的分工等同于资本主义，因为它本身不能决定这种旨在获取利润并通过技术革新来积累资本的生产过程。后者的存在实际上要基于直接生产者与其通过非市场途径对生存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拥有权相分离这一前提条件而得以实现。而且，如果没有这种分离，就没有资本主义发展机制的出现。第二，不能认为世界体系（通过其自身的运行）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条件。因此，要想说明资本主义起源以及它在本是非资本主义地区的扩张，就必须得解释剩余榨取者和直接生产者与其再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历史过程，而这一过程又依赖（并紧密相关）于阶级关系转变、阶级形成和阶级冲突的过程。换言之，一旦我们认识到，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各种趋势本身依赖于特定的社会财产关系，那么澄清这一社会财产关系得以生成和拓展的过程就显然非常必要了，而且这一过程不能被仅仅理解为资本本身发挥作用的结果。例如，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中（那时资本主义尚未正式诞生），这一点就表现得十分清楚。但也正是通过这一历史过程，资本主义开始主导前资本主义体系（或者这种主导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被阻止了）。

然而，世界体系论者并不认可我所作出的上述两个结论。他们的研究方式的“漂亮之处”就在于它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发展（表现为强劲发展和欠发展）表面上的统一性和势不可当之势（从什么开始）。但如若发现资本主义发展和欠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那么世界体系理论的统一性就将不复存在，它也不再能解释其理论本身。我们认为（与世界体系论者相反），仅仅通过世界经济的运行及扩张是不足以自动形成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这一进程尚需其他结构性要素作为运作条件。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冲击以及它对曾是非资本主义区域的合并，可能会导致合并对象地区的前资本主义模式的加强，或是被其他非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取代，或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越发隔绝。因此，我们不仅要明白资本主义得以在其中诞生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运行机制，还必须具体说明前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面对业已存在着的资本主义不同阶段时（要么处于资本主义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影响之下，要么处于资本主义国家施加的直接力量的影响之下）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发展趋势。

二 中世纪的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大体说来，参照中世纪欧洲经济的一些突出特征，我们就可以将世界经济的局限性具体化（暂不考虑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明确出现这一因素）。因为这些局限性与世界体系论者定义的“世界经济”特征密切相关。在中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一个高度发展的、专门化的世界市场体系，其中，具有不同“劳动控制系统”或者生产模式的不同地区，分别负责为世界市场生产不同的产品。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世纪的欧洲经济无论如何也不是以大规模积累为其特征的资本主义机制。

中世纪经济十分类似于沃勒斯坦所说的“世界经济”，但沃勒斯坦却对此毫不理会，这不禁让任何一个明眼人都深感困惑。多曼尼克·塞勒（Domenico Sella）就曾指出，国际性的劳动分工使得中世纪欧洲经济出现了几次大的发展，即英国羊毛出口、法国的酒类出口、西西里岛和克里米亚岛的谷物出口、塞浦路斯的糖类和棉花出口、北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的布料出口等都出现了快速增长，“而且，这样的专门化生产并不是在一个通过强征和进贡机制进行产品再分配的‘帝国’体系内形成的，而是通过逾越政治障碍、在市场和利润导向型生产体系中实现的”。明眼人或许还会注意到，就连沃勒斯坦也不得不承认，在中世纪后期的欧洲，“至少存在两个小规模的世界经济，一个是建立在北部意大利城邦基础上的中等规模的经济体系，另一个是建立在佛兰德斯和北部德国城邦基础上的规模较小的经济体系”。但同时，沃勒斯坦却试图通过说明“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直接卷入这一经济体系”来反驳欧洲中世纪存在一个相对发达的世界经济体系这一发现。当然，沃勒斯坦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他从来都没有为世界体系得以发挥作用的（相对意义上或绝对意义上的）最小规模作出过具体规定。而且，正如沃勒斯坦自己也有可能会承认的，在16和17世纪“现代世界经济”所涵盖的区域也大都处于构建该体系的重要的贸易网络之外。同时，如塞勒所言，“人们可以北意大利、莱茵兰和佛兰德斯为核心（由十分强势的、野心勃勃的政府所控制），以英国、西西里岛和黑海地区为外围，并以法国和德国为半边缘，来重新书写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史。在这幅世界经济缩略图中还包含了劳动控制的诸多形式，如中世纪英国的奴隶，佛兰德斯和伦巴第的雇佣劳动者，以及意大利中部的隶农（Mezzadri）”⁸。为什么沃勒斯坦（或大多数世界体系论者）会认为我们这里（即中世纪欧洲）就没有世界经济呢？

正是隐约地认识到中世纪的世界体系确实看上去“符合”世界经济模式，沃勒斯坦陷入了无法解决的尴尬之境，而这继而也反映出其理论框架的基础性弱点。一方面，中世纪欧洲经济显然是一种世界经济，但它却并不以资本主义方式来运作。也就是说，它不受旨在获取利润、通过技术革新来积累资本的系统化生产所主导。因而，很有必要将中世纪经济与16、17世纪（至少在某些地区）随即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明确区分开来；另一方面，考虑到中世纪经济确实具有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这一事实，沃勒斯坦不得不去解释为什么中世纪经济不以它“应有的”方式去运作，为什么它的运作与紧随其后出现的现代世界经济存在着种种不同。但由于沃勒斯坦（以及其他世界体系论者）没有具体说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前提条件，他们也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一种“世界经济”以资本主义方式运行，而另一种“世界经济”却不然。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中世纪世界经济为何不以资本主义方式运行，而是表现出独特的发展机制（或“运行法则”，即中世纪经济是通过封建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财产关系来组建的——尤其是农业方面。因此，一方面，中世纪经济是通过我们所说的“封建宗法式”的社会财产关系建立起来的。即直接组织农业生产的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这使得他们总体上能够使生产朝着满足其家庭再生产的方向发展，而家庭也是他们维持自我生存的生产和消费单元。相应地，封建地主阶级依靠他们对农民（直接生产者）的超经济强制力，可以直接确保其自身的再生产，并用这种方式占有剩余以维持生存。因此，地主和农民都不会在直接的经济压力下为了生存去展开市场竞争，即不会通过生产专门化、资本积累和技术革新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从而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即使贵族和农民试图去扩大生产以充分利用贸易增长所带来的机会（他们大多会这么做），但他们怎样做、做到什么程度都有严格的限制，因为这实际上是受社会再生产关系所控制的。正是这些再生产关系给土地和劳动的积累设置了障碍，并因此给农业技术革新带来很多难题——甚至是那些看似拥有必要劳动力和土地所有权的地主也会被无情地置于重新白手起家的境地。总之，在这种以榨取农民的剩余为特征的经济关系中，地主们会竭尽全力提高利润，但却不是通过应用固定资本和先进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而是通过提高农民的劳动强度和（或）增加赋税（含额度和种类）。

这样一来，在那些可以对其属地（缺乏独立性的）农民进行直接的、超经济控制的地区（如13世纪早期的英国），封建地主贵族努力诉诸土地生产以增加用以交换的产品，这是很自然的事。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增加产出的方式就是提高农奴的劳动强度。可就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也就不再会对应用新技术和固定资本心怀指望了。对于那些拥有生存资料的农奴，则不得不被强迫从事劳动，而这些永久雇佣劳动力一向难以适应运用固定资本和先进技术所需的新生产方式，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如此一来，地主们对这些”零成本”劳动力的依赖就有了经济意义。只是这种劳动力很难与（为提供发展基础而进行的）新技术投资相结合。

当地主们试图（并成功地）通过增加对农民的征税来提高可用于市场销售的剩余产品总量时，这自然就会导致农民土地发展机会的削减（因投资减少所致）。在英国，这样的征税似乎在整个13世纪都在持续上涨（含税额和税利）。⁹

另一方面，即使农民们为了增加可用于市场交换的剩余产品，也想发展生产，但其潜在可能性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由于他们大多只拥有小块的土地、有限的投资资金，以及难以预测的收成，所以他们为降低生产风险.只能使其生产朝着确保自身直接生存需要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进行多样化的生产，以尽可能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自己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而只是把剩余产品拿去交换。因为以交换价值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即专门化生产），意味着生存会依赖于市场的起伏波动。考虑到农民有限的资源和天气的不确定因素，这真是个非常冒险的选择。这种为维持基本生存而进行生产的系统，自然给商业的专门化发展以及生产的最终转型带来了巨大的阻碍。例如，即便是在专门进行酒类生产的法国的一些地区，农民们也只是把不到三成的土地用于酒类生产，其余都用于维持基本生存的农作物生产。

最终，农民“拥有”大量土地，并将这些土地主要用于基本农作物的生产，这一事实自然会对那些城市的资本积累者、较富有的农民和地主造成很大的障碍——后者都希望囤积土地作为发展的基础。但农民除非万不得已，通常不会卖掉他们的土地（因为这是他们生存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13世纪法国的很多地方，农民的“拥有权”就等同于“所有权”分地（基于遗产继承而细分土地的结果）必然会超过土地集中（积累）成为主导发展趋势。¹⁰

最后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是，市场生产一旦增长，它的整个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都将倾向于服从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农民的消费需要（而不是资本积累的需要）。尤其是在几乎无力积累资本和革新技术的情况下（也无力提高生产力），地主们会发现，增加其财产（特别是已经不能开发新土地之际）的最好方式就是提高自己的政治军事能力。因此，剩余更多被用作军费开支（包括军饷和军备费用），而不是投入生产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业发展就只能为巩固一个旨在使分工扩张越来越”偏向”于非生产性领域（而不是资本积累）的整体系统而服务。奢侈品的大规模生产，尤其是高质量的纺织品和武器的生产，在佛兰德斯和北意大利的很多中世纪小城都有了大幅增长，而所需食物和原材料则来自周边封建农业经济的支持。但就贸易增长对于特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的促进作用来看，它并没有带来资本积累的持续运转，而只是加速了社会剩余的挥霍性支出。

由上文不难看出为什么中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兴起（以城市为中心）并不是在资本主义机制主导下实现的。对于中世纪欧洲经济体系来说，不必理会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生产增长（通过生产专门化、资本积累和技术革新的方式）给农业带来的贸易机会，即便理会，也很难实现。即便是在那些生产有所扩张的地方，这样的扩张也是通过增加劳动强度，而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而且增加的剩余会被主要用于消费，而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其所造成的长远结果，当然就是这一经济体系的自我孤立、土地耗竭和劳动力的最终耗尽——经历一个劳动生产率和封建收入的广泛危机（始于14世纪）。

有必要强调的是，封建生产危机虽然在14世纪或多或少影响了欧洲大部分国家，但却并没有使随后的欧洲（以简单或直接的方式）与晚期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彻底决裂。在几乎整个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以建立在生存资料持有权基础上的农民再生产和以各种超经济强制力获取剩余而进行的统治阶级再生产为特征的古老的经济体系，依然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于欧洲。在东欧，贵族们通过长期加强封建专制来提高榨取剩余的能力，如加强对农民运动的控制、增加劳役，并最终减少农民持有的土地总量。在西欧（如法国和德国西部），15世纪和16世纪后期，农民加强了对土地的控制权，并获得完全所有权。在这一背景下，统治阶级再生产所需的剩余榨取就有可能通过专制政权的扩张与创新来完成——为了满足贵族官员的利益而进行中央集权式征税。

的确.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在英国），人们会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出现主要基于如下两个原因：其一，贵族统治的垮台；其二，生产组织者和直接生产者（有时是同一类人）与再生产资料使用权相分离，以及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形式的中断。¹¹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源自封建生产危机的分散式发展，并不是回答了问题，而只是提出了问题。在近代社会早期，不同的阶级生产关系似乎都隐藏于经济发展和欠发展的分散形式之后。但在封建生产危机之后，如何来解释阶级关系演化的不同情况？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出的问题。

三 现代世界体系

综上所述，当世界体系理论家们着手将资本主义特征定义为以交换和营利为目的、借助于资本积累和发展生产力（技术革新）来开展的生产系统时，他们并没有澄清这一过程得以持续所必需的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他们错误地认为，一旦产生一种以贸易为基础的分工，这种分工就会将多极政治即世界经济连接起来，从而启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换句话说，他们把世界经济的存在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存在。

世界体系论者因而陷入了一个即便用他们自己的视角来看也都无法解释的尴尬境地当中：一方面，他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先于现代经济的世界经济不以持续进行的资本积累和技术革新为特征；另一方面，他们难以具体说明现代世界经济的具体特征。对他们来说，要解决这一难题就必须在如下两个方案中选择其一：要么否认在现代世界经济早期之前存在成熟的世界经济；要么忽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具体差异，尤其是生产力呈现的系统发展之势。第一种方案其实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正如沃勒斯坦所意识到的（尽管他敷衍了事地试图否认中世纪经济是一种世界经济）。所以他最终不得不为现代世界经济提供一种解释，而该解释其实并未令人满意地将现代世界经济与之前的中世纪世界经济区分开来，而且也没能解释现代世界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即生产力和劳动效率的不断发展与提高）。

沃勒斯坦未能将技术革新融入他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他的这种系统性缺陷似乎有点让人难以置信。这种系统性缺陷直接源自他的这一认识，即事实上，在现代世界经济之前就有大量的世界经济存在，但他无法将世界经济的诸多特征与具有独特机制的现代世界经济区别开来。正如沃勒斯坦所指出的：“我曾谈到世界经济体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发明，不仅如此，以前也存在过世界经济体，但它们总是转化成帝国，例如中国、波斯、罗马，现代世界经济体本来也可能发展到同一方向——的确，它也曾偶尔似乎显示出要如此发展的样子。但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技巧和现代科学技术（据我们所知，这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系），使这个世界经济体得以繁荣、增殖和扩展，而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政治结构。”¹²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结论。因为沃勒斯坦已经十分直截了当地断言（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世界经济都不包含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既然现代世界经济只是世界经济长河中的一部分，而前现代的世界经济又都没能持续地（借助于生产组织）在常规的基础上改变生产力，那么现代世界经济就很有可能会步之前经济的后尘，因为二者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并无多少本质上的区别——除了在面临”现代资本主义技术和现代科学技术”时会出现无法解释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进步与革新作为一种方法，在沃勒斯坦的理论体系中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沃勒斯坦试图用一种基于生产力质变（“大规模的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模式来替代基于分工的量的扩张的资本主义模式，但他却未将技术革新纳入其中，这就与他的上述想法之间产生了对立。根据沃勒斯坦的观点，世界帝国在近代早期的缺席，会使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成为可能。相应地，现代世界经济的出现又基于如下三个基本条件的满足：（1）世界体系在地域上的扩张（合并）；（2）世界经济中不同产品和不同地区劳动控制方式的多样化发展（即生产专门化）；（3）相对强大的政府机构的创立和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结构（以确保剩余价值从外围向核心的转移）。¹³

在沃勒斯坦看来，“在商业和工业世界经历巨大的地理和人口扩张的情况下，欧洲的某些地区能够积聚这种扩张带来的利益，如果在获得这种利益所必需的那些活动中，这些地区能实现专门化，它们所得到的就会更多。这样，它们在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时只需花较少的时间、人力、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不是东欧会变成西欧的‘面包篮’就是西欧会变成东欧的‘面包篮’。”沃勒斯坦强调，专门化的基本形式是区域化。一旦一个地区变为贸易网络的一部分，而贸易网络又组成了整个世界经济（分工），那么在沃勒斯坦看来，其生产单元或多或少就会呈现出一种资本主义机制。特别是，生产的每一个过程都采取最适合其产品的劳动控制形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什么各种不同的劳动组织方式——奴隶制、‘封建制’、雇佣劳动制和自我经营（self-employment）——都同时存在于世界经济体中？因为每种劳动控制方式对特定的生产类型都是最合适的。”沃勒斯坦因而得出结论：“它是核心区各国对熟练工所使用的劳动力控制形式，而强制性劳动则适用于控制边缘地区的非熟练工。”¹⁴

沃勒斯坦认为，一旦卷入世界经济之中，这些形式的任何一种都同样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他似乎认为合并（参与世界市场的生产）这个不争的事实决定了劳动力商品化的出现（尽管以隐藏的形式）。例如，他声称，“一旦构成封建制度的地主—农民关系被纳入一种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前者的自治性就会消失，而只能沦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雇佣劳动关系的一种形式，一种维持、扩张或缩小市场利润的形式。”¹⁵沃勒斯坦还认为“资本主义因而意昧着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但在农业资本主义时代，雇佣劳动只是在劳动力市场上招募雇工并给予其报酬的众多形式之一。此外，奴隶制、强制性的经济作物生产（我称之为‘次生封建主义’）、分成制和土地租赁等也是可供选择的模式。”相应地“奴隶制和所谓‘次生农奴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也不应被视为异常。同理，在16世纪的世界经济中，新西班牙庄园制度下的波兰或印第安农奴为贵族地主们工作，地主们则要为这种经济作物的生产‘付款’（无论这个同用得多么委婉）给他们。在这种关系中，劳动力就是一种商品……”¹⁶

最终，为了使理论完整，沃勒斯坦强调，这不仅仅是一个生产专门化的模式，更是一种不平等的专门化模式。在沃勒斯坦看来，地域间的不平等对世界体系的发展至关重要。它以边缘地区为代价，通过剩余转移，促进了核心地区的发展。因而，沃勒斯坦指出，“不同的作用导致不同的阶级结构，不同的阶级结构产生不同的政治”——特别是处于中心地带的强国和处于边缘地域的弱国。他进一步指出，一旦出现了国家机器实力之间的差异，就会出现不平等交换，这种不平等交换关系是由强国强加给弱国、由核心国强加给边缘国家的。¹⁷而且不平等交换并不是这个体系中偶然的或次要的方面，而是绝对本质性的方面。因为按照沃勒斯坦的说法，“所有的国家都要同时发展，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当然只能是其中的某些国家得到了发展，但其崛起却是以其他国家的倒退为代价的。”¹⁸

因此，如果我们把生产力发展和技术革新视为资本主义的核心方面，那么我们会发现，沃勒斯坦的理论离这样一种资本主义概念有多远。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是建立在其自身的内在动力机制基础之上的，其发展方式主要就是对既定社会及其技术设备进行重组和运用以促进剩余转移。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日益专门化的过程）被看作是一种零和博弈。因此，“是现代世界的社会成就（如果你愿意这样的话）发明了技术，消除了过于累赘（繁琐）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浪费’，从而增加了剩余的东西从低阶层向高阶层，从边缘到中心，从多数人向少数人的流量。”¹⁹

显然，经由（某种程度上）业已存在的资本家所主导的劳动控制系统所构建起来的区域性生产专门化是沃勒斯坦模式的核心概念。在我看来，沃勒斯坦模式的缺陷恰源于这一基础概念，因为沃勒斯坦倾向于把劳动控制系统理解为因市场盈利能力而变的技术设备。

如今，在现行资本主义体系下，只要我们谈到所谓的技术，那它一定理所当然指的是那种拟在一切产品生产中采用最有效的技术的取向。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体生产者为了获得市场竞争力，就不得不削减生产成本，此外别无选择。而他们之所以必须在市场上展开竞争，则恰是因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所致，即正是资产阶级和工人与其再生产资料的分离，使得他们不得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资产阶级而言）或为了生存（对工人而言）而在市场上从事买卖活动。因而，正是竞争性的生产体系本身反映了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主导地位，决定了“适者生存”的模式。在该模式中，只有最具成本效益的资本主义公司或者资本主义区域才能够长期生存。

但问题是，沃勒斯坦的劳动控制体系不能被合理地理解为资本家能决定是否予以采用的技术。我们也不能像他那样认为，一旦某种经济被纳入世界分工之中，它就会呈现出一种资本主义动力机制；且尤其不能像他那样认为权力也是一种商品。关键在于，劳动控制体系只是更广义的阶级关系体系的构成方面，正是通过这些具有复杂性和冲突性的社会关系结构，统治阶级才得以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榨取剩余。如果没有这些阶级财产关系，劳动控制体系就无任何意义；而阶级关系结构的兴起则几乎与抽象的生产或利润（为谁）需求没什么关系。的确，剩余榨取或阶级关系的具体结构，是任何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如果我们只记得沃勒斯坦的“劳动控制体系”即农奴制、自主经营制（即拥有土地的农民的自我经营）和奴隶制等，那这一点似乎就再清楚不过了。这些体系的兴起和存续，几乎不受“市场盈利”的影响。

另一方面，劳动力商品化作为资本主义诞生的真正标志，很难如沃勒斯坦所说的那样，只是对某地区卷入世界经济的一种反映或表达。相反，它意味着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代表的是雇佣者和直接生产者与他们的再生产资料直接使用权（拥有权）相分离。也正是这种分离决定了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在市场上（作为商品）成为交易对象，并以利润最大化的方式凝结在生产之中。与此相应，正是直接生产者与生产条件的紧密结合，以及这些统治阶级生产者对某种前资本主义经济控制或奴役方式的臣服，阻止了劳动力和土地作为商品而出现。鉴于这种结合关系的紧密程度，仅仅依靠让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经济融入世界市场这一做法，是不能让它们之间成功实现分离的，或者更宽泛地说，是很难赋予前资本主义体系一种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的。²⁰

从最抽象的层面来讲，这是因为，第一，任何一种阶级关系系统的历史演化或出现，都不能被片面地理解为只是统治阶级选择或强加的结果。相反，它总是代表着阶级斗争的结果，在这样的阶级斗争中，直接生产者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限制统治阶级使用剩余劳动力的形式和程度。

第二，鉴于前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普遍性，一个地区仅仅依靠与世界市场相联，是决然不能保证榨取剩余价值的阶级一定会努力实现市场交换价值最大化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中，榨取剩余价值的阶级会选择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再生产资料的直接（而非市场化的）使用权，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为了获取购买再生产资料的财富而参与市场买卖。

第三，鉴于前资本主义阶级关系或非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普遍性，即使是统治阶级想要通过市场生产来获得最大化的交换价值，他们也无法确保区域产量的最大化。因为没有理由认为，榨取剩余的阶级为使其剩余最大化而必须做的事情，一定会与为使产量最大化而必须做的事情之间是完全一致的。这在前资本主义（或者说非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中尤为常见，因为在这样的体系中，剥削直接生产者的阶级一般都会想方设法（在不同程度上）确保其生存资料的直接使用权。因而可以说，这些体系中的劳动者是与生存资料和生产资料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毋庸置疑，无论是在封建生产模式中，还是在奴隶制生产模式中，情况皆如此：在封建生产模式中，农民阶级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劳动工具；而在奴隶制生产模式中，奴隶本身直接是剥削阶级的财产，因此剥削阶级不得不“维持奴隶的生存以确保其价值”）。在这样的情况下，剥削阶级只能通过“超经济的强制”方式得到劳动力。而这样的劳动力也难以有效地与先进的生产资料相结合，而且剥削者为提高劳动质量或劳动强度还要付出高额管理成本。因为哪里的直接生产者可确保拥有其生存资料，哪里的剥削阶级也就等于被剥夺了“开火”的武器——该武器可能是促使高效工作的最佳手段。

第四，统治阶级很难借助于将剩余投资于生产资料改良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逐渐趋向于用一些强制性手段、通过转移来自直接生产者和统治阶级中的其他成员的财富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了。这于是也就意味着，剩余的分配是建立在强制性手段基础之上的，它也因此被用于非生产性投资和消费，而不是资本积累。

最后，鉴于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的存在，通过竞争性的市场生产这一常规过程，一般是无法让那些更有效率的生产者作为替代者而出现的。因为大量的劳动力和土地作为使用价值已被牢牢固定在封建宗法制的统治之下，以至于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生产者无法将竞争中的弱者（生产者）赶出场。

总之，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从最低限度上讲）必须被理解为一个过渡问题，一个从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转变的问题——正是这一社会过程决定了劳动力的商品化。²¹

四 从历史角度看16、17世纪的世界经济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即出现于16、17世纪的世界分工），与沃勒斯坦所说的现代世界经济密切相关。我们认为：（1）不能把这一时期的世界分工的源起仅仅解释为（如沃勒斯坦所说的）一种应对“14和15世纪总危机”的高级生产体系；（2）无论是沃勒斯坦所说的边缘区域（以波兰为代表）还是半边缘区域（以法国为代表），它们在近代早期都没有呈现出一种资本主义发展机制；（3）只要边缘和半边缘区域有助于构建一种世界经济，这种经济的主体都将保持封建性质或前资本主义的性质；（4）正因为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经济”大多属前资本主义性质，这就使它陷入了一个困境，即常被看作是封建主义在17世纪的生产危机（而不是资本主义）；（5）在那些资本主义得到突破性发展的地方（尤其在英国），也无法用世界分工以及英国与这一分工体系关系的视角来对其发展原因进行解释，而是必须参考英国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型。

1．资本主义的起源

若撇开中世纪晚期的生产危机和收入危机，我们就无法合理解释沃勒斯坦所说的“劳动控制体系”（正如沃勒斯坦所指出的，它在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形式）的源起。这场危机波及整个欧洲。虽如此，沃勒斯坦似乎还是认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解决这个危机的必要方法。他似乎也认为，世界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历史作用就可用来解释它本身的存在。正如他所说的，“欧洲土地扩张因此在理论上是解决封建主义危机的一个关键前提。否则的话，欧洲无疑会陷入持续的政治混乱和矛盾之中。”²²

因此，根据沃勒斯坦的看法，在封建生产危机之后。“西欧……需要的是食物（更多的卡路里和分配到更好的食物价值）和燃料。”于是相应的贸易关系得以建立，从而为低地国家带去了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和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小麦。此外，地中海沿岸地区也开始生产糖，糖业生产由此逐渐遍及整个大西洋沿岸。沃勒斯坦断定：“如果说食物的需要支配了欧洲的地理扩张，食物的好处到头来都比预期的大得多。”²³

毋庸置疑，这种对历史现象进行功能性解释的做法是极其危险的。一方面，维持一个体系存在所需的东西，不是这些东西一定就会出现的纯粹原因；另一方面，任何需求通常都不会只以一种方式得到满足，而是存在好几种可能的方法。因此，我们不得不解释为什么是这么一种结果而不是另外一种。一般说来，任何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中，都必然包含着一种因果联系，单纯的功能性解释显然是不够的。

然而不幸的是，沃勒斯坦对现代世界经济起源所做的解释，已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首先，向外扩张很难成为欧洲经济摆脱封建生产危机的唯一方法。为满足现有人口生存需求就需要增加食物供应，而此时的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就是：减少人口以使它与当前的食物供应量持平，这也正是实际上被采用的方法。14世纪后期与15世纪发生的干旱和瘟疫，使欧洲人口锐减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自然灾害于是推动了上述“目的”的实现，即过高的人口一土地配给率开始下降（基于实际的财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与人口减少紧密伴随的是人均产量的提高和收入的增加。的确，15世纪后半叶常被视为大部分人的“黄金时代”。

其次，我们很难看出发生在这个时期的世界贸易网络中最引人注目的地理扩张所体现的是欧洲人口对食物的需求。沃勒斯坦认为欧洲的大规模扩张是由葡萄牙发起，西班牙紧随其后。葡萄牙和西班牙借助于地理扩张发展了与远东的贸易，尤其是与非洲和美洲的贸易。但正如沃勒斯坦本人所指出的，来自东方的商品尤其是香料和丝绸似乎与欧洲的食物需求没有什么关系。糖类生产最终在美洲得到很大发展，这是事实。但也没有证据表明，糖类生产扩张的出现是为了及时地应对发生在中世纪后期的欧洲生产危机，或者说，近代早期的世界糖类生产在满足欧洲人口的食物需求方面所扮演的不只是一个边缘化的角色。

最后，近代早期确实见证了“世界谷物市场”在规模与范围上的一次大扩张，但在这个过程中，欧洲自身所产生的问题，要远远多于它为沃勒斯坦的理论所解决的问题。沃勒斯坦曾经认为，一次规模式的扩张对世界经济的存在是必要的；他也曾断言，真正使世界经济体系得以运行和持续发展的，是针对区域产品采用最合适的劳动力控制方式的专门化生产。可事实却是，近代早期的世界市场中，基本谷类生产的增加，是以不同区域劳动控制体系的多样性为基础的。大量的谷物由东欧农奴制农业体系、法国北部的小农所有者（petty-peasant owners）、南欧（如西西里岛）的大农场主、法国中部和南部的各种形式的小佃农（分成种植者）以及由英国的资本主义农场主，送往世界市场的各个角落。鉴于如此众多的不同的劳动控制系统都致力于同一种产品（如谷物）的生产，我们还能不能说它们都是应资产阶级盈利之需求而产生的呢？如果是，哪种方式收益最大？谁的收益？我们能不能说农民手工经营者（peasant owner-operators）的生产就是所有资本家的选择？

在这里，我们并非要为沃勒斯坦关于中世纪后期欧洲经济的演化，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提供另外一种替代性的解释。我同意他所说的封建生产危机和收入危机确实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起点，但我要强调的是：面临危机，欧洲不同地区出现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如果我们仅仅根据它们与世界市场的关系（即根据它们对世界市场上的不同产品的生产适宜性和收益性）来对它们进行解释是不充分的。在我看来，不同地区的差异化发展最终必须被理解为阶级更替、阶级冲突的产物——在阶级更替和冲突中，竞争性的农业阶级企图维持和改善他们的状况：先是人口下降和世界贸易量减少（14世纪到15世纪）；之后又要面临人口增加和世界贸易扩张（16世纪到17世纪）。不同地区间的差异发展作为结果（或阶级冲突的产物），不是随意产生的，而是与特定阶级（及其在欧洲不同地区的相对优势的）具体的历史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如他们的内部团结程度、他们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组织，以及他们的全部政治资源等。从这个立场出发，我认为，农民与非农业阶级（潜在的城市阶级联盟）的关系，以及中世纪国家的发展形式都是非常重要的和需要考虑的因素。²⁴

2．前资本主义时期世界体系论的边缘和半边缘说

就沃勒斯坦关于近代早期世界经济起源问题所做的解释，我们还口以从如下事实出发来对它提出质疑，这就是：边缘地区的波兰贵族和半边缘地区的法国农民，都不能用任何类似于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发展出口。

在波兰，从短期来看，产品产量并不能成功地反映物价水平；即使从长期来看，产量也只能微弱地反映物价水平。整个16世纪的物价持续上涨，而国家的粮食总产量只在16世纪中期之后才有小幅增长，因此可以说，在整个16世纪产量实际上没有任何增长。以此来看，物价的攀升是极为快速的。在这一时期，波兰的出口增长要远高于产量的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并没有与粮食的价格增长同步。但要使出口的增长成为可能，只能通过大幅度降低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增加封建统治阶级的税收收入（尤其通过强制性劳役），同时削减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数吉。这种方式，从长远来看，必定会损失惨重。因为农民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的最基本因素，如果剩余的增加是以损害农民利益为代价的，那就必然会导致生产效率的急速下滑。²⁵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整个这一时期，农奴土地上的生产效率要远高于贵族地主所拥有的土地的生产效率。的确，只要土地拥有量达到一定程度，农民们在每亩土地上的买卖收益会比贵族们的还要多。²⁶在这种情况下，沃勒斯坦的“强制性经济作物”劳动控制体系就不能被看作最适合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正如沃勒斯坦所主张的）了，尤其不能被视为最适宜于核心区域的工业发展。此外，正是农场主对再生产资料拥有直接使用权这一事实，意味着他们不会被更具效率的生产者通过市场机制的方式所替代。事实上，在整个这一时期，正如文献所记载的，贵族们通过直接运用其权力，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来扩张土地。正是这种强制性经济作物体系的封建和非资本主义特征决定了受控地区经济的低生产率和欠发展，也阻止了东欧经济更好地为西欧经济服务，可它本身却得以存在，尽管它的收益率和生产率都很低。²⁷

也可在以农民为基础的法国北部农业关系中得出相似的结论。16世纪初，这个地区像东欧一样，为低地国家的工业区供应了大量的粮食和酒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在不断增长，拥有自己的土地、且将直接生存资料的生产视为首选的农民开始降低商业作物（如酒类作物）的生产，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粮食作物的出口也越来越少。到了16世纪后半叶，法国北部地区的很多地方已经完全停止为世界市场供应粮食和酒类。这样一来，尽管这一地区最初与世界市场有一定的关系，但它所固有的非资本主义特征却开始变得逐渐明朗。世界市场未能为农民们提供就业岗位，而作为整个中世纪阶段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农民们已经成功地控制了自己的土地财富。因此他们为市场所进行的生产并不是受利益驱使，而是为追求额外的收入。所以当他们削减市场生产时，他们的生产效率虽然会随之降低，但他们却不会直接被更有效率的生产者所取代。²⁸

3．17世纪是否存在资本主义世界分工

的确，从边缘和半边缘地区输往核心地区的粮食出口增加了，但这不能被理所当然地看作是核心区域正在发展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所造成的结果。根据格拉曼（K.Glamann）的观点，即便是在波兰发展的顶峰阶段，其出口也仅仅能够满足约75万欧洲人口的需要。波罗的海地区的大部分粮食出口也都是输送到核心区域阿姆斯特丹的，但这些粮食大多都被用于供养主营奢侈纺织品的制造业工人。这些被用来交换粮食的奢侈纺织品进而又供应给东欧和其他地方的农场主。可见，工业产品在整个生产力发展体系中扮演着很小的角色，通常并不能反哺经济发展。实际上可将其视为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制生产的一种反映以及对封建需求的回应。

此外，阿姆斯特丹所进口的75%以上的粮食都会被再次出口到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就是边缘地带²⁹的南欧，以交换酒类、香料和其他殖民地产品。换句话说，世界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将各个边缘地区联系起来，而不是将中心与边缘地区连接起来。沃勒斯坦所描述的近代早期欧洲经济（很大程度上立足于制造业中的奢侈品及其他生活非必需品与食品之间的相互交换）的规模可能因此而扩大，但却看不出它与之前的中世纪世界经济有什么不同。

4．17世纪的封建世界危机

鉴于17世纪欧洲经济主体很快就陷入了与14世纪欧洲封建经济相同的生产危机这一事实，可以肯定，17世纪欧洲的世界经济显然是非资本主义性质的。

不管是东欧的农业还是大多数的西欧农业，都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说都不能阻止劳动生产效率降低的趋势。这是以农民为基础的生产一直占主导地位所造成的结果，与其相关的是以封建宗法制为基础的统治阶级（这些统治阶级主要在奢侈品和军用品方面进行投资）通过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来榨取剩余的生产体系。正因为在大多数的欧洲农业中不存在资本主义，也没有大范围的资本积累，所以危机才不可避免。相反，由于以农民为基础的生产不能增加（或者实际上降低了）统治阶级的消费需求，尤其不能增加其军事的消费需求，也就是说，生产力越脆弱，他们所承担的压力也就会越多，结果就造成了中世纪后期发生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严重生产危机。

因此，沃勒斯坦认为17世纪的普遍危机是一场资本主义的危机，特别是一种”过度生产的危机”³⁰这似乎不靠谱。与沃勒斯坦的这一看法相反，我认为，从总体上来看这是一场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特别是因供不应求而导致的绝对不足的危机。首先也最为明显的是，这场危机的表现不是像沃勒斯坦所认为的低物价，而是高物价——特别体现了越来越深重、越来越广泛的生存危机，在这场生存危机中，需求大幅飘升而供给却严重缩水。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上半叶接连发生的生产危机，源于统治阶级的征税和战乱，它们给本来就脆弱的生产力基础带来了无法承受的压力。1660年之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生产危机之后），人口增长趋势的暂时’中止似乎使物价水平趋于短暂稳定——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这样的。³¹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则起源于生产的增长，反映的是资本的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在这样的危机中，人们之所以挨饿不是因为生产体系无法生产足够的必需品，而是因为大量的生产资料遭闲置。而17世纪的欧洲危机却不属于这样的情况。因为至少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者IS存在着由生产力停滞所带来的生产发展的瓶颈问题，而这又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密切相关。

5．资本主义发展的突破

最后，沃勒斯坦的模式也无法用来解释近代早期资本主义有着显著发展的地区即英国。根据沃勒斯坦的推理，核心地区（包括英国）依靠其在某些非食品领域的专门化生产能力，借助于和东欧边缘地区的谷物贸易来发展自己。但英国的发展却并非主要依靠与波兰的谷物贸易收益。实际上，英国的案例更倾向于支持这样一种（相对于沃勒斯坦模式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想法，即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的生产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更适宜于基本粮食生产。因为整个这一时期英国得以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其基本粮食作物生产能力的持续上升。³²

毫无疑问，英国发展的最初刺激因素源于它同本质上还是封建式的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继中世纪伟大的出口中心佛兰德斯和意大利北部之后，后来居上的英国的布料业已可以满足近代早期欧洲的大部分高质布料需求，其布料出口在1450年到1550年之间翻了3倍。与此相应，越来越多的工业生产者（以及普遍的人口日益增多）对农产品的扩大需求无疑也成为英国农业生产者增加产量的诱因（表现为农产品价格的上升）。

虽然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在整个近代早期的欧洲都非常普遍，但总的来说，农产品价格的攀升所面临的却是农产品供应商的疲软反应。可是在英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英国农民对此有与众不同的反应：他们通过专门化生产、投资和革新技术等在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都从未有过的方式来提高生产效能。我认为，从长远来看，英国之所以能够在农业中成功实现这一转变，是与其背后作为主导因素的阶级关系的转变分不开的。因为资本主义阶级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在农业生产中），为英国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当然，囿于本文篇幅，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详细解释英国农业资产阶级结构的出现。因为，在我看来，要详细澄清这一事实，就必须溯掘于早在中世纪就已埋下伏笔的英国阶级形成和阶级冲突的复杂过程。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发生在英国的这种过渡在欧洲是绝无仅有的：它一方面意味着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性控制体系的终结（农奴制和专制主义的终结）；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农业生产者与其生存资料的分离。

从封建苛税重压下解放出来的、原本弱小的英国农民（现在是租地农场主）也因此切断了与再生产资料的关系。尤其是在越来越多的纺织工业部门和越来越多的人口不断增长的需求的刺激下，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尽量去削减成本，使交换利润最大化，从而维护其地位（也为了给土地拥有者支付租金）。而地主的利益则自然来自为承租人提供最好的技术装备以获得最高的租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为最有效的生产创造条件，如组建更大的农场和进行更大范围的圈地等。从长期来看，其造成的结果就是逐渐在农村的直接生产者中造成社会阶层分化：大部分由承租人组成的农业资产阶级开始出现；农民阶级本身的分化显现（根据他们所控制的土地和产量的比例）；没有土地的农民劳动者阶级数量的增多。

这种新的结构对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而沃勒斯坦在解释资本主义发展时却未对此进行基本的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们实际上是根据与土壤、地块大小等相联系的产品技术要求，被迫进行最适于自己的专门化生产的。在近代早期，我们还会发现一系列新技术的广泛应用逐渐发展成一次农业革命。在英国的确出现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区域分工。不仅是每个地区都开始用最适宜的技术生产最合适的农作物，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自身已发生转型的分工作为一种新技术逐渐被采用，它改变了不同地区对于不同产品的相对“适宜性”。于是在这个时代特有的一次大转型中，几个世纪以来曾一直是英国粮仓的那些被严重污染且排水不畅的土地被移交给畜牧业（尤其在内陆地区）。因为它们已不再适于种植新的、可保留土壤肥力的农作物（如萝卡），而且它们的开垦难庭也太大。此后，谷类的生产主要在西南部能够快速排水的轻质土壤（砂土）上进行，因为在这里更容易进行新的轮作，且开垦难度较小。

立足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英国经济得以降低粮食生产成本，且也使劳动力得以离开土地进入工业领域，从而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国内市场。实际上，正是基于国内市场的发展，英国经济才能得以摆脱横行于欧洲大部分地区的“17世纪危机”。17世纪末，40%—50%的英国劳动力活跃在非农业工作岗位上。然而与此同时，英国也已成为世界农作物出口的第一大国。1660年到1760年期间，英国的农业和工业得到了同步发展。制造业也不只在数量上得到很大增长，而且整个工业都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些都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做好了准备。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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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a Polo17iae Historica，XVIII（1968），pp.1l7—1l8； Maczak，“Export of Grain，”pp.77，95—96； Topolski，“Le Commerce des denrees agricoles，“ p.431； Topolski，“Regresion eConomique，” p.42.

Les grains du Cambresis（Fin duXlV e.debut duXVII e siecles）.Vie et declin d’une structure econmique（Lille，1974），pp.692—693，697—698；G.Bois，La Crise du Feodalisme（Paris，1977），pp.337—340.沃勒斯坦认为.最终（至17世纪末）法国北部出现了土地积聚和大范围持有的现象，尤其是农业生产率也得到了提高。他断言，这反映了法国北部处于世界经济核心区域（1.Wallerstein，The Modem World SystemII.Mercantilisma17d the Consolidatio17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llomy，1600 —1750，New York，1980，pp.89—90）.事实上.17世纪末的法国北部的确出现了土地大规模持有现象，但这种发展无关乎沃勒斯坦想要表达的观点。因为首先，不能将这种土地大规模合并现象视为世界市场影响的结果。如上所述，该地区对世界市场的刺激所做出的第一反应，是在农民所有制条件下的某种非商业化举措（即农民日益转向基本生存资料的生产——特别在由遗产分割引起的土地进一步细分的影响下）。这继而又构成了较大的社会财产单元的内聚力。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对所继承的租地的再划分以及快速增长的税赋，使得很多难以维持生计的农民开始负债，并被强迫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最终，尽管存在土地的大规模集中现象，但农业还是没有获得进步，而是继续停滞不前。这反映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仍然占据空前的主导地位—一特别是在土地大规模积聚的地区（以及整个法国），农业生产者也一直存在。参见：Brenner，“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pp.74—75，footnote 111； J.Jacquart，La Crise rurale en lle-de-France（Paris，1974），p.720； J.Jacquart，“Immobilisme et catasuophes，” inHisloire rurale de la France，4 vols.，ed.G.Duby and A.Wallon，II，L’Age CLasseque des paysannes1340—1789（Paris，1975），pp.224—225，237—239。

European Trade1500—1700（London，1971），pp.39—45.

New Left Review，no.110（July-August 1978），pp.69—70 and pas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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